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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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

摘要：历史上，沙皇俄国曾经侵略中国西藏。苏联建立之后，宣布放弃沙皇俄国的侵略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之后，苏联曾经在平息西藏叛乱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新刊布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有助于今天重新审视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

一、历史背景

苏联建立于1922年，起初是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基础上，由数个加盟共和国结合而成的世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前身沙皇俄国是一个军事封建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近代以来从中国攫取了1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沙皇俄国加紧了向中亚地区的侵略扩张，其领土野心囊括了包括中国新疆、西藏在内的大片区，并且企图“直叩印度的大门”[1]，这就与当时统治着英属印度殖民地的英帝国主义发生了利益冲突，引发了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大争夺。

历史上，俄国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普遍信奉藏传教黄教，可以前往西藏拉萨三大寺入寺为僧、考学位甚至出任僧职。沙皇俄国利用其统治下的布里亚特蒙古人打入西藏，影响达赖喇嘛，促使其与沙皇保持联系，排斥英帝。达赖喇嘛堕其术中，亲俄而拒英。这成为1903-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的借口。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之后，沙皇俄国鼓动外蒙古脱离中国。历史事实表明，沙皇对于近代中国实行的是一种罪恶的侵略政策。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痛斥沙皇俄国侵略中国的盗行径。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发布《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帝俄政府在中国东北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1920年9月27日，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除了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中的主要内容外，还建议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缔结友好条约。虽然上述宣言后来并未真正兑现，但是列宁领导的苏联对于既是东方大国、又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国的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给予了此前任何其他列强所从未给予中国的切实的尊重。

中华民国时期，苏联官方与西藏地方当局有过断断续续的联系。1927年和1928年，苏联的蒙古人两次访问拉萨。他们带去了苏联政府给西藏地方当局的信件。

到拉萨后，他们拍摄照片、搜集情报、给各寺院布施、给自己选定的达官贵人捐钱。达赖喇嘛接见了这两个代表团，给予礼遇。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西藏地方当局与苏联的联系似乎中断了。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藏上层僧俗贵族当中逐渐形成了一股亲英美的分裂势力。

他们视社会主义的苏联如洪水猛兽，拒绝与之联系。1947年摄政大札制造热振事件，捕杀热振活佛，其接口之一就是怀疑热振“倾向共产党、与苏联勾结，并领导色拉、哲蚌和甘丹等寺僧人中的一帮共产党特务”。[2]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实际上也无暇顾及遥远的西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日趋膨胀。1945年，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国背着中国达成谅解，要求中国政府同意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独立。苏联还觊觎中国东北和新疆。但是对于西藏，由于相隔遥远，苏联并未过多插手。若干新近刊布的史料和历史事件当事人的回忆录，反映了苏联在新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中曾经起过的一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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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大林支持中国和平解放西藏

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当时的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之一。在冷战的国际局势下，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实际上的领导者，给予了新中国各方面的支持，以打破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毛泽东则公开宣布中国实“行一边倒”即一心一意依靠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路线。在西藏问题上，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西藏独立”活动，在西藏问题上给了新中国政府以外交上和舆论上的支持，对中国人民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有过帮助。

苏联始终坚持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新中国建国之初，苏联即主张中国建立一个有别于自己的联邦制国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用民族区域自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1949年1-2月间，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按照斯大林的指示秘密前来中国。2月1日至3日三天，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进行了多次交谈。据当时担任俄语翻译的师哲同志回忆，毛泽东主席告诉米高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比起汉族来，都属于少数民族。人们习惯地把汉族人称中国人，但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我们提倡各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毛主席还告诉米高扬“，目前，（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比较麻烦的有两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3]显然，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早在1949年初对于如何解决西藏问题就已经有了充分的考虑。

米高扬在1949年2月4日发回莫斯科的电报中，汇报了自己向毛泽东转达的斯大林对于中共民族政策的建议“：我已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过分大度，如让少数民族独立并从而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领土。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毛泽东很赞赏这项建议，……”[4]

众所周知，1947年我国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已经建立，此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自党的二大以来以联邦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纲领，不再提此前提出的民族自决，而是考虑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5]因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非完全出自苏共的建议，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斯大林的类似主张，表明苏共中央对于苏中两国国情的不同已经有所认识。而这同后来苏联对于我和平解放西藏的支持也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1949年夏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在7月4日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提出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西藏问题只能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解决”。当时中共领导人考虑，西藏的和平解放将是最后解决的问题，要迟至1950年以后。1949年7月25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转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指出“：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被我们占领”。[6]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在全中国统治的覆灭已经仅仅是时间问题。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势力提出了“西藏独立”的诉求，并且采取种种措施谋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

国际范围内冷战的进行和中国政局的迅速变化，使美国政府中出现了改变其对西藏传统政策的呼声。1949年1月8日，美驻印度大使韩德森（Ambassador L.Henderson ）致电国务院，要求改变以前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的立场，积极考虑支持西藏独立，以适应美国在东南亚遏制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他建议，如果共产党成功地接管了中国，美国就应当准备把西藏作为独立国家对待。[7]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之后，美国采取了“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7月，在考虑其驻外使馆人员意见的基础上，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露丝·培根建议政府，当西藏的局势尚不明朗时，将其西藏政策调整为暂“时避免提及它（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尽可能地保持美国西藏政策的灵活性”。[8]美国的西藏政策处于犹豫观望、准备调整的状态。这是其“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在对西藏政策上的反映，也是与这样一种对华政策相一致的。

1949年7月8日，西藏当局制造了“驱汉事件”，将南京政府驻藏办事处全体人员及眷属由印度强行递解出境。美国合众国际社在报道此事件时不无煽惑地说：西“藏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美国人洛厄尔？托玛斯父子（LowellThomas Lowell Thomas，Jr.）随之“以无线电评论员”的名义前往拉萨活动，鼓动西藏当局以武力抵“御共产党的侵略”。返回美国后，托马斯父子一面要求美国政府支持西藏当局与中国共产党对抗，一面“把一个独立的西藏的观念，带给长期以来一直被告知西藏是中国遥远的一部分……的美国公众”。[9]为美国政府改变对西藏的政策制造舆论。

这样，“西藏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对于当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具有了某种影响。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斗争的胜利，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假如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能够顺利解决西藏问题，对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方的斗争也具有积极意义。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部署得到了苏联的积极支持。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之际出访苏联。

1950年元旦刚过，毛泽东从苏联发回了《关于由西南局筹划进军及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电报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这封电报不仅注明了日期，而且加注了时间地点——一月二日上午四时于远方。[10]不难想见，惯于通宵工作的毛泽东是在苏联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的深思熟虑之后，拟就这封电报的。8天之后，毛泽东发出《关于进军和经营西藏问题的电报》，同意西南局派遣张国华所部18军担负进军西藏的任务，要求其在5月中旬之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

随后，1950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提出了在人民解放军对藏军事行动中请苏方提供空军支援的要求。在解放新疆的军事行动中，苏联已经提供了帮助，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运往新疆。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您派往中国的飞行团给了我们巨大帮助，运送了大约一万人。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对您的援助表示感谢，并请您把这个飞行团继续留在中国，帮助准备进藏的刘伯承将军运送粮食。”

斯大林答复毛泽东：“你们准备进军西藏这很好。关于飞行团我们要同军方商量一下，然后再给你们答复”。[11]估计是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此项空军支援后来并未落实。然而，苏方对中国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持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的态度，是没有疑义的。

苏联的上述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西藏地方政府方面谋求“西藏独立”的活动。自从1947年起，夏格巴等西藏当局中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就积极组织了西藏商务代表团前往欧美等国，争取西方国家对“于西藏独立”活动的支持，但是从未试图前往苏联。美、英等国对于苏联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十分清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他们对“于西藏独立”的支持。1949年，当西藏地方当局向美、英等国写信，提出加入联合国的要求时，美国国务院授权其驻印度大使韩德森以口头形式通知西藏驻印度的代表：美国国务院认为，考虑到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苏联视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不会支“持西藏独立”，因而，西藏试图获得联合国成员国的努力将不可能成功“，因为此事肯定会遭到苏联和中国代表团（指台湾当局）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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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无论美国还是英国，都不曾在联合国提出讨“论西藏问题”的动议。1950年，当南美洲的萨尔瓦多提出“把外国势力入侵西藏”列入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时，苏联代表马里当即予以反对。他指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相关事务应由中国政府全权处理。”这样，所“谓西藏问题”根本未能列入大会的议事日程。[12]

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涉及我国和平解放西藏的其他问题上也提出过有益的建议。例如，1949年底，苏共专门为保护班禅事向我提出建议。此事在我方的档案材料中留下了记载。为了筹划解放西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曾于1949年8月上旬电示彭德怀等“：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12月26日，刘少奇发出《中央关于保护班禅童子生命安全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称“：彭并西北局：班禅童子对我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作用，苏联同志劝告我们要切实注意不要使班禅被人下毒毒死。望予注意。”[13]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1952年8月至9月周恩来访苏期间，两国领导人多次会谈。9月3日周恩来同斯大林的一段交谈，集中讨论了西藏问题。周恩来向斯大林提出，希望听到苏联就中国政府对藏政策的建议。斯大林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军队应当驻扎西藏”。周恩来对斯大林说：“一年前中国军队已进驻西藏，目前驻守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驻扎西藏问题是不容争辩的……（但是）同西藏保持联系很困难。要保持同拉萨的联系，需要有四个发动机的飞机，并要安装氧气装置和防冻装置。苏联能不能提供这种飞机？两个发动机的飞机只能飞3/5行程，再长就不行了。”斯大林回答“：在这方面苏联可以给予帮助。”同时，斯大林还指出“：必须修筑通往西藏的路……。没有道路很难保持西藏应有的秩序。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谁出的钱多，西藏喇嘛就投靠谁。……应当修筑通往西藏的路，中国军队必须驻扎西藏。”[14]中国和平解放西藏期间，苏联舆论也对中国人民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正义斗争给予了积极的支持。《真理报》等新闻媒体多次进行报道，驳斥和抨击西藏僧俗上层中的少数分裂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从事“的西藏独立”活动。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之后，苏联学者还撰写了介绍西藏历史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向苏联读者介“绍西藏自古即为中国之一部”的历史事实。其中有些专著，如列昂节夫的《外国在西藏的扩张》，利用了俄方掌握的档案资料，揭露近代以来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西藏的侵略和扩张，盛赞西藏的和平解“放使中国完成了整个大陆和一切民族区域的统一大业。……表明帝国主义在亚洲这一地区进行侵略的阴谋遭到破产，东方的和平业已巩固”“。全世界的一切普通人士均对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深感满意。西藏问题和平解决的消息极为伟大民主阵营各国人民所欢迎，认为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协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大胜利，……大大地有助于亚洲各国和整个东方的反帝运动”。[15]

苏联对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支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在冷战的形势下，中苏两国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已经结为盟国。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放西藏、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的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事业；（二）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无论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苏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两个主要地区是在中国西北的新疆和东北的东三省（满洲）。

中国西藏地区远离苏联，苏联在那里并无现实利益；（三）尽管1949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明确宣布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是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过程中，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已经引起了中方的不满。苏联在西藏既然并无现实利益，则支持中国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对于苏联来说就是只有利而没有弊的事，苏方愿意借此表达其善意。

三、赫鲁晓夫指责中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

1954年斯大林逝世之后，中苏两党开始在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并进而逐渐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关系。苏联当局在西藏问题上也开始干涉中国内政。这种做法，受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坚决反对。

1959年西藏少数反动上层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叛乱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有着密切的联系。1949-1951年期间，美国政府通过其情报机构中央情报局，曾经千方百计劝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国外，不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谈判。《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后，又企图鼓动达赖喇嘛否认协议。

所有这些捣乱破坏均告失败之后，美国政府在西藏的阴谋活动有所放松。1956年底，随着青海、四川藏族局部地区发生武装叛乱，中央情报局认为有机可乘，再度插手西藏，多次把他们训练的藏人空投到拉萨附近，搜集情报，与叛乱分子建立联系，并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弹药和通信器材。有报道称，从1957年至1961年，空投的总量达数百吨。[16]在1959年3月间拉萨的全面武装叛乱发生后，中央情报局直接参与和协助达赖出逃。3月17日夜间，达赖与其家人离开罗布林卡，渡过拉萨河逃往山南，其随从中就有两名中央情报局在一年前空投到西藏的发报员。

此二人一直与中央情报局保持着单线联络。所以达赖出逃几天之后，美国政府就知道了全部情况。达赖在隆子宗成立流亡政府后，美国先是就达赖避难问题与印度政府交涉，随后又鼓动达赖离开印度，并为此而向亚洲的佛教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对达赖表示欢迎。[17]当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冷战仍然是美国的最高战略利益。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西藏政策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美国政府西藏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中共和苏联制造麻烦”[18].

然而，此时的中苏关系与1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了公开破裂的前夕。苏联虽然依旧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在赫鲁晓夫倡导戴维营精神，主张美苏缓和、而印度的扩张导致中印两国之间因为边界问题关系紧张之际，苏联当局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西藏平息叛乱、对印度坚持原则的做法表示不满。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10月，以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应邀前来北京参加庆祝活动，中苏两国领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其中也涉及到西藏问题。据当时担任俄语翻译的李越然同志回忆，10月2日，中苏两党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对我进行指责，并由此而引出西藏问题。

赫鲁晓夫说“：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陈毅“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8月份发生的朗久事件，是印度单方面越过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再向北面中国西藏境内推进，而和中国边防部队发生一些冲突……。但你们由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这时，赫鲁晓夫竟然说“：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而中国确为西藏去同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陈毅马上抓住了赫鲁晓夫言谈中的逻辑错误，反问他“：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让中国放弃西藏的领土主权？”赫鲁晓夫自知语失，转移话题“：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掉。你们、你们就不应该让他跑掉。”这时，毛泽东说话了“：这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用抱怨的口气说“：你们让他跑了，结果又闹了边境冲突，和中立的印度交了火。”周恩来此时严肃而平静地问道“：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是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怎么能说放跑了他呢？（原文如此）……我们对尼赫鲁做了大量的团结工作，同他一起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他利用达赖反华，挑起边界事件。面对外来的进犯，能讲团结吗？“

最后，毛泽东说“：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有团结尼赫鲁，……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9]

此次会谈不欢而散。除中印关系和边境问题之外，赫鲁晓夫对于纯属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的无端干涉和对中国处理西藏问题措施的无理指责，也成为当时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发生争执的一个问题。1959年中苏双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这段对话表明，苏联对于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没有准确的认识。其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与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关系的缓和，并且试图为此而干预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的西藏问题，袒护印度。这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对。其实，在中苏领导人发生此次争执之前大约半年，毛泽东在5月30日的一篇谈话稿中已经谈到了中印关系和西藏问题。

毛泽东主席指出“：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20]

三年后，为了抗击印度对于中国领土的进犯，中国被迫进行了一场自卫反击战。苏联公开支持印度，向其提供武器弹药。中苏两党关系彻底破裂，两国关系也进一步恶化。

此后，苏联曾经多次邀请达赖喇嘛访问。达赖喇嘛早在1954-1955年在北京时，就见到了赫鲁晓夫，并且有了访问苏联的愿望。1979年6月，在中美建交后仅仅4个月，达赖喇嘛在流亡印度20年之后，应邀首次访问莫斯科，随后，在1982年再次访问莫斯科。显然，达赖喇嘛在那个年代对于苏联的访问，绝非仅仅是宗教性质的。当时的苏联虽然没有改变长期以来对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立场，无法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但是打西藏牌，借长期投靠西方、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达赖喇嘛牵制中国之心却是世人皆知的。

据有关媒体统计，1991年苏联解体前，达赖喇嘛曾经先后5次访问过苏联，其中3次是在勃列日涅夫主政时期，2次是在戈尔巴乔夫主政时期。1994年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时，还在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译音）发表了演讲。苏联解体后，达赖喇嘛在叶利钦主政时期2次访问俄罗斯。自叶利钦于1996年访问中国、中俄两国确定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俄罗斯在8年期间拒绝达赖喇嘛来访。[21]

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党关系有所发展，两国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继续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2002年12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北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双方重申：继续相互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统一、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俄方重申在台湾和西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不变“。始终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再次表明了俄罗斯对于中国西藏主权归属的一贯态度。[22]

历史上，沙皇俄国曾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与英国在包括我国青藏高原在内的中亚地区展开争夺，进行国所谓“的大争夺”，然而最终让英国占了上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虽曾与西藏当局有过断断续续的接触，但是并未保持经常的直接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支持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西藏僧俗上层中少数亲帝国主义势力的正义斗争，在道义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现西藏的和平解放。此后，由于中苏两党、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特别是由于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恶性发展，导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在西藏问题上，赫鲁晓夫当政时期的苏联对纯属我国内政的平息西藏叛乱问题指手划脚，横加指责。这些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国党和国家老一辈领导人的驳斥。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竟然发展到邀请达赖喇嘛访问苏联，在两国关系中打西藏牌。然而，这种错误做法，既无助于两国关系的改善，也不能使达赖集团为其分裂活动捞到什么政治资本。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政府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中国人民会记住苏联人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曾经给予的宝贵支持，然而，更会坚持原则，始终维护祖国统一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