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育困境溯源

1994 大学告别免费和分配

“计划”一代: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第一批新生。

“并轨”一代:1994年7月7日,南京考生在37摄氏度的高温下考试。

“扩招”一代:1999年7月7日,上海三位女生在临考前抓紧时间看书。

两个年轻人的1994

服从？不服从？

1994年，这是盘桓在毕业生永清头顶上的难题。像身边大部分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或大使馆工作，还是选择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从春天到夏天，这个难题一直让她犹豫不决。

在当时的人们眼中，外交学院的学生就是外交部的人才后备军，从考入大学就捧定了金饭碗，永清修的是双学位，这在当时相当于研究生。但是永清有自己更多的想法，与其在部委里熬一辈子从二秘三秘慢慢爬，为何不去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试一试呢？

当年6月份，她最终做出了选择:自主择业。凭借着自己的语言优势，永清进入了北京一家外资企业工作。很多人无法理解，这丫头脑子有问题啊，金饭碗不要，非得跑去连脚跟都没站稳的企业，值得吗？

这一年的秋天，外交学院迎来了一批新生。

来自安徽农村的学生董林一脸稚气，兴高采烈地报完名后心里却并不舒服，交完1000元的学费后，她有些后悔，如果三年前考取师范当一名老师的话，也许家里老父母不用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却愁白了头。更关键的问题是，接下来四年的生活费怎么办？

两个师姐妹在学校中从未谋面，直到四年后，作为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的永清在招聘毕业生董林时。这次相逢，回首当年，两人才不胜唏嘘。

这一年，中国高校迎来了改革力度最大的一年。自费上学，自主择业，30年教育变革中，她们是教育制度变革最猛烈年代最直接的见证者。

大学不再包分配

1994年，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一道分水岭。

这一年，原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这份“意见”，明确了今后大学教育改革的方向，对高校招生改革影响之深远，持续到2008的今日。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一直被赋予一项重要职能:培养国家干部。在那个年代，学生完全不需要考虑，只要进了大学，就有了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吃的是“皇粮”，什么费用都不用交，每月还有伙食补贴，连医疗费都是全免。

如果还有人对1977年570万名年轻人涌入高考考场的情形无法理解，从依附在大学生身上的这项福利看看，也许能有一点启发。在这场决定前途的大考中，人生轨迹的变化不言而喻。那时，上大学也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占有。

按计划地入学，也意味着按计划地分配。

“在政府统一分配工作的时代，大学生的就业不以自己的职业规划为转移，一个萝卜有一个坑，我们的职责就是负责把萝卜栽进坑里。”从上世纪80年代起负责北京科技大学招生就业的韩经至今还记得，每年的统包统分阶段的分配工作是学生处最重要的任务。当时的情况是，原国家教委联合其他部门，根据国有企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等用人需要，制订分配计划，然后下发给各个高校，高校根据这张表格，再推荐合适的人选。

虽然每个“萝卜”都有“坑”，但并非每个“萝卜”都满意，比如说那些恋爱的“萝卜”。韩经记得，当时学校不提倡谈恋爱，谈恋爱的同学都是偷偷摸摸的。老师在推荐工作时，只考虑家庭住址、成绩、表现等情况，根本不会考虑到自己的推荐会让这些恋人劳燕分飞。

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毕业时自己是没有选择权的，唯一的办法是辞职，人生轨迹的选择权也才回到自己掌握之中。

事实上，在1994年正式下发文件前时，高校毕业生就业改革的试点在80年代中已悄悄铺开。1986年，原国家教委出台《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出高校毕业生分配要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逐步把竞争机制引向高校，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实行双向选择试点。这一年，全国第一场高校供需见面会举行。

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改革开放的热潮方兴未艾，市场经济抬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的外企越来越多，但在当时，教育部的分配指标，只包括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外企和民企尚不在列。

“以前学生就业要经过高校、教育部两个大门，根本没法和企业直接接触，就像旧时的婚姻一样，在结婚前双方是不知晓对方的，但到了8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联系单位了。”韩经说，到1994年，其实大多数学校都已经开始让学生自主择业了。

曾经被视为森严的大门正在开启，至少行政命令不再过多干预毕业生择业。

告别免费午餐

1994年，在这一年秋季开学前，又一个文件下发。原国家教委选择北大、清华、复旦等全国37所院校作为试点，不再分计划内招生和计划外招生，对所有考生实行统一的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开始推行高校招生并轨改革试点。改革的理由是，为弥补教育经费不足，促使高等教育更加公平。

现在很多人提起“双轨制”这个名词可能还有点陌生，但对“委培”、“自费”这些词语却一定印象深刻。并轨缘起于1985年的“双轨制”，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委托培养生、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招的高考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计划外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

1989年，原国家教委再发文件，对按国家计划招收的学生（除师范生外）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其中学杂费每年100元，住宿费每年20元。

当时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表明，1989年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为1260元，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为602元。加上生活费和其他学杂费开支，每个大学生平均以每年花费600元算，供养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占一个城镇居民年收入的50%左右，是农民一年全部的收入。

直到1994年的这个文件下发时，人们开始惊呼，高等教育不再有免费的午餐！37所学校1994级学生的学费比上一年级公费学生大幅度上涨，大都超过了1000元。

从这一年起，人们发现大学收费在一年年地飙升。一名2000级学生曾经以自身经历记录一个农民家庭对大学收费的切肤之痛:

1996年哥哥上大学，学费1500，住宿费500，而高他一届的学生是800，再高一届是500.1999年高校开始扩招，到2000年自己入校时，学费已经是4680.当年家里卖了2000斤小麦（1000块钱），然后东拼西凑，凑出7000多块钱，但学费仍是靠助学贷款来交的。

到了1998年，全国高校完成并轨，高校学费增长幅度惊人。有关专家计算，1989年高校开始实行收费之时，一般高校每年学费为200元。2008年，这一数字已升至5000元至10000元不等，20年间中国大学的收费增长25至50倍。而统计数据显示，同一时期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只增长了4倍。

报纸上出现了无力缴纳高额学费贫困学生自杀的案例，而更令高校教师担心的是，高等院校的学生结构在发生不应有的变化:大学实行高收费政策以前，农村学生相对比较勤奋，大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占50%到60%；但大学实行高收费政策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例急剧下降到20%到30%，大学生的主体变成了城镇学生；这种现象在名牌大学里更明显，1999年，农村学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学生总数中的比重仅分别占19%和16.3%.

高校收费是否过高？这个钱又该怎样收？一时成为敏感而具有争议的话题。

来自教育部的辩解之声一直没有停止。2004年8月31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讲完整意义的培养成本，大概一年至少要四五万块钱。但实际上按日常运行成本计算，“1999年，我们确定的全国平均收费标准是3500元。”9月2日，张保庆在人民网上回答提问时，再次说是3500块钱，并指出:“我们这几年每年都发通知，要稳定收费标准。”

2007年底，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抛出一个观点:高校收费太低导致穷人上不起学。这名北大教授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提高收费标准，同时增加对贫困学生的补助。然而，这一观点颇受争议，被讥为“大学收费劫富济贫论”，其可行性则被认为是“痴人说梦”。

从1994年起，关于教育改革的争议之声一直不绝于耳，而最受争议的却是在5年后的扩招。

自从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考录取率一直在缓慢地上升。但是，大学生依然是个人人艳羡的“金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依然是每年最牵动普罗大众的最大事件。1999年春季的两会上，传出了扩大大学招生的声音。

就在高考就要举行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传出消息:1999年高校要扩招30万！

当年，全国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扩大至159万，增量超过47%，录取比例超过46%，比上年大幅提高13个百分点。新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持续10年的大动作，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头启动。

消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各中学里洋溢着兴奋的笑声。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扩招，许多大学都感到学校在教室、食宿等方面有压力。为缓解高校办学条件紧张的压力，中央财政从1999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中专门拨出14亿元用于这次高校扩招经费补贴。

这一年，大学收费标准普遍达到每学年3000-4500元。按这样的学费标准和每年4800元的生活标准看，一个学生念完四年大学所需费用将近4万元，不少贫困家庭的新生接到入学通知书时表现得忧喜交加。

扩招源于何因？著名经济学家汤敏、左小蕾夫妇被认为是高校扩招的重要推手。1998年，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各国，受此影响，中国经济亦陷入困局，扩大内需成为最重要的自救之道。与民生休戚相关的教育、医疗、住房，都在那年启动了面向市场的改革。

1998年底，当时在亚洲开发银行任职的汤敏夫妇建言国务院:扩大高校招生，提高学费的同时配合大规模助学贷款，以此拉动内需。很快，他们的建议被采纳。

因为建议高校扩招，汤敏获封一个头衔:“教育产业化之父”。富于戏剧意味的是，人们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却在几年间大不相同。一开始，它像诸多“……之父”一样，像个桂冠。然而，随着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日渐显露，这名“父亲”又因扩招饱受非议。

四年之后，当这批因扩招而得以走进大学的学生走出校门时，却发现了一个悖论，随着扩招而到来的是学生就业难这个更大的难题。

高考这座“独木桥”，比30年前确实宽阔了许多，但是就业却比以前窄了。在中国，所有的人都希望通过大学之路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但事实上他们发现，当交了高额的学费之后并不能兑现这样的承诺，很多人为之失望。

当没有选择权时，大学毕业生们接受一份工作，就像接受命运安排。当拥有选择权后，大学毕业生们发现，事实上，可选择的越来越少。

改革之路向何方？

对扩招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高校收费随着扩招水涨船高，贫困学生雪上加霜；大学生就业困难身价看跌，读大学越来越不划算；高校办学规模急剧膨胀的同时教学质量堪忧；大搞建设让很多高校债务缠身……

而今汤敏仍是扩招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同时坚决不接受“教育产业化之父”这一头衔。汤敏认为，简单地说，所有问题“都是扩招惹的祸”显然是不对的，比如大学生就业难，与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周期都有直接关联，也与高等教育改革滞后和学生就业观念有关，并不意味着大学生已经过剩，一个浅显的道理是，“扩招并没有‘扩’出更多的劳动人口来。”

一些专家也认为，虽然在一些具体做法上有值得反思之处，但扩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高校扩招利弊之争恐怕还会持续一些年，但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最新表态值得注意:今后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明年扩招幅度不超过4%，后年不超过3%.

随着高校收费的增长，一系列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出台。

2007年初，教育部宣布，从秋季开始，全国有6所部属师范院校开始提供免费教育。5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新的资助政策体系将惠及约1800所高校的400万名大学生和1.5万所中等职业学校的1600万名学生。待新的资助政策体系中各项政策和措施都真正落实到位后，每年用于助学的财政投入、助学贷款和学校安排的助学经费将达500亿元。

更多的专家认为，教育财政的投入是根本之道。1993年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的比例应该达到4%，但这个目标从未达到，到2007年我国教育财政投入仅有3.32%，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5.1%）。

按中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计算，提升一个百分点意味着增加一千多亿元教育经费，若其中的1/3用于高等教育，即有300多亿元。以目前每年大专院校在校学生1000万、每人每年6000元学费计算，每年总共收取学费约600亿元左右。有关教育专家称:如果“一个百分点”的国家教育财政投入的承诺能够兑现，那么大学学费则可以减半。         ●“计划”一代

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那一代，一进大学就有了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什么费用都不用交，每月还有伙食补贴，连医疗费都是全免。不过按计划地入学，也意味着按计划地分配。毕业时自己是没有选择权的。

●“并轨”一代

1994年起，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从此高等教育不再有免费的午餐！

●“扩招”一代

1999年，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108万扩大至159万，增量超过47%.“扩招”让高考这座“独木桥”陡然宽了许多，但是就业之路却比以前窄了。每年毕业生挤招聘会就跟春运时挤火车差不多。

采写:记者 刘黎霞 实习生 张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