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的漂泊者
爱尔兰作家托宾十分关注移居他乡者的生活，《纽约客》杂志评价其小说《布鲁克林》时写道：“漂泊他乡，就会在故土与他乡都成为异乡人。”付关军的小说《回乡记》，写的也是这样一个漂泊者，但作品写的不是漂泊者的他乡生活，而是他的一次返乡。他的返乡见闻，恰恰证实的却是自己的永远的离乡——他将是永远的漂泊者。“身家千万”的老板宋词回到故乡，被人们当作“救世主”，没有人知道他是回乡“避难”的。乡村不再是昔日的乡村，不再是人的避难所，宋词的故乡实际只在记忆中。一个地方消失，并不可怕，但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故乡的消失，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灾难。 鲁迅的小说《故乡》通过“我”重返故乡的所见所忆所想，书写回忆中故乡的纯美，现实中的故乡萧条，最终希望那里成为理想中的故乡，希望国家是理想中的中国。付关军的小说《回乡记》也是将现实与记忆中的故乡进行比较，他发现物是人非，记忆中的故乡是回不去了，残酷的现实已将精神故里挤压到坍塌。付关军在小说中流露的对故乡的情感，又和他的老乡莫言的“恋乡”与“怨乡”颇为相似。几乎是同时期见刊的类似小说，还有蒋一谈的短篇小说《故乡》（《上海文学》2013年6期），作品通过一个人由中国去美国看女儿，用拉开距离的方式，为重新思考“故乡”等问题找到契机。故乡是一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故乡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故乡往往是与祖国同构的，所谓“国家”，国和家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因为有家的概念，有故乡的概念，而亲近国的概念。作家们一致选择这样的书写，证实中国作家怀有家国之忧的大有人在。 《回乡记》写一个人的故乡的消失，也写一个国家处在一种看不见的，危情的境地。危情不是单方面经济开发带来的表面的生态恶化，也不是城市化进程中四处拆迁带来的干群矛盾，而是这种种因素综合起来，让人有一种无根之感，有一种不安定感，你感到脚下的土地不是你的家园。故乡是人精神上的避难所，也是人的根，故乡情结人人都有，羁旅中的人常会怀念自己的家乡。故乡能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是安妥灵魂的地方，能抚慰人的内心创伤。项羽失败后，最后的去处是江东，那里是他的故乡，回到江东他就用机会东山再起。然而，他没有能够回到江东，面临的是四面楚歌，回故乡的希望破灭，或者说他在四面楚歌中觉得自己已无家可归，于是，只能乌江自刎。项羽，最终就只能做一个永远的漂泊者。 故乡问题，是重要的精神问题，从帝王将相到普通百姓，失去故乡的人，失去的是支撑精神世界的根基。树无根难活，人无根不立。像刘邦征服海内回故乡，像是给故乡交一份100分的答卷，便能吟出《大风歌》这样生民力旺盛，满腔豪情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这就和项羽《垓下歌》大不一样了，失去回乡的路，纵英雄如项羽，也是末路英雄。《回乡记》中的宋词，就是一个没有根，失去了故乡的漂泊者。最大的幻灭感不是项羽的未能回乡，而是，宋词就站在那片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但却无法觉得这就是故乡。故乡对一个游子不仅不再具有任何吸引力，而且，故乡还在排斥她的游子，宋词返乡后，如同处身于“故乡”的一场排异反应中。 关于“故乡”、“回乡”的小说，和之前大量写“进城”的小说是一种呼应。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发生了一次几千年来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大概有3亿农民涌向城市成为“民工”，这次人口大流动声势浩大，里面有政府倡导和推动的因素。而在之前的历史中，“永嘉之乱”人口流动不过90万，“安史之乱”人口迁徙不过100万，总之，历史上没有哪一次这么多人背井离乡，而且，这次人口大流动出去的人，尤其“民工”，他们出去不是在外地重建家园，这和“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的流动人口到外地可以重建家园完全不一样。这样，“进城”造就了一大批漂泊者，成了小说写作的资源。“进城”的人经过一段时间，或成功致富，或两手空空，他们带着不同的体验奔波于城市，他们终究要回老家看看，这时，开始出现“返乡”小说，人们开始通过“返乡”来思考当年的“进城”。 客观看待，《回乡记》中的宋词，在外地有自己的工厂“身家千万”，他应该是一个成功者。作品选择这样一个“成功者”来写这么一次“回乡”，来表现一个漂泊者的无家可归，非常具有代表意义，他代表着离家在外的3亿漂泊者。 李昌鹏，文学评论家，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