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考类文章

古代科考文章

2011-11-19 13:34:59| 分类： | 标签： | |字号大中小 订阅

中国的科考制度一千多年的历史，现代教育也经历百年了。这历史的流动、年代的变迁的过程中，考试的目的、方式、结构、内容的变化是繁杂的。本文试图从古今应试文章对比中，寻找足以解释存在于我们现代教育的一些困惑与争议的问题。诸如：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关系问题，官本与人本问题，应试文章与文学创作问题，考试内容与形式问题，考试的合理性、公平性等等。

虽然作为一种考试内容，应试文艰难说明整个教育的内涵，但在中国这一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作为一种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的载体，应试文以其独特的方式出现在各阶段中，并诠释着各个时代的特征。思考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一、古代科考文章

中国的学校教育由来已久，春秋战国就已出现空前的鼎盛，但当时不时兴考试，人才的遴选是通过实践检验的。检验的结果是智力大于蛮力。知就是智，古代“知”就是“智”，两者通假，所以结论就是知识就是力量。

作为一种正式的人才考试方式，最早见于西汉孝文帝。汉文帝二年、十五年曾两次下诏，命令各地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亲自对被荐者进行考试。采用“策问”的方式。著名的政治家晁错就是在汉孝文帝十五年的贤良方正考试中被选拔出来的。当时同考的有一百多人，晁错以他的《举贤良对策》脱颖而出，被封为中大夫，纵身跃上中国历史舞台，这篇文章被鲁迅称为“西汉鸿文”。此后，董仲舒、公孙弘、杜钦、鲁丕四人也因对策成名，与晁错并称为对策“五家”，推尊为“前代之明范”。这种文章选秀虽然选出了好人才，但在当时并没有成为主流。《三国演义》以汉正统为旨，其小说的演义基本上是望族的演义。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基本上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隋朝以前的人才的选用大约经历了世袭制、客卿制、举孝廉征辟制、九品中正制。

作为人才遴选制度的全国性统一考试却是到了隋朝才正式开始。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朝后，因政治的需要，为削弱江南士族（望族），彻底废除九品中正制，创科举考试的先例。中国的选才走入了相对公平的阶段。这一举措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隋炀帝时，设学业优敏的明经科和文才秀美的进士科。当时主要以进士科为主，考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称时务策，与策问基本相似。

隋朝匆匆而过，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并进一步的扩展。唐代的考试科类繁多，共有五十多种，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等，武则天时期还开设武举，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等。唐朝考试科目总体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定期举行的称常科，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及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铨试（俗称释褐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柳宗元进士及第后，参加博学宏辞科铨选，被授予校书郎官职。在众多的考试科目中，秀才科级别最高，考的也单一，就试方策，但少人考。大概是一篇文章定胜负有运气的成分在内，学识的内容被制约。（现在高考只有文理可选，有些人提出高考语文就考一篇作文，如果考生有权选择，考的人一定也很少。毕竟一篇作文的主观性太强，很大的成分掌握在别人手中，谁都不愿意把命运交给别人），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内容分别为经义策或时务策。后来两科发生变化，主要原因是“时务策”政治性过强，题目陈旧，大多数读书人缺乏实际从政的经历，只能空发议论，或者背诵前人的策论来应付。高宗时

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就批评“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才”，因此，明经加入帖经、墨义，而进士科因受当时诗歌创作的影响，除了试策外，加试帖经和杂文，杂文指的是杂类文体，天宝时专考诗赋。进士科也就形成杂文、帖经、策问三场考试。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为时人所重。帖经、墨义是知识性的考查。这样，唐人的应试文实际就是杂文（含诗赋）和策论（含经义策和时务策）两种。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但出现了两个比较大的变化。一是等级考试更加规范；一是考试内容作了较大的改革。

等级考试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考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以进士科为主，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

考试内容方面，宋初沿袭唐制考帖经、墨义和诗赋。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认为进士考试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实行素质检测性考试。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功利性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王安石的改革，遭到保守派的反对。随着改革的失败，《三经新义》被取消。后来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策，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随着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科考规定题目须有出处，多为儒家经典和子、史，经义、律赋考试走上了议政、说理的道路。诗赋方面“以学为赋”成为潮流，因而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唐诗重情，宋诗重理的现象。

这样，宋朝的应试文实际就是律赋、经义、史论、时务策。

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元仁宗延佑年间，定科举考试法。用“经义”、“经疑”为题写文章。但出题范围更明确，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经书中。考试时的文章格式还没有限定对仗排偶，但王克耘写了一本名为《书义矜式》的写作指导，提出文章的八比法，有人认为这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

元朝的应试文明显是以“四书”为内容的经义。

到了明代，教育受统治当局的重视，公立学校模式在全国各级建立，替代了私学，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考试分三阶三级考试。三阶考试为县试、府试和院试（省级学政主持），是各级地方学校的入学考试，称童生试，优秀生可选送（贡生）入国子监为监生，明初监生可以直接做官。这使得学校教育得以加强。

三级考试是明朝的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又叫乡闱或秋闱，考中得为举人。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春闱，考中的称贡士。应试者为贡士。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明朝科举考试不考诗赋。明代殿试考的是经史时务策一道，即制策，是皇帝(或以皇帝的名义)所出的题。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以八股文为主，但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满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满蒙文）。乾隆年间，乡试、会试时增试五言诗一首。自此以后，院试，乡试，会试都必须考诗，称为试帖诗。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外来文化科技的进入，社会发生变化。为形势所逼，慈禧太后被迫于1901年下令废除八股文和试帖诗考试，代之以经义和时务策。1905年旧历八月，迫于社会压力，一些有政治影响的官僚，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奏请停废科举，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共产生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在1904年，状元是刘春霖。

纵观古代科考文章，可以看出一些特点来：

1、内容相对单一，时政性突出。经义和从它发展而来的八股文，以经典理解为主结合时政阐述（多为颂扬）；史论与各类策，谈古说今，多以时政为主，宋朝的《文苑英华》把对策分为二十多类，包括文苑、玄经、将相、宁邦、经国、长才、方正、沉谋、雅丽、直言、体用、直谏、茂才、帝王、任官、政化、礼乐、刑法、平农商、历运、灾祥、泉货、边塞、求贤、文学、射御等等，涉及面看似很广，其实多为时政；诗歌本应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唐人诗赋，多重主体，但后来，尤其是宋以后，以经典著作为题，就由说理诗走入了时政诗。

2、文体类型较少。虽然有经义、史论、各种制策、八股文、各类诗赋，整体看来就两种。一是议论文，一是诗歌。

3、重形式，轻内容。策问形式贯穿科考的始终，缺少变化。议论文体被演绎得几近于完美，八股文基本上是形式的代名词。宋以后的科考诗歌已不是写诗，而是填诗了。

4、重社会理念，轻视个体情感。且不说别的文体，就诗歌而言，这一最为艺术的文学体式，到了最后，也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