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中国近代经济

一

历史的发展总是在一定规律的支配下进行的，它不以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历史的必然性。然而，不同的个人、阶级、党派又总是带着各自的意志、目的，参与历史的运动，并力图促使历史的发展与自己的愿望相一致。这就使得历史发展呈现出一派波澜起伏、多姿多彩的景象。这其中也就包含着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历史正是在众多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向前发展的。个中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并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而偶然性最终是由必然性决定的。二者关系是辩证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在探讨历史问题时，既要注意必然性因素，又要注意偶然性因素。如此，我们反映出来的历史才能够有血有肉，才能够更加接近客观事实。

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覆灭，正是由许许多多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离开了对南京国民党政权的阶级属性，社会基础，政治行为模式，政党及军队状况等等内在的必然性因素的研究，无法说明为什么它必然走向来亡；而没有考虑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抗战胜利后中国特殊的政治局势的影响等外在的偶然性因素(相对于这一政权自身而言) 的作用，则难以解释清楚为什么它会在抗战胜利后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出乎人们意料之外，如此迅速地走向崩溃。

学界关于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的历史必然性问题，目前已有了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如张益民的《南京国民党政权覆灭的历史必然性》(《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一期) ，忻平的《南京国民党政权崩溃原因探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二期) ，易劳逸(美) 的《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 ，等等。本文接受他们的一些观点，故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内容恕不作详细的阐析。主要就中日战争及战后中国的政局这二个偶然性因素，探讨它们如何同国民党政权灭亡的必然性因素共同作用，促使这一政权迅速走向崩溃。

二

南京国民党政权走向崩溃是必然的。因为，从政权的阶级属性及社会基础看，它只是代表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自始至终与广大民众相对立。就是少数的地主豪绅及资产阶级也并没有一直作为它的忠实的同盟者。因而它极其缺乏社会基础，犹如一幢建构在沙滩上的大楼。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看，国民党政权统一的背后是一盘散沙，地方势力始终拥兵自重，各为已谋，不买中央的帐。从政治行为模式上看，国民党政权其实完全承袭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套政治行为模式，由于本身的阶级属性及由此而造成的北伐过程中的

“政治南伐”，致使封建遗老、旧政客、军阀等投机分子纷纷涌入，因而极具封建腐朽性。以权谋私，拉帮结派，尔虞我诈，办事推诿拖拉等等封建毒素弥漫于政府的上上下下，因而这一政权在行为上极其低效无能，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从党自身的状况看，由于1927年的清党，把优秀分子清除出党，而腐朽投机分子乘虚而入。又由于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背叛了中国革命，致使国民党从一个颇具战斗力的党逐渐变为腐败无能的党。如此腐败的党，直接动摇了它所领导的政权。从这个政权的一大支柱军队的状况看，国民党军队貌似强大，实为一盘大杂烩，除派系林立外，又都极其缺乏军事及政治素养，因而战斗力低下。这样的一个政权，在现代社会里，自绝于人民，走向灭亡是必然的。

然而，从中日战争爆发前的形势看，当时人们无论如何预料不到国民党政权将在短短十几

年之后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所推翻。一方面，因为它打着孙中山及三民主义这块招牌，欺骗人民尚有效果，其自身的弱点在未经激烈的社会动荡前还不会立即充分表露出来；为巩固其统治，从30年代初起，国民党政权着手进行经济建设、政治改良、剪除地方恶性势力等工作，尽管因为政权自身的性质特点决定了这些工作无法起色，然而还是可以起到延缓灭亡的作用的；加之国民党政权外有帝国主义作靠山，内有江浙财团官僚买办资本作后盾。另一方面，作为国民党政权最大的敌对势力，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尚且相当弱小，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军只有二万余人，至抗战前夕也不过几万人，同国民党相比实为天壤之别。可见当时还没有迹象表明国民党政权将在短短十几年之后被推翻。就是在抗战胜利后的那种形势下，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也估计说需要用20年的时间才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见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然而，历史的发展，常常会出现一些人们难以预料到的现象。这其中，中日战争这一外在的、偶然性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

中日战争起到什么作用? 这里借用费正清的一句评论：“总之，是日本的侵略造成了这么一种局势：使国民党走向衰落，而使共产党得以生存、发展和走向胜利。”(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章：“中国的统一”) 不管费氏这句话的原本用意是什么，我想，它反映了历史事实。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它。个人以为，这场民族战争对于促使国民党政权的迅速崩溃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它使得国民党政权固有的弱点和共产党固有的优点迅速充分地显示出来。质言之，就是促使国民党政权走向灭亡的必然性因素，通过中日战争这一外在的、偶然性因素充分表现出来。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使国民党政权在经济上遭受到致命的打击。作为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同发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一场战争，造成经济上的巨大损耗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个政权的本质决定了它无法把损失限制在最低限度，反而加剧了它。由于惧怕人民，不敢实行人民战争，致使军事上节节溃败，大片国土落入敌手，遭受日本人的疯狂破坏和掠夺；政府的军政官员及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阶级本来已是极端腐败，而今更是借着抗战之名义大发国难财。国家经济由此而遭受致命的打击，出现了严重危机。到四十所代初，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恶性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农业大幅度减产，城市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大量倒闭。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据统计，到1944年，产业工人的购买力降到战前的43%，依靠工资收入的人员已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大学教授工资只相当于战前的12%，致使一些人不得不靠卖书度日。因而出现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局面(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P632) 。经济是一个政权能否稳固的关键，这场危机能否解决，成为战后国民党政权能否维持统治的关键问题。然而，由于反人民的本性，战后国民党无暇顾及这个问题而挑起了内战，先是大失民心，继而使经济危机发展到经济全面崩溃，从而大大加速其灭亡。

其次，造成国民党政权权威地位的迅速下降和共产党地位、作用的迅速提高。抗日战争客观上为国共两党提供了一个充分表现自己的场地，这也是一场竞争，一场严峻的考验。谁优谁劣，人们拭目以待。国民党在这场竞争中是失败者，导致它在中间党派、知识分子等社会中间阶层乃至它的盟友美国人面前，威信大降。相反，共产党力量迅速壮大，影响大大提高。原先各方对于国民党都寄予很高的希望，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却颇令人失望。特别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从本阶级利益出发，为了保存实力以便在战后继续维持其

一党专政，国民党顽固地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阶级党派的利益之下，并且对于在抗战中兴起的抗日民主势力严加压制，始终拒绝给予人民抗战的民主和自由。国民党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急转直下，一直到抗战结束。抗战头两年的那种悲壮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更有甚者，躲在西南大后方的官员们大多借抗战之名行腐败之实，重庆一片“乌烟瘴气”。政府的腐败无能，不仅下层民众有深切的感受，而且，作为社会中层阶级的中间党派人士、知识分子也已颇感愤慨。政府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大为下降。故民族战争尚未结束，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实施民主的呼声已出现了高潮。作为国民党的朋友美国人对于国民政府在对日作战中的表现，也日益感到不满，双方曾为此吵闹不休。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迅速提高。因为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因而她敢于而且能够发动人民，依靠人民，同人民融为一体，通过人民战争之形式，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并迅速发展抗日武装，很快地就承担起抗日的主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民族战争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充分发动人民，迅速发展革命力量的好机会。而从主观上看这恰恰又同中共所追求的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相一致的。波多野善大(日) 有这样一句评论：“中共为扩大党的力量而组织民众这一行动，对于追求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共同目标来说，这也是完全必要的……中共追求的利益，符合整个国家的利益”。(《国共合作》中央公论社1973年) 这句话尽管把主客观颠倒过来了，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共产党所以拥有这一有利的机遇，是由她代表人民利益的这一本质所决定的。由于共产党作用的提高，由于延安的励精图治、勃勃生机，所以，不仅是国内人士，而且美国人都不得不认为：“共产党政权比较重庆政府优越多了”、并“公开仰慕共产党”。(《陈纳德将军与中国》(台湾) 传记文学出版、1978年) 。1944年美国官方组织(美军观察组) 有史以来第一次访问延安，得出的结论是：今后必须为共产党提供军事上物质上的援助，以更好发挥中国战场的作用。可见，共产党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大为提高。

其三，抗战胜利初期的“劫收”局面，使得国民党政权固有的腐败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国民党政权因此在底层民众面前威信剧降，大失民心。这是国民党在解决抗战遗留问题上的一大失败，它直接动摇了国民党政权。而所以会有这一失败，是由这个政权自身的腐败决定的。中日战争为之提供了充分表现的契机。抗战胜利后举国欢呼，广大日占区民众带着喜悦的心情，热诚欢迎国民党军队前来“解放”他们。没想到他们等到的却是接收大员们的疯狂“劫收”掠夺，美好的愿望迅即幻灭。政府官员们本来已腐败，如今，抗战一胜利更是怀着“劫后补偿”的心理，借接收之便大肆搜刮掠夺，把国家、人民的财富据为己有。“他们好象在被征服的国土上一样，进行掠夺和剥削”。(兴登(美) 《中国与日本的主要问题》) ，“占领区人民惊奇地看到，作为受欢迎的解放者，竟大多数象在日本手下工作的行政机关人员一样贪污，一样自私自利和不负责任。”(傅吾康(德) 《一百年来的中国革命》) 人民的喜悦心情立即烟销云散。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政权最终自绝于民，走向灭亡的一个前兆。与此相对应的是，日占区人民对共产党信任的日益提高。傅吾康(德) 有过如下描述：“在日人占领区内的人民……”看完“劫收”这幕丑剧之后，逐渐转向信任共产党了。(同上书) 尽管说得不很确切，却也反映了“劫收”丑剧确使国民党在民众中的威信大

大降低。

总之，中日战争为国共两党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竞争场地，谁胜谁负，关键看谁是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南京国民党政权始终与人民利益相违背，因而失败了。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政治民主化骗局的败露和内战的挑起，是国民党政权迅速走向灭亡的又一个重要的、外部的偶然性因素。

国民党政权走向灭亡是必然的，然而在抗战胜利后短短三年多时间便溃败了，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如前所述，就是共产党人也没有料到会如此迅速。从抗战胜利后的局势看，尽管国民党政权已出现了危机，但是，的确还没有充分的迹象表明它将迅速崩溃。

首先，虽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经过八年抗战，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了，但相比而言，国民党势力仍占有绝对优势。无论从军队数量、装备、后方基地还是从外援等方面看，双方实力相差仍旧悬殊。

其次，抗战的胜利使得蒋介石的声望空前提高。他的政权尽管已令社会中下层民众感到不满和失望，但从和平和安定的愿望出发，人们仍然对它寄以希望，希望能改善它，而不是推翻它。国际上，它又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援。被视为共产党有力的国际援助者苏联承认它并与它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其三，尤其是共产党也表示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承认国民政府并愿意与之继续合作。共产党并没有放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原则、目标，但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国际形势表明，当时尚不具备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条件，因而确立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准备通过和平的途径，采取政治、经济的斗争手段，走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最终达到革命的目标，而不是立即通过武装斗争形式推翻国民党统治。(参见彭焕才《评抗战胜利前后中央关于“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人大复印《中国现代史》1991第六期。拙文《试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国共关系几个问题上的情与理》见《华侨大学学报》1992第一期；又见人大复印《中国现代史》1992第七期)

但抗战胜利后的局势表明，国民党政权已不可能再维持抗战前的那种独裁专制的局面了。它必须根据各阶层人民的要求，适应现代的潮流，进行改组，使之成为一个容纳各党各派，各种新兴势力共同参加的民主政府。这也就是共产党及中间党派、社会各界人士承认它的前提条件。这一点，国民党如果做不到，那么其统治将立即出现严重危机。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这一关键的时刻又充分地显示出其作用了。

因为，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且牢牢扎根于广大人民之中。已经不再象抗战之前那样，出动几万几十万军队便可以轻易加以剿杀围困的。共产党会利用这一力量坚决维护自己的原则。另外，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民普遍觉醒，民主进步势力空前壮大。中间党派、民主人士此时异常活跃，参政议政的愿望迫切。一时出现了“参与爆炸。”(许纪霖先生用语) 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改组成为民主政府以容纳他们。这是各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一种现象。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有一套相应的、完善的政治制度以吸收、容纳这些新兴的社会势力，并能通过他们，架设联系下层民众的桥梁，否则，新兴的势力将变成政府的敌对势力并造成社会的激荡。(参考亨廷顿(美)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由此可见，政治民主化能否实现，已成为战后时期关系到国民党统治能否继续维持的关键。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内在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实行政治民主化。因为政治民主化必将危及到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是不会接受的。他们所能做到的是设置一个政治民主化骗局。事实也正如此。这就决定了内战是不可避免的。1946年6-7月，全面内战终于爆发，宣告政治民主化骗局败露。共产党奋力迎战，决不屈服。起先中间党派仍抱有幻想，希望国民党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停战议和，改组政府。然而，国民党的回答却是1946年底的“伪国大”，1947年初的“改组政府”两幕闹剧。很快地对不“合作”的中间党派也施以暴力，宣布其为非法团体、严令取缔。如此一来，国民党把本来应该加以容纳的势力全都推到敌对面去了。随之而来的便是空前严重的政治危机。国民党政权在中间阶级中失去其“合法性”。与此同时，因为内战的挑起，经济走向崩溃，民怨沸腾，民心惶惶等相关问题纷至沓来。从战后局势看，无论是经济状况或是人民的心理承受力，都经不起再一次战争的摧残和折腾了。政府的唯一出路是恢复经济并解决人民最基本的生活问题。然而，国民党为维持其一党独裁，选择了战争这条自取灭亡的道路。因为经济的崩溃，广大底层民众连最起码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下去，因而最终抛弃了国民党政权。所有这些，使得本来已经缺乏战斗素养和凝聚力的国民党军队更加士无斗志、软弱无力。因而在军事上节节溃败，在政治上分崩离析，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迅速垮台。 这一切来得如此神速，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然而认真分析一下战后初期的形势及政治民主化骗局败露的后果，不难理解它是必然的。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从落后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过渡萌芽期，总体经济水平低下、国民素质颇低，加上长年动荡和战乱，一个完整、健全的国家体制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并不存在。

中国国民党自1912年8月25日正式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不间断的政权争夺和统一中国问题。在1923年以前，国民党于当时的军阀混战中并没有什么分量，之后与苏俄的合作使得国民党异军突起并成功实施了1927年北伐；在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实现名义上

的统一，但紧接着又开始大规模的与地方军阀大战和第一次国共内战；到了1930年代中期终于基本削平各路军阀和中共武装的时候，又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惨烈抗战，因此被迫长期投身于各种战事之中，在经营民生方面无暇深入顾及。可以说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的国民党，在军事斗争有相当丰富经验，于国家经济建设却是泛善可陈，以至于之后不断地出现重大经济政策失误。

八年抗战使得中国经济水平急剧倒退，国家财政早已破产。幸亏在“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感召下，当时中国民众咬牙坚持、不离不弃，加上美国的强力援助，民国政权才未陷入崩溃境界，反而比抗战前期宽裕许多。

国统区一座外墙剥落的楼房外，3个辛苦劳作的妇女在数几叠法币，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法币并不能

买什么东西

在抗战胜利之初，上海等地物价出现了下跌的可喜现象。而此时国民政府拥有600万盎司黄金、9亿美元，接收的日伪产业折合法币约10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这些丰厚的财力、物力完全可以用于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但是缺乏治理经验的国民党没能抓住机会，反而昏招迭出。

在当时，由于受到战争破坏影响较小，上海、江浙等汪伪政权控制区物价水平较低、其发行的储备券购买力强，而国民政府控制区则因动荡不安而物价水平高、其发行的法币购买力差。国民政府胜利接受汪伪区域时，法币与上海地区原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实际购买力比值大约为1:35，原沦陷区民众迫切希望参照这个实际购买力指数来确定合理的兑换法币比例。

然而在1945年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硬性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的1:200，远远高出实际购买力比值的1:35，这就意味着沦陷民众资产一夜之间

缩水了82.5%，这无异于对沦陷区民众财产的一次大洗劫。一时间民怨

沸腾，民间流传口号：“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此为国府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1000元，以孙中山先生头像居中

此为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10元货币，从版面可以看出汪伪南京政府也

奉孙中山先生为精神领袖

由于1法币能兑换200伪中储券，而且汪伪控制区物价水平较低，吸引了巨额法币流向这些地区消费购物，国民政府此时错误地大量印发法币，导致当地民众担心货币贬值而进行的抢购风潮，从而印发了抗战胜利后第一次物价飞涨狂潮。到1946年初，南京城内稻米价格比抗战胜利前暴涨了500倍。

而国民政府混乱的对原日伪资产接收，也极大破坏了上海、江浙等主要工商业发达区域的经济秩序，大批工厂、企业、商店在接收中倒闭、停工。抗战时上海原有工厂4050家，到1946年底，已经倒闭了3160家；到1947年，工厂的开工率仅为平时的20％。而北平、天津的工厂在接收后倒闭十之七八，青岛700余家民营工厂全部歇业，广东400家工厂剩下不足100家，沈阳3000余商号倒闭2000多家。这些企业的关停，使战后经济丧失了恢复活力的根源，也为之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企业大规模关停倒闭导致了社会失业人数大增。有数据显示，1946年上海、南京、北平三地有失业人员和无业人员260万。到1947年，仅上海一地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就超过了200万，连公教人员和学生都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因此引发了连续的反政府游行示威。 在1946年，仅上海一地有记载的罢工和劳资纠纷争议就达1716起；到1947年，该一数字更加上升到到2538起。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物资管制措施，抑制民众的需求以保证作战供给和控制市场秩序。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些管制措施相继停止，老百姓生活所需全由市场买卖交易，物价随物资供应、货币发行量而大幅波动、失控。相比之下，终整个1946~1949内战期间，中共一直对控制区内实行严格的货币和物资管制措施，特别对区域内的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进行严控，禁止流向国统区。

在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财政支出的60%以上要依靠美国贷款和物资援助，因此才没有陷入崩溃；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对国民政府的强力财政和武器支援，则经济和军事状况可维持下去。但对腐败、混乱的国民党统治深感失望的美国，在调停国共内战失败后，出于停止中国内战的考虑，在1946年7月开始停止了对华武器运输，并基本停止对国府的经济援助，其它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自美国援助停止后，失去外援的国府财政立即陷入恶化。

对1946年6月正式开始的国共第二次大战，蒋介石等国府高层显然准备不足，对抗战中成长起来的中共武装力量和苏联对中共援助强力援助评估出现严重失误，曾经乐观地认为可以先集中力量用半年的时间按基本消灭中共武装、安定后再转为振兴经济。但大战开始后形

势并未朝着国府高层的设想方向前进，中共武装表现出了惊人的战力，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地双方鏖战不已，国府不得已动用80%以上的财力来维持几百万部队的武器弹药和粮饷供应。

大规模战事给原本就入不敷出的国民政府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1946年，国民政府全年财政总收人为2.8769万亿余元(法币) ，总支出为7.5747万亿元，其中用于军事支持占59.9%，赤字为4.6978万亿元；在1947年，财政总收入虽然增加到13万亿元，因为战事总支出高达43万亿元，赤字急剧扩大为30万亿元，膨胀了整整5.39倍!

到1947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已基本耗尽了抗战胜利之初的军事物资和黄金、美元储备。而此时国统区内富庶的江浙、上海地区工商业因为前期糟糕的接受日伪资产行动而萎靡不振，税收无法支撑庞大支出。漏屋偏遭雨，1946、1947两年华南、华中地区都出现了大面积荒灾，国统区受灾人口在1947年接近可怕的1亿人。最为不利的是，此时美、欧等国纷纷中断了对国府军事和经济援助。内忧外困中，为应付战事开支国民政府被迫采取了最后的手段：大量印制法币。

国统区在1946、1947年连续发生了大规模灾荒，上千万人因此忍饥挨饿，图为一个救济处几百名瘦骨嶙

峋的灾民。灾荒严重打击了国统区经济。

在1946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共增发了2.6942万亿元的法币，此举已经造成了国统区物价大幅上涨；但在1947年，别无他法的国府陡然增发了29.4624万亿元法币，增发量比1946年增长了9.94倍！

在1948年国共内战形势恶化时期，仅

1~7月半年多一点时间，国府又增发了34.1573万亿元法币！

在国统区，最繁忙的就是印钞厂

在没有国家实物和外汇储备保障情况下，如此超大规模增发，结果必然导致货币急剧贬值。在1946年9月，3050元法币能够兑换到l 美元。然而到1948年1月，就须17．8万元法币才能够兑换到l 美元，法币兑换率贬值了整整94%；到了1948年8月，则要118．08万元才能够兑换到1美元，比1946年9月贬值了99.7%！

法币急剧贬值的结果就是恶性物价上扬。以上海为例：在1948年1月，l 担米价值法币150万元；5月涨至1担米580万元；到8月则涨至1担米6500万元了。法币的价值已经贬低到不抵自身的纸张和印刷费用了。

1948年，国统区一名小女孩用成堆的法币来买东西，此时法币已严重贬值

在1940年代，中国的东北和华北平原地区是最主要的粮食、原棉和矿物产地，自1947年起这些主要原产地陆续被中共武装控制后，国统区工厂的原料供应顿成难题。而中共对控制区实行了严格的商品禁运出口名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棉、牲畜和铜铁金属。1947年，全国的棉花产量为1100万担，国统区的企业能收到的只有30%，纺织业因此减产两成，其他如橡胶工业、制药工业等停工均达三成，钢铁工业的70%陷入半停产泥沼。国府战事不利、接连丢城失地，反过来又极大影响了自身控制区社会民生运行，物资供应短缺也造成了物价飞涨。

在1948年的上海，由于物价飞涨，当时的工资采取了怪异的基本工资×每月物价指数方式，劳苦大众的每月工资要看政府宣布的物价指数来确定具体数值。尽管如此，由于物价实际上涨高于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大众生活越来越困苦。

1948年5月，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为挽回经济颓势，蒋改组内阁，任命清誉较高的地质学家、当过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留欧博士出身的翁文灏很快组成了一个空前豪华的“博士内阁”，其主要成员如外交部长王世杰、教育部长朱家骅、社会部长谷正纲、粮食部长关吉

玉、交通部长俞大维、司法部长谢冠生和最高法院院长谢羸洲等都是欧美名校博士。

国府翁文灏的博士精英们组成的内阁按照蒋介石改善经济的急迫要求，很快推出一套经济改革措施，从财政货币政策、产业市场化和治理腐败三个方向同时出击，试图挽大厦于既倒。其中以货币改革作为冲锋的战略突破口，进行强制性币制改革，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动用各地行政力量来收兑或收存民众手中持有的黄金、外币以保证金圆券币值，进一步强化经济管制。

1948年8月19日，国府突然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的办法》等一些列重大财经政策，宣布实施一些列强制措施，主要包括：

1、发行总额为20亿元的金圆券作为本位币，限期以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券1元的比价收兑法币；

2、限期收兑人民所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不在限期内兑换或存储者，一律没收；

3、限期登记管理国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

4、冻结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元出售，由当地主管官署严格监督执行；

5、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工厂罢工怠工等。

同时，国府在上海、广州、天津设置了三大经济管制区，分别委派蒋经国到上海、宋子文到广州、张厉生到天津任经济督导员，赋予行政和警察指挥大权，动用重典以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执行。其中蒋经国作为蒋介石大儿子，到了上海后即高调宣布“只打老虎、不打苍蝇”。为此，蒋经国亲自指挥上海警备部稽查处等6个单位的军警， 加上青年服务队之类的组织，组成一个庞大的经济警察队伍，日夜出没于全市市场、库房、水陆交通码头等场所进行搜查。为“杀鸡儆猴”，他还先后下令以私套外汇、隐藏黄金、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罪名，将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米商万墨林、纸商詹沛霖、上海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64人分别予以判刑、处死或逮捕。

国府的经济强制措施取得一些成效，到1948年10月，国政中央银行共收兑了价值2亿美元的黄金，仅上海一地就达到1．7亿美元之巨。而1948年9月物价总算得以暂时稳定。

站在蒋介石身边的蒋经国，这位曾经的共产党员，回国后被他父亲改造为一名坚定的三民主义者，蒋经国一生为人勤勉大度，他在蒋介石之后治理台湾10年极有成效，深得台湾民心，但在1948年他赴上海搞的

“打虎行动”最终没有成效

1948年蒋经国到上海“打虎”后，发起的反奸商游行

上海经济警察在接到举报后到商家检查

但事实证明，翁文灏内阁在1948年8月推出的紧急经济管制措施过于激进，新发行的金圆券在没有相应黄金、外汇或实务储备担保的情况下毫无保障可言，民众对金圆券信心全无。而强制民众以300万:1比值兑换法币和收兑民间黄金、外币的做法，等同于又一次强制收刮民财，激发了新一轮巨大民间怨恨，继而严重动摇前线作战国军将士的信心。

而这些强制措施中，最为失败的是将国统区各地物价和工资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水平。这一严重违背经济自然规律的强制措施曾短暂地平抑了飞涨物价1多月时间，但对金圆券毫无信心的商家们很快就以停产、罢市来间接表示抗议，商铺里物品日渐稀缺。很快，国统区民众就发现，尽管粮油布匹等基本生活品尽管标价与8月19日不变，但能购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大家对物价能否维持随之越来越担忧。

终于，在1948年10月2日，上海首先发生抢购风潮，市民见物即买，尽量将金圆券花出去，上海各商店货架几乎全部一空。抢购风潮从上海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天津“百分之九十九的货架都空空如

也”、北平“米麦粮食店早已十室十空”，后来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抢米狂潮，国统区一片混乱，各地根本无法管制。

1948年，国统区出现抢购狂潮，民众拿着几乎一文不值的钞票抢购一切可以买到的东西

1948年10月31日，无奈中的国府公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宣布从11月1 日起解冻物价，取消“限价”政策。从此，物价就象洪水决堤一般地突飞猛涨起来。

随着国共大战东北、华东、中原形势恶化，国府要继续投入巨资用于军备，只能继续加印金圆券。1948年11月12日，国府颁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宣布金圆券贬值10倍，并撤消20 亿元的发行限额，改为“另以命令处之”。从此以后，金圆券的发行量势如脱缰之野马，急速扩大，年底即增至83.2亿元，1949年1月更增至208亿元，4 月又一跃而至51612亿元，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时，金圆券的发行总额已达80万亿元，其膨胀速度在不到10个月的期间内，竟然超过法币在14年内膨胀速度的100倍！

国统区货币滥发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是的民心背离、军心涣散

到1948年底，随着东北全境和河北唐山被中共攻占，国府失去了最重要的煤矿、铁矿产区，顿时陷入极大困境，例如当时上海煤炭供

应几乎全部中断，民众日产生活都无法为继。为了保证上海煤炭供应，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只好委托与中共有交往的上海大亨杜月笙，借杜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允许上海轮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换煤炭。毛、周考虑后复电同意，杜月笙把30万吨面粉拉到秦皇岛港，换走10万吨开滦煤，才勉强缓解上海的煤炭需求。此时中共不但在军事上压倒了国方，在经济上也控制了国统区的命脉。

随着国统区物资越发匮乏和金圆券的滥发，1948年12月国统区物价即比8月上涨325倍，1949年2月又涨至834倍，到4月15 日竟然狂涨至62714倍！此时，国统区正常的货币体系已经崩溃，民众拒绝使用国府发行的金圆券，就连地方政府、部队夜纷纷要求以银元、黄金来发放经费，各地恢复使用曾经流行的银元，广东地区使用港币，西藏、青海地区甚至还使用墨西哥银元。

国府的财政经济危急、进而崩溃加剧了自身军事危机。尤其是军费问题上的困难，随着军费困难的日益严重，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差，给养完全失去保障，不仅一般士兵普遍“吃不饱、穿不暖，面黄饥瘦，精神萎靡”，很多中下级军官也常常“不能持其家属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之中“自杀者有之，

卖淫者有之，弃儿鬻女者亦有之”。在此情况下，国军官兵充满强烈的厌战情绪，逃亡事件与日俱增，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大为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