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

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 鞅

　　（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庄镇）人，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商鞅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富裕强大的国家，史称“商鞅变法”。

早年生活：商鞅青年时代就喜欢管仲、李悝的刑名之法，认为只有靠严格的法令和严明的纪律才能使一个国家井然有序、充满朝气。但是，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和卫国当权者的思想格格不入。因此，他只能郁闷而孤独地继续发奋学习，以期将来能有用武之地。后来，他在魏国丞相公叔座的手下当侍从官。公叔痤病重时向魏惠王推荐商鞅，说：“商鞅年轻有才，可以担任国相治理国家”，又对魏惠王说：“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投奔别国。”魏惠王认为公叔痤已经病入膏肓，语无伦次，能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一个无名小子公孙鞅吗？于是皆不采纳，公叔痤转而让公孙鞅赶紧离开魏国，商鞅明白魏惠王不采纳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会采纳杀他之言，所以并没有立即离开魏国。

投奔秦国。丞相公叔座死后，公孙鞅听说秦国国君秦孝公励精图治，想要向东扩张、恢复秦穆公的霸业，而且秦孝公正下令在全秦国境内求贤，这一消息触动了他心中那一展宏图的神经，于是，跃跃欲试，想到秦国去大展鸿图。卫鞅于是入秦找到了秦孝公的宠臣景监。经景监的引荐见了秦孝公。卫鞅的第一次面君考试以失败告终，他的高论让秦孝公昏昏欲睡，根本无法听进去只言片语。秦孝公为此还斥责引见人景监，“你介绍来的人是个说话不着边际的人，这种人怎么能用呢？”卫鞅当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请求景监帮忙五天后再次进见，正是由于景监是秦孝公宠臣的特殊身份，卫鞅终于有了再次面见秦孝公的机会，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帝道、王道、霸道的进言中，秦孝公的思想开始松动。

　　论战群臣：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国国内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于是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这是以历史进化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孝公见商鞅在言辞上压倒了群臣，而且他所说的都在理，便高兴地说：“你说得太好了！”马上封商鞅为左庶长，然后又指派他制订变法的方案。

南门立木。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金。”（刚冶炼出来的青铜是金黄色的—古称吉金，故十金应该是十斤青铜，不可能是黄金十斤。）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赏十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

　　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金。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斤黄澄澄的新青铜。这件事立即传了开去，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成语“南门立木”和“徙木立信”就是从这里来的。）

颁布垦草令：变法之争结束后，秦孝公命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作为全面变法的序幕。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现代解释错误，应该解释为鼓励商）、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第一次变法：《垦草令》在秦国成功实施后，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什伍连坐法、明令军法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建立二十等爵制、严惩私斗、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改法为律制定秦律、推行小家庭制等改革方略。         第二次变法：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临渭河，顺渭河而下可直入黄河，终南山与渭河之间可直通函谷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秦孝公于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征调士卒，按照鲁国、卫国的国都规模修筑冀阙宫廷，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同时命商鞅在秦国国内进行第二次变法。其主要内容有：开阡陌封疆，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推行县制、初为赋、统一度量衡、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禁游宦之民、执行分户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等改革方略。

暗流涌动：商鞅在秦国做了十年的宰相，宗亲皇室贵族们对他多有怨恨，因为他制定的新等级制度让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有人因此劝告他，希望他为自己寻找退路。这时，有个叫赵良的名士见到商鞅，作了长篇的劝说，希望他不要贪图慕名，应急流勇退，方可稍得安全。赵良还特别指出商鞅所面临的危急局面，不仅来自皇亲国戚们的怨恨，而且也来自己功高震主所造成的臣君难容的危难性。但商鞅过分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觉得自己制定的法令严明如山，谅那些贵族也做不了什么。可是他就是因为这种致命的自负，继续对贵族和保守派推行高压政策，让他们团结在一起，等待时机报复商鞅。

太子犯法。据《史记》载：孝公24年死，太子继立，是为惠王，时19岁，惠王3年，王乃冠(古礼22岁行冠礼，方成丁)。以此推之，孝公的太子，即后来的惠王，是孝公六年才出生的！《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太子犯法在变法十年（秦孝公十三年）之前，也就是说，太子在公开场合攻击新法，犯法时不过是一个七岁左右的孩子，这么一个小孩子，如何懂得新法的好与坏，肯定是老师教唆的，于是童言无忌，犯法了，要治罪了！不惩罚老师，还能惩罚别人吗？实际上，太子犯法事件，是保守派向商鞅示威的借口，他们想知道商鞅要如何处理太子的案子。商鞅明白其中的利害，于是向秦孝公进言说：“我制定的新法能不能顺利实行，关键在于上面的人能不能遵从。现在太子也犯法了，如果不加惩处，以后大王富国强兵的愿望就很难实现。可是太子是您的亲生儿子，也是秦国未来的帝王，是不能加以重责的，所以，我们最好用权宜之计。”秦孝公见商鞅如此说，便听从了他的建议。因为太子的身份特殊，不能对他进行在脸上刺字或者当众杖责的惩罚，最后，太子太师公孙贾因教导太子无方被刺面，让他替太子受刑，后来太子太傅公子虔犯法被处以劓刑—割掉鼻子。公子虔是谁？他姓嬴，名虔，是秦孝公大哥，秦惠王的伯父，商鞅真够狠！

满朝大臣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觉得以太子的身份都受到如此的惩罚，便人人自危，再也不敢多生事端。商鞅处治太子的师傅，虽然打击了保守派的气焰，但保守派的实力仍然存在，没有被连根拔起。这次事件也让保守派和商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新法实施的第五年，秦国就大大富强起来了，就连周天子都派人给秦孝公送来了祭祀用的肉食，表示承认他是天下的霸主，各国的诸侯也都来向秦国朝拜称贺。秦国称霸的第二年，卫鞅再次向秦孝公建议先伐魏，然后再东下控制诸侯国，进而成就帝王之业。得到秦孝公认可的卫鞅开始了伐魏的旅程。卫鞅以会盟为名，骗取了魏国带兵将领公子卬的信任，在会盟的酒席上，卫鞅抓获了公子卬并进攻魏军（在这点上，后来的楚霸王项羽可惜没有向商鞅学习。）失去了带兵统帅，群龙无首的魏军自然一触即溃。魏国不得不割地求和，还将国都迁到了大梁。此时的魏惠王如梦初醒，后悔当年没有听从丞相公叔痤的话而杀了卫鞅，才导致了今天魏国将要覆国的局面。立下大功的卫鞅自然也受到了秦孝公更加的赏识，破魏凯旋的卫鞅被秦孝公封赏了於、商的十五邑之地，还给他封号为商君，商鞅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

兵败战亡：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秦惠王。由于商鞅在变法中执法严苛，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诬告商鞅谋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鞅，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可见新法深入民间））商鞅逃到魏国去，但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不得已而归秦，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华县），秦惠王派兵攻打，商鞅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同时下令诛灭商鞅全家。商鞅死后，举朝文武官员无人怜悯，百姓甚至争食其肉，实在可悲！但由于他的变法对秦国发展有利，故商鞅死了，变法在秦国历代依然施行，不像有的变法（如王安石的变法），人走而法废。

居功自傲。从入秦受到秦孝公的召见和信任，其后商鞅在秦国为相变法十年，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在这十年中，是商鞅意气风发、春风得意的十年，是他纵横辟阖立下莫大功业的十年。这十年，商鞅的人生事业达到了巅峰，权力达到了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极致，秦孝公对他的信任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也正是在这十年中，商鞅也为自己埋下了车裂而死的种子和祸根。虽然，商鞅之死有保守派在作祟的原因，但是，商鞅之死还有其它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一，过分招摇，使商鞅成为攻讦的理由。商鞅做了丞相后，每次出门，总要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力士保镖跟随，手执干戈的兵士前呼后拥，保护措施少了一点都不肯出门，而相比之下曾经帮助秦穆公强秦的百里奚为相六七年中，为秦国也立下了大功：他三置郑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百里奚身为秦国的宰相，可以说为秦国立下了不世功勋，但他走路不坐车子，夏天不打伞，出入京城，从没有车马跟随，也没有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这样的德行让秦国人牢牢记住了，而商鞅的过分张扬，也就无怪乎人们去攻讦他了；其二，严刑峻法得罪了太多的人，失势之后就会出现了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商鞅变法之时，不但对一般人员严刑峻法，而且对将来要即位的太子也头上动土，太子犯法不敢处罚，但他对太子的太师进行处罚，还在太子的太师脸上刺字，以羞辱太子；太子的太傅公子虔后来犯法，他还割了他的鼻子。商鞅只知道刑罚而不知道赏赐，只知道讨秦孝公的欢心，大修咸阳的宫殿楼阙，却不知道体恤百姓。其三，刚愎自用，听不得不同意见。商鞅在变法之初，对上访人员的反对意见自然难以接受，但他仗着秦孝公的支持，强力推行新法可以理解，但是，当变法得以实施，百姓接受了新法，那些曾经反对新法的上访户转而说新法好的时候，他却说这些都是扰乱国家次序的刁民，把这些人强行迁到了边境和偏僻的地方。赵良曾经为他献计献策，规劝他要谦卑有礼，要注意言行，要实施德政取得人心，否则秦孝公一死，百姓和秦国中要出来收拾你的人实在太多了，但这些逆耳忠言，商鞅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依然我行我素。

悲剧深源：商鞅被害，是由秦惠王下令进行的，看来与秦孝公完全无关，但仔细分析起来，事实并非传说的那么简单。从秦惠王上台后的形势变化看，秦惠王上台时尚未行冠礼，从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也并无过人的才干，而商鞅此时担任大良造已10年，长期掌握军政大权，显赫一时。然而秦惠王一上台，便轻而易举地除掉了他。显然，如果没有秦孝公的预先安排，秦惠王顺利得手是难以令人相信的。《战国策》中记载秦孝公病重时，曾提出把君位让给商鞅，而商鞅没有接受，这实际上反映了孝公在安排自己后事时对商鞅的试探。秦孝公一死，商鞅便丧失军政权力，束手待擒的事实也明白告诉人们，孝公对其后事是作了精心安排与准备的。从秦孝公生前行为来看，一方面表现了对商鞅变法与执政的支持，表现了对商鞅的信任，但另一方面又始终把商鞅摆在变法与执法的第一线，使其处于矛盾冲突的中心地位，变法中守旧势力的仇恨与敌意都集中到商鞅一人身上，特别是商鞅为变法而同太子一派结下的仇怨，成为商鞅未来的致命威胁，然而却看不到孝公为缓和商鞅与太子之间矛盾而做过什么努力，也看不到他为保障商鞅未来安全而采取过什么措施。显然，秦孝公为自己继承人的前途考虑，由继承者自己去除去商鞅却是有益无害的事，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在变法中受打击的贵族出一口气，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提高惠文王的声望；另一方面，变法的完成已使商鞅失去了原来的价值，且德高望重的老臣是年少的秦惠王难以驾驭的，功高震主这一点是秦孝公不愿意看到的。

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毛泽东：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商鞅之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负面评价：

司马迁：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司马迁，对法家思想的商鞅全是负面的看法。）

商鞅执法严酷，曾在渭河边一日处决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变红，号哭之声惊天动地。对那些对新法说三道四的人，他将他们全部迁到了边境和偏僻的地区。汉昭帝时的贤良文学也认为商鞅的严酷刑法最后也是造成秦王朝快速灭亡的重要原因。

后世纪念：

商鞅广场，商洛市（因出土有带有“商”字的瓦当，确认系公元前340年秦封给商鞅的封邑）最大的广场——商鞅广场，坐落于广场中心的大型主题性城市雕塑“商鞅”也成为该市的标志性雕塑。广场中心的商鞅雕塑高9米，“商鞅”左手持简，身佩宝剑，刚毅果决，庄严威峻，雕塑背后是一堵总长33.8米的浮雕文化墙，主要讲述商鞅变法前后的历史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