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业与近代中国农村

作者：戴鞍钢

《学术月刊》 2001年02期

　　中国民族工业和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历程及其意义和影响，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但涉及其与农村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注：有人在综述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时指出：“二元经济论是发展经济学的一项创见。近代中国亦属二元经济，传统农业与近代工业并存，研究其互动作用极为重要。但这些在我们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还一无所见”（郑起东：《中国近代经济史》，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98)》，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0页）。另，本文所称的民族工业，是指私人资本企业，暂不包括官办企业。）。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民族工业的发生发展，尽管其道路坎坷，力量弱小，毕竟对中国农村的经济变迁产生了一定的触动，在一些外资工业或外国商品未及或未能把持的领域，还起了相当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来自农村的产品需求和原料供给，也有助于民族工业拓展生存空间。在积极着手产业结构调整和推动城乡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的今天，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是必要的。本文以民族工业集中的长江三角洲为重点，择取几个主要行业考察论述，时段侧重以往研究薄弱的清末民初。

　　一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中心。追溯历史发展的源头，则可看到它的发祥和起步，始于船舶修造业。上海作为对外贸易第一大港的崛起，在刺激外资船舶修造业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民族资本船舶修造厂的设立。最早的是发昌机器厂，原是1866年开设的一家手工锻铁作坊，设在虹口美商杜那普所办船厂近侧，并专为其打制船用零部件。1869年开始使用机床，并能自己制造小轮船。1890年拥有车床10余台、牛头刨床2台、钻床3台、龙门刨床1台等多种机械设备，最多时工人300余名。继起者有1875年的建昌铜铁机器厂、1880年的远昌机器厂、1881年的合昌机器厂、1882年的永昌机器厂、1885年的广德昌机器造船厂和通裕铁厂等。它们多数设在虹口，限于资金和技术，业务大多依附于外资船厂，承揽一些零星加工业务。建昌的经营规模颇具代表性，自1875年至1895年，建昌的规模、设备、资金和人员已有较大扩展，但是业务对象始终是外商的船厂及航运公司，生产工艺一直停留在修理和加工零部件，“实际上仅是外商船厂的辅助工场”（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84、89页。）。

　　上海地处江南水网地带，通过河湖港汊与苏州等地交通，是开埠前上海港内地货物进出的主要通道。自广州一口通商禁令解除和内向封闭型经济格局分解，众多顺长江东下的商船不再奔赴苏州，径趋东海之滨的上海，同时在上海还聚集着大量“载客运货的小船和驳船”，它们都来自毗邻的长江三角洲乡村集镇（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册，第555页。）。

　　19世纪50年代，为扩大进出口贸易和在华活动范围，欧美商人就以上海为基础，将轮船运输业的触角伸向四周的内河水道，“置造小火轮船装运银两前赴内地，采办丝斤并各项货物回沪”。1865年2月，结束国内战事后的清政府宣布不准外轮驶入通商口岸以外的内河。在沪外国商人反应激烈，称“这些小轮全都锚泊停航，一点都派不上用场，因为它们是为内陆贸易而特制，完全不适合海运”，联名要求各国驻华使节出面干预。清政府对外国轮船深入内河深为顾忌，担心“若一处准行，处处皆援例而起，夺目前商船之生业，弛日后军国之防闲，关系利害极重。是以屡议未允，即再续请，仍不便行”（注：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352、367页。）。时至1895年《马关条约》在规定增辟沙市、苏州、杭州通商口岸的同时，准许外国船只“从上海驶进吴淞口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1898年颁布的《内港行船章程》，又将范围扩大到各通商省份的内河水道（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16、786页。）。

　　另一方面，19世纪70年代后本国商人兴办内河轮运的要求久被搁置。“苏、杭内地水道，若以小轮行驶，极为便捷。历年中外商人皆以厚利所在，多思禀准试办。只恐碍民船生路及税卡抽厘等情，辄格于时议，未蒙准行”。即便已经成船，也被迫中止（注：《申报》1882年7月8日、1890年4月25日。）。几艘行驶沪、苏间的内河小轮，多经清政府特许，其用途受到严格限制，“准行内河并带官物，不准带货搭客作贸易之事，以示与商船有别”（注：《交通史航政编》第1册，交通史编纂委员会1935年版，第482页。）。1895年后对华商内河轮运业的束缚相应减轻，至1898年“通商省份所有内河，无论华、洋商均可行驶小轮船，藉以扩充商务，增加税厘”（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30，第15页。）。上海民族资本内河轮运公司的经营，突破原先的限制，扩大至商业领域的客货运输，并开辟了新的航线，渐次形成“内河小火轮船，上海为苏、松之归宿，镇江为苏、宁、清江之枢纽”的基本格局（注：张之洞：《筹设商务局片》，《张文襄公全集》卷43。）。1902年由轮船招商局组建的招商内河轮船公司，拥有小轮7艘，拖船6条，先驶往苏、杭，后航线伸展至南浔、湖州、宜兴、溧阳、江阴，从苏州经无锡、常州至镇江，过长江抵扬州、清江，又从清江越宿迁至窑湾，溯淮河至正阳关，形成一覆盖长江三角洲和苏北大部的内河航运网，轮船也从最初的7艘增加到1911年的近30艘，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内河轮运企业（注：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2页。）。

　　19世纪末上海内河轮运业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船舶修造业的发展。一方面，与远洋、近海货轮相比，内河小吨位轮船的制造周期、技术要求，同民族资本船舶修造业的经营能力较相适应；另一方面，自清政府开禁，内河小轮业发展很快，市场需求大，“因此机器厂制造小火轮盛行一时”。较出名的，“在苏州河老港内有公茂、史恒茂、大昌、广德昌等几家；在虹口有恒昌祥、广德兴等几家；在杨树浦有公兴；在南市有求新、兴发荣等几家。专门协作制造船木壳的有协顺昌、施广福、财理等数家”。与前期相比，它们的地域分布不再局处虹口一隅，而是移驻苏州河沿岸及南市等内河船只聚泊处，其中有的还同时经营内河轮运业。设在新闸的公茂机器厂，“在1895-1913年间业务大为扩展，制造了不少小火轮，自设老公茂航运局，经营上海、无锡、苏州洞庭山、常熟等地的客货运输业务”。行业史料载，“公茂的小火轮制造业务是随着它的航运事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为老公茂航运局的发展，有力地支持了公茂船厂的经济周转，使小火轮制造能加速进行，而小火轮制造又回过头来加强航运事业中的力量，因此公茂船厂的发展比别家同业为快，在1913年以前公茂船厂共为老公茂轮船局造过二十只左右小火轮及拖船”（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28、130页。）。

　　内河小轮船制造和运营的兴旺，加强了上海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一时航运事业非常发达，所有内河客货运大都改用小火轮船”（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28、100-102、173-178页。）。从上海驶往苏南浙北的小火轮激增，其中“走吴淞江者，由苏州而上达常熟、无锡，或达南浔、湖州”。一些固定航班相继开设，最繁忙的当数上海至苏州航线，“往来苏沪小轮每日四五只”（注：民国《上海县志》卷12，交通。）。以新闸为始发码头，也有固定班轮经黄渡驶往上海远郊朱家角等地（注：宣统《黄渡续志》卷1，“疆域”；民国《青浦县续志》卷5，“山川”。）。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货物流通大为增强，1899年8月4日《申报》曾以赞叹的口吻，记述了苏州河口以西轮船运输繁忙的景象：“内河通行小轮船，取费既廉，行驶亦捷，绅商士庶皆乐出于其途。沪上为南北要冲，商贾骈阗，尤为他处之冠。每日小轮船之来往苏、嘉、湖等处者，遥望苏州河一带，气管鸣雷，煤烟聚墨，盖无一不在谷满谷，在坑满坑焉”。据1909年乡土调查资料载，嘉兴、海盐、沈荡、平湖、乍浦、石门、桐乡、屠甸等地所产蚕丝、棉花、茶叶、土布等农副产品，都有很大部分直接销往上海（注：《嘉兴府各属物产调查表》，《杭州商业杂志》1909年第1期。）。折返时运回各类日用工业品，“闵行为沪南通衢，各货以上海为来源，杭、嘉、湖等属为去路，通过居多”（注：《匡凤逵洪锡范厘捐调查报告（1911年）》，载《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经济联系的增强，促进了上海周围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习俗风尚亦有相应变化，据称南浔镇上洋货畅行，“即一灯一镜悉用舶来品，各出新奇，借以争胜”（注：民国《南浔志》卷33，“风俗”；民国《青浦县续志》卷2，“风俗”。）。上海远郊青浦县，“乡村妇女助耕馌饷之外，兼事纺织为生。光绪中叶以后，梭布低落，风俗日奢，乡女沾染城镇风气，类好修饰，于是生计日促，一夫之耕不能兼养，散而受雇于他乡者比比焉，尤以上海为独多，利其工值昂也”（注：民国《南浔志》卷33，“风俗”；民国《青浦县续志》卷2，“风俗”。）。

　　民族机器工业的制造，还推动了周围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演变。上海开埠后，原棉出口的增加，不仅促使周边地区棉花产区的扩展，同时也带动了与原棉出口直接联结在一起的手工轧花业的兴起。在棉花主要产区的南汇县，“同治以来，上海花商收买花衣，于是轧花场地遍地皆是。始用小轧车，妇女手摇足踏，日可出衣十数斤。光绪中，洋轧车出，日可得衣数百斤，小轧车天然淘汰矣”。嘉定县，“棉花以车绞去其子，盛以布包，运售他处，若用土车，自日本车行，今皆改用日车”；“轧棉工作，至为普遍”。与嘉定、上海县接壤的青浦县东北部，“洋轧车光绪十年间自上海传入，先行于东北乡一带，日出花衣一担有余”（注：民国《南汇县续志》卷18，“风俗”；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物产”；民国《真如志》卷3，“实业”；民国《青浦县续志》卷2，“土产”。）。这些所谓的洋轧车，实际多是由上海民族资本机器船舶修造厂仿制而成。原因是，“棉花出口增加，原来的土法轧花不能胜任，日本轧花机乘机输入，不久民族机器厂即开始仿制”。其需求之大，令制造厂应接不暇，“轧花机销售于上海附近农村，松江、莘庄销路最大，常常供不应求，营业非常发达”，以致一些船舶修造厂由兼制转为专门生产，截至1913年形成拥有16家专业厂的轧花机制造行业。是年，上海国产轧花机的年销量达2000余部。除上海郊区，它们还销往崇明、南通、泰兴等棉花产区，义兴盛铁工厂“最多一天的产量达二十台，主要销往苏北一带”（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28、100-102、173-178页。）。

　　铁制轧花机的生产效率，远非旧式轧车所及。“浦东原有的木制轧花车，每天只出花衣3-5斤，脚踏轧花车每天可出花衣60斤左右”，是前者的一二十倍。它的行市，一方面反映了农村手工轧花业的兴盛，同时也更推进了轧花业的发展和技术更新。“最早购买新式脚踏轧花车的是浦东及上海郊区的富裕农户。购买数量逐年增加，一般在第一年购一台，以后再购一台，亦有一户购置四五台者。在收花时，雇工轧花，除自轧外，兼营代客轧花，各按重量计算工资及加工费。后花行、花厂设立，行销益广，原有木制轧花机逐渐被淘汰”（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75页。）。一些地区出现了向机器加工业过渡的趋向，在嘉定真如，“清光绪季年，乡人杨荣逵倡设合义兴花厂，轧售花衣”，初用人力，后改为机械，设有12匹马力引擎1台，轧花机15台（注：民国《真如志》卷3，“实业”。）。手工轧花业的上述发展，令在沪外国人印象深刻。美国驻沪领事佑尼称，在机器轧花厂出现的同时，“华人之在家中按设轧车辆以人力为之者亦复不少，内地轧花仍多用旧法，目睹情形者莫不讶上海变态之速，凡此皆足以勉励栽种棉花之业也”（注：[美]佑尼：《中国纺织缫丝情形》，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6页。）。

　　同一时期，农村出口农副产品的持续增长，直接催生了民族工业新的生产门类。紧邻上海的太湖沿岸和杭嘉湖平原，向为中国最大的蚕丝产区。上海开埠不久，缘其地理优势，“立刻取得了作为中国丝市场的合适的地位，并且不久便几乎供应了西方各国需求的全部”。这些出口蚕丝当时都有产地小农手工缫制，难免色泽不净，条纹不匀，拉力不合欧美国家机器织机的要求。因此生丝在运抵欧美上机前还得用机器再缫一次，在法国里昂“普通白丝每公斤价值47法郎，而再缫丝则值63法郎”。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对外商来说，“在生丝离开上海就地再缫一次，更为合算”（注：[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3页；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481页。）。1859年，已有沪上最大的生丝出口商英国怡和洋行在上海筹设机器缫丝厂。19世纪80年代初，又有美商旗昌缫丝局、英商怡和丝厂、公平丝厂相继设立（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7、68、72、65、66页；徐新吾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141页。）。1882年，以公和永丝厂为发端，更有一批华商涉足，揭开了上海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发展篇章。自1886处至1894年，继公和永之后，有裕成、延昌恒、纶华、锦华、新祥、信昌、乾康等7家民族资本机器缫丝厂先后创办（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7、68、72、65、66页；徐新吾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141页。）。其背景是，“从本港运往孟买、贝鲁特、亚历山大和塞得港的蚕丝数量不断增加，运往上列各地的数量五年中翻了一番”，同时欧洲和美国对上海各丝厂成品的需求显著上升，厂丝的价格“按平均数计算，比用中国方法对同样的茧缫制的蚕丝价值，要高20%-50%”（注：《代理总领事哲美森致罗斯伯里伯爵函》（1893年8月5日），载《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1854-1898)》（以下简称《英国驻沪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789、792页。）。在设备方面，先期兴起的本国船舶机器修造厂已能仿制西式缫丝机，“以供缫丝业发展之需要”。设在外虹桥的大昌机器厂先是除修造小火轮外兼造缫丝机及丝厂用蒸气发动机，1890年始转为专门生产丝厂设备，“有工人一百多名，日夜制造意大利式缫丝车及丝厂用小马力水汀引擎，非常忙碌”（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99页。）。截至1894年，连同公和永在内的8家民族资本缫丝厂合计拥有丝车2576部，资本约206万两，雇工约5850人，年产丝总量约2782担（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7、68、72、65、66页；徐新吾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0、141页。）。成为上海民族工业中，紧随船舶修造业之后的第二大产业部门。甲午战后，依托生丝出口有增无减，民族资本缫丝业仍呈现不断发展的势头，至1913年已从1895年的13家共4276部丝车增至49家共13392部，两项数字均各净增2倍多（注：徐新吾等：《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182页。），依旧是上海民族工业的巨擘大户。

　　二

　　民族工业自19世纪60、70年代兴起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了较大的发展。据统计，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共100多家，1895至1913年间，共新设厂矿549家，资本总额12000多万元（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1166-1173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4页。）。其中，棉纺织工业发展显著。1895年民族资本企业共有纺机174564锭，1913年则达484192锭，增长150%以上（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14、140页。）。民族工业的发展，提出了保障和扩大原料来源的问题。外国资本主义的倾轧，使这方面的要求更为迫切。于是，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了将资本主义经营范围扩大到农业领域的尝试。著名民族实业家张謇首开先例。1900年，张謇为了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保证原料供给，认为“因念纱厂，工商之事也，不兼事农，本末不备”，决定仿照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形式，集资创办农垦公司。次年，就在江苏南通办起了通海垦牧公司，“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注：张謇：《张季子九录·实业录》，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30-31页。）。该企业明文规定：“本公司开办宗旨，原为纱厂谋纺织之根据地，……公司与纱厂有甚重关系。所产之棉，应归公司收买，以充厂用，不得外溢”（注：《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1911年刊本，第95-96页。）。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家新式农垦企业。新式农垦企业的创办，直接仿效西方企业，采取集股商办形式，农场的生产规模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都是早先那些经营地主、富农所无法相比的。张謇的通海垦牧公司在筹办时规定：“集股股本以规银二十二万为准，每股规银一百两，共二千二百股，……愿入股者先行认数报名，自一股至数十百股听便”（注：张謇：《通海垦牧公司集股章程启（1901年）》，南通市图书馆等编：《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20页。）。并称：“东西各国，凡大农事业，皆合公司为之，法甚详备。本公司力薄处异，不能一一仿行，然经营通海境内大小八堤，历时须十年，用钱须六十万，治荒芜斥卤之滩，为滨海邻郡之导，意主开风气兴公益，与向来一姓一家经营私业者不同”（注：《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1911年刊本，第93-94页。）。

　　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一些实业家开始注意中国农作物品种改良问题。上海德大纱厂创办人穆藕初，认为原棉不足、棉质退化是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两大障碍，指出“工业中所最重要者，厥惟原料。棉质不改良，纱布竞争难于制胜”（注：穆藕初：《振兴实业之程序》、《上农商部》，《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为此，他提出改良中国棉种和扩大植棉面积两项措施，而改良棉质又包括两项内容，“一为改良华棉，采用选种、治地、疏栽、培肥、排水、摘芯、扫除虫害等方法，逐年求进，不厌不倦以改良之；一为移植美棉，选取合于我国天气地质之美国棉种，注意严格选种，以及治地、疏栽、培肥、排水、摘芯、扫除虫害等方法，逐步培育以发达之”（注：穆藕初：《振兴实业之程序》、《上农商部》，《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他亲自编写《植棉改良浅说》一书，散发给纺织界同仁及棉农，以传播植棉改良知识。同时，他还身体力行，从事棉种改良的实践。1914年，他在筹办德大纱厂时，又租借了上海杨树浦引翔港附近60亩土地，开办了穆氏植棉试验场，引进美国长纤维棉种。经过两年的探索，第三年终于获得成功，单株产铃最多达40个，一般都在20个以上，比一般农家旧的棉种高出五六倍。继而，穆藕初又和上海工商界名流聂云台、郁屏翰、吴善庆、黄首民、尤惜阴等六人，联合发起组织了中华植棉改良社，推举郁屏翰为社长，穆藕初为书记，并制定了中华植棉改良社简章。简章指出：“本社以联络振兴内国棉产之同志，交换知识，以求棉业改良之普及为主旨”，其宗旨是“专以研究棉产为范围，冀以天然之地利，施以人力之改良，庶将来东亚棉产成为商战健将，用兴实业而挽利权”（注：《中华植棉改良社缘起》，《东方杂志》第14卷11号（1917年11月），第192页。）。中华植棉改良社的一切费用，由郁屏翰、聂云台、吴善庆、穆藕初四人承担。该社社员有两个义务，即独力或合力举办植棉试验场和就近提倡植棉改良以图普及。该社在上海浦东杨思桥附近开辟棉种试验场，并购买了许多美棉种子分送各省试种，向各地提供植棉技术咨询，还刊印了一些有关植棉改良的书刊散发指导，“用最通俗、最浅近的文字，向农民解释怎样来改进植棉的方法”（注：陆诒：《悼穆藕初先生》，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0月6日，转见《穆藕初文集》第612页。）。

　　1919年华商纱厂联合会成立后，设立了植棉改良推广委员会，由穆藕初任委员长。他特意聘请了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等农学专家协助工作，一面从国外引进优良棉种，在鄂、豫、湘、冀等省设立植棉试验场16所，就地研究指导植棉改良。1920年，华商纱厂联合会从美国购回10吨优良棉种，运往河南、陕西等主要产棉区引种。步其后尘，由皖籍实业家周氏父子集资创办的青岛华新纺织厂，从上海等地“购买大宗美棉种子，在（山东）清平、滨县等处分散农民种植，秋后收买棉花”（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9页。）。棉种的改良，收到成效。清平，“棉花每年出品之额在三万包以上，均由陆路运到济南及青岛各埠推销”（注：民国《清平县志·实业志·商业》；民国《临清县志·经济志·商业》。）。山东临清，“棉花为输出货之大宗，所产中棉向售销兖、沂、青、莱等处，自改种美棉可供纱厂之用，输出之额较前激增，每年出口在四万包以上，每包百六十斤，由卫河运销天津者十之七，由陆路运济南及青岛者十之三”（注：民国《清平县志·实业志·商业》；民国《临清县志·经济志·商业》。）。

　　民族工业的原料需求，给一些地区的农村经济以很大的促动，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明显。1899年南通大生纱厂开业后，刺激了附近地区的棉花生产，“从通洲一区而论，该区植产之地，占全州地亩总数十分之六七，包括南通、崇明、海门等区，合计东西三百里，南北一百五十里，幅员极广，故该区不但为江苏一省出棉之要地，即综全中国产棉之区域计之，亦当首屈一指矣。该区平均产棉之额，约有一百五十万担之多，就中产额之大部，皆为崇明与南通之大生纱厂所吸收，其余则概运至上海销售焉”（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21页。）。大生纱厂的机纱，推动了农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衍变和发展；而通海地区农民扩大土布生产而产生的对机纱的大量需求，又在大生纱厂濒临破产之际挽救了工厂，并推动它走上迅速扩展之路（注：详见林刚：《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上海机器面粉工业，始于1897年开办的英商增裕面粉厂。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则以1900年设立的阜丰为第一家。截至1911年已设有民族资本机器面粉厂7家，1912年新开办1家，1913年又增3家，至此共有11家，其资本总额230余万元，年生产能力达750万包。为保证原料供应，这些面粉厂纷纷派人到产地设庄收购，小麦价格逐步上扬，促使农民扩大了小麦种植面积。据统计，同上海麦源供应关系比较密切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诸省，小麦年产从1914年的5000多万担，逐年上升到7000多万担（注：上海市粮食局等编：《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3、120页。）。

　　综上所述，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给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变迁以一定的触动，这种触动具体表现在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和种植面积的扩大，乃至农业经营方式的变革等各个方面。受资金、技术、生产工艺、销售渠道以及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除了传统的东南亚华侨华人消费群体外，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海外市场极为狭窄，其赖以存在并有所发展只能寄望于国内市场特别是农村需求的支撑，而农村经济的变革，往往也有赖于它的引导和推动，两者间互为依存的关系是值得重视和探究的。

作者介绍：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