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中国传播学,掠影三十年

【内容摘要】本文对传播学在中国研究与教学的历史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回顾，总结三代传播学学者的群体特征、理论贡献与利弊得失，并从一线研究者的切身经验出发，提出中国传播学在新时期发展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如何确立、形成并完善中国本色的传播理论，以及如何破解方法论拜物教的思想桎梏。

【关键词】传播学 新闻教育 文化自觉 本土化

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在中国已有三十余年历史了。其间，随着现代化进程，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传播学也获得长足发展。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传播学列入研究生培养目录，使之成为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所属两个二级学科之一，更为传播学跃进开辟通途。此后十余年，传播学博士点就从原来三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增加了差不多十倍，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等。抚今追昔，不无孙髯翁登临昆明大观楼之慨：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

一

迄今为止，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三代人的辛勤耕耘，每一代人都为这门新兴学科尽了自己的心力，在寻寻觅觅、孜孜矻矻的探求中，留下颇堪回味的经验和可资借鉴的成果。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王怡红主编的《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付梓，对此进行了系统详尽的梳理与论述。

第一代开山人物，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张隆栋先生和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先生为代表。早年曾经任教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张隆栋先生（1917-2009），1950年代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系刊《国际新闻界》时，就开始追踪传播研究。1960年代，翻译了内部发行的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1982年第2期，《国际新闻界》开始连载他的长文《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这组文章内容广博，材料详实，脉络清晰，新人耳目，可谓第一代研究者给人印象最深的力作。同时，郑北渭先生（1921-2012）也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刊《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接连撰文，评述传播学，与张隆栋先生俨然形成南北呼应之势。除此之外，原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苑子熙教授（1918-1992）、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李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研究员等，均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代中国传播学者，为传播研究的起步做出首屈一指的贡献。如张黎研究员参与翻译的埃默里父子《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名重一时，突破了既有的"新闻史"观念，提供了媒介与社会的开阔思路；李启教授参与翻译的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作为中国出版的第一部传播学译著，一度几被奉为传播学的"圣经"。

在第一代传播开天辟地的探求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数1982年在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组织，由此形成以后历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均由该所主办的传统。此次会议开了三天，与会代表三十余人，来自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新华社和《新闻战线》等教学、研究和实践部门，中宣部新闻局也派代表参加。会议的主要成果，是明确了对待传播学的基本态度，即后来广为流传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另外，还就一些具体事宜提出建议：

翻译介绍几本有权威性、代表性和比较科学的传播学著作，以便对西方传播学的全貌能有比较全面的准确的了解；可在我国有关报刊上发表一些有分析性的文章；有关院校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可开设传播学的选修课。[1]

可以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召开，标志着传播学正式引入中国。此后，传播学的研究与教学就逐步展开，而第二代传播学者也脱颖而出。

二

第二代多属第一代的学生，如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范东升（范长江之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陈韵昭和居延安（后赴美留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徐耀魁研究员和传播研究室主任明安香研究员、暨南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吴文虎教授、《现代传播》杂志首任主编朱光烈教授、兰州大学新闻系戴元光教授（现为上海大学教授）和淮阴师专邵培仁教授（现为浙江大学教授）等。

相比第一代的"火力侦察"，第二代更像是"全线出击"，同时也更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他们或著书立说，或登台执教，显示了指点江山议论风生的探索勇气，有些成果令人难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作为第一部传播学著述，收录了10篇文章和3篇附录，对国人了解这门学科及其来龙去脉厥功至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陈韵昭最先开设了传播学选修课，引起学界广泛兴趣和普遍反响，她的讲稿深入浅出，活泼生动，1981年《新闻大学》从创刊号开始，分七次连载这一"传学讲座"，一时洛阳纸贵。另外，她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作为美国的通用教科书，内容通俗，讲解清楚，作者之一的坦卡德（James W. Tankard）是施拉姆的博士弟子。这部较《传播学概论》更加浅显的译著，出版后颇受读者青睐，对普及传播学知识，推动传播学研究作用显著。21世纪以来，郭镇之教授又组织翻译了此书第4版与第5版《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畅销不衰。

如果说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是第一代的里程碑，那么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是第二代的等高线了。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全国性会议，不仅代表广泛，人数众多，而且议题丰富，讨论热烈，从中既折射了传播学如火如荼的盛况，又展现了第二代学者头角峥嵘的声势。这次会议有两点突出之处：其一，与会专家围绕吴文虎教授提出的一个传播学框架体系展开热议，由此显示了对系统理论的共同旨趣；其二，开始关注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王志兴（后赴英留学），提交了一篇会议论文《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引起大家普遍兴趣。

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后，传播学的星星之火便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大学相继开设传播学课程。二是一批传播学译著接连问世。其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祝建华（后赴美留学，现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等译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颜建军等译的《大众传播通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张国良译的《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黄煜（后赴英留学，现为香港浸会大学教授）等译的批判学派力作《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等，至今仍为研习传播学的范本。三是国人的传播研究及其著述全面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陈崇山及其《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年），开实证研究之先河，一向为人所称道。第二代学者的成果中，有两部理论著作常被提及，一是居延安的第一部传播学专著《信息·沟通·传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是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三位复旦出身的学者集体编撰的第一部传播学教材《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两书现在多在学术史意义上谈论的话，那么另外两部著述当时似乎默默无闻而如今越来越值得关注了，一是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一是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中国建设出版社）。巧合的是，两书同年问世，即1988年。

传播学方兴未艾的1980年代，是个思想解放狂飙突进的时代，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热望与想象催生了知识界的"文化热"。当此时，多部丛书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掀起一阵阵思想热潮，如"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蓦然回首"等。《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属于"蓦然回首"丛书。1988年，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美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子吴予敏（现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将传播学方法引入文化史研究"，出版了这部今天看来依然颇有启发的处女作。在这部传播学中国化著作里，他论述了古代中国的传播媒介、社会组织及其传播方式、政治传播、传播观念等，角度新颖，别开生面。在他看来："从communication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我认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它可能切入到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微妙至深之处。"[2]

相对于吴予敏对古代传播的学理阐发，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则针对现代中国的传播实践展开探讨，体现了同样鲜明的中国问题、中国意识、中国主张，在整个学界似乎重回晚清"视西人若帝天"之际弥足珍贵，不同凡响。段连城（1926-1998），1948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西行漫记》作者斯诺的校友，回国后一直活跃在对外传播领域，才华出众，卓有建树，其代表作《阳光·阴影·希望--南国百日游》为对外传播的经典。抗美援朝期间，在中方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工作，处长是新华社对外部主任沈建图，段连城是他的助手，同事还有后来翻译《传播学概论》的新华社记者李启。1982年，段连城出任中国外文局局长，退休后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开讲"对外传播学"，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对外传播学初探》。这本书不仅成为对外传播学的开山之作，而且也为中国传播学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文本。随着传播研究日益深化，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化自觉以及学术自觉的日益凸显，《对外传播学初探》所蕴含的学术意味与研究旨趣也越来越引人深思了。2004年，《对外传播学初探（修订本）》在五洲传播出版社再版，主持修订工作的是同为对外传播先驱的沈苏儒（1919-2009）。

三

不言而喻，1980年代的政治风波对学界也造成波涌浪翻的激荡，新闻传播学更不例外。尘埃落定后，学界开始冷静反思，学风由此发生明显变化。如果说1980年代的学风堪称"热风吹雨洒江天"的话，那么1990年代的学风则转向"冷眼向洋看世界"了。在这意义重大而悄然发生的转型中，传播学第三代学者逐渐浮出水面。

第三代基本上都是"文革"后进入大学的，经过系统的学术培养，大多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有的曾在海外留学或访学，熟悉当代学术的状况及其趋势，更倾向于纯粹的学术探讨与理论建树。从积极方面看，这种姿态有助于传播学的学科化建设，加速走向世界的步伐；从消极方面看，弄不好也容易堕入象牙塔，从而与气象万千的社会生活与传播实践相隔膜。无论如何，随着新世纪来临，第三代传播学人已经历史性地肩负起承前启后的学术使命。

总体看来，第一代传播学人的贡献在于线上--开启一道门缝，第二代传播学人的成就在于面上--使传播研究全面铺开，第三代传播学人的作为在于点上--针对不同的侧重点深钻细研。举例来说，北京大学留英博士赵斌教授对传播政治经济学颇有造诣，并结合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实践揭示了当代传播的深刻命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在实证研究方法以及舆论调查领域建树颇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研究员，以媒介与青少年问题的研究著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留日博士崔保国教授，对信息与信息社会的研究独树一帜；中国传媒大学留法博士陈卫星教授，在批判性的欧陆传播领域多有创获，他的长文《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1998年在《国外社会科学》刊发并被《新华文摘》收录，等等。

总体看来，这些"点"上的进展兵分两路，一是基础理论建设，一是实际问题研究。前者成果举要如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以十年磨一剑的精深研究和笔触对马克思主义传播观进行了系统阐发，为把握传播及传播学提供了唯物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龚文庠教授（后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说服学》（东方出版社，1993年），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人心与传播，独辟蹊径，立论新颖。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孙旭培研究员主编的《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传播视角对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展开全面探究，揭示了一系列植根中国的命题。陆扬、王毅的《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对文化研究以及批判性传播研究做了细致入微的探究。陈卫星的《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体大思深，视野宏阔，辨析了传播学知识谱系的思想逻辑，并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出发，阐述了中国现代化的传播战略。

这方面"新世纪传播学丛书"尤为系统详备，不仅在理论上向纵深推进，而且也在总体上折射第三代学人的学术旨趣及其水平。这套丛书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列入"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按照计划，丛书一共五部，分别针对拉斯韦尔勾勒的五大研究进行穷根究底的"深描"，以期为既往研究进行系统总结，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坚实基础。五部专著由五位学者承担，计划实施之初包括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张国良（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创意学院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郭庆光（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杭州大学新闻传播系系主任黄旦（现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系主任李彬（现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系教授张咏华（现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教授）。截至目前，这套丛书已有四部问世：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2012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再版，更名《传播符号论》；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除了"点"上突进，第三代学者在一般理论上也多有建树。如下著述各有千秋，各擅胜场，成为通行的传播学教科书或参考书：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1993年）、段京肃等《基础传播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张国良《现代大众传播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如《传播学教程》，体系完备，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论述精当，问世以来一直深得学界与学子嘉许，2012年又出版了"第二版"。

与基础理论建设形成双峰并峙之势的，是大量实际问题以及分门别类的专业探讨。媒介批评、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全球传播、广告传播、公关传播、网络传播、手机传播、商业传播、文化传播、农业传播、科技传播、体育传播、危机传播、跨文化传播、健康传播、公共传播……一派"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红火景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传播科技的强力推动下，媒介经济学和新媒体研究更成为两大学科"热点"。透过层层灼人热浪，一批切合中国问题的研究及著述格外引人注目：王君超博士的学位论文《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方晓红教授的专著《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张昆教授的博士论文《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郭建斌教授的博士论文《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吴飞教授的专著《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张国良教授主编的"中国发展传播学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维佳博士的学位论文《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何威博士的学位论文《网众传播：一种关于数字媒体、网络化用户和中国社会的新范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

如果说第一代的标志是1982年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第二代的象征为1986年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那么第三代的崛起不妨以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为契机。这次会议与上一次相隔七年，传播学者再次汇聚一堂时，发现"火炬已经传到新一代手中"（the torch has been passed to a new generation）。这次会议后，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就定为两年一次，而每开一次，新人就多出一批，1999年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召开时，面临新世纪的传播学已经新桃换旧符了。

随着第三代崛起，国际间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更加密集，南来北往、东进西出的"高僧"络绎于途，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播研究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有两项进展尤为突出，影响广泛。一是西方传播学经典的系统引进。新华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等，都推出各自"译丛"以及"原版"系列。如今，传播学名家名作，大都登陆中国。二是潘忠党、赵月枝、祝建华、赵心树等出身中国而留学海外的学者，以横跨中外、熔铸东西的社会经历与学术背景，为中国传播学走自己的路提供了切实的路线图与推动力。1990年代后，他们纷纷参与国内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留下独特的思想印记与学术足迹。如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赵月枝，以中文版《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以及英文版Communication in China、Global Communications等著述，不仅提供了国际水准的学术思想、理论视野以及研究方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中国传播学"唯人马首是瞻"的取向。

四

追寻几代传播学者的探索历程，总结中国传播研究的利弊得失，下一步进展日渐面临两个全局性的偏差或瓶颈，需要冷静反思并着力扭转或突破。

其一，在继续引进、吸收、消化种种舶来理论之际，突破学科壁垒与知识藩篱，以学术自觉和问题意识为导向，探究中国社会与传播的演化状况，揭示信息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的自身规律，由此确立、形成并完善中国本色的传播理论。借用韩少功的话说：

知识只属于实践者，只能在丰繁复杂的人民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内涵--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内涵，包括真情实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涨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献索引是必要的，却是远远不够的。正如科技知识需要大量第一手的实验作为依据，人文知识也许更需要作者的切身经验，确保言说的原生性和有效信息含量，确保这本书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体会，而不是来自其他人的大脑，来自其他人大脑中其他人的大脑。[3]

不待多言，在"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五千年文明历程中，包括费正清所言"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中国的传播实践创造了别开生面的格局，社会的信息系统呈现了独领风骚的状貌，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异常丰富而复杂费解的思想、体制、传统等，包括民本意识与天下归心、政党政治与党性原则、人民主体与群众办报、舆论导向与市场取向等。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一代新闻人马星野，抗战后期曾经针对《大公报》"中国文化从没有过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说法，著文分析《诗经》《春秋》等讽谏政治、伸张民意等历史，将"自由与独立"视为中国传播中最可宝贵的传统：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中国四千年来一贯的民本主义精神，一贯的反对暴君，一贯的尊重清议，一贯的有是非善恶，如果我们一笔抹杀，以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都是舶来品，这种荒漠如何能培育出新的花朵？[4]

中国传播学是否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力，归根结底就在于能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此作出自己的思想建树，将如此丰厚的专业遗产化解为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学理与学统，并在世界确立自己的地位与影响，为人类学术共同体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局限于、满足于国际接轨与理论旅行，乃至等而下之的张冠李戴、指鹿为马、邯郸学步、东施效颦。正如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在2011年中国文化论坛上就政体问题而谈的观点：前人创造的历史功勋既是我们学术来源的根本所在，也给我们留下了如何解说它、化解它的学术命题。[5]倘能如此，则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传播与传播学都将具有重大意义，正如中国道路为人类发展开辟的愿景。相蓝欣教授在《理不屈而词穷--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困境》一文中的如下提醒，只需将"国际关系"替换为"传播"，对我们也不啻为一种"三言二拍"：

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我国同经济学一样，原是无源之水，既无基础理论，更无自身特色，一向是在新闻学和文史哲的夹缝中苟且偷生的，但近年来时来运转，却突然成了显学，究其原因，不过是靠了"国际"两个字罢了。实际上，国际关系学的处境很是尴尬，专家们的信息来源不如在第一线的新闻记者，在象牙塔中又缺乏其他学科认可的学术规范，学理上很难站住脚，国际上也缺少影响力，只是在炒西方的学术冷饭而已。

在中国大国地位上升的历史时刻，这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却停留在只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货栈的水平上；一门在概念系统和话语系统上全盘西化的学科，其前景着实令人担忧。[6]

其二，在重视研究方法包括计量统计方法之际，突破方法论拜物教的思想桎梏，尤其是对"科学"的顶礼膜拜，一方面破解"兵马未动，方法先行"、"悠悠万世，科学唯大"、"何以研究，唯有量化"等教条，一方面打通社会科学的各路方法，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针对不同问题，选取不同方法。既然条条大道通罗马，何必一条小路走到黑。

作为工具，研究方法本应结合各种研究对象因地制宜，旨在探究问题，揭示规律，创造新知。而时下新潮似将方法抽离于研究对象并置于社会历史之上，"科学"更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仿佛"芝麻开门"的神奇咒语，轻轻一念，就能打开金山银山的传播宝库。更莫名其妙的是，还人为划分了一个质化量化的南北朝，并有意无意地将质化视若南下牧马、五胡乱华的匈奴，而量化才属于文明开化的正统，求学问道只有统计、问卷、量表才叫"科学"，否则就不科学，至少是前科学、浅科学云云。如此说来，戈公振、徐宝璜、甘惜分、王中、拉斯韦尔、麦克卢汉、鲍德里亚等传播大家不知该当何论，且不说老子、庄子、释迦摩尼、穆罕默德、柏拉图、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名山之作。西谚说得好，如果唯一的工具是锤子，那么就会把所有的问题看作钉子。

在2008年的中国文化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者王绍光教授针对中国政治学的批评，对中国传播学上述两大问题也颇有启发：

我感觉现在年轻学者，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老想用中国的数据来印证、检验某一个外来的理念。我经常跟他们说，先把理论忘掉，先看你的实际材料，然后再去抽象化，找出概念，想办法解释它。理论是次要的，理论是晦涩的，理论是灰色的。但你要说服他们已经很困难了，他脑子里已经形成这些东西。

另外，现在的年轻学者里边也有一种倾向，就是要学那种最时髦的东西。我经常碰到有同学问我：哪个理论是现在最流行的？哪一个方法是现在最流行的？我都可以给他们指出来，但我告诉他，这个方法就好像是做木工活的刨子，你能说刨子是最好的吗？其他东西比如斧头你都不用，你能做好木工活吗？现在有些年轻人很聪明，我有个研究生，以前是学档案学的，来中大三年，统计玩得非常好，他已经非常棒了。但我担心的是他为了玩这个数据，就把他今后的研究变成data driven，这个就变成雕虫小技了。

就研究方法而言，切忌为方法而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是重要的，但方法毕竟是工具。不能本末倒置，为了运用所谓"最新"、"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而舍弃更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既然方法是工具，它便没有绝对最好的，只有最适用的。……[7]

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传播学的新生代已如地火奔突，热流旋转。如果不避简略的话，那么他们的共同特征可以概括如下：更具有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更具有历史意识与批判意识；更兼顾新闻与传播、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的会通。随着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相信中国传播学终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并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新闻战线》编辑部1982年12月5日编发《报纸动态》第三十四期，《怎样认识和研究西方传播学--西方传播学座谈会在京举行》(社科院新闻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供稿)。

[2]吴予敏：《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M]，"后记"，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韩少功：《暗示》(修订版)，"附录二：索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81页。

[4]马星野：《中国言论界的自由传统》[N]，《中央日报》1945年3月31日。

[5]圆桌会议《中国现代政治体制的演变》[N]，《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26日13版。另见王绍光主编《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北京：三联书店，2012。

[6]相蓝欣：《理不屈而词穷--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困境》[J]，《读书》，2007年第12期。

[7]苏力、陈春声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C]，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325页、第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