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高明而道中庸:哲学和文艺的文化

文化作为人类从内心世界和生命立场对生活世界的安排，非常强调要表达何种意义，但这种内心意思的表达又是可以通过某些超越现实功用的形式来实现的，而且，许多复杂、丰富和细腻的内心世界的意思，往往难以完全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获得表现。这便在文化表现形式上产生某种虚拟的符号或者专门的技术介质和形式，从而形成某些专门的狭义上的文化部类。比如，以语言符号形式揭示人的生活世界的真理，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情感和理想，形成哲学和文学。以乐器和音符表现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形成音乐，以身体动作表现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形成舞蹈。以颜料、笔、纸张或布为介质来表现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形成绘画等等。文学艺术形式之所以构成狭义上的文化，乃是因为这些形式能够更直接和更技术化地表现文化要表达的意思或意义。所以，一种文化最能够表现其核心价值和意义的形式，往往是其哲学和文学艺术。哲学以理论化的方式表达思想，文学艺术则以虚拟的技术化的生动形象来表现人的情感、思想、想象和生活。它们都以揭示和表现了何种人类精神和内心世界的意义而构成其文化价值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说，有文化价值或者有意思的文艺才是一种文化。没有技术含量的文艺不构成文艺，但纯粹炫耀技术的文艺则是没有文化价值的文艺，后者只是某类杂耍。高音唱得老高，这在技术上是个优点，但艺术的价值不在于炫耀高音，而是在一个作品中技术化地表现某个艺术情感和事态的高潮，使之在某个规定情景中的艺术含义获得恰当的表现。这就有意思了。这个特征，使得文艺的发展，乃至文艺的学习和创作往往从文艺形式的技术性和文化性两个方面来要求。专业上的技术训练和技术能力运用于文艺要塑造的艺术形象和要表现的文化意义，这便是文艺创作和表演的基本方式。哲学的发展实际也强调技术和文化两个方面。好的哲学要有技术上的概念、范畴和话语形式以构成一套理论，更要有思想和智慧及其所揭示和表达的人类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内涵。

中国哲学和文艺的发展有自己的传统。中国哲学和文艺都脱胎于天人精神关系的大系统。天人关系塑造的一个天道天命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的世界及其关系是中国哲学和文艺最根本的主题。这个主题的产生来自于宗教特别是儒教寻求人的问题之解决而作出的精神构造。古人认为，万物的变化万千，人类的生死祸福，生命的悲喜苦乐，认识的是非对错，世界的盛衰美丑，这都源于我们看得见的现实的“形而下”世界之上，还有一个我们可能看不到但能够思想和体会得到的“形而上”的世界及其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相互关系。人的精神从现实的世界向着形成它之本源的方向去“原始返终”地追溯本源，从而在精神上产生神性上天认同和崇拜，并宗天而教，神道设教，便是宗教。从思想和理性上去探索“形而上”的世界，便是我们今天所称的“哲学”。从对万物的“格物致知”中去认知事物固有的本性和道理，并以某种抽象的理性形式（古代是卦爻理性封号，现代是数学模型）表达出知识，这便是我们今天所称的“科学”，亦即当所有的事物都要“即物穷理”而“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时，万物便需要分科而知，以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知识上融会贯通，知天命世界之全体，成就人心智慧之“全体大用”。这是朱熹成圣学说内涵的一个开展。以某种虚拟的或技术构造的生活形象和形式来表现人的情感、精神和审美，便是文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去思考、体会和表现那些透过各种物象、故事、场景和现实秩序的法则、神韵、天意和美乃是哲学和文艺作为文化所追求的目标。宗教是崇拜和礼敬一个天道天命的世界。哲学和科学是要知识和搞清一个天道天命的世界。文艺则是要呈现和表现处在天道天命世界中的人之生活及其情感和生命的状态与理想。这便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部类。当然，这是我们现代儒学的一个文化分类学。中国古代传统“经史子集”的分类比较粗一些。《经》是圣贤所发现的天道天命及其用以进行教化的东西。《史》是在《经》的指导下，从古到今，人的实际全部生活的记录。《子》是若干重要的人物及其思想和成就的集结。集是重要作品的汇集。《子》和《集》是对《经》的补充，以反映自圣人说《经》以来，文化各方面新出现的重要人物和作品。这种分类学反映了古典文明惯常的那种以宗教统领文化和历史的基本思想和特征，也就是要照圣人体天法道而立法的那些经典来生活和展开历史、创造文明。我们今天注重从文化的内在特性和方面去分类，便于揭示文化本质，方便各个方面更为精细和专业的发展。这中间有在宗教的形式下保留和发展《经》和经学，把哲学、科学和文艺从宗教形态下分离出来，按照自身学科或部类的特性和方法去发展的现代考量，也有强调分而不离，让文化全域在儒教的天人精神系统的基础结构上获得贯通以彰显核心精神价值的传统考量。子曰：“吾道一以贯之”。

中国哲学所描述的形上世界，大体上可以说是本源虚灵，意动主客，格物致知，天道一体。就是说，中国哲学追求天地万物的本源，以得本源之道相标榜。天地万物的本源或本体超出我们的理性和语言所能认知和言说，但却被我们所领悟和体会。我们所能“知”所能“言”者，乃是“有”。追问万有之本源，那便是生成“有”的“无”。老子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哲学上讲本体讲形上世界，不是说世界在科学和宇宙学上原本是什么样，而是说我们关于世界本体、关于心、关于主、客及其关系的那些观念是如何生发的。儒家周敦颐讲“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这是从无极而太极，太极生动静阴阳两仪而后有构造万物的那种对立统一的结构。朱子讲“本心虚灵不昧”，王阳明讲“无善无恶是本心”。这都是讲本源观念作为一个虚灵虚无而又能够生发出万物的那种观念。本源本心在意动之下，便有意识的指向。所谓“意之所在便是物”（王阳明）。意识指向“自我”便是主体意识，意识指向“对象”便是客体的观念。有分别性的主体和客体及其主客关系的观念，便有主体意识上评价和对待客体的“四心”。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就是说，人的主体意识中存在“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基本意识特性和能力，也许我们还可以加上“美丑之心”（孔子讲“里仁为美”。孟子讲“充实之谓美”）。它们作为人性中的天命之性和德性，产生了仁义礼智美的基本价值，并在这些特性、能力和价值的加强和扩充上开展出人的文化。有恻隐之心，便有不让人受到伤害和处于非人状况的那种道德态度，人如何在其自身本性上成为人自身，这是“仁者，人也”“诚者自成”的人文价值。有“羞恶之心”，便有在社会关系中自我控制以免被降低评价和自我感到羞耻的那种行为。这种态度使人在社会关系中产生道义的立场。有“辞让之心”，便有相互尊重和谦卑的礼敬态度。这是“礼”文化的来源。有“美丑之心”，便在阴阳差异对立、转化和统一中追求秩序、节律等和谐怡悦，追求给人内涵充实的那种心理感受，这是“乐”文化和审美文化的来源。有“是非之心”，便有对错真假的认知判断，这是“知”或“智”的特性和能力，是知识和科学文化的来源。大体上说，文化就是在人的这些特性和能力上发展起来的。孟子讲，“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就是说，道德合符人的目的（“可欲之谓善”）。在自身性（诚）上开展自身，不失其本真和真理而“有诸己”，这是可信的本真的文化（有诸己之谓信）。扩充“四心”，充实着善与真，道德和知识的内涵，这便是美（充实之谓美）。充实的内涵而能够把人性和万物的天资和天命充分地呈现出来而焕发光辉，这便不是在一事一物上有所得，而是透过一事一物而呈现了天命天德的伟大（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能够让这伟大的天命天德在世间流行而把天下化归到天道秩序的价值世界中来，这便是圣人了（大而化之之谓圣）。至于那些超出人能够作为的可能性而展现出影响人类生活之伟力，那便是我们信仰中的神了（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在儒教传统上，我们也可以说，人从天心本源的“本一”状态，到人有意识而出现与天命客体的世界相分别和对立的“天人相分”的状态。这便使人在其主体的意识上去应对、认知（格物致知）、欣赏和表现客体对象的世界，这便产生道德、知识和审美的文化。知识的目的是要“知天命”，亦即知识那些在万物世界中非人为可以决定和改变的必然如此的法则、特性和结构。教化和修养的目的，则是要在人心的德性上，效法和上达于天命而成为有类于上天“元亨利贞”之天德的那种圣贤，即孔子所谓“下学而上达”。知识使我们能够搞清和描述一个天道天命的世界，而修养使我们能够象上天呈现给我们的德性和启示那样成为一个与天道天命世界合一而解决人的各种问题。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对这里涉及的道德伦理、认识论和美学加以更细致和深入的研究，但从人性之上开展人的文化这种中庸的基本路向和结构是被中国哲学的传统所奠定了。

中国哲学传统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是象西方哲学传统那样只是在主体客体关系的架构下从主体来认识和表现客体对象，包括认识上帝。把一切置于人心所把捉的对象位置而使一切沦为意之所在之物，这必然使人永远在世界之外。世界永远只是人面前的一个东西，无法真正接近世界，与世界合一，更无法切近和居处本心和存在本身，从而，西方哲学传统使一切最终变成只靠工具理性去定义、认识和规范的唯物主义。价值理性和精神生命日益走向崩溃和枯竭。中国哲学在一个超出主客关系的本源观念下来给出一个可以认识和体会世界的主客关系。中国哲学的这个特征使得中国文化十分强调得本源之道，强调文明深处的虚灵、静谧与高玄，强调文化各方面发展的均衡、统一和协调，强调人不仅有道德和知识上描述对象的何种观点和理论，而要有一个生命智慧上“下学上达”的境界，有带着人自身提高的德性实践和生命体会，有把人的问题在信仰、修养、道德、知识和审美在广博和深邃中推向一个精神境界去安顿生命，成就理想的路向和追求。在科学的工具理性日益代替以往哲学领域的时代，西方哲学在主客架构内的开展日益走向终结。但以体悟本源和人的生活世界问题见长的中国哲学，则大有用武之地。

中国宗教和哲学强调本源之道虚灵和高玄的特征影响着中国文艺追求空灵高蹈的美学，从而也影响着中国文艺的形态和特质。中国文艺表现本心虚灵，天机乍泄的最高境界的方式，通常喜欢在一个艺术时空中呈现虚灵之心中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水，一人一物。它主要不是照像机式地去反映客体的形象以追求艺术形象与客观对象的拟合与真实，不是用科学上追求知识的方式来搞艺术，而是去着力表现用来观物感应的那颗虚灵之心，表现那个生发出某个物象的生生本源，以体会和捕捉到某种天机或神示。所以，中国传统的艺术形象往往强调表现物象的神韵和生气，表现人心作为精气聚集而有神居的那个“精神”和心灵所观照和呈现的物象之美感。绘画讲究形神兼备，写意留白，淡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一副将内心奉上，天秩如斯，悉看尊便的样子。诗词歌赋讲究在语言的格律形式和音韵规范中运思流畅，思接千载，讲究在汉字的象物、隐喻与暗示中表情表意，咏叹玩味。一副习惯了天道章法下的自由，问天问地不如问万物，千言万语不如一字着意，搙搙胡须，摇头摆尾，其乐无穷的样子。戏曲讲究一招一式的程式化虚拟，讲究唱腔的有板有眼，及其对戏剧人物和故事情结基本情绪和节奏的确定与渲染。千军万马不过数人方步，一腔一调自有道法来历。书法讲究高度形式和精巧化的运笔与着墨，把气韵流转的缓驰舒张、墨色渗透的浓淡粗细、间架架构的物象秩序、尺幅篇章的位置结构等等都作为一颗千锤百炼，精律自导的文化心灵最方便最直接的表现手段。万律在我心中，出手便是秩序。如果说西方古典音乐因其最能表现人类丰富的情感世界，最能体现西方美学艺术表现情感的观念，而成为西方艺术的最高成就，莫扎特是西方艺术的象征，那么，中国文艺的最高成就是书法。王羲之是中国艺术的象征。中国书法是出手创造秩序这种效法天德之文化理想的艺术表现。

中国文艺在美学上的空灵和高蹈是最切近艺术本质的追求。文艺不同于科学，不是要在客观对象上寻求知识和真理，而是要在人的生命和心灵上技术化地表现生活世界的情感和观照。艺术作品展现的不是世界是什么样子，而是世界在人心中是什么样子。艺术作品表现一个本心生发的现象世界。艺术家的理性会把生活世界提炼成一个人心所理解的典型化的生活世界。艺术家的心灵会在它创造的艺术世界中表达其对生活的理解、思想、理想及其善恶美丑的价值选择，而这一切的关键和本质在于虚灵和空寂的本心生发情感和物象，并在心中显示出来。中国文艺的美学是最古老最本质的艺术现象学。中国文艺自近代以来不断学习西方文艺的写实和科学，学习如何把现实生活搬到艺术世界里来的各种技巧、方法和形式，这对弥补中国古典文艺在创造艺术形象时的准确性有帮助，但文艺始终会回到它自身的特性上去发展自己。西方美术的学习让中国画家在画布上的造型不走样，西方古典交响音乐大幅改善了中国人对乐器发出声音的选择，以及演奏技巧的科学化水平，但中国文艺传统的美学精神却始终会把一个在技术和材质上获得改善的现代中国文艺引向更有中国特色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