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 | 贺祖斌:书院文化与大学精神

贺祖斌，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校长、教授、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著有高等教育“三论”——《高等教育生态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论》、《高等教育质量论》以及《思考大学》、《中国大学这五年》等。

书院文化与大学精神

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缺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品德底线、“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自我反思教育。长期以来“高大全”的教育模式，使受教育者反而忘记了作为“人”的最基本要求 。

这是我第三次到岳麓书院，每次到长沙，哪怕再忙，我定会抽出时间到岳麓书院走一遭，来接受这极具中国人文气质的书香洗礼。

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说法，有北宋四大书院、南宋四大书院的说法，也有六大书院、八大书院之说。在众多说法中，最受公认的四大书院说法是：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商丘城南的应天书院，河南嵩山南麓的嵩阳书院。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岳麓书院的地位得到大家的一致公认。几大书院之说，在我看来，只是后人对宋代历史悠久、文脉相传，名人辈出、影响广大，官方褒扬、世人称道的书院的一种例举，至于是四大还是八大，其实并不重要，角度不同，难以获得一致公认也很正常。

我常跟学生讲，对于学习高等教育学的研究生来说，到岳麓书院或者其他的几大书院拜谒是厘清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源头，是对中国古代教育的祭祀。到书院，绝不是来旅游或观光，是来接受洗礼的一种仪式。因此，必须致以虔诚之心、恭敬之礼。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朱汉民教授认为：“书院是以传道济世、兼容并蓄、自由讲学为特征，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种极具特色的制度”。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官学废弛，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初步形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制度萌始于唐，盛于宋，废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古代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从现在来看，书院就是实施藏书、读书、治学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到清末，书院和科举一样不适应社会的变化，1901年，清廷发布上谕，改书院为学堂，作为科举的附庸，1905年当科举被宣布废除后，书院也彻底消失。

之所以，我每次到长沙都要到岳麓书院拜谒，一方面，在这里发古人之幽思，感慨中国古代教育辉煌与骄傲，又感叹今日之教育现实的种种无奈；另一方面，经过淹没百年历史的书院，以岳麓书院为代表，今日又焕发出无限生机，又见其闪耀着教育、思想的精华。数百年来，岳麓书院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影响着湘湖大地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数一数清朝以来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陶澍、魏源、唐才常、程潜、杨昌济等，无不感慨书院的讲学、育人之道。进而验证了书院大门“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对联之寓意，这正是岳麓书院英材辈出的历史事实。

我十分尊崇的是岳麓书院的“讲会”制度。“讲会”，我想大致相当于今天大学里的学术讨论和讲学制度，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这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旁听，也参与讨论，这是一种十分开明的学术交流方式，既推动了教学，又发展了学术。十分幸运的是，书院的模式为读书人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书院，聆听大师们精彩演讲，探求知识和人生的真理，在当时知识匮乏的年代，是多么高尚和难得的场景。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南宋张栻主教，朱熹两度讲学的故事，也是岳麓书院全盛时期，“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饮马池水立涸”，那场景今日难以想象。更让今日的读书人羡慕的是，那种自由、开明之风尚，谈古论今，点评时政，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与当时的岳麓、应天府、嵩阳并为“四大书院”还有白鹿洞书院，五代十国时期的南唐，曾在庐山白鹿洞设庐山国学，这是庐山建书院的开始，也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2002年，我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读博士期间，找了一空闲时间，借道与几位同学结伴专程到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拜谒，虽然事隔多年，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对于那次的专程之旅、虔诚之心，我常想，也许正是当时的拜谒为后来进一步从事高等教育研究铺垫了伏笔。因为，在这里我们实地研读了中国最早的“大学生准则”或者“学籍管理制度”，那就是《白鹿洞书院教条》，它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它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时，亲自订立的学规。其内容涉及到：教之目、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等，它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数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它的思想甚至影响到韩国、日本和东南亚的教育模式，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也一直影响到今天。在我看来，今天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将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精髓很好地传承和发扬光大有关，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缺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品德底线、“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自我反思教育。长期以来“高大全”的教育模式，使受教育者反而忘记了作为“人”的最基本要求。因此，慢慢形成了重理想轻修身、重大道轻孝道、重集体轻个人的现象。

在白鹿洞书院，从朱熹的“忠孝廉节”四字石刻，可以看到他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和理学精神。同时，身处其中，还让我强烈感受和想象的是数百年前朱熹、陆九渊讲学的盛况。几乎与岳麓书院同时期，朱熹在书院建立最早的“讲会”制度，当时书院的“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学术空气相当活跃，朱熹广邀国内著名学者前来讲学，虽然朱熹与陆九渊二人由于学术观点不同，曾在江西铅山县的鹅湖针对“理学”、“心学”发生过激烈的论辩，双方各执已见。朱熹不计门户之争，主动邀请陆九渊前来白鹿洞书院讲学，所讲内容深受白鹿洞书院师生们的欢迎，后来朱熹还将的演讲稿做成石刻，亲笔题跋保存在白鹿洞书院。这在当时为不同学派同在一个书院讲学树立了榜样，也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我一直也在思考，当今，大学存在的教育重科学轻人文、科研重数量轻质量、管理泛行政化、学术不端等乱象，大学精神的日渐衰落，学术圣地的退让失守，让社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并不断呼吁强力改革大学教育。回望过去，不论是岳麓书院院内的“朱张会讲” （1167年），还是白鹿洞书院院外的“鹅湖之辩” (1175年)，那种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海纳百川的讲会制度、不同学派的学术之辩，这些，不正是我们一直追求的那种“学术自由，教授治教”的大学理想吗？

的确，我们应该从传统书院制度那里吸取营养，借鉴精华和获得启示，不断改革与发展，建立起具有现代理念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代大学制度。

文字来源：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