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确立

清朝的确立

第一节宽温仁圣皇帝

转危为安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八月十一日，后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去世，皇八子四贝勒皇太极被诸贝勒议立为新汗，尊称“天聪汗”，改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就内政而言，他碰到三大难题。一是汗父晚年的各项弊政，危害太大。主要弊政之一是大杀汉民。天命八年六月，以复州汉民欲逃，遣兵二万屠其城，全城一万八千余丁只剩下五百户及一些老弱妇幼。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以汉民叛逃不绝，欲杀金兵，遣八旗大臣率兵在金国辖区，“分路而行，逢村堡，即下马而杀”①。弊政之二是尽没民田，编丁隶庄。汗、贝勒、大臣一直掠夺汉民，逼令充当包衣（又称包衣阿哈，即奴仆），隶庄耕种，天命十年十月初三大杀反金汉民时，又将“筑城纳赋”未曾叛逃的汉民尽数降为包衣，没收金国全部汉民田地，编丁设庄，一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一晌为六亩），八十晌供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正赋”。所编新庄，除一部分给与八旗官将外，其余庄园尽归汗、贝勒所有。编隶庄园的庄丁，从过去的平民身份降为奴仆，所纳庄租，比昔日民人上交国家的正赋增加了十几倍。弊政之三是怀疑歧视降金的汉官，仇视绅衿。天命十年十月大杀汉民时，努尔哈赤专门指出，窝藏明国奸细，煽诱汉民叛逃者，“原为明官今已革职之大臣”及秀才，必须一律“甄别正法”，致“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①。

努尔哈赤这样“不论贫富，均皆诛戮，即顺之，不免于死”，没民土地，逼民为奴，带来了致命的恶果②。这样使汉人不分官民贵贱贫富，皆恨金汗暴政，争思叛逃。辽东原有军民数百万，几年之内逃走了三百万以上。汉民长期不断的大量叛逃，被编隶庄的庄丁“逃亡殆尽”，残存者“不勤力耕田”，不仅打乱了统治秩序，而且使农业劳动人手极端缺乏，因而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谷奇缺，物价飞涨。据史载：“国中大饥，斗谷值银八两，伊尔根（即百姓）亦有食人肉者”。“一头骏马值银三百两，一头好牛值银一百两，一匹蟒段值银一百五十两，一匹毛青布值银九两。盗贼蜂起，盗牛马，杀人为乱”③。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4、66。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② 《清太宗实录》卷10，页12。

③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二是军力削弱，难求进展。宁远之败，损伤惨重，影响了将士锐气。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为报父仇，振奋军心，亲偕诸贝勒统领六万大军，围攻锦州，虽然城中明兵只有三万，但凭借坚城枪炮，拚死抵抗。皇太极挥军猛攻，亲自披甲带领侍卫疾驰进击，诸贝勒大臣兵弁亦奋勇冲杀，但由于明军猛烈还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力战负伤，八旗将士“损伤甚多”，不得不撤围回师。明人称此战为“宁锦大捷”。两次失利，大伤元气，使得数十年来所向无敌的八旗劲旅锐气顿减，斗志不旺，害怕打仗，“皆怯于攻城”。①第三个大难题是，内争尖锐，君权微弱。皇太极虽然被尊为天聪汗，但其实权远逊于汗父。努尔哈赤是“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其汗位是皇天任之，是“天任之为汗”，八旗大臣官将固然由其任置，即“汗任之为大臣”，就是贵为一旗二旗之主的旗主贝勒、大贝勒，也系汗之封授赐与，八旗所有人员，最终统归汗辖，而皇太极之为汗，却系由诸贝勒“任置”的。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去世时，八旗贝勒中，大贝勒代善最有希望、最有资格、最有势力继位为君。他身为正红、镶红两旗之旗主，他的亲侄杜度掌镶白旗，他的儿子岳讬、萨哈廉、硕讬、瓦克达均是辖领牛录率军厮杀的勇将，前三人和杜度还是“执政贝勒”。代善系第一位后金国大福晋所生的皇子，军功累累，位列四位大贝勒之首，具体处理军政要务，还曾当了相当长时间的太子。按照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宣布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新汗由诸贝勒“任置”，他是极有可能继任新汗的。此时皇太极仅领有正白旗，位居大

贝勒代善、二大贝勒阿敏、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之后，为第四位大贝勒，通常被称为四贝勒，其长子豪格只有十七岁，二子、三子已殇，第四子叶布舒还在母腹中，他仅能与镶蓝旗旗主阿敏、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相提并论，其人丁兵将势力皆不如代善，也不如十二弟阿济格、十五弟多铎、十四弟多尔衮三位同母所生之三弟兄。

此时，阿济格二十一岁，多尔衮十四岁，多铎十三岁，固然是年轻和年幼之人，但阿济格、多铎已是正黄、镶黄两旗之主，多尔衮也辖有十五个牛录，且是汗父生前许愿的“全旗之主”，三弟兄之母又是机警过人的大福晋阿巴亥，显然是很有希望继位为汗。

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大贝勒代善竟然让贤，在其子岳讬、萨哈廉的建议下，提出立皇太极为君，皇太极才被诸贝勒“任置”为天聪汗，并由汗、贝勒书写五份誓词，祭告天地，规定汗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并尊，以他们四位为主，加上阿济格等十一位贝勒，共同治理金国，朝会之时，亦是汗与三大贝勒同坐于上，接受其他贝勒与八旗官将朝拜。皇太极只不过是四大掌权者之一，并非言出令行至尊无上的君汗，金国由八旗旗主共掌和分治。这样，内争必烈，各贝勒之间不相上下，君权微弱，极不利于金国的巩固和发展。

① 《清太宗实录》卷2，页42；卷5，页33。

周边形势同样不妙。西边明国，时刻不忘收复失地歼灭满洲。明帝擢任袁崇焕为辽东巡抚，委以关外大权。袁崇焕“锐意恢复”，缮修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移商民，广屯田，竭力巩固关外四百里土地，遏制金兵攻势，伺机复辽。北边与西北的漠南蒙古诸部，大都与明相联，敌视满洲。察哈尔部林丹汗，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力图恢复祖业，统一蒙古各部，再建大元王朝，兵强马壮，称雄各部。当天命四年金军大败明军于萨尔浒后，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声称“蒙古国统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谕问水滨三万人英主安否”，居高临下，恃众压寡，警告后金不要夺取广宁。他接受明朝每年赏银上百万两，助明对抗满洲，并经常裘掠与金友好的科尔沁蒙古各部。喀尔喀五部贝勒原曾与努尔哈赤盟誓共同对明，但他们听信明朝之言，受其银两衣帛，遂背坏誓约，“以兵助之”，经常掠金人畜财物，袭掠墩军，献首于明，领取奖银。天命十一年正月宁远之败后，喀尔喀五部以为金兵“将尽，遂决意助明朝”，移营逼近金地，带来严重威胁。南邻朝鲜，世忠于明朝，特别是万历年间，明遣大军入朝，助朝抗倭，双方更为友好亲切。萨尔浒之战时，朝鲜发兵一万三千随征，后又大量收容逃入其境的辽民，供应驻于其皮岛之明朝总兵毛文龙部下食粮，毛文龙由此地不断出击，袭掠金国腹地，闹得金国不得安宁。简而言之，金国处于四面受敌的困境，一旦明军大举进攻，蒙古察哈尔、喀尔喀、朝鲜及毛文龙，必将响应，四面围攻，金国很难抵挡。 面临内政外交极其恶劣的局面，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皇太极，毫不畏怯，勇敢地挑起了使金国转危为安继续向前的重担。他一即位，便首先在改善内部局势稳定统治秩序上，采取了几项大胆的关键性改革措施。第一，赦免欲图叛逃之罪。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五日，即登基后第四天，他颁诏国中：“凡汉官富民，从前有商议逃走，及与奸细往来者，纵有人举首，概不究问。有已逃在外追获者，杀无赦，有欲逃未行者，首告亦不究。”

第二，释放庄丁为民。九月初八日汗谕：“汉民与满洲，同居一处，多为满洲扰害，度日艰难，命其分屯别居。”实录编纂官就此事阐述说：“前此汉人，每十三人编一庄头，分给满官为奴。自上即位，念汉人给满洲为奴，逃亡殆尽，因择可为奴者，每备御给八人、牛二只，余各入堡为民，选清正官管理。”①① 《清太宗实录》卷1，页7。第三，停筑城，禁扰民，各耕其田。九月初七、初八日，汗两次下谕：先时明知劳民，而营建城郭修筑边墙者，以固吾疆圉也。今八旗田土移易已定，自后不再新筑城郭边墙，田土不再移改，“各粪其田”。汉人与满洲同样差役。贝勒大臣及其属下人员出外之时，自备行粮，禁食民间牛羊猪鸡。贝勒大臣不许骑汉官马匹，不许取汉人鹰犬，不准勒买器物和至汉人家饮食，违者治罪。①这就根本上取消了努尔哈赤晚年镇压和加重剥削汉民的主要弊政，对缓和满汉紧张关系，稳定国

内秩序，恢复生产，起了很大作用。“诏下，汉官汉民皆大悦，向之思逃者皆止，奸细从此绝迹矣。”②他还起用汉官和汉人生员，初擢沈阳县学生员范文程为游击，召直左右，后授其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为二等甲喇章京，命其掌领机密事。出宁完我于包衣，召直文馆，久预机密，屡进世职至二等甲喇章京。其后，他又以汉官俱归併于满洲大臣下，所有马匹，不得乘骑，为满官所乘，所有牲畜，不得使用，被满官贱价强买，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劳，“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故“潜通明国，书信往来”，时怀叛逃之心，因此，命令将数千名汉官汉民另编汉军旗，将汉官拔出满洲大臣之家，使其“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米谷得以自给”。③这样，汉官才基本上安下心来，尽心竭力为金汗效劳。

皇太极深知，汗父以武开国，没有武功，军威不壮，就不能创业建国，也不能定国安邦，更不能拓疆辟地，席卷全辽，进取山海，故连续进行征蒙攻朝袭明的战争。

皇太极即位之后一月余，天命十一年十月初七日，遣大贝勒代善等九位贝勒，“率精锐万人”，往征蒙古喀尔喀五部之扎鲁特部，别派副将冷格里领兵六百往袭喀尔喀五部之巴林部，驱逐哨兵，纵火燎原，以张声势。代善等飞奔疾驰，大破扎鲁特部，擒其巴克等十四位贝勒，斩杀鄂尔寨图贝勒，“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冷格里等亦俘获巴林部人马牛骆羊四千余。

皇太极看准了林丹汗是他统一漠南蒙古的主要障碍，因此，一方面努力争取科尔沁等部贝勒与金联合，对付林丹汗的袭掠，分化瓦解林丹汗属下人员，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大举进攻。蒙古奈曼、敖汉诸贝勒“因察哈尔汗不道”，于天聪元年（1627）“举国来附”，皇太极举行盛宴，隆重款待。喀喇沁、鄂尔多斯、阿巴亥、阿苏特、喀尔喀诸部因不堪忍受林丹汗的欺压掠夺，于天聪元年底至二年初，组成十余万人的联军，在土默特部赵城地方（呼和浩特地区），消灭了林丹汗驻兵四万及其派往明国张家口领赏的三千士卒，联军伤亡亦重。喀喇沁部要求与金结盟，皇太极欣然允诺，“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共击林丹汗。天聪二年二月，皇太极亲率精骑，在敖不伦地方（大凌河上游），飞速闪击察哈尔所属多罗特部落，俘获一万余人，挫了林丹汗锐气。接着，他于九月，率诸贝勒大臣，统领八旗军队，征调联盟、归附的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贝勒，各率所部兵马来会，大举西征察哈尔，连续驰击席尔哈、席伯图、汤图等处，俱克其地，又遣精骑追捕败军，直至兴安岭，“获人畜无算”，一征林丹汗取得了初步胜利。

① 《清太宗实录》卷1，页8。

② 《清太宗实录》卷1，页6。

③ 《清太宗实录》卷17，页11。

皇太极又兴兵攻朝鲜。天聪元年正月初八日，他委派阿敏、岳托、济尔哈朗等六位贝勒，统兵三万进攻朝鲜。金兵进展迅速，连下城池，势如破竹，不到半个月，就占领了大半个朝鲜，入据旧都平壤，迫使朝鲜国王李倧签订了城下之盟。誓言规定朝鲜国王尊金汗为兄，己居为弟，春秋两季向金汗纳贡，金国使臣前去，按过去接待明朝使者之例对待，不得“与满洲记仇，修筑城池，操演兵马”，断绝与明国的关系，只与金国往来，辽民逃入朝鲜，立即送还。若违誓言，金即发兵征讨。

在皇太极勇于进取和正确指挥下，经过八旗贝勒大臣将士的奋勇冲杀和艰苦努力，仅仅两年，便解除了四面受敌之困，国内形势稳定，八旗劲旅再显雄威，士气大为振作，金国终于转危为安了，并为下阶段的迅速扩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逼明都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 1629），由危转安的金国，正处在前进路上的重要关头。此时，攻朝已收大功，一征林丹汗初战告捷，奈曼等部陆续来归，国内经济有所好转，在平庸之辈看来，可以暂停厮杀，放马归山，安享太平之乐了。然而，这毕竟是肤浅之见，

只有几万男丁的女真——满洲，面对幅员辽阔、人口上亿、拥兵百万的明朝大皇帝，不能有丝毫的松懈，不前进，必衰弱，三十几年过去，难免灭族灭种之祸，前车之鉴，比比皆是。好些马背上民族曾叱咤风云，所向披靡，以少胜多，然而，曾几何时，坐享其乐，锐气全休，终于销声匿迹。此路断不可走。

若要前进，去向何方，明与蒙古，以谁为先，金国上层人员对此颇有分歧。有的主张先攻蒙古，也有人则主攻明。攻明固然可获大利，但困难不小，风险也大，闹不好，再来一个宁远之败。天聪汗皇太极与八旗贝勒大臣经常为此穷思苦索，最后，皇太极决定，“亲统大军伐明”，并调集蒙古各部会师。

天聪三年十月十五日，大军到达辽河，立营，蒙古科尔沁部、扎鲁特部、奈曼、巴林、敖汉等部奥巴等数十贝勒相继率兵来会。皇太极召集八旗诸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贝勒，商议向谁用兵。他说：明国屡背盟誓，察哈尔残虐无道，皆当征讨，“今大兵既集，所向宜何先，尔等其共议之”。与会者有的认为：“距察哈尔辽远，人马劳苦，宜退兵”。有的说：“大军已动，群力已合，我军千里而来，宜以见集兵征明”。皇太极认为应当征明，遂统大军向明境前进。

不料，过了五天，发生了波折。十月二十日，大军抵达喀喇沁部的青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莽古尔泰在行进途中秘密相议，晚上进入皇太极的御幄，“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代善、莽古尔泰提出回兵的根据是，攻明太危险了。劳师远袭，若不能进入明边，则粮匮马乏，欲归不得。纵使入边，明国会合各路兵马围攻，则寡不敌众，且恐明兵自后堵截，断绝归路。

代善、莽古尔泰反对远征，使皇太极十分为难。

第一，两人所论，并非毫无根据。金军大约五万余人，而明国仅山海关内外就驻军十余万，北京册载官兵数十万，再加上宣府、大同、山西、蓟州、永平、密云、昌平、易州等镇官兵，总数超过金兵十几倍，确是代善所说，众寡悬殊。三年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军十三万进攻宁远，败于不到两万人的守兵。两年前天聪汗又率兵五六万，再攻宁远及锦州，又未获胜，将士死伤甚多。如今想以五六万之众，越边飞袭，千里远征，胜负实难预料，很可能是再次失利，那时将欲归无路。此论一传，八旗贝勒大臣之中，定会有不少附从之人，军心一动，战难必胜。

第二，代善、莽古尔泰非等闲之辈，亦不是纸上谈兵之人。他俩早年从征，下抚顺，战萨尔浒，取开、铁，据辽、沈，入广宁，身经百战，军功累累，代善还是具体指挥萨尔浒战役的三军统帅，他俩所述，应是经验之谈，不能轻易置之不理。更使皇太极为难的是，他俩是大贝勒，是“任置”天聪汗的主要人物，金国军政大事是由他俩与二大贝勒阿敏及天聪汗共同议处的，此时阿敏留镇沈阳，则全军由他俩与汗共同统率，三票之中占了两票，皇太极对此是无可奈何的。

因此，尽管皇太极高瞻远瞻，雄才大略，决心冒险远征，彻底扭转战局，但面对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的反对，也不得不被迫服从其议，表示退兵。

代善、莽古尔泰见事已定，遂各回己营。守在幄前等候消息的岳讬、济尔哈朗、萨哈廉、阿巴泰、杜度、阿济格、豪格等贝勒方进入幄中，见汗闷闷不乐，沉默无言，岳托问道：汗与两位大贝勒所议何事，请告，今诸将皆集于外，等待汗谕。皇太极十分失意地说道：“可令诸将归帐，我谋既不成，何必等待”。又命文臣将欲发军令不必宣布。岳讬等惊问何故。汗密谕：大贝勒恐深入遇险，要撤军回辽，“固执不从”。岳讬等贝勒劝汗决计进取，于是令八固山额真至代善、莽古尔泰处商议，代善、莽古尔泰表示不坚持己见。议至子时，方定前进征明。

雨过天晴，皇太极非常高兴，统领大军迅速前进。他总结了前两次战争的教训，认为“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徒劳我师，攻之何益！惟当深入内地，攻其无备城邑”，决定绕过坚

固的宁锦防线，从明国防守松懈的喜峰口突入塞内。大军一分为三，分别从大安口、龙井关、洪山口攻入明边，于十月三十日会师于遵化城下，十一月初三日克城，随即急速向北京推进。金军势如破竹，下蓟州，越三河，略顺义，破通州，二十日进逼燕都。

明帝大惊，飞诏各镇勤王，命各路援兵均听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调度。袁崇焕闻警，千里疾驰，赶到京师，部署防御。皇太极见袁来到，知难力取，便设下反间计，指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巧妙地让被俘太监杨春“偷听”到袁与金汗有密约，欲为内应的谈话，再放跑杨春。杨春回京后，密告崇祯帝朱由检。崇祯帝早就因袁曾与金有过吊丧议和之事及擅杀东江镇总兵毛文龙，而颇为恼怒，京城又流言四起，诬袁召来金兵，遂相信杨春之话，于十二月初一日，捕袁入狱，八个月后并以“通虏谋叛”等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籍没家产，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制造了一起特大冤案。皇太极知悉妙计成功，明帝自毁长城，大喜，统军猛攻明军，先后击杀明勇将武经略满桂、副将孙祖寿等人，擒获总兵黑云龙等将，纵掠畿内，连下迁安、滦州、永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县，屡败明兵，留兵驻守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于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日返回沈阳。

此战被明人称为“己巳之役”（己巳为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的干支年号），历时五月余，金兵第一次突破长城，进入明境，势如破竹，席卷长驱，千里奔袭，直抵北京城下，讨斩杀、擒获、逼死明督师、经略、总兵、副将、巡抚多人，“每战必胜，每攻必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从此开始了金国掌握主动权、明朝步步败退的新阶段。

统一漠南

为了弥补女真——满洲人数太少的根本弱点，为了清除北方、东北方向来的威胁，为了斩断明国右臂，皇太极加紧进行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抚工作。一方面屡派使者，招诱巴林等部归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征林丹汗，适值辽河水涨，人马浮水而过，两昼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贝勒纷纷遵奉率兵从征谕旨前来相会，到十二日，来会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忒、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巴林、科尔沁等部及北边蒙古诸部奥巴等数十位贝勒，均献酒献马，汗设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贝勒，嘉奖踊跃遵命之贝勒，训斥怠缓之人。

皇太极谕：“朕以察哈尔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尔等率本部兵来会。今尔等所领之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惟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悫，忧乐相同，朕甚嘉之”。至于舅舅吴克善的行动，则使“朕心不甚欢乐”。扎鲁特部诸贝勒，“尚属实心效力”，敖汉、奈曼诸贝勒，亦“较优，然也未为尽善”。巴林诸贝勒似尚畏惧察哈尔，且“吝惜马匹，怠缓不前”，阿禄诸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复仇，而不多发兵马”，“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各贝勒皆叩首受命。这次训谕，对激励和鞭策蒙古踊跃从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人赴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①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

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②。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极致书堡中明将，索取逃人，称：“我北征察哈尔，穷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讯之，云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还兵克归化城”，“近闻察哈尔所遗人畜财物，为尔等收留，当一一归还于我。否则，自取祸患。”明将大惊，立即送还逃入蒙古及欲赏与林丹汗之财物，计有男妇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余及所赏缎布帛六千余匹。宣府守将亦将犒赏察哈尔汗所财物存在张家口者，全部献出，计缎布及虎豹狐獭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匹（张）。明宣府巡抚、总兵又遵金汗谕旨，议和通市，赠献黄金、白银、蟒缎、布匹、茶叶数千（匹、两、包）。六月二十四日，大军扎营于张家口外喀喇把尔噶孙，“列三十营，联络四十里”。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庐舍，弃其粮糗，各籍所俘获，以闻于上，共计人口牲畜十万有余”①。

皇太极认为此战目的基本达到，遂统军东返，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阳。此行往返万余里，历时三个月零二十六天，虽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给其以致命打击，逼其丢弃本土远逃，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率残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行”，原有三十余万部众，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到天聪八年，无处安身东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滩，余部纷纷回归，投顺于金汗。天聪九年二月，多尔衮等贝勒奉谕统兵一万，往寻林丹汗之子额哲，于四月降额哲及其母苏泰太后，并获元朝历代传国玉玺。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窦土门福晋，以及其他贝勒、寨桑，纷率所部来归。漠南蒙古各部悉隶金汗之下。

① 《清太宗实录》卷11，页27。

② 《清太宗实录》卷11，页27、34、35、36。

① 《清太宗实录》卷12，页5、6。

皇太极深知，只靠一二次征剿和随从效力，并不能使各部蒙古长期归顺于己，也不能仅仅依靠盟誓，而须以武力作后盾，用制度、法令来约束各部，使他们听从金汗统辖和指挥。天聪三年正月，他颁敕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喀喇沁，“令悉遵我朝制度”。三月，他又遣使臣赍敕，“谕归顺各部蒙古诸贝勒，申定军令”，规定凡遇出师之时，宜踊跃争赴，协力同心，不得迟期。若征察哈尔，凡管旗之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须从征，违者，罚马一百匹驼十头。迟三日不至约会之地，罚马十匹。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一员、台吉二员，率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一千匹、驼百头。于相约会集之地掳掠者，罚马百匹、驼十头。①天聪八年正月，皇太极借外藩蒙古科尔沁、敖汉、阿禄、喀喇沁、奈曼、四子部落等部贝勒来朝的机会，具体定其法例。他谕告诸贝勒：“尔蒙古诸部落，向因法制未备，陋习不除”，今与诸贝勒约定：凡贝勒夺有夫之妇配与他人者，罚马五十匹、驼五只，其纳妇之人，罚七九之数，给与原夫。奸有夫之妇，拐投别贝勒者，男妇俱论死，取其妻子牲畜，尽给原夫，如贝勒不执送，罚贝勒马五十匹、驼五只。盔甲、绵甲、马鬃尾无牌印，以及盔缨、纛缨、纛幅不遵金国制度者，俱罪之。②同年十月，遣使者阿什达尔汉前往蒙古，在硕翁科尔大会敖汉、奈曼、巴林、扎鲁特、翁牛特、四子、吴喇忒、喀喇沁、土默特、塔赖各部管事大小诸贝勒，分定各部地界，严禁各部互相侵越③。第二年天聪九年二月，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除盲人及手足残废者外，年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俱照例编审，共编壮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其中喀喇沁左翼旗、喀喇沁右翼旗、土默特三旗壮丁共九千一百二十三名，仍隶于满洲八旗之内，另外七千八百三十丁，加上旧蒙古，正式编立蒙古八旗，分由阿代、达赖、恩格图、布彦代、伊拜、苏纳、吴赖、扈什布等八人为固山额真，各旗均设梅勒章京、甲喇章京各二员。①漠南蒙古各部的统一及蒙古八旗的编立，为金国扩

大了兵源，增加了兵马，加强了满蒙联盟，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对金国的巩固和强大，以及对明国的征讨，均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以后，金国汗便可全力攻明了。

改元崇德

① 《清太宗实录》卷5，页2、11。

② 《清太宗实录》卷17，页5。

③ 《清太宗实录》卷21，页2—6。

① 《清太宗实录》卷22，页19—21。

皇太极在实现削弱和兼併明国这一主要目标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天聪五年（1631）八月，他统率八旗劲旅及外藩蒙古兵数万，围攻大凌河城，大败来援明兵四万，重重围困，历时三月。“城中粮竭，商贾杂役多死，存者人相食，马毙殆尽”，守将总兵祖大寿被迫率部于十月二十八日出城投降，但随即用计逃走，坚守锦州。天聪七年，金兵万余取旅顺。

天聪八年六月至九月，皇太极统兵九万，绕道内蒙，从长城北部独石口、得胜堡、龙门口、尚方堡诸口入边，突袭宣府、大同地区，先后攻克代州、保安州、灵丘、崞县等州县，蹂躏宣、大地区五十余日，“禾稼尽蹂躏，庐舍尽焚毁，台堡之人俘斩甚众”，军威远扬，“明之边吏震恐”，京师戒严，“明国官军曾未有一人敢出战者”。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分率兵马船炮来归。

与此同时，他积极招抚黑龙江中上游地区索伦、虎儿哈、萨哈尔察诸部，并于天聪八年用兵于黑龙江上游地区虎儿哈各部，“尽克其地”，七千余名虎儿哈人归顺。

在提高汗权抑制贝勒这一至关重要的内政问题上，皇太极同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天聪二年三月，以镶白旗旗主阿济格贝勒为亲弟多铎说婚细故，将这位刚强、鲁莽、勇敢的贝勒废黜，改以其年仅十五岁的弟弟多尔衮继任，减少了两白旗对新汗的威胁。天聪四年，以二大贝勒阿敏在八九倍于己的二十万明军猛攻下，放弃关内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个孤城，而兴大狱，给其定上轻君、谋位、败退等十六大罪，将这位最危险的汗位威胁者幽禁终生，尽夺其所属人口、奴仆、财物和牲畜，给予一向忠顺于己的济尔哈朗，使其继为镶蓝旗旗主。 天聪五年八月，攻大凌河城时，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以本旗兵士死伤多、差役多，和皇太极论理争辩，盛怒之下，“揽所佩刀向前，以手频摩其柄”，被议定御前露刃罪，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录，罚银万两。第二年正月，他正式废除汗与三位大贝勒并坐受朝的旧制，改为仅己一人南面独坐。

天聪六年十二月莽古尔泰病故，其弟德格类继为正蓝旗旗主。九年病逝后，其属人首告两位贝勒及其妹莽古济格格曾对神发誓，欲图谋害君汗。皇太极再兴大狱，诛莽古济格格和莽古尔泰之子额必伦及其同党屯布禄、爱巴礼与两人之亲友兄弟子侄，莽古尔泰另外六个儿子及德格类之子邓什库等，俱降为庶人，黜宗籍，属下人口财产入官，以其正蓝旗附入已之正黄、镶黄两旗。皇太极遂亲领三旗，处于绝对优势。

同年，他又召集诸贝勒、大臣，历数大贝勒代善对君不敬之过，宣称将杜门不出，让诸贝勒另举强者为汗，实际上是示意要八旗贝勒大臣议处代善。在皇太极势力已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诸贝勒大臣当然要唯其马首是瞻，故谴责代善欺君妄行，议革其大贝勒名号，夺十牛录，罚银万两，其子镶红旗旗主岳托贝勒罚银千两，萨哈廉贝勒罚银二千两，夺二牛录。皇太极为示宽厚，命免革名号，发还其十牛录及萨哈廉二牛录，余依议。①在国势增强、君汗权大的形势下，皇太极不满足于称汗了，要和明帝分庭抗礼，尊称为帝。天聪九年十二月，外藩蒙古察哈尔、科尔沁、扎赖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敖汉、奈曼、巴林、土默特、扎鲁特、阿禄、翁牛特、喀喇车里克、喀喇沁、吴喇忒等十六国额哲等四十九位贝勒，齐至沈阳，与代善等诸贝勒议上尊号。代善等诸贝勒书写誓词，焚香誓告天地拥汗即帝位：“自今以后，若有二心于上，及己身虽不作乱，而兄弟辈有悖逆之事，明知隐匿，或以在上前所议

国事，归告于妻妾及不与议之闲员仆从，并云我意原欲如此，因而谤讪者，天地谴责，夺其纪算。若能竭力尽忠，当荷皇上洪慈，天地庇佑，寿命延长。”②皇太极接受了诸贝勒及外藩蒙古的劝进，允诺即帝位，但为了更添异彩，令向朝鲜国王示意，让其拥戴。于是八和硕贝勒、十七固山大臣致书朝鲜国王说：“我皇上宽仁厚德，博施济众，国中就治，藩服倾心”，“以故东渐于海，西抵汤古忒，北至北海，各国归附，内外诸藩承指响风，无有背恩义违法令者，大军所指，北讨西征，无不如志，是皆合天意顺人心之所欲也”，故我等谒诚拥戴，敬奉尊号。蒙古十六国额哲等四十九位贝勒亦致书朝王，望其遣使劝进。③一切准备就绪，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举行称帝登极大典。大贝勒代善等诸贝勒、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外藩四十九位蒙古贝勒，以及满蒙汉文武官员，齐集一堂，恭请天聪汗皇太极称尊号，遂“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尊汗为“宽温仁圣皇帝”。随即分叙诸兄弟子侄军功，他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济尔哈朗、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分别为和硕郑、睿、豫、肃、成亲王，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分叙外藩蒙古诸贝勒军功，封巴达礼、吴克善、额哲为和硕亲王，布塔齐等为郡王、贝勒。封都元帅孔有德为恭顺王，总兵官耿仲明为怀顺王，总兵官尚可喜为智顺王，通称“三顺王”。 在此前后，定族名为满洲，废诸申（女真）旧称，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又定宫殿名，中宫为清宁宫，东宫为关雎宫，西宫为麟趾宫，次东宫为衍庆宫，次西宫为永福宫。强大的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正式与明朝大皇帝分庭抗礼了。 ① 《清太宗实录》卷25，页10—21；卷26，页10。

② 《清太宗实录》卷26，页31。

③ 《清太宗实录》卷27，页11—15。

第二节无敌军威深入腹地

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清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称帝伊始，便为大清国的扩展作出了两大抉择，一是进军京畿，二是亲征朝鲜。

崇德元年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已出师征明。御翔凤阁，召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成亲王岳讬及出征主帅英郡王阿济格和文武大臣，晓谕用兵事宜，要求诸将公议而行，城池能克则取，不能取则不取，所掠人畜，不许争抢，平均分取，师行宜速勿缓，“彼处汉人，若出城野战，破之甚易”。即此战主要为掠取人畜财物，残破明地，不在于攻克坚城。阿济格等遵命，于五月三十日出发。皇太极又派多尔衮、多铎等率军进兵山海关，以牵制关宁明军，协助英王入边。

六月二十七日，阿济格统率八万大军，分三路先后进入独石口，七月五日会师于京畿延庆州，连败明军七次，俘获人畜一万五千余。明崇祯帝急令京城戒严，重兵防守紫荆关等处，力图阻止清军从山西而来由西山进京。阿济格却出乎明帝所料，竟不走山西，而经延庆入居庸关，逼近西山，移屯沙河、清河，随即连续进攻或攻克宝坻、定兴、昌平、房山、涿州、固安、文安、永清、漷县（通县）、遂安、雄县、安州、定州、香河、顺义。最后，趋京城北，至怀柔、大安，分屯密云、平谷，遍蹂畿内，九月初一出冷口而还。清军将士获胜欢欣，“俱艳饰乘骑，奏乐凯归”，还砍塞上柏树大书：“各官免送”，扔于道上，嘲弄明将吏胆怯畏战。

明军督师兵部尚书张凤翼、宣大总督梁廷栋，身负重任，拥兵十余万，却畏敌如虎，不敢迎战，屡遭言官弹劾，日服大黄药求死，致上行下效，将多闭城不出，或待清军归时，尾随相“送”，腐朽衰弱，不堪一击。

九月二十八日，阿济格统军返抵沈阳，皇太极出地载门十里外亲迎。阿济格率众将跪捧献捷表文。大学士范文程跪读表文：“攻克明国边城，长驱而入，燕京附近疆土，纵兵驰突，凡克城十二，摧敌阵五十八，俘获人畜十八万，生擒总兵巢丕昌等。我国出征将士，全军奏

凯而归。”①皇太极大喜，设宴赏赐将士。

过了两年，皇太极于崇德三年八月，又发动第四次征明战争，目的仍是掠夺人畜财物，摧残明国实力。八月二十三日，他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军，贝勒岳讬为扬武大将军，统右翼军，贝勒杜度等相副，两路征明。他领兵渡大凌河，牵制山海关守兵。 八月二十七日，岳讬率右翼军先行，九月二十二日从密云北边墙子岭，毁坏长城，破边墙入边，斩杀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多尔衮统军于九月初四离① 《清太宗实录》卷31，页7。 沈阳，二十八日于青山关毁边墙而入，两军在京郊通州会师，然后绕过北京，至涿州，兵分八路向西前进，一路顺太行山，一路沿运河，六路在太行山与黄河之间并进。

明崇祯帝大惊，京师戒严，诏天下勤王，以宣大总督卢象昇督天下勤王兵。卢象昇进士出身，胆略过人，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屡与农民军交锋，因功从大名知府连续擢升，崇祯九年（金天聪八年）任至宣大山西总督。此时奉诏督师，三受尚方剑，誓死抗清。若明帝能倚卢用兵，事尚可为，然而卢主战，兵部尚书杨嗣昌、总监军太监高起潜顺帝意主和，杨、高两人多方阻挠，使卢之用兵计议无法实现。杨、高并说动皇上，将援兵一分为二，卢象昇督宣府、大同、山西三总兵杨国柱、王朴、虎大威之二万兵，关、宁诸路大军数万皆归高起潜。杨嗣昌进大学士陈新甲为兵部尚书，命大学士刘宇亮督师，又将卢之兵分与陈，卢只剩下残兵五千，保定巡抚张其平还拒不发饷。

卢象昇见危不惊，提饥疲残卒宿野外。他原曾任职之大名、广平、顺德三府父老闻悉，齐叩军门请卢转驻广、顺待机克敌，说：“明公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为天下先，乃奸臣在内，孤忠见嫉”，“栖迟绝野，一饱无时”，“明公诚从愚计，移军广顺，召集义师。三郡子弟喜公之来，皆以昔非公死贼，今非公死兵，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者”。卢象昇感动流泪，泣告父老说：深感父老恩义，然今分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食尽力穷，旦夕死矣，无徒累尔父老为也”。“众号泣雷动，各携床头斗粟饷军，或贻枣一升，曰：公煮为粮”。十二月十一日，卢领兵至蒿水桥，被清军数万包围，仅距此地五十里之高起潜拥兵数万，拒不应援。“象昇督兵疾战，呼声动天，自辰迄未，炮尽矢穷”，击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而阵亡。其仆惧清兵残破其尸，而伏其上，背负二十四矢而死，全军尽没。①高起潜率部逃走时，入伏大败，从此明军不敢接战，只是远远尾随而行。

清军势如破竹，转掠二千里，历时五月，于崇德四年三月出关。此役攻克号称中原一大都会的济南城，先后败敌五十七阵，攻陷直隶山东顺义、文安、庆云、博野、庆都、高唐、历城、泰安等七十余城，俘获人畜四十六万及黄金白银九十八万余两，击杀两名总督及守备以上官员一百余人，生擒明亲王朱由枢及郡王、监军太监等人。明仅济南省城，死尸即达十三万具，全城财物焚掠一空。自京郊庆都、新乐、真定、栾城、柏乡、内丘，至顺德，行程千里，“一望荆榛，四郊瓦砾”，整个畿南郡邑，“民亡之十九”，中原地区的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

此时，清军右翼兵主帅扬武大将军、镶红旗旗主岳讬贝勒及其弟辅国公玛瞻病殁于军中。 ① 《明史》卷261《卢象昇传》。

在此之前，崇德元年十二月初，皇太极统率大军亲征朝鲜，势如破竹，月底即攻克朝鲜都城汉城，逼迫国王李倧接受投降称臣条约，规定：断绝与明朝一切关系，奉大清正朔，每年进贡一次，贡纳金银、水牛角、豹皮、鹿皮、茶叶、纸、席、布、米等物，每年三大节及喜丧等事，均行贡献礼，往来礼仪，均照明朝旧例实行。李倧之长子及另一子和诸大臣子弟作为人质，常驻沈阳，惩办主战大臣。从此，清朝从根本上解除了后顾之忧，而且从朝鲜获得了大量人员物资，进一步增强了国力。

松锦决战

崇德五年（1640）起，皇太极又发动了松锦之役，以消灭明朝主力。锦州，是明国辽西

军事重镇，城南十八里是松山，西南四十里是杏山，杏山西南二十里为塔山城，杏山、松山、塔山三城如卫星一样护卫锦州。另一重镇宁远在锦州西一百二十里，为锦州后盾，宁远、锦州不下，山海关断难攻克。史家对此形势评论说：清军屡次入塞，而不能得获明尺寸之地，“皆由山海关阻隔，而欲取关，非先取关外四城不可”①。

此时锦州守将是明国第一勇将挂征辽前锋将军印的总兵官祖大寿，他据城固守，城坚炮利，清军屡攻不克。

皇太极根据历次攻锦的经验，决定采取长期围攻的方针，崇德五年三月，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统军往围，三月一换。经过一年的围困，守锦州外城的蒙古贝勒诺木齐等密约降清，济尔哈朗率军攻取了外城。蒙古将士、家属六千二百余人投降。

明崇祯帝朱由检大惊，立催蓟辽总督洪承畴督兵来援。洪承畴，进士出身，因镇压农民军有功，从督粮参政一跃而为陕西三边总督，兵部尚书，兼督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随改蓟辽总督，率东协总兵曹变蛟、辽东总兵王廷臣、蓟州总兵白广恩、山海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统兵十三万，于八月初抵达松山，与锦州守军相呼应，充分发挥大炮的长处，“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清军“存身无地”，势甚危急，立即向清帝报告。①皇太极闻悉围锦清军“屡战败衄，势将败北”，决定全力以赴，“悉索沈中人丁，而赴锦州”，于十九日抵达松山附近的戚家堡。

明兵环松山城扎营，步兵立大营七座，驻扎于乳峰山与松山之间，营寨林立，旌旗翻飞，战马嘶鸣，阵容严整，围锦之清军见到明兵如此逼人的气势，无不“大骇”。②

① 魏源：《圣武记》卷1。四城系指锦州、松山、杏山、塔山。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皇太极登山岗观看明军阵式，“见洪阵严整，叹曰：人言承畴善用兵，信然，宜我诸将惮之也”。他看了很久，苦苦思索，见明军是“大众集前，后队颇疏”，便想出了破敌之法，对诸将说：“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他根据明军首尾不相顾的弱点，定下掘壕围困断敌粮道之法，壕深八尺，上广一丈二尺，下极狭窄，仅可容趾，“马不能渡，人不能登，有堕者，无着足处，不得跃起”。在二十日这一天里，清军拼命掘壕，从锦州西面往南，穿越松山、杏山之间的通道，一直到海口，连掘三道大壕，将明军包围起来，切断了其与后方的一切联系和粮饷供应。二十一日，洪承畴统兵进攻，双方激战，明军未能闯壕。

此时，论兵力，双方人数相当，明军火器远远超过清军，本可以决一雌雄，尤其是又已被清军断绝了后路，只有拼死厮杀，方能死中求生，正是处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境遇，照说这八大总兵官应当督兵奋战了。可是，十几年来的连战连败，朝廷腐朽无能，调度无方，有功不赏，有过不罚，各级将领早已丧失斗志，唯知保命逃窜。

由于明帝不顾实情一味催促，洪承畴被迫放弃了“且战且守”的“持久之策”，率兵匆匆赶来，此时仅有三天军粮，眼看粮道断绝，将士大为恐慌，多有逃跑之心。在此危急时刻，久经征战的洪承畴召集诸将会议，提出决战突围方针说：“（诸将）当各敕本部力战，予身执桴鼓以从事，解围在此一举。”但诸将胆怯，不愿死战，主张逃回宁远。力主速战昏庸无能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之亲信监军张若麒也反对决战，希望撤回宁远，这进一步涣散了将士斗志。洪承畴无可奈何，只好下令于明日突围，说：“往时诸君俱矢报效，今正其会。虽粮尽被围，应明告吏卒：守亦死，战亦死，如战或许死中求生。不肖决意孤注一掷，明天望诸君悉力而为。”①他分遣八总兵为左右路，准备于明日死战突围。皇太极于交战之后料定，明兵缺粮，“今夜敌军必遁”，分遣王公将领进入汛地，阻截明兵。二十一日晚初更时分，明大同总兵王朴率先逃跑，宁远总兵吴三桂、山海总兵马科、密云总兵唐通、宣府总兵李辅明、蓟州总兵白广恩等五镇将帅亦争相驰逃，“且战且闯，各兵散乱，黑夜难认”，步骑大乱，自相蹂践，

弓甲弃于遍野。清军乘势追杀，至二十九日，计斩杀明兵五万余人，获马七千余匹、甲胄九千余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鹅鹜”。①吴三桂等六镇残兵败将分别逃入杏山、宁远，洪承畴与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率部撤入松山，清军分围锦州四城，至第二年三月，相继攻下塔山、松山、杏山，降锦州，生擒洪承畴及辽东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等人，祖大寿降。决定明清命运的松锦大战，以清兵大胜、明军彻底失败而结束，为清军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基础。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① 《清太宗实录》卷57，页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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