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之路

作者：夏禹龙戴雪梅

探索与争鸣 2012年09期

　　 现代化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席卷世界的巨大历史潮流，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大领域，以工业化为引擎推动了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现代化意味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度解放与发展。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历史进程，其内涵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呈现出动态发展变化的特点。由此，可以把世界范围内迄今为止的现代化历程划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又称经典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又称后工业社会、后现代化)两大阶段。第一次现代化的动力是工业化，它引导了人类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深刻转变，具有城市化、民主化、世俗化等特点。第二次现代化的动力是知识化，它引导了人类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深刻转变，表现出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等特点。英国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成为全球第一个启动第一次现代化的国家。美国后来居上，于20世纪60年代在全球率先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并在20世纪70年代率先启动第二次现代化。

　　 就中国而言，近代以来内忧外患频陈，追求现代化的过程充满坎坷与曲折。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虽取得过重大的成就，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曾两度遭遇严重的挫折。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在欧美发达国家接近或已经完成第一次现代化并开始启动第二次现代化的时候，方开始举全国之力向现代化全速迈进，既有后发劣势，也有后发优势。劣势在于，在西方现代化样板的刺激下，不少人被“西方化”俘虏，妄自菲薄，丧失民族自信心。优势在于，对于自尊自强者来说，可以借鉴西方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切实探索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现代社会的部门结构及其共同特征

　　 现代化的目标是建立现代社会，那么，现代社会具有怎样的部门结构呢?迄今为止，在经由现代化进程迈入现代社会的国家中，经过长期的博弈与演进，一般都会形成三个边界清晰、彼此独立、互为犄角的基本部门，其中：第一部门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组织；第二部门是从事经济活动的营利组织；第三部门是致力于社会公益和互益事业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这三个部门又各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呢?

　　 先说第二部门。现代化历程以第二部门工业化为先声。现代工业是在资本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资本在市场中运动，受市场竞争的鞭策，它的直接目的不是创造使用价值，而是获得价值的增值，即创造剩余价值。为此，不断突破既有的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的限制，不断地推动技术进步，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就成为资本内在的要求。这就使现代工业大大优越于缺乏资本动力的中世纪落后的手工业小作坊。当然，资本存在着其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1]。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资本本身的这一内在矛盾必然会日益显示其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扩大需要的限制，从而导致资本的消亡。什么是资本消亡的物质生产条件呢?那就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缩减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以至于靠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来占有他人的劳动、增加自己的财富，变得毫无意义，因而“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2]。到了这样的时候，资本就没有存在的余地而自然消亡了，共产主义社会也就到来了。但是，当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但从全球范围来看，而且即使从发达国家来看，离资本消亡的物质生产条件的具备都还存在巨大的差距。在这一物质生产条件具备之前，就要消灭资本及其活动的场所——市场，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那只能丧失生产持续发展、尤其是技术不断进步的动力。

　　 市场经济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市场能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现代经济是如此错综复杂和变化多端，即使用最先进的计算工具做种种高明精妙的运算来模拟市场的运作，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一个是提供生产发展特别是技术进步的动力，一个是对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这是资本和市场经济在现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功能。

　　 次说第一部门。现代社会的第二部门既然以市场经济和资本作为其共同特征，那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的第一部门的共同特征就应是民主政治和法治。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社会的日益分化，存在着更加多元的利益主体，他们越来越要求摆脱依附关系和封建等级制，以独立的身份自由平等地在市场中进行竞争；同时也越来越多地要求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参与国家的决策，这就与专制集权的政治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促进了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随着经济全球化即世界市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掀起了一股世界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原因。

　　 再者，市场的正常运转必须通过买卖双方订立平等的契约，而这种契约关系又必须用法律来保障。因此，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必须依法治国。没有完备的法制，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市场经济。

　　 再说第三部门。市场经济的发展分化出多元的利益主体，他们都有各自特殊的利益诉求，相互之间发生各种复杂的利益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如何能得到妥善处理呢?这就需要在社会上形成各种特定的互益性群体组织，把具有共性的分散的利益诉求整合起来，集中地进行表达，并与利益矛盾另一方的社会群体组织进行对等的谈判，相互折衷和妥协，以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比较公平的结果。否则，矛盾就会激化，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同时，政府拥有公共权力，需要担当起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那么，政府怎么能高效地做好公共服务的工作呢?应该看到，面对如此复杂多样的公民的公共需求，如果只有政府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而没有社会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那是断然做不好这一工作的。公民社会就是一个自治性的社会。社会建设应该包括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培育公民社会的自治管理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提供公共服务的工作也应由政府和公民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分工合作，共同承担。公民社会组织既对政府的公共服务工作进行监督，又接受政府的购买服务，并自主开展公益性的志愿活动。可见，现代社会第三部门的共同特征就是公民社会和自治。

　　 如上所述，现代社会有其共同特征，那就是市场经济和资本、民主政治和法治、公民社会和自治。当然，现代社会除了有其共同特征外，由于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所处时代的不同、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它们在制度体制、具体结构、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各自的特色。既尊重差异，和而不同，又相互比较和借鉴，注意吸收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这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应采取的原则和方法。

　　 现代化的两条路径和两种制度形态

　　 现代社会都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而市场经济则是在资本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中形成的。资本内在地具有文明化的趋势。如前所述，资本的直接目的不是创造使用价值，而是创造剩余价值。为此，除了采取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加强他们的劳动强度这种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以外，还须采取，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地采取“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3]这种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于是，一方面，“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另一方面，要培养能够享受那些作为高科技成果的产品的“具有高度文明的人”[4]。这就是“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5]。正因此，马克思指出，资本“取得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6]。

　　 然而，资本在现代社会中内在地具有文明化趋势的同时，又必然内在地具有野蛮化趋势。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之所以对于劳动感兴趣，只是由于它能产生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在追求其自身增值最大化的同时，并不关心以致不惜损害劳动力主体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会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7]。这是其一。其二，个别资本的利益会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发生种种矛盾。例如，会转移生产的外部成本，把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恶果推向社会。又如，无限制地、不择手段地扩大眼前的需要，为了暂时的资本利益而不计长远的社会后果。

　　 现代化的过程，现代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资本的文明化和野蛮化两种内在趋势相互交织和消长中进行的。在市场经济还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资本还是市场中不可替代的运动主体的现代世界状况下，我们可以促进其中的一种趋势和遏制另一种趋势，但是不可能完全消除其中的一种趋势而只剩下另一种趋势。这样的目标设计才是现实的，而不是空想的。

　　 那么，怎样区分同样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呢?这是马克思并未直接涉及的一个理论问题，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现代社会的特征和各国现代化丰富多样的实践，创造性地加以回答。

　　 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意味着在现代化过程中，资本在社会诸要素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它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都起着支配作用。在社会的第三部门——公民社会中，代表一般劳动者等弱势群体的力量虽也在发展和增强，为劳动者争取到或多或少的权益，但尚不足以有效遏制资本的野蛮化趋势。而在社会的第一部门——政府，尽管有民主选举的约束，使它不能不考虑到广大公民的意向，但由于金元政治的作用，它在处理实际的公共事务中就会偏向资本，形成权钱的结合，而丧失其应有的公正立场。正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会产生严重的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也因此，生态环境的过度破坏和经济危机的加速爆发就成为这一制度有全球性影响的后果。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味着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力量发展迅速，以至足够壮大，能对资本实现有效的制衡，增强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而遏制其野蛮化趋势，使社会日益趋向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状态，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中，社会的第三部门——公民社会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包含代表精英阶层的社会组织，而且更有代表一般劳动者等弱势群体的有力的社会组织，当资本与劳动等社会要素发生利益矛盾时，能代表各自的利益进行充分的意见表达，并参与对等的协商谈判，以求得公平的解决。在社会的第一部门，在发展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强大而健全的公民社会能经选举和参与公共事务等途径，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政府进行有效的支持和监督，从而克服资本主义金元政治的弊病，使政府保持公正的立场，为社会利益博弈制定公平的规则，当好社会利益博弈的裁判和调停人。而在社会的第二部门，也要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时调整资本的结构，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的情况下，保持它们之间的适当比例，正常发挥公有资本的主导作用，以消减资本的野蛮化趋势。

　　 应该指出，以上所说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有质的区别，不可混淆。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它的第二个阶段叫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它的第三个阶段叫做“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8]。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取消了市场经济和消灭了资本因而不存在“物的依赖性”的，明显地属于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以上所说的社会主义则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普遍的资本运动的基础之上的，无可怀疑地还是属于具有“物的依赖性”的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

　　 怎样把这两种属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社会主义既严格区别又有机联系起来呢?还得回到邓小平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创造性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请注意，在这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是作为一个过程来动态性地表述的。它突出了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必须以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前提；二是在此前提下，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以上所说的社会主义反映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表述中，走向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动态过程，属于邓小平所指称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表述中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正是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两种社会主义前后相继，既有质的区别，又有内在联系。

　　 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是重视发挥社会功能和作用的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国家较快地自行消亡。由于世界历史条件在他们身后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并没有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取得胜利，而是首先在个别和少数资本主义欠发达的国家中首先取得胜利，因而国家的消亡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但是，他们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根据现实条件把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逐步减弱，而把它代表社会行使的一些职能有步骤地让渡给社会这样的发展方向，则仍是正确的有效的。像传统的以苏联为代表的国家包办一切社会功能的社会主义模式，显然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相比，依据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则切近社会主义的本义。

　　 实现现代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不同实践探索

　　 实现现代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两个重大的命题。前者指不发达社会实现转变为发达社会的目标，重点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后者体现社会的长远发展方向，重点在于社会制度的转换。两者虽有一定的联系，但在当今世界中并不同步进行，其先后次序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都有差别，特别是在东西方社会间，由于历史条件的迥异，更是如此。然而，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既发展先进生产力，又体现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东西方社会间进行这方面不同的实践探索，就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西方社会

　　 西方社会，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它们是世界上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地区，也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先发实现现代化的地区。它们从发展近代工业起步，在其早期，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充分地显露资本的野蛮化趋势，这在恩格斯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可见一斑。其后，由于在资本的增值运动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日益居于主要地位，而生产的技术进步也需要有较高文化技术水平的劳动者，更由于在公民社会的发育中日益兴起的劳动者为自身利益而有组织地进行的斗争，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有所增长。与此同时，在强大的环保社会组织压力下，生态环境也有所改善。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相继开展起来，社会主义因素也相应地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和增长。

　　 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及其所建立的现代社会的现状来看，一方面，资本的文明化趋势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仍有其继续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资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主导和优势地位并没有根本改变，社会生活的两极分化依然严重存在，环境污染也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着，资本的野蛮化趋势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有所变化而并没有被有效遏制。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资本为追求高额利润而疯狂投机是其罪魁祸首。美国政府非但无力加以制裁，相反给予大量补贴，致使民怨沸腾，爆发“占领华尔街”等大规模抗议运动。应该说，西方社会的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具备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所指出的有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条件，但是，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过渡，需要创设怎样的条件和经历怎样的过程，都还有待西方各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今后长期实践过程中继续探索。

　　 二、东方社会

　　 东方社会，以亚洲为代表，大多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它们一般具有君主专制的传统，君主拥有无限的权力，像中国那样，社会结构还具有浓厚的宗法性质，城市在君主专制权力的统治下无法摆脱依附性，自治性社会组织缺乏生长的土壤。即使近代以降，民族资本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力量仍很薄弱，形不成像样的公民社会。在专制权力缺乏制约、不存在人民代议机关具备实权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条件下，和平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已无可能。而它们中的一些国家，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已发展壮大，并具备了革命的客观形势，在这些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势利导，领导人民通过暴力革命先夺取政权，然后采取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路径和方法，进行赶超，实现后发现代化就是合理的和正确的选择。而问题关键在于执政以后的现代化道路究竟怎么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吸取。

　　 首先要明确当前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是属于社会发展第二阶段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属于社会发展第三阶段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从而不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是，要明确树立这样的观点是很不容易的，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这是因为，认识只能来自实践。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没有遇到其后一百多年来世界形势急剧发展所带来的诸多社会新变化，当然也不可能在他们的经典论述中找到对上述问题的现成答案。而要找到这种答案，不可能凭空想象，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在实践中长期探索，而且还必须在错误中不断学习，付出一定的甚至是惨重的代价。

　　 更因为，如果撇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抽象地看问题，那么，传统的以苏联为代表的高度集权和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似乎也在相当程度上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设想，特别是其中有关经济制度的部分更是如此。而正确认识当代社会复杂多变的具体历史条件，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没有经过长期正反面经验的反复比较是不会深刻领悟到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所有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苏联模式奉为圭臬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条件下还有其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由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除个别外，在建立之初大多处于欠发达的状态，它们需要进行赶超，实现后发现代化，但它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决定它们已经不可能照走先发现代化国家的老路，即通过向外掠夺殖民地来完成原始积累，其资源只能从内部去挖掘。而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恰恰有利于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搞大规模新建、外延式的发展。正因此，苏联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都取得了加速工业化的显著成效，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各社会主义国家也较快地恢复了经济。这样的特定历史现象和进程，也使我们难以较早地觉悟到根本改变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只是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后来发展中，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缺乏效率和动力、不利于技术进步等弊病日益显露，使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再加上其固有的国家包办一切社会职能，窒息公民社会的发展，忽视公民自治权利的痼疾，使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转型势在必行，才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出现以市场为趋向的改革浪潮，并在冲破重重阻力后逐步高涨起来。不过，其改革的途径、方法和制度目标却并不一致，而是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以苏联(俄罗斯)为代表的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的挫折中痛感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但并没有把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明确区分开来，而是丢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肯定，转而采取“休克疗法”，加速向资本主义回归，企图以此振兴经济，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从实际进展的情况看，它曾引发一场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负增长，而在这之后，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腐败现象的遏制方面，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其今后的现代化发展前景尚有待继续观察。

　　 中国(还有其他个别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发展受挫的原因分析则与苏联等国家不同。邓小平把体制与基本制度明确区分开来，认为社会主义没有搞好，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它的体制的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要坚持，而体制没有搞好，就要改革；体制改革好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只是根据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具体情况，渐进地而又不失时机地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走的这条现代化的特色之路是比较妥善的。经济建设不仅没有出现严重的波折，而且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持续增长着，国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国家的其他各个领域也都有重大的进步。

　　 但是，体制改革的任务仍远没有完成。由于改革采取渐进的方式，各个领域改革的进展很不平衡，传统体制的影响远未消失，还在不断地干扰着新体制的正常运行。要达到邓小平所说的“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0]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正因此，当前中国还存在着贫富差距扩大以至悬殊，严重的腐败和生态环境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等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相符合的社会现象，就可以理解了。显然，中国体制改革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在这段路上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会比以前更大，因而更艰巨难走。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和果断而又稳妥的实施步骤与措施，那就有半途而废的危险。这就是党中央近年来一再提醒全党要有忧患意识的主旨之所在。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坚忍不拔，知难而进，持之以恒，就一定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引向最终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之路

　　 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之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辟出来的，它既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使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特征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前所述，这条特色之路已经走了3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出现了许多深刻和复杂的矛盾和问题；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又遭遇重大的风险挑战。今后的路怎么走，还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下面试列举几个带有方向性的要点。

　　 一、经济

　　 要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继续改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作为社会发展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应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过，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究竟应占多少比重为宜，则取决于怎样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中国是一个具有超级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大国，具有先进技术的现代大企业不多，大量的是具有一般技术的劳动较密集的中小型企业，而后者正是具有资本人格化的管理特点，在市场竞争中易于灵活应变的私营企业发挥其优势之地。因此，这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就决定了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不宜占有太大的比重。何况，中国具有庞大的劳动力群体，就业乃民生之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大多资本有机构成高，就业弹性系数低，因而要扩大就业主要依靠的是私营中小型企业。再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现阶段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而技术进步和创新又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持。各国经济证明，私营小、微科技型企业正是技术创新的重要发源地。由此可以断言，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其所占的比重还可能继续有所下降，但是，由于它们在金融、交通、信息、采矿、钢铁、重机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产业中占显著优势，仍能发挥其主导作用。

　　 问题在于如何搞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使之能正确地发挥主导作用。当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虽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大多很不健全，特别是政企、政资并未真正分开，以致它们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的特权轻易获取超额利润，一方面不适当地提高其职工的工资，特别是其高级管理层的薪金；另一方面挤压非公有制企业，使之在市场中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地位。同时，缺乏正常的市场竞争的压力，可以依赖垄断地位舒服地过日子，也使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失去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动力。因此，公有制经济主导作用的正常发挥，固然与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关，但不能由此就超越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而去盲目地追求公有制经济数量的扩大，更为紧要的是要真正实现政企和政资分开，使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建立起健全的现代企业制度，将公有制经济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都充分地发挥出来。

　　 综上所述，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应采取的态度，正如党的十六大所指出的，“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问题是我们不能把这两个“毫不动摇”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必须真正落到实处。

　　 再则，在经济领域，与所有制结构相联系的基本经济制度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经济制度就是分配制度。属于社会发展第三阶段的社会主义由于不存在资本和市场，它的分配制度就是按劳分配——劳动者所提供的一定量的劳动与耗费同等劳动的其他消费资料相交换；而属于社会发展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由于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它的分配制度就必然是按生产要素分配。后者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它们在按各种生产要素分配时所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是劳动还是资本。可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资本稀缺，而一般劳动力从农业中大量转移出来，一时几乎接近于无限供给。这样的供求关系，必然影响资本与劳动的市场价格对比。何况，中国实行的是外向型经济，依靠廉价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正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所在。客观条件如此，更加上许多当政者具有片面追求GDP高增长政绩的倾向，就使得劳动收入占 GDP的比重多年来存在不增反降的趋势。应该看到，目前客观条件的变化，已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内需成为紧迫的需要。今后，应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适时地、逐步地提高劳动报酬在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扭转收入分配差别扩大的趋势，以更好地体现公平。

　　 二、政治

　　 要积极而持续地发展民主和健全法制，克服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主要弊端”[11]。首先要处理好民主与权威的关系。权威在现代社会仍是必须的，这早已被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充分阐述过，不能把权威与民主绝对对立起来。权威对于社会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权威的树立有其不同的来源。新中国的江山是由共产党率领人民解放军打下来的，它的第一、第二代领袖具有很强的个人魅力，因而其执政具有来自历史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迫切需要增强来自于民主的合法程序的权威性。否则，合法权威的缺失将引起社会的动乱，是很危险的。为此，应在各级人民代表和权力机关领导人的选举中，在候选人的提名和差额上，切实地不断地作出改进，以增加选举的竞争性和选择性。同时，鉴于中国由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特点，更要着重扩大党内民主，以之带动人民民主。

　　 发展民主之所以重要，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只有依靠民主制度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权力如果缺乏制约，就必然产生腐败；而真正有效的制约，只能来自人民的监督。要为人民实行民主监督积极创造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政务公开，保证人民有充分的知情权。政府向社会公布“三公”经费，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还须看到，政府负责官员向社会公开个人财产状况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一项有效廉政措施，而中国迄今未见实施。这里确实存在一个条件问题，但仍应下定决心，不宜拖延，要有一个如何创造条件、逐步实施的具体日程安排。

　　 要使政府成为廉洁和廉价的政府，还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应由企业实施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交还给企业，把应由社会自我管理的职能转付给社会，优化结构，提高效能，降低行政成本，为人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民主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而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依法治国的关键更在于依法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这就需要真正确立并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理顺党政关系，特别要理顺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在中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主要是通过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来实现的。从历史和现实看，党政关系之所以始终处于难分难解的境地，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执政党部分地甚至全部地承担了本应由人大履行的职责。只有正确地处理好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弊病。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保证司法机关能具备应有的独立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职能是方针性、原则性的，决不能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其他权力和行政机关也应采取如此的态度。惩治腐败同样需要在尊重司法独立的前提下，不断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依照合法程序有步骤地切实进行，而不应凭领导者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忽视法治精神，采取破坏合法程序、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去进行。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减少副作用，既准确又有力地打击腐败，使中国的政治生态能够朝着健康的方向迈进。

　　 三、社会

　　 首先要转变对公民社会的认识。不能把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关系看成是天然的对手关系，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而应看成是虽有一定的相互制约、但经过正确处理可以良性互动的伙伴关系。只有将政府自上而下的社会管理与社会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社会建设走上正确的健康轨道。那种认为培育公民社会就会破坏社会稳定，掉入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陷阱的看法，是不对的。

　　 从公民社会存在的现状看，虽已较之改革开放初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其发育还大大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表现为民间社会组织的数量和分布不足以覆盖公民社会的各个重要领域，且往往过多地依附于党和政府，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等级化倾向。因此，一方面要根据需要和可能，积极支持新的社会组织的生长，另一方面更要改进和健全现有的社会组织，使之增强自治性和独立性，以更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例如，基层工会的领导人应在工资收入和行政管理上与企业脱钩，以利于代表劳方的利益与资方进行对等的谈判，达到公平的结果。

　　 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监督和引导，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有效的社会组织法律法规体系。首先要制定统一的《社会组织法》，解决当前存在的社会组织规制体系不严谨，法律规定之间相互冲突、不协调、不配套等问题，明确规定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组织形态、主体条件、权利义务、经费财产、法律责任等。既为健康的社会组织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又防范畸形社会组织的滋生和繁殖，对于国外敌对势力借助非政府组织的渠道对中国进行渗透，尤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止。还要逐步放宽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门槛，改变既要民政部门批准，又要有业务挂靠单位的办法，而采取放开登记的做法。政府一方面要根据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熟程度，逐步地把一部分提供公共服务的具体职能转让给社会组织去行使，并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尊重其自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又要在财务上和运行规范上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使之正常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公民社会要有合格的公民。他们知道和自觉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尊重别人同样的权利，并与之发生各种各样的关联。然而在当前中国广大公民中间，诸如自主意识、权利意识、契约意识、法律意识等思想文化素质还有所欠缺，这是影响公民社会发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注意加强公民教育，通过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来塑造公民理性。但是，这单靠坐而论道不行，必须结合培育公民社会的实践过程去推进。其长远目标是形成包括公民的参与、公民的自组织、这些自组织的联盟和支持组织，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规则和原则等完整的公民社会体系。

　　 四、生态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公平正义的关系，而且要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新中国自开展现代化建设以来，始终强调要实行经济建设和污染治理的同步，以避免重复先发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导致生态环境一度严重恶化的弊病。然而，在实际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而受制于国家有限的资金，又难以同时兼顾经济建设和污染治理，再加上各级政府官员具有片面追求GDP高增长政绩的倾向，并不能逃脱落入“先污染后治理”的窠臼。自本世纪初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以来，中国对生态环境问题更为重视，加强了污染治理的力度，但是要明显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局面，尚须进行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与发展国民经济一样，治理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也需要动员社会三大部门的力量共同推进。在经济领域，首先要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集约型取代粗放型，通过技术进步减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促进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发展先进的环保技术并推广其应用等。同时，倡导合理消费，抑制有损于生态环境的消费样式。在政治领域，要完善环保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切实加强执行的力度，严厉惩治环保腐败。在社会领域，要积极培育公民的环保意识，保护公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知情权，支持环保社会组织的正义活动，加强对环保的社会监督。通过全社会共同的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破解中国处于发展中而又人口超多、资源相对不足条件下的生态难题。

　　 以上所述，是笔者以世界的宽广视野，从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特定视角，尝试回答邓小平所提出的什么是当代的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本文的探讨是初步的、不成熟的，期望学界对之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介绍：夏禹龙，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戴雪梅，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200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