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为了写作的阅读

　　大概是去年多半年没怎么写文章，今年不得不开始恶补。回首2013年，我过眼的书不能算少，但绝大多数是为了写作或为了准备写作而进行的“忙读”。我当然知道这并非最好的阅读方式，但我却几乎找不出“闲读”的时间。于是谈论今年的阅读状况，我必须提一提我写的那些东西了。 　　实际上，今年的写作活动也是从阅读一本书开始的，这本书就是钱振文的《〈红岩〉是怎样炼成的——国家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此书读毕于2012年的上半年，但当时为什么读它，现在却记不太清晰了。可能是有次听他的导师程光炜先生说，这本书的部分章节先期发表后反响不错，甚至引起了海外学者王德威的关注。于是我给钱振文打电话，问他书出版后为什么不送我。钱唯唯，说没把这本书当回事，且目前手头已无存货。我说算了，我自己买一本吧。 　　这本书读过之后，我在去年6月就有了写一写它的冲动，但真要写的时候已到今年年初了。起初，我只是把它写成了个随笔体的书评，但马上就发现，五六千字的篇幅没办法把我想要表达的全部想法呈现出来。于是我开始重新琢磨，试图以点带面，把这本书及我的相关思考进一步“问题化”。最终，它变成了一万四千字的论文：《对“红色经典”做文化研究——从〈《红岩》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说开去》（《当代文坛》2013年第3期）。 　　为了把这篇文章写出点模样，我又重读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的部分章节，细读阎浩岗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我找出了周春霞送我的《解读红色经典——〈春青之歌〉的文本张力与生产机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当年我参加过她的博士论文答辩，这本书就是那篇博士论文。我又买回了於曼的《红色经典：从小说到电视剧》（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版）和姜辉的《革命想象与叙事传统：“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翻阅一番，想看看“红色经典”问题在年轻学者那里是何种思路。不用说，这些书中还是李杨教授的那本最见功夫，于是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我儿子。 　　此文发表之后还有了点反响。比如，5月遇《文艺争鸣》主编王双龙先生，他见面就说我这篇文章，还说我的文章勾起了他想读钱书的欲望，问我能否跟作者要一本。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但过后却忘得一干二净。10月复见面，他又说起此事，我才如梦方醒，便立刻买一本给他寄去。这件事情我没跟钱振文提起过，是想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又如，9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当代文坛》的感谢信，信中说，我的这篇文章已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寄上500元以资奖励。这件事情我立刻告诉了钱振文，我说我发财了。 　　写完这篇文章，我开始琢磨一篇约稿。我想在过年之前把它写出来，但想到这个工程不算太小，年前能否写完心里完全没谱。这篇约稿原本是为美国的《立场》（positions）杂志写文章，策划者是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张正平（Briankle Chang）教授和我们这里的吕黎博士。他们想与《立场》合作，在“本雅明与中国”之名下约一组论文，中国学者写三四篇，美国、德国等地的学者写四五篇，每篇万字上下，最终交英文稿。我没受过英文写作的专门训练，打死我也写不出英语论文，便只好想着先用中文写一篇，然后再请朋友帮忙译出。而选题我琢磨再三，回到了我做博士论文时冒出的一个想法上：比较一下本雅明的《讲演》和毛泽东的《讲话》。 　　本雅明的《讲演》是指那篇《作为生产者的作家——1934年4月27日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所的讲演》（“The Author as Producer： Address at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Fascism， Paris， April 27， 1934”），毛泽东的《讲话》当然就是那篇每年都要纪念一次如今仍在不断争议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了。有人可能会说：本雅明和毛泽东？这是哪儿跟哪儿呀，风马牛不相及，打住吧您呢。但我却顽固地认为两者在一些维度上具有可比性。这个念头在我的脑袋里存活了十多年，挥之不去，直到真要把它弄清楚、想明白、写出来时，却也颇费周折。我在《过年散记》中写道：“按理说，开车与写文章不好相提并论，但有一点是相似的：不能走弯路。路若是走错了，那就必须推倒重来。”说的就是写这篇文章时遇到的麻烦。 　　于是，我跟本雅明与毛泽东干上了。无论是《讲演》还是《讲话》，重读当然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细读（close reading）。为了让这种细“细”到我所需要的程度，我找到了本雅明这篇《讲演》的三个英译本和两个中译本（其中一个为节译），翻来覆去对着读。收在《毛选》第三卷中的《讲话》当然是需要细读的，但更要读的是它初次面世的版本（1943年，解放社出版），如此才能看清楚《讲话》进入《毛选》时的增删情况。而从1960年代开始，《讲话》也开始了向世界人民“输出”的进程，英文、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波斯文、世界语、朝鲜文甚至老挝文等译本林林总总。这些外文本中我只能看懂一种，于是我让儿子从北大图书馆借出了《讲话》的英译本。 　　当然，只读《讲演》与《讲话》是远远不够的，这时候我需要动用库存了。我把本雅明著作的英译本和别人写本雅明的相关著作文章找出来，又把《毛选》五卷，《毛泽东文集》八卷翻出来。后来干脆又让外文局的一个朋友把《毛选》四卷的英译本（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全部借出来，以便一旦引用“毛主席语录”时，立刻能查到他的英文译法。这当然是为了后面文章翻译时的方便，但还有许多时候，纯粹是出于好奇，我想知道经过钱锺书等高手的翻译，《毛选》中的某段文字、某个标题、某个说法译成英文时的模样。比如“思想改造”是ideological remoulding，“大众化”是a mass style，《反对党八股》译为“Oppose Stereotyped Party Writing”。“甲乙丙丁，开中药铺”那些高手没辙了，只好意译为“it arranges items under a complicated set of headings， as if starting a Chinese pharmacy”。我统计了一下，《讲话》英文版中，“文艺工作者”被译成literary and art workers的地方有四次，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ers的译法有一次，而多数情况下则被译成了writers and artists，为什么他们没把workers贯彻到底呢？《讲话》初版本中有如下论断：“这些同志的屁股还是坐在小资产阶级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但这些文字进入《毛选》时拿掉了“屁股”，换成了“立足点”，英译也就成了“These comrades have their feet planted on the side of the petty-bourgeois intellectuals； or， to put it more elegantly， their innermost soul is still a kingdom of the petty-bourgeois intelligentsia”。于是我开始为我的译者发愁：拙文转换成英文时，该如何把“屁股”翻译出来呢？是在bottom，buttock，backside，behind，arse，ass中选用一个，还是像翻译劳模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同志的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丰乳肥臀》）那样可用hip？面对种种型号的英文屁股，这时我已彻底晕菜。后来译者在此处用asses，却又在我后面论述“屁股”与“脑袋”的地方backside了一下。我不依不饶，觉得既已asses，何不继续asses？译者遂改之，并送我批注道：“Because ‘asses’ are very， very vulgar and rarely used in academic world， I use ‘backside’ to replace it； […] But I have changed it according to your suggestion.”大意是：这个“屁股”特三俗，英语学界很少用，所以我用此“屁股”取代了彼“屁股”。不过我还是按你的意思改了改。 　　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所有参考书中，我应该提到高华的《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此书据说是作者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唯一一本书。尽管我早已读过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但收在《革命年代》中的许多文章还是给我带来了不少启发。而谢泳兄仿佛是知道我在写这篇文章似的，4月份寄来了他的新著：《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读完书中的那篇长文：《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我立刻觉得自己的文章应该在“思想改造”下面加一条注释，以此说明延安整风运动与“思想改造运动”的关系。 　　就这样，一直折腾到2月7日（腊月二十七），我终于写出了两万四千字。我觉得还应该写一部分，但再写下去我就无法回家过年了。我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说：“两人复杂的思想根源这里已无法展开，当另文论述。”这既是实情，也应该是我过年回家的理由。 　　需要交待的是，此文最终以《本雅明的“讲演”与毛泽东的〈讲话〉——“艺术政治化”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之名刊发于《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因为版面所限，我不得不一删再删，只到剩下一万六时才符合了该刊的要求（正好写到这一块时，山西长治的“奔走相告委员会主席”陈树义兄发短信告我：此文已被《新华文摘》第23期转载。真是应景）。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英译稿则无法在《立场》上面世了。 　　大概是因为我对《讲话》做了一番思考，我才敢于去写《莫言抄〈讲话〉这件事》（《同舟共进》2013年第10期）这篇短文。此文写于今年5月，此前此后，我又读了莫言的一些作品。 　　今年3月的某一天，一位朋友打电话问我有无莫言的文集，我说我虽买过莫言的不少书，但手中并无成套的文集。他说：“那我干脆送你一套吧。我这里已有三个出版社出的莫言文集，挺占地方。”收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那套之后，我挑出了中短篇小说卷，查漏补缺胡乱读，甚至还重读了他的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坦率地说，重读或新读这些作品，并没有唤起我在八九十年代读莫言的那种激情。如今我翻阅今年的日记，发现里面多处与读莫言有关，但并无振奋人心的记录。如：“昨晚读完了莫言的中篇《牛》，觉得一般。读到12点半。”（4月1日）“昨晚累，但后来睡不着了，起来拿出带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翻了一会儿。”（4月10日）“昨晚读莫言的回忆录《变》至12点半。”（4月11日）“昨晚失眠，读《天堂蒜薹之歌》。”（5月19日）“中午没睡着，读了两三篇莫言的短篇《天才》《神嫖》等。”（5月27日）补读莫言作品期间，我还读了读莫言编著的《盛典——诺奖之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也读了读胡继华兄翻译的《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提摩太·贝维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我想写篇关于莫言的大文章，但时至今日，这篇文章还只是脑中之物。 　　过年返京之后，我又断断续续写开了《过年散记》的系列散文，那是回家过年的后遗症。我写出了最让我纠结的那篇《外甥多仿舅？》，但我却不准备把它拿出来了。而在清明节前后，我写的是《奶奶的记忆》。这些散文自然与读书无关，它们是回忆，是现场记录，或许也是对我黯淡心情的一种治疗？ 　　就是在那一阵子，我接受了两次采访。一次是《羊城晚报》吴小攀先生让我谈董桥。为了做好这次访谈，我找出了多年以前读过的《乡愁的理念》，又在网上翻了翻董桥新近出版的几本电子书。另一次是接受了《艺术世界》杂志栾志超的采访。起初她希望我写文章，谈一谈我对沃霍尔（Andy Warhol）和波普艺术的看法，我没敢接受，说这一块没积累。她退而求其次，说谈1960年代的美国文化也可以。我说这一块也只是浅尝辄止，而且拿不出写作时间。接着她让我推荐人选，我一下子想到了社科院的程巍。她马上告诉我，她之所以找我，就是程巍推荐的。但我与程巍却并不相识，此前我只是细读过他的两本书：《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三联书店2006年版）。前者是我当年做博士论文时中文文献中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而后者我在2006年读过后情不自禁，写了一篇长长的书评：《中产阶级：从文化整容到学术编码》。这种从未谋面相互推荐且一下子就命中目标的方式尤其让栾志超感到神奇。大概也是因为感叹于这种神奇，我终于接受了她的邀请，说可见一面，请她吃饭，在饭桌上随便聊聊。见面时我叫上了我的几位学生想与她一起对聊，我则没做什么准备。没想到她在聊天时便开始录音，最后整理出了那篇《从60年代美国说起》（《艺术世界》2013年第4期）。 　　这次访谈的后果有四：一、访谈结束后我立刻买回来沃霍尔的一本书：《安迪·沃霍尔的哲学：波普启示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读了一遍补课，由此了解这位波普艺术家的“剩余物的哲学”是怎么回事。我尤其注意沃霍尔说过的一些句子（例如：“在城市里，即便公园里的树木都必须努力工作，因为靠它们制造氧气与叶绿素的人数难以估计。……在纽约，你的确需要拼命，连树木都知道。”P214），它们直率甚至有些诡异却又充满禅意，让人玩味不已。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5月开始举办“安迪·沃霍尔回顾展”，他们邀请我去做一次公共讲座。我答应考虑一下，但最终忙得没顾上去。三、11月初，我与我儿子一起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看“安迪·沃霍尔：十五分钟的永恒”回顾展（他主要是想去看“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那是朱青生老师课上推荐的展览）。就是这次参观，我又熟悉了沃霍尔的一个句子：“我只是忽然就爱上了日常物品。”（I just happen to like ordinary things.）四、还是11月，我收到了程巍兄寄来的新著：《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的想象力》（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我们也终于有了第一次短信联系。如今，这本书已置于我床头，我准备好好去读一读它了。 　　进入4月，外面的博士论文逐渐压来，我已找不出多少写作时间。这个月我读了一本闲书：汪朗等人的《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汪朗说：全中国让老头儿服气的小说家只有三人：鲁（迅）、沈（从文）、孙（犁）。读到这里时我玩味良久。汪朗还说：“作为子女，我们可以让他交代写作史、抽烟史、喝酒史，惟一不好让他坦白的，是情史。家庭再平等，总得有个边。”（P158）嗯，是这么个道理。汪朗又说：沈从文喜欢汪曾祺，有次给他的作文打了120分（满分100），简直岂有此理。记得读到这里时，大半夜的把我笑醒了。大概这就是西南联大的风格。我还认真读过一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结题成果：《赵树理与民间文艺资源》，并破例写出了1600字的鉴定意见。这本未来的著作从戏曲行当等视角重新解读《小二黑结婚》等小说，认为赵树理是将“彩旦”和“方巾丑”等戏曲丑角的塑造经验引入小说创作，才成功塑造出了三仙姑和二诸葛等人物形象。这种解读方式让我眼前一亮，也唤醒了我对上党梆子的记忆。我对这篇结题成果评价不低，却不知道作者是谁。他日成书后，他（她）会送我一本吗？ 　　这时候我收到了弱水的诗集：《在时间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农忙季节”，也为了不使她这本书重蹈被淹没的覆辙（2011年她送我的散文集《如果你叩我的门》就是这样“阵亡”的），我决定立刻读起并在4月底写出一篇书评。我果然完成了给自己布置的任务，并认为把她定位成《这个烟火气和书卷气十足的女诗人》是比较准确的。但这种“知音体”的标题我没敢用，而是换成了《烟火气重 书卷气浓——弱水诗歌印象》（《文艺报》2013年10月28日）。 　　需要顺便说一说的是关于另一本诗集的评论：《性与现代性：为一个时代神伤——杨炳麟诗集〈尘世〉中的一个主题》，那是我今年9月初读完《尘世》之后的现场感受。因为此前已参加过杨炳麟与他的文化公司主办的有关诗歌的两次会议，我对他本人已不陌生，但他的诗集依然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惊。当我又一次置身会议现场，并在谢冕、吴思敬、杨匡汉、韩作荣、唐晓渡、程光炜等诗歌评论家面前谈我的读诗感受时，我忽然觉得有些恍惚。实际上，每读一本诗集，每听一次这些诗歌评论家的发言，我的诗歌阅读经验就苏醒一回。那是连接着我春青记忆的几近迷狂的阅读活动。也许我应该向王彬彬兄学习，写一篇《诗忆》那样的文章了。 　　在五六月那个“农忙季节”，我主要是在读硕、博士论文，好像没读过几本书。现在能够想起来的是读过杨绛的《干校六记》，刘瑜的《观念的水位》，陈为人的《插错“搭子”的一张牌：重新解读赵树理》和余华的《第七天》。读《干校六记》是因为参加答辩时听杜书瀛老师说，他对杨绛的散文很是推崇，觉得好过了钱锺书。读刘瑜是前两年读《民主的细节》和《送你一颗子弹》的持续反应。读陈为人的书我期望值挺高，却还是让我失望了一把。读《第七天》的原因众所周知，我不敢说余华写得不好，但我确实没读出多少好来。读完这部小说正好与一家出版社的资深文学编辑相遇，她说，《第七天》写的什么呀，就父子情那段还凑合。我觉得她的判断是准确的。 　　整个暑假除去十天左右在西藏外，我差不多把全部时间交给了一本教材的写作。北师大文学院专门为师范生编写一套教材，我主编的这本名为《文学与大众文化导论》（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其中之一。教材编写启动于2009年的年底，当时我与几位博士生反复讨论过编写大纲，甚至还把北师大二附中著名的语文教师何杰先生请过来出谋划策。然而教材启动后我却忙别的去了，以至于我要写的两章内容迟迟没能动手。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必须把它们写出来了，但写开之后没想到却颇不顺畅。我负责的是具有总论性质的一章内容：《文学与大众文化》，另一章是《文学经典：建构、解构与重构》，为了把它们写出点意思，我自然是翻了一堆书，而其中新读且对我启发较大的是约翰·杰洛瑞的《文化资本：论文学经典的建构》（江宁康、高巍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莱斯利·菲德勒：《文学是什么？高雅文化与大众社会》（陆扬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和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三联书店2005版）。 　　毫无疑问，杰洛瑞是通过借用布迪厄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理论来展开他对文学经典问题的相关思考的。而一旦从文化资本的视角打量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原来简单的事情立刻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例如，学文学理论的人都知道新批评发明了一整套解读文学的方法，什么“文本细读”“诗歌张力”“意图谬误”“感受谬误”等等，这固然不错，但也很容易忽略新批评在建构文学经典时的权力运作过程。为了在现代大学中增加文学课程的文化资本，新批评家们便把晦涩难懂的现代主义诗人诗作请进来，奉为经典；又把不合他们口味的作品赶出去，让它们沦落为街头巷尾的大众文化。如此操作之后，就既保证了这些文学的难度和价值，也保证了作为阐释者的教授和批评家的价值。因此，经典争夺战说到底是“文化资本”的争夺战。由此我便想到，当一些学者非常急迫地想让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时，这件事情绝不可看得过于简单，那应该也是“文化资本”的幽灵在五里一徘徊吧。 　　菲德勒是位后现代主义者，也是1969年因发表《穿越边界，填平沟壑》（“Cross the Border， Close the Gap”）而轰动一时的那位作者。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谈论文学与大众文化果然好玩，比如，他说：在父权时代，文学向母权大献殷勤，恰如在基督教时代，文学在为魔鬼伸张权利。“但凡官方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界定为格格不入于文明和人文的东西，此类艺术就大唱赞歌，所以最普遍被禁忌的东西，差不多就是它最普遍的题材：比方说：吃人的冲动、乱伦、强奸和被强奸的渴望。”（P37）因此，《俄狄浦斯王》《美狄亚》《亨利四世》和《麦克白》之所以声名远播，不仅是因为它们寓教于乐，而且也因为“它们以白日梦的方式，允许我们像俄狄浦斯王那样弑父娶母、如麦克白那样谋杀国王、像美狄亚那样残杀我们自己的孩子，以及似福斯塔夫那样，满口谎言、偷窃成性、坑蒙拐骗、乔装改扮逃避一场正义且势在必行的战争，而且还因此名扬天下！”（P47—48）他刚说过“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即是保证博士生能有机会来展示他们的阐释技能”（P101），马上又说“文学的一个基本功能，便是让我们释放非自然的冲动，包括是不是要从我们头脑中夺路而出的欲求”（P151）。这些说法戏谑调侃，风趣幽默，你不必全部当真，但它们至少说出了部分道理。而在这些说法中，我尤其欣赏他的如下论断：现在的许多作家，起笔要么是写给学院供人阐释，要么是写给好莱坞赢得票房。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说小说才真正死了，因为真正的小说是无须转译为另一种媒介和另一种语境的。（P74）我想，以后我们在谈论“文学终结论”时，还应该注意到菲德勒所谓的这种动向。 　　钱穆是国学大师，但他的书我却从没读过。起初我只是在写教材时以他的回忆为例，谈评点文字的重要性。那时我只是在网上找到了《中国文学论丛》的电子书，匆匆翻阅。但翻着翻着我就读进去了，立刻觉得有必要把钱穆请回家。于是我既买下了这本书，同时也买回来了《国史大纲》《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八十忆双亲》。钱穆之论说之所以深得我心，不仅在于许多问题他说得通透，而且也在于他有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忽而古今比对，忽而中西参照。通过他的思考，许多问题会让你豁然开朗。比如，他说中国乃诗的人生，而西方则为戏剧人生。“戏剧必多刺激，夸大紧张，成为要趋。诗是贵于涵泳，如鱼之涵泳于水中，水在鱼之外围。鱼之涵泳，其乐自内在生，非外围之水刺激使然。”（P131）又比如，“小品在文学中有其极高境界。但不应有意专要写小品。犹如一个人存心学装大样子，固不好。但故意要装小样子，更不行。”“鲁迅最好的也是他的小品。像他的《呐喊》之类，这和西方小说不同，还是中国小品文传统。周作人便不如鲁迅了。他写文像要学苏东坡《志林》一类，但东拉西扯，只是掉书袋，很多尽是有意为之，因而少佳趣。他亦因有意要写小品，反而写不好。”（P91，92）这种论断是感悟之说，但我觉得背后又有充足的理据。我在教材中引用的例子是，钱穆年幼入学堂时曾遇顾先生。顾先生知其已读《水浒》，便考其所读内容。但考来考去发现他只读了小说，于是便说：“汝读此书，只读正文大字，不曾读小字，然否？”“不读小字，等如未读，汝归试再读之。”钱穆闻听此言，“大羞惭而退。归而读《水浒》中小字，乃始知有金圣叹之批注。”（P142—143）这种现身说法之辞甚至让我想到我年轻时读《水浒》也是只读大字不读小字的，可惜我当时没有顾先生。 　　小憩完毕，我决定重返红色经典，去琢磨一下那个朦胧的念头——杨子荣在各种文本中的形象塑造问题。想法大体已有，但如何落实成文字，依然有些麻烦。一开始我想着能否马上把它写出来，并以此文参加我们中心即将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思想的旅行：从文本到图像，从图像到文本”（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ory in Transition： From Text to Image， From Image to Text”），但马上我就发现，急着赶稿子已赶不上趟了。我决定从容一些，先把已经写出的三千字全部废掉，又开始翻书读资料了。那段时间，我的书桌上堆着《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和《智取威虎山评论选》之类的“文革”出版物，地上摊开的则是20世纪50—60年代《文艺报》的合订本。那是我收藏的一套稀罕物，从创刊到1966年停刊，期期不落。我找出了陈思和先生的《鸡鸣风雨》，重点重读那里面的《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一文；也找出黄子平先生的《“灰阑”中的叙述》，特意再读其中的第四章《革命·土匪·英雄传奇》。我还买回来了李松编著的《“样板戏”编年与史实》（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马上就对其中收录的一则史料（洪富江丑化破坏革命样板戏的主要手法）产生了浓厚兴趣。我之所以能注意到这本书，得益于作者今年赠送我的一本新著：《红舞台的政治美学：“样板戏”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翻阅之后印象不错。而就是在今年去西藏开会时，我与他得以相识。他亲口对我说，他编了一本“样板戏编年史”之类的书，已在台湾和大陆先后出版。 　　在这些书中，我需要重点谈一谈姚丹博士的《“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本书其实是在今年2月底就买回来的，而买它的原因，一是我曾经关注过《林海雪原》的电视剧并写过文章，二是因为它也是程光炜主编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之一种，与钱振文那本写《红岩》的书并驾齐驱。此书来自于作者的博士论文，完成于世纪之交，当年应该下了很大功夫。又经过11年的沉淀与打磨才让它面世，自然更是不可小觑。记得刚买回之后我就读过一些，为了写出这篇文章，我又把它细读一遍。其中的一些章节给我带来了很大启发，也让我阅读时很是享受。例如，她引用李书磊说法：“小常宝唱道：‘白日里父女打猎在山岭上，到夜晚爹想祖母我想娘。’‘爹’不能想‘娘’而只想‘祖母’，这有意的掩盖在今天只会引起观众的哄笑。”（P166）读到这里时，我首先就乐了半天。 　　这本书后面还有四篇附录，我读得更细。尤其是那篇《重回林海雪原——曲波访谈录》（此文亦刊发于《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甚至激发了我写一篇短文的兴趣。结果长文刚写毕，我就急不可待地写了篇《蝴蝶迷长的什么样》。 　　或许是因为读得太细了，我似乎也看到了作者的笔力不逮之处，甚至觉得她当年访谈曲波“抢救”资料时，还应该设计一些更有意思的问题。据我所知，如今一些博士生为了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采用访谈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情况已越来越多。以我之见，一旦要访谈一个人时，自己一定要做足功课，甚至要提出一些访谈对象从来没想过或没意识到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问题。这绝不是故意为难对方，而是印证着一条阐释学的原理：回答的水平取决于提问的水平。 　　我在开会前一天终于捋清了思路，重新开工，自然已无法提交出会议论文，只好带着耳朵去开会，聆听中外学者的高论。会议结束后，我们中心的几位老师马上要陪同几位老外去江西师大继续开会，顺便游山玩水。本来我也在被邀请之列，但为了不中断文脉，我临时放弃了江西之行，憋在家里跟自己较劲。琢磨到最后一部分时，我觉得该动用一下齐泽克的理论了，于是把季广茂兄翻译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和《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翻出来，阅读齐泽克的有关章节和他的长篇解读。与此同时，我还找出了4月底读过的一篇非匿名评审的博士论文：刘昕亭的《作为政治批评的缝合式批评——齐泽克研究》，重新翻阅。 　　刘昕亭是南开大学的博士生，此前因为她向我约过稿，我便知道她也在为《中国图书评论》打工，做兼职编辑。但我并不知道她在做齐泽克的博士论文，更没料到她居然把齐泽克解读得如此通透。这些年来，我每年都会读一堆博士论文，这种阅读往往是件苦差事。而一旦读到有想法有文采的论文时，我便会两眼放光，心花怒放，由此放慢阅读速度，仔细品味其中的妙处。这时候，阅读就成了学习，也成了一种享受。刘昕亭送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篇论文。记得当时读完后我很是兴奋，评议书已无法盛放我的全部感受，于是我立刻给她写邮件，先夸她一番，同时也把一些想法和建议说给她听，以便她以后成书时能进一步完善。 　　我在齐泽克理论和刘昕亭解读的伴奏下完成了这篇文章，并最终决定把它命名为《正气，匪气，或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杨子荣形象塑造简史》。但我依然拿不准我对“崇高客体”之类的理解是否准确，“崇高客体”用于解读杨子荣是否到位。这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求教于刘昕亭了。我把此文发送给她，请她帮我把握相关概念的用法。她很快给了我回复，并为我提供了她对“原质”（Thing）的理解。 　　“原质”究竟是一个什么玩意儿呢？我本来应该去好好琢磨一下的，但这时候我的心思已跑到另一个稿子上了。今年4月，《名作欣赏》执行主编傅书华先生发来约请，希望我带领博士生为他新开的“博士论坛”写稿，话题由我设置，但“最好能结合中国当下的精神生态、思想文化问题、文学现状等等，有一定的公众性，为当今面临精神困境的广大读者提供价值资源。文字也希望深入浅出、生动鲜活，用新的文风表现新的思想”。90年代中前期，我与傅老师曾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且他年长我十岁，他的话我不敢不听。于是我与我的博士生商量，希望大家能围绕着“知识分子与新媒体”做文章。 　　但问题是，我也得写一篇五千字文，与我的博士们形成互动。我找不出写作时间，便想用2006年写出的一篇因“敏感”而未能发表的稿子蒙混过关。傅主编心明眼亮，一下子就识破了我的花招。他写来长邮件详述我的稿件为什么不宜发表，并希望我写一篇“总论性的文字冠于这组文章篇首，字数不限”。我与傅主编讨价还价，问他若我不写，这组稿件能否面世？他说不行，他可以等我。 　　我知道我必须得用心用力给傅老师写一篇了。11月上旬，我决定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因为博士生的稿件中有人论及韩寒，有人专说莫言，我便以《作家的精神状况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以莫言与韩寒为例》为题，形成所谓的“总论”。傅老师说字数不限，我也没跟他客气，一家伙就把稿子写到了一万六千字。 　　又是莫言。这一次我在去年细读过的《莫言对话新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派上了用场。而由于关注韩寒久矣，我觉得我对他的所作所为也相对熟悉。因为韩寒写过《就要做个臭公知》的博文，其写作灵感来自于慕容雪村的一条微博；又因为慕容雪村与刘瑜在年初有过对谈：《“公知”如何被污名化》，慕容雪村的言论与文学作品也就进入了我的视野。而他的《原谅我红尘颠倒》和《天堂向左，深圳往右》我今年恰好读过，前者是我去西藏时坐在飞机上的读物。 　　坦率地说，自从我十年前读过他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之后，我就一直对这位作者心存好感。然而，阅读他的这两部小说，还是让我略感失望。他在揭露，甚至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自然值得敬重，但他的写作又显得过于急迫了。于是我想到了鲁迅的那句名言：“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而思考莫言、韩寒和慕容雪村等作家的精神状况和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让我又一次意识到一个问题：公共性与文学性的复杂关系虽然在理论层面容易解决，但一旦落实成文学实践，便总是若左或右，东倒西歪。而这一难题也是当年萨特和阿多诺等理论大家遇到的难题。好几年前，我就计划去清理一下阿多诺与萨特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遗产，甚至去年还复印了David Sherman的Sartre and Adorno： The Dialectics of Subjectivity，但时至今日，这本书我还没顾上打开。 　　我在11月9日写完了这篇文章，也终于了却了一件拖了大半年的心事。这时候，我必须金盆洗手了，因为随后的一个月里，我将面对我这辈子从来没遇到过的一件麻烦事。我翻出来阿多诺的那篇长文：“Scientific Experiences of a European Scholar in America”（《一个欧洲学者在美国的学术经历》），又找出了那本英文书：David Jenemann的Adorno in America，然后是苶呆呆发愣，陷入一片茫然之中。 　　2013年12月19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