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繁简之争之我见

汉字繁简之争之我见

（卢茜，新传，00818030）

摘要：本文针对两会中政协委员潘庆林“用10年时间废除简体字”的提案，从历史、现实的角度，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及观点，由正反两方面论述“废简”建议是否存在可行性和必要性。内容涉及汉字发展沿革的历史、两岸文字应用现状与前景、繁简体的定义与各自优势、汉字承载的中国文化和现代化社会对于文字形态的要求。文章在肯定繁体字文化价值的前提下，主张维持并发展第一代简化字，扩大汉字的国际影响，并在两岸文字交流中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前进。

关键词：汉字；繁体字；简体字；两岸交流；传统文化；书法

两会上潘庆林委员提出了“废除简体字”的建议，理由为：一、简化汉字违背了汉字的艺术性和科学性；二、繁体字虽繁琐难学难写，但电脑输入和简体字一样便捷；三、恢复用繁体字利于两岸统一。由此引来汉字繁简体应用之争。

汉字形态演变简史与应用现状

汉字形态演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缓慢过程，虽然仿佛由政府在一夕之间规范颁行，但其中成功的案例往往以强有力的政权与规范后汉字在政令通行前已经拥有的社会基础为前提。汉字从商朝甲骨文进化到金文，是伴随着书写工具的革新；从金文到小篆，有着秦国一统天下、为便利内部交流与强化行政管理而发出“书同文”的迫切要求的背景，紧接着又将象形字笔画化（1），颁行当时在社会上已较为流行的隶书为标准字体，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郭沫若先生曾在《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正的发展》中写道：“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可见隶书相较于小篆的简化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笔画平直化不仅提高了书写效率，而且“为同样性质但更为深刻的改变——文字构型的规格化创造了条件”“官狱多事”而“苟趋省易”，从而改圆转笔画为方折笔画，古来如此。（2）楷书约成形发展于三国两晋时期，早期楷书带有明显的隶书笔画特点。楷书相较于于隶书，书写更方便，横平竖直，笔画匀称。 新文化运动中曾有激进派号召彻底“革”掉汉字的“命”，改用拼音文字。在至少三千年来都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国贸然推行拼音文字，没有历史先例，没有社会基础，也不符合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思维习惯，并几乎必然造成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流失。于是那时便有仁人志士采取折中的办法，开始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鲁迅曾号召“将文字交给大众”。1935年民国政府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只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国内外战事不断，国民政府力不从心，导致简化汉字方案破产。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和《汉字简化方案》（后归《简化字总表》），正式推行现今意义上的简化字。这一次颁布的简化字有的在民间早有流传。而文革后期颁行过“第二代简化字”，却因缺乏社会基础，中途在历史舞台上谢幕。在大陆，第一代简化字沿用至今。香港、澳门和台湾通行繁体字。

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有：

1、 汉字形态的变化，首先表现的特点是去象形化（除金文，金文由于书写材料的特殊性而比甲骨文更象形），而去象形化伴随的直接目的是简化。汉字从甲骨文至今的发展历史，几乎就

是汉字简化的历史。虽然汉字沿革历史上为了明确意义个别字体有繁化的现象（如将“辟” 繁化为“僻”、“避”、“譬”；“蛇”本作“它”；“然”词义虚化后，加“火”为“燃”以表本意，等），但是这不能驳翻汉字发展总体上简约化、笔画化的事实。社会发展要求信息通达，知识分子阶层的扩大与文化知识的传播相辅相成，以上都决定了繁难的旧体将逐渐被人弃用的命运。

推而广之，并非仅中国如此。在古埃及帝国，为了实现政治专制统治而竭力促成文化垄断，其手段之一就是倚赖复杂的文字。复杂的文字不利于文化知识向社会下层渗透传播，从而成为了早期专制政权维护自身地位的工具。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呼唤简化字；而政治组织的庞大化，也要求便捷文字应用于行政。“埃及和巴比伦帝国宗教制度的文字垄断，由于新文字的出现而被摧毁。简化的新文字为亚述和波斯帝国的传播和政治组织，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3）

由此可见，文字简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社会前进的标志，并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这一点已不用怀疑。

2、 政府力量不是改变汉字形体的充分条件。汉字在使用过程中，笔画形态和繁简有着日积月累的

缓慢变化，并一次一次地由顺应历史潮流的政府规范之，进而推动了社会发展。莫说在中国大陆上凭空创造的拼音文字是无法通过政府力量强加于社会的，即使是像第二代简化字这样与原先字体相似的字形，也应为缺乏社会基础而难以长久流传。文字发展沿革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其生命力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实验失败的字形必然暴露了其不可包容的缺陷，而在历史长河中能为大多数人接受并可自我完善的字体，才是合理的。“最便而最易行者，莫如采用俗体字。”（4）“不求复古，但求利今。”（5）比起复杂的论述与价值评断，一次推行的实践更能说明问题。而第一代简化字至少算是通过了这一种实践的考验，至少可以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它可为标准。

3、 字体改革源自社会对于字体改革的呼声，如百姓创造俗体字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政府一方

面需要方便使用的文字体系以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又承担起整合异体、俗体、正体，以达统一、形成规范的责任。所以历来文字的改革的基本上都起源于实用与世俗发展的需要，这其中虽然间或也有意无意地兼顾文化意义上保留传统的需求，但是为了复兴民族文化而恢复一种旧体，先不论其正确与否，至少这是没有先例的。目前恢复繁体字的呼声，也并非来自社会上的广大群众，而多是上层知识分子。

繁简体定义和各自优势

繁简体汉字并没有清晰、确切的所指。繁简体汉字长期并存于中国历史中，其繁和简都是相对而言的（6），如相较于小篆，隶书就是简体，但对现在来说，隶书就过于繁杂了。另外，如今通行的简体字，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得以规范认证，但有些早在一千年前的宋朝就已诞生。“根据《宋元以来俗字谱》，宋元明清12种民间刻本中所用的简体字多达6240个，合为繁体字共1604个，平均每个繁体字有3--9个不同的简化字。”（百度百科）“自南北朝以来，就出现了笔画较少的俗体字。现存的元代刻本《水浒传》中，就已经出现了"刘"的简化字‘刘’。”。虽然有些具体字形可能不尽相同，但至少再次说明了字体的简化绝非一人之功、一政府之力，也绝非朝夕可就。政府所做的往往是规范整理、略作修改后给予“俗体字”以正式的地位。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滴水石穿非一日之功”，现在大陆通行的简化字正是如此。

从潘庆林委员的第一点理由“简化汉字违背了汉字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可以看出，繁体字的优点主要在于“艺术性”与“科学性”。繁体字的艺术性体现在它作为“方块字”的形态规整之美上，也体现在其相较于简体字而象形意味更浓的“书画同源”之美上。在这方面，简体字确实比较逊

色。尤当软笔挥毫时，繁复笔画可娟秀玲珑，可汪洋恣肆，缺笔连笔是大可以艺术为名而登大雅之堂的。传说唐代书法家张旭因亲眼目睹公孙大娘舞剑之姿而书艺大进。书法形态亦常常需与所写的诗词意境相合，才谓之尽善尽美。书法之美从来只可意会，而雅俗共赏。但不得不承认，当毛笔愈趋艺术化、日常书写工具为硬笔所替之后，汉字虽然框架未变，艺术神韵已打折扣。蔡邑在书法理论著作《九势》说过：“惟软笔而奇怪生焉。”艺术与工具的分化，也许古人就意识到了。书法艺术早已自立门户，挣脱于世俗交际工具之外，发扬着汉字巧夺天工的神奇美感。周总理在1958年1月10日的报告里说：“书法是一种艺术，当然可以不受汉字简化的限制„„因此汉字简化不会对我国书法艺术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当欢迎书法家按照简化汉字书写，以提高简字的艺术水平。”与繁体字一脉相承的简化字艺术水平可达如何的造诣，我不敢揣度，但至少简化字依然是方块字，而且汉字的艺术性可借书法艺术保留，这是毋庸置疑的。（7）。“科学性”指的是繁体字更多地保留了“六书”的精髓，使人看到汉字的部件就能联想其意义，甚至猜测读音，力图体现形、音、义，三维合一。复杂的笔画虽然难于书写，却有较高辨识度；各部件的组合也往往存在存在逻辑关系。

然而孙剑艺先生对此持相反意见：“要说早期的汉字„有字理‟是可以的。但是汉字发展到今天，它所记录的汉语发展到今天，社会发展到今天，汉字的„六书字理‟早已消失殆尽了，或者说早已不起多大作用了。……实际上，汉字本身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逐渐淡化自己„字理‟的历史。”这一观点部分否定了繁体字的“科学性”，不过“消失殆尽”的说法有待商榷。黄德宽在《对汉字规范化问题的几点看法》中恰写到：“汉字系统自身的发展很多情况下却是通过对这种理据性的突破来实现的。”（8）可见即使繁体字的构造都存在理据性，也不能以此来牵绊汉字发展变化的脚步。

简化字首要的优点是书写方便。简约的笔画便于学习和记忆，有利于文化知识的传播、全民平均文化素质的提高。同时第一代简化字并没有第二代过于抽象的缺点，它在省略笔画的同时也保留了辨识度，甚至大量保留、拓展了“形声”的构字方式。另外，简化字无论书写和打印，都大大节省了油墨。

由此可见繁体字存在的意义侧重于保留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而简化字更符合现代化节约型社会高速发展的需求。这意味着，繁体字虽然不适合作为社会流通的主旋律，但它必将、也应当长期存在。

通行繁体的困难

潘庆林委员的第二点理由说道“繁体字虽繁琐难学难写，但电脑输入和简体字一样便捷”，这体现了繁体字应用的第一个困难：难学难写。新中国在颁布第一代简化字的时候，全国人民的平均文化水平很低，简化的字体对于“扫盲”做出了很大贡献。而简化字原先在社会低层就存在的影响，也使得其推行起来阻力较小。然而在中国大陆的今天，全民平均文化水平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计算机也日益普及，在发达地区键盘输入确有代替手写文字的强大势头，但这样就备齐了推行繁体字的社会条件吗？

难。

50年的教育已经让这一代人完全接受、熟悉、习惯了简化字。若在学龄阶段的少年儿童间开始教授繁体字，那试问现在能够熟练运用繁体字的语文老师有多少？能辅助教学繁体字的家长又有多少？学习繁体字的资源是不是要大量生产？这成本能获得与之相称的收益吗？

另外，废除简化字，意味着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上档案的翻录、教材的改写，满街的标语，满电脑存储的文件，满网络涂鸦的文字、散播的讯息，都要重置。繁简切换器固然方便，但电脑软件只让人能够在电脑覆盖范围内“使用”繁体字，而不能让人真正学会繁体字的书写——我们怎么能

让国家通行的文字只能通过软件转化得来而自己拿起笔却不知如何下手？第二，我国虽然人均计算机拥有量已大有提高（该数据波动较快，难以统计，据网络资源，我国平均约十人拥有一台PC），但是纵观全局，落后地区依然遍布神州，十年之内能让贫困山区的学龄儿童都拿上笔就不错了，遑论计算机的普及！更何况，就算人手一台电脑，纸笔书写也不可能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微观上的小麻烦相加，等于宏观上的大问题。所以推行繁体字还是简体字，已经不仅是一个要怀旧还是要效率、要文化还是要经济的问题。在大陆已经普及简化字五十年后的今天，恢复繁体字更是一个巨大到不可估量的投入、与抽象到不可确信的的产出的问题。

“语文的脱节必然产生垄断，垄断和文字的复杂性相关。”（9）这是一个追求信息公平的时代，而不是文化垄断的时代。与此同时，繁体字笔画多、结构复杂，有时候需要加大点阵规格以使字形清晰，这样宏观上又造成了计算机存储空间的巨大浪费。

联合国已经不再使用简繁两种中文文本，而是只使用简体;新加坡仿照中国大陆推行了简化字。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已经使简体汉字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一夕反悔要恢复旧体，就像扔掉键盘要抱起龟壳刻甲骨文，丢弃圆珠笔而打算研磨复兴毛笔字。在节约资源、提高社会效率上也是一大退步。我们真的有必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去恢复一种五十年前弃用的旧体吗？

其实简化字还有一个优点在于它本身与繁体字的天然联系，这使熟悉简体字的人看到繁体字不至于如看到外文一样不知所云。繁体字作为一种文化艺术的存在从来没有在大陆真正地销声匿迹过，反而一直散发光热。繁简字体本来就是一脉相承、血肉相连的。繁体字固有其艺术美感，我们可以将它作为艺术珍视，但以一种社会信息传递的工具的标准看来，繁体字确实不如简化字便利高效。

汉字与中国文化

有人认为繁体字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基因，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其实一般说来越古老的文字，越能体现字形起源，越表示汉字的本义，也就越明显地暗示了其中根源性的文化。比如甲骨文中的“妾”字，上悬刀具，不就很好地体现了妾身份地位的卑微，更进一步体现了男尊女卑、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背景么？繁体字对于文化基因的保留可能不及小篆，简化字不如繁体字也情有可原。况且现如今通行的汉字还是有很多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思想，这种体现通常并非只根据字形，而是由字义、字音的关联体现，或者三者的结合。光看字形，如今天的“剑”字，与繁体字是不同的，但是它同样体现着中国式哲学——“剑者，敛其刃者。服者，又欲敛而不用”（王安石，《字说》）这句话用简体看一样能被人理解。更综合一些，可见赵世民的《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大羊味美”为“美”，“美是人性正面敞开时获得的舒服愉悦感受”；“痛则通，不通则不痛”；“归水似箭”为“演”„„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决不是靠字形一维保留至今的。而一般人使用汉字，也往往不会去深究其背后的文化含义，无论是面对繁体字还是简体字。而若是专业学术研究，并没有繁简字体的限制。

对此段略作总结就是：

1、 中国文化基因以多维形式保留在汉字中，并不只关乎形体。

2、 汉字原初的意义，所谓的繁体字也早就失去了很多，而简体字也并非完全没有传承。

3、 以现实意义来说，汉字中是否保留着需要深究的文化基因，并不为世俗使用者（也就是汉字使

用的主体群体）重视。

4、 发扬中国文化有多种途径，在通行的汉字形体上斤斤计较是缺乏历史观和钻牛角尖的表现。

两岸交流

关于为了方便两岸交流而推行繁体字，这一点也很值得推敲。

首先是双方如何让步：迫令台湾推行大陆的简体字显然是不现实的，但让大陆的十三亿人去迁就台湾两千三百万，这是否涉及公平问题？

台湾文字应用的现状遗留着历史问题，也可能关乎微妙的政治心理。台湾虽说通用繁体汉字，但并无强制规定，且其中也不乏简化案例，如弃“臺”采“台”，弃“瞭”采“了”，弃“祇”采“只”等。随着两岸交流日益频繁，也因为自身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台湾，使用简化字已渐成风潮，无论官方民间，都不同程度地有接受、应用简化字的趋势（10），通常是“识繁也识简”，或者“印繁写简”。 台湾推行简化字也存在历史先例。蒋介石退守台湾后，提出汉字笔画太多，不利教育，应予以简化。然而简化措施伊始就遭到了部分台湾知识分子的反对，于是汉字简化政策再次破产（11）。虽然汉字简化在国民政府策划下屡屡告败，但应明白，部分知识分子的反对并不一定不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也未必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历来保守的蒋介石也确实意识到过改革文字的重要性。其实，台湾民间也存在着一些简化的“俗体字”，虽然这些字可能是受日本文字影响，与大陆简化字相异，但这体现了台湾民间对便于书写的简化字的呼唤。不仅如此，自上个世纪70年代台湾“标准字体”颁布以来，两岸字形部件的标准已然“同大于异”。（12）

所以两岸交流的问题恐怕并非在于一方简化或者一方繁化，而是在于应当在大陆简体字与台湾“非正体字”之间能达成一定共识，加强合作，而不是各自简化、各成规范得愈演愈烈。 综述

繁简二体各有优势：繁体字更具艺术美感、传统文化含量高；简化字易学易写，便于文化传播和社会资源的节约。笔者认为，文字根本性质还当是语言工具，艺术性是锦上添花，但不能舍本逐末。既是工具，就最好不要用其便捷性迁就其艺术性。因为我们大可在书法领域上尽可能地保留、发扬汉字的艺术性；但在社会运转中，合理地简化繁难字体，才能适应历史脚步快速前进的需求。 大陆恢复繁体字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浪费资源且有碍效率。与此同时，台湾若试图正式简化字体，其成本要小得多，而且有大陆作为借鉴，可趋利避害，取长补短。促进两岸交流，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迁就，而是朝着有利于彼此的共同方向前进。大陆的简化字不成熟、不合理之处，可吸收台湾文字制度的优点；个别汉字繁华、异化，在充分考虑社会成本的前提下并无不可。 汉字不是政治，而是约定俗成，是文化心理，是社会工具。政府的规范行为必不可少，那是在为了提高社会交流、信息传递效率的前提下。使用汉字，还是应有些灵活性，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如在表示庄重的时候采用繁体书法，间或发行繁体字版本的古籍，日常学习、书写则大量使用简体，对外交流一律使用简体等（13）。繁体字不必束之高阁，社会发展的需求也不允许它继续大行其道，正所谓“变则通，不变则亡”。不可过繁，难学而难用；不可过简，难识又难看。就像书法艺术中亦讲究有繁有简、疏密得当，合适的字形本当繁简相宜，这样才符合中国人中庸平和的价值取向，才与中国人奉行中庸之道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相契。

参考文献：

（1）吴伯陶，《从出土秦简帛书看秦汉早期隶书》：

“小篆还保存了象形字的遗意，画其成物随体诘屈；隶书就更进了一步，用笔

画符号破坏了象形字的结腹，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 “小篆和隶书实际上是两个系统，标志着汉字发展的两大阶段。小篆是象形体古文字的结束，隶书是改象形为笔画化的新文字的开始。”„„“我们判断某种字体是否隶书，就要首先看它是否出现有破坏篆书结构失掉象形原意之处。”

（2） 陶霞波、刘志基《汉字艺术》大象出版社p23

（3）、（9）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第四章《口头传统与希腊文明》p55

（4）陆费逵，1909年《教育杂志》创刊号，《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

（5）颜师古，《字样》。

（6）百度百科—“汉字简化”条目：

简化字是繁体字的对称。同一汉字，简体比繁体笔画为少。简化字旧称破体、小

写、简体字、简易字、简字、手头字、俗体字、俗字。简化汉字，在古代是汉字形体的自然演变，到近代是字形的有意识的改革。

汉字的简体 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汉字就有了简体。发展到小篆时期，很多字

体简化了。到了隶书和楷书时期，简化的字体更多。在汉魏六朝的碑刻中，在唐代的写经里，都有不少简体字。宋代以后，简体字由碑刻和手写转到雕版印刷的书籍上，从而扩大了流行的范围，数量也大大增加。到了近代，太平天国在其文书以至玉玺上都使用简体字。

（7）陶霞波、刘志基《汉字艺术》大象出版社，P55

“从中不难发现，由于毛笔的介入，才为汉字书写的视觉造型艺术辟出了一片无比宽

广的天地，只有在这方天地内，书法才获得了从依附于语言交际的写字活动中解脱出来，升华为一门独立艺术的充分可能。”

（8） 黄德宽，《汉字理论丛稿》，商务印书馆，p295~298

“首先，应该保持现行汉字系统的基本稳定。对已经定下的同音替代字和简化字不能

轻易改动或退回到繁体。有些学者认为‘一简方案’的某些同音替代字和简化字违背了汉字的构造规律，应该恢复到原来繁体的状态。就个别字而言从字理和微观的角度看也许不无道理，但是从汉字历史发展看汉字构型的理据性从来都是相对的，所谓理据性只是就汉字体系的总体情况来说的，汉字系统自身的发展很多情况下却是通过对这种理据性的突破来实现的。”

（10）人民网强国论坛：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view=2&id=85602740

（11）汪幸福，《世界新闻报》：

大约在1952年秋的一次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蒋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他说：“我

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我的意见，与在大陆时期一样，先提出一个简化方案，再提交到会上来讨论。”为取得大众的支持，蒋介石指示“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先在报刊上写些文章造舆论。同时，台湾当局的“教育部”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立即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简化汉字的方案。 就在蒋介石又一次推动简化汉字时，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学者胡秋原突然站出来极

力反对。他认为，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几千年，书写时并没有什么不便，完全没有必要简化，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

胡秋原的主张得到台湾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部分人的支持。于是，他一面利用“立法院”这个讲台，猛烈抨击提倡汉字简化的罗家伦等人，一面写文章向台湾民众阐述为什么不能简化汉字。此后一个时期，胡秋原联络一帮人在党内党外利用一切机会，反对简化汉字。 蒋介石见社会上不断有人反对文字改革，感到此事阻力太大，恐怕一时难以施行，便不再提简化汉字的事了。

”

（12） 厉兵主编，《汉字字形研究》p218~228，许长安《台湾“标准字体”评介》：

“拿这160个部件的标准写法与大陆的自字形标准进行比较，相同和基本相同的有100个，差异的有60个，占总数的37.5%。也就是说，台湾和大陆的字形标准，同大于异。”

（13） 胡双宝，《汉语 汉字 汉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p51~57：

“„„但有些场合不仅要写繁体字，还要用繁体字印刷„„这些典籍的存在，不只在于表明中国文化悠久，而且要供人研究阅读，以弘扬历史文化，为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服务。即使是批判它的糟粕，也需要先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