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点
城市化无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它承载了改革和发展的太多期望。但是目前，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诸多棘手问题。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现阶段的中国城市化？如何看待和解决其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
城市化是改革和调整的重点和关键
中国经济时报：您认为城市化在中国当前改革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张曙光：中国正处在迅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也是改革和调整的重点和关键。
从一个方面来看，城市化就是要减少农民，把农民变成市民，所以，城市化一般都用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城市化就是要扩大城市规模和发展城市产业，把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从农村和农业转移和配置到工业和服务业中来。所以，城市化必然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农业比重的逐步下降和城乡差别的最终缩小。
中国经济时报：在您看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张曙光：2008年，据官方统计，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5．7％，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很大，也比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要低。
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的体制和政策下，我们的城市化是半拉子城市化。进城的1．4亿农村人口并未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也未取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地位、发展机遇和福利待遇，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仍然是农民的那一套，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因此，实际的城市化率也许还达不到40％。
我们的城市政府也是只要农民的土地、资金和劳动力，而不要农村的人口，于是才出现了留守儿童、新的夫妻分居、打工者子弟学校以及春运高潮之类的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近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和城市繁荣，是依靠农民支撑的。反过来，这也成为农村落后甚至衰落的原因。
中国经济时报：进城农民还是“农民”，但是这个群体的构成似乎比较复杂，而让这些人真正“城市化”，也是比较困难的。
张曙光：如果从与土地的关系上做一个分类分析，我们可以把现有的农村人口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这部分人中的70％是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虽然没有城里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但是已经不愿意再回到农村去，至于农民工的下一代，情况更是如此。这一部分人愿意放弃土地，也有可能放弃土地。
第二部分是城市近郊的农民。城市的发展已经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产和工作、劳动和收入、生活和消费。他们的土地有可能被城市发展所用，而土地增值的巨大收益成为他们与政府和开发商争夺的直接对象。这部分人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土地，而这种争夺往往成为社会冲突的焦点。
第三部分是真正的农民，主要是种粮的农民。他们是保障粮食安全的直接行动者和成本承担者。他们依靠土地和种粮为生，除了离开农村当农民工以外，这部分人不可能放弃土地。实际上，耕地保护也主要是靠这部分农民。
中国经济时报：是不是解决好了这些人的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就算搞好了？
张曙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就是要解决好这三部分农民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一个总体战略和行动框架，然后让农民和基层以及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创造和探索，逐步加以解决。这需要采取疏导和市场交易的方式，坚持利益相融的原则，不能采取围追堵截和行政命令的方式，违背利益一致的原则。只有这样，通过多年的积累和进步，我们才能达到城市化的目标。
（编辑：宫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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