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文学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不仅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基地。这里汇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精英人物，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冯至、李广田、卞之琳等作家和诗人以及他们的学生汪曾祺、穆旦、郑敏、杜运燮等共同构成了西南联大作家、诗人群。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对人生、现实和自身体验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的现代文学作品，奠定了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西南联大 中国现代文学 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9）01-0148-05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炮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的师生被迫南迁，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民族危难之际，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自觉地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刚毅、坚韧、持久的努力，沉潜于文化创造（文学），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1] （P27） 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以不朽的精神和辛勤的劳作，为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和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和文化的改造与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借助自身的艺术创造力，使中国现代文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的创作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独特的“战时风景”。 　　 　　一、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师生们执著地保持着开放进取、兼容并蓄、多元竞争的良好学风。在昆明，冯至、卞之琳、李广田、叶公超等通过授课、著述、翻译和编辑活动介绍了西方现代派；更重要的是，英国现代诗人、新批评诗论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Empson）教授在西南联大开设深受学生欢迎的《当代英诗》课程；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浓厚的现代主义诗歌氛围，强烈地影响到西南联大学生诗人的成长。战时西南联大诗人群的出现，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预示着中国现代诗的本体发展已面临一个新的突破和转机。而完成这次突破和转机的，则是西南联大诗人群”。[2] 　　西南联大诗人群作为一个自觉的现代主义诗人群体，他们以R・ M・里尔克、T・S・艾略特、W・H・奥登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使诗歌不再是情感的载体，而是人类思想、人生经验的融合，并且把个体与社会、民族、时代结合起来，诗歌创作的史诗性压倒了抒情性。正是在这种现代主义诗歌的转型中，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得以确立和发展。从早期现代派诗人李金发、戴望舒的象征主义诗歌中呈现出的一种情绪性的波动，匮乏有硬度的实质性内涵，转而向一种富于金属性的硬度，蕴含着思想与经验，拥有内在密度和强度的诗歌转变。与这种现代主义诗歌转型相伴的，是西南联大诗人群体对中国诗歌的表现策略――不仅是古诗，也包含新诗――实施了大面积的现代化，智性与感性的融合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特征。如冯至在昆明郊外创作的《十四行集》做到高度的哲理与具体的意象融为一体，达到形象、思想、情绪三位一体的重合，达到直觉与思辩的统一、情绪与智慧的平衡，所以袁可嘉说：“冯至作为一位优越的诗人，主要并不得力于观念本身，而在抽象观念能融于想象，透过感觉、感情而得着诗的表现。”[3] （P76） 　　西南联大诗人群对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主题进行了开拓，将自审意识、生命沉思和深层心理探索引入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把自我切入现实的肌肤，从纠结缠绕的矛盾旋转体中，体验到生命的各个侧面和内在方面。在冯至的《十四行集》中，诗人以爱和忍耐去体验人生，以灵魂同宇宙交谈，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感受世间万象的变迁。如《十四行集》的《鼠曲草》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当中，冯至发现了生命的独特内涵，不推诿也不哀怨，而是坚定地去领受生命带给我们的灾难或幸福，完成自我存在的永恒价值。与冯至的创作不同，杜运�在诗歌中直接呈现自我的描写较少，而往往在描绘现实场景时开掘深层的心理状态。他在诗歌中所呈现的现实不仅仅限于对表层的描摹，而是深入人物的心理，以获得更强有力的揭示，如《被遗弃在路旁的死老总》以急促的语调、自卑自嘲的心态和深切的恐惧，揭示了战争对人的极度摧残，那种细腻而深刻的心理描写，比单纯地诅咒战争更富有内在深度与表现力。西南联大诗人群忠实地承袭了里尔克对世界静观默省的方式、奥登对现代人作心理探索的手法和艾略特对现实清醒的理性洞察、以及现实主义对社会人生的深切关注的传统，从人生的表层进入心灵的深处，并力图超越生活层面，透视出现代人的灵魂震颤和心灵的历史，并在诗歌中集中而强烈地表现出来。 　　西南联大诗人群不仅不拒绝现实，而且积极参与生活，介入时代风暴的中心，他们的作品构成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鲜活的一页。在严峻而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滋生出艾略特式的“荒原意识”，但由于文化背景和现实处境不同，他们没有获得西方现代派诗歌那种深远的历史感和深厚的人类意识，但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剖析，却比以前的中国现代派来得更为尖锐、深刻。因为，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民族救亡图存”的迫切现实需求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对此，西南联大诗人群在创作中积极介入。当然，他们对于民族抗战主要不着力于正面描写，不侧重于个人对时代的价值与贡献，不侧重于个人对国家与民族义务的表现，而是着力于民族战争背景下人的深层心态的揭示和抗争的精神力量的寻求，呈现对人类生存命题具体切实而又抽象的思考。因此，他们在作品里深情缅怀抗日阵亡将士（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谴责战争对人类的伤害（杜运�《林中鬼夜哭》）……。但是在强调反映现实与表现生活的同时，他们并没有放弃美学的自律，而是将生活的现实转化为艺术的现实，从具体的生活形象中提升超越的美学元素，以有限表达无限，完成多层次、多意味的象征与暗示，获得了抗拒时空变迁的永恒魅力。如杜运�的《滇缅公路》，其所描绘的不仅是抗战时期运输物资的国际通道，也是美丽、含蓄的心灵通道，更是民族走向自由、独立的道路。 　　西南联大诗人群的作品，是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在战时背景下艰难探索的智慧结晶。在他们看来，“现实”既包括政治生活，也有日常生活在内；既指外部现实，也指人的内心世界；既是时代社会的，也是个人内心的。他们的诗歌歌颂了作为抗战主体的工农民众，抒写了处在历史转折时期自由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同时自觉地接受了代表着20世纪50年代以前西方诗坛主潮的艾略特、里尔克、奥登等人的现代主义诗风的影响，确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形态，并且从诗学意识、诗学主题和诗歌观念以及创作技巧等进行了革命性的开拓，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潮上升为高峰状态。 　　显然，西南联大诗人群在昆明所接受的外来影响与“五四”时期的郭沫若们有很大的不同：郭沫若们从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中汲取营养，西南联大诗人群却与20世纪反浪漫的现代主义文学相通，深受里尔克、艾略特、奥登等人的启发。正是在这样的文学背景下，他们“在遍地硝烟之中，在……相对宁静的校园里对精神的坚守，成为园内人极为珍惜、园外人十分向往的战争中的精神家园（圣地），就在这样的特殊氛围中，培育出了一批战乱中的校园诗人，并以其特殊的风貌，给这一时期的诗歌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并对以后的新诗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4] （P578）

　　 　　二、西南联大的小说创作 　　 　　战争唤起了人们的激情，使人们对生命和苦难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动荡纷乱的战争生活虽然使作家们失去了从容写作的环境和心情，却燃烧起了他们用自己的笔投身时代为国家民族效劳的愿望。中国文学‘感时愤世’、‘忧国忧民’的人文传统可以说正在这样的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广大。”[5] （P520） 许多作家纷纷离开生活的都市，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直接进入战时的漩流，他们奔赴内地、乡村和战争前线，对抗战的历史现实进行积极书写。特别是那些奔赴内地的作家，他们亲身感受到颠沛流离的生活，目睹到惨绝人寰的杀戮，同时与人民大众有了亲密的接触，既扩大了生活视野，也丰富了写作素材，为他们迎来创作高潮做好了资源积累。西南联大作家群，除沈从文、冯至、陈铨等名家外，还有汪曾祺、吴讷孙（鹿桥）、辛代（方龄贵）、刘兆吉、马尔俄（蔡汉荣）、林元（林抡元）等，他们都在西南联大时期写出了许多作品，但毫无例外，他们都对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抗战现实进行了审视和书写，以自己的创作对历史进行了积极的参与和反映，表现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如陈铨于1941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狂飙》，全书共37章，“从第32章开始，描写重心转向抗日斗争，贯穿着日军疯狂侵略行径和血腥屠杀的罪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浴血反抗、坚贞不屈”；[6]（P126） 辛代的《纪翻译》揭露汉奸和鞭挞侵略者；马尔俄的《炉边的故事》写人民在敌人的刺刀和轰炸下走向觉醒。这些作品都关注着抗日战争的现实生活，鼓舞、激励人民大众投身到民族抗战中去，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奉献自己的力量。 　　在南渡前就处于文坛中心的沈从文，在抗战爆发后匆匆离开北平，经历了离乱之苦，对这场民族战争和个人的命运有了深刻的感受。但作为一介书生，他依然保持着自身的本色，“没有因为战争的残酷而改变自己的艺术追求和人生理念，成为抗战时期为数不多的坚守文学岗位的作家之一”。[7] （P66） 在昆明，沈从文体验到国亡家破的痛苦，他在给妻子和朋友的信中，都表达了对抗战现实的强烈关注： 　　国家正在苦难中挣扎，凡有做一个中国国民良心和气概的人，总都明白要国家从困难中翻身，得忍受个人那一分不可免的痛苦，虽事事受挫折，却不丧气，不灰心，更不取巧为个人出路担心或分心。一定明白个人出路得失问题小，民族兴衰国家存亡问题大。[8] （P163） 　　为了使人们能够了解他笔下的湘西世界，用充满人性的湘西生活来改造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形态，从而达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目的，他在昆明创作了一生中最长的作品――《长河》。但是，“《长河》没有像一般抗战文学那样，直奔爱国宣传主题。而是将抗战这一充满激情和焦虑的事件推向远方，使其成为一个若有若无的远景，于不经意之间，显示出它巨大的震撼力”。[7] （P71）《长河》以辰河中部的吕家坪，以及辰河下游的枫树坳和吕家坪对岸的萝卜溪为背景，以老水手满满担忧“新生活”运动、商会会长和滕长顺一家与保安队长周旋的故事，同时在小说间穿插以摘桔子、沙洲观鸟以及傩戏表演等活动，描写了抗战前与抗战初期湘西世界的社会变化。他在作品里传达着自己的希望，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净化民族的灵魂，使民族和国家的精神得到振奋，民族和国家能够独立富强。 　　西南联大作家群都是高校教师和大学生，由于生活经验相对匮乏，他们除对抗战现实进行书写外，还以亲身体验和感受，对战时生活进行了还原式的书写，以自己的笔墨塑造了一批形象生动的人物，发挥了小说在战争年代独特的社会功用。李广田于1945年完成的《引力》，写主人公黄梦华“在沦陷后的济南任教，受尽了敌伪的怀疑并背受亲人离散之苦的折磨”。[6] （P111） 小说《引力》的故事情节与李广田的散文集《西行记》中写自己从济南辗转南下，经河南入湖北，再徒步到四川的真实经历极其相似，从中可以见出作者的真实生活经历。林元的《哥弟》则描写了大淼和黄伯伯一家，他们诚实、善良、勤劳、勇敢，可当大淼抽到当兵的签时，家人虽然担忧，但都积极支持。可以说，无论是虚构偏多还是写实占优的小说作品，都是对战争状态下颠沛流离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不寻常的战时生活。 　　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汪曾祺继承了京派小说的传统，在1940年写成《复仇》的初稿，以后又两次修改。他在小说里尝试用意识流手法以及将诗、散文融入小说的写法，创造出了明显带有个人标志的文体――诗化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写过《铸剑》、冯至写过《伍子胥》，都以“复仇”为主题。但汪曾祺对“复仇”主题的处理却与众不同，当复仇者走遍千山万水找到杀父仇人时，他没有与他同归于尽，也没有手起剑落杀死仇人，而是放弃复仇，与仇人共同相处。这种别具一格的结局处理给战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经受过战争对人们的初期震撼，进入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思考和忧虑时，人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历史进行怀旧和反思，企图通过对历史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关照，思索出民族、个人的使命和责任。冯至在历史小说《伍子胥》里没有在作品里完整地讲述伍子胥复仇的全部过程，仅选取了伍子胥从城父“出亡”到吴市中的9个场景并加以工笔式的描绘，但却饱含着作者对国家、民族、个人的独特思考和感受。伍子胥为了替父兄报仇，他主动走上流亡的道路，任自己的生命在困厄和艰难面前受到糟蹋和摧残，但他不为所动，主动承担起复仇的使命，最终成长起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复仇者”，勇于承担起历史赋予个人的重任，最终完成复仇。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显然是冯至对抗战的独特思考，他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承担起历史的重担，去承担起抗战的使命，只有在这种历史的承担中，国家、民族、个人才能显示出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 　　 　　三、西南联大的新诗研究 　　 　　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界、思想界与教育界最活跃的文化中心之一，西南联大外来文化与传统影响互相交汇，为年轻的中国诗人和评论家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战地行》（奥登）、《慰劳信集》（卞之琳）、《十四行集》（冯至）、闻一多、朱自清……众多可供选择的文化资源投射在年轻诗人和批评家的身上，表现出了深刻而明显的综合性影响。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人群的崛起，完成了中国新诗从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诗型转换，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新的经验、新的品质与新的风景，开辟了新诗表现的崭新境界。 　　在西南联大的学者诗人当中，闻一多、朱自清对中国传统诗学进行了深刻反思，不断吸收新的艺术营养，在日常生活的场景里发现和体味诗的哲理，努力将时代发展中涉及民族命运、存在价值、人生命运等问题进行思考，实现新的诗学观念的确立和发展。 　　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月派对形式主义的片面追求和象征派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生搬硬套，使中国新诗的发展面临着新的危机，需要一批理论家和诗人探索诗歌的新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民族抗战的爆发，爱国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重任，一些诗人放弃了固守的现代派的艺术表现手法，如表现自我、表现内在、象征方法的运用，等等，转而认同新诗的社会现实功能。闻一多以其诗人特有的敏锐感受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如果说此前闻一多的‘内省和反思’囿于个人的感伤和哀怨，那么在西南联大期间，他则真正走出了‘自我’，真正‘由内向外’……更为深刻地追寻个体生命存在的最终意义，并在文学观念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化”。[9] （P149） 因此，表现在他的诗歌审美观念中，就是他对于浪漫派、象征派诗歌的认识和评价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他的美学意识发生了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移。同时，他在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时，也非常重视诗歌在传达个人内在与外部情感方面的审美功能，特别是在他所编辑的《现代诗钞》中，对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人的诗歌作品格外重视，给予积极的赞赏和评价。作为诗人的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虽然在诗歌创作上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他作为诗论家所表现出来的探索和思考却确立了他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特价值――从纯粹的“小我”走向了更宽广的宇宙，用他的思考、探索甚至是生命的代价照亮了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诗坛。

　　在抗日战争形势日益严峻、生存遭到严重威胁的情景下，中国知识分子“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地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10] 在民族存亡的挣扎中，中国知识分子艰难地思考着生命的意义和时代赋予的使命。朱自清从社会学意义上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的不可分割：“个人”是作为“社会分子”而存在的，“个人”的生活本质上还是一种“公众生活”。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对于自由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生活就是多写“杂话”。如朱自清所言： 　　远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我曾经写过两篇《新诗杂话》，发表在二十六年（1937年）一月《文学》的《新诗专号》上。后来抗战了，跟着学校到湖南，到云南，很少机会读到新诗，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遇见李广田先生，他是一位研究现代文艺的作家，几次谈话给了我许多益处，特别是关于新诗……他……鼓励我多写这种“杂话”。[11] 　　因此，他在《新诗杂话》中提出自己对于诗歌的理论见解。如在《新诗杂话》序言中他提出“解诗”的概念，并对“解诗”的理论与方法作了具体的说明，这种“解诗”方法对于我们欣赏诗（尤其是现代主义诗歌）时缩短诗人审美追求与读者审美阅读距离，革新批评方法有着重要的价值。可以说，《新诗杂话》对诗歌的“解读”，不只是针对诗歌的思想意义，而是对新诗进行全方位的评述。此外，他还在《新诗的进步》、《抗战与诗》、《诗的趋势》等诸多文章中，既回顾了新诗的成长道路，又指出新诗面临的问题；既总结新诗的成绩，又探索新诗的前途，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西南联大诗人群中的王佐良和其后的袁可嘉，他们不但积极进行现代主义诗歌创作，而且有着自觉的理论倡导。他们继承了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艺术传统，以英美新批评为参照，强调现实内容和审美艺术之间的绝对平衡，同时重视欧洲现代主义诗潮走向关注现实的倾向，提出“新诗现代化”、“新诗戏剧化”等系列主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先从现代化命题中探讨现代主义诗学的杰出成果”。[5] （P527） 尤其是袁可嘉，他的“新诗现代化”、“新诗戏剧化”等理论主张的提出，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发展的重大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后来的学者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论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王佐良的起步与成长，与他所钟爱的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奥登的影响和老师燕卜荪的教导是密不可分的。在燕卜荪的课堂上，他接触到西方现代派批评理论，激起他的兴奋和沉迷。而奥登以现代派的方法直接表现中国抗战现实生活的创作，同样激发了他对现代主义诗学的探索和实践的热情。这些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诗学理论启发着他把压抑着、郁积着的对于中国现代诗坛的感受充分地、深刻地表现出来，在20世纪40年代对穆旦诗歌的评述中得以显现。 　　 　　四、结语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当时的最高学府――西南联大成为了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基地。这里汇集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众多的精英人物，其中有早期白话诗人兼诗歌理论家朱自清、新月派领袖闻一多、浅草―沉钟诗人冯至、汉园三诗人李广田、学衡派代表陈铨、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现代派诗人卞之琳等人；写诗的年轻人则有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杨周翰等；写小说的学生还有汪曾祺、方龄贵、吴讷孙等。冯至和卞之琳在这一时期写下了标志个人诗风转变的代表性作品《十四行集》和《慰劳信集》，穆旦、郑敏、杜运燮等则借助自身的艺术创造力，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运用西方学到的思维方式来书写现代人的思想意识，用全新的艺术视角观照自己深切关注和亲历的现实生活，以更加新颖独到的表现手段体现了更为深刻的生命存在价值。沈从文、汪曾祺、冯至等作家迁移到昆明，为西南联大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沈从文结合自己对于湘西世界的生活体验，又调动了各种艺术才能和叙事试验，写出了长篇小说《长河》。青年学生汪曾祺在创作思想上广纳各家，在艺术上积极创新，创作了文学生涯中的标志性作品――短篇小说《复仇》。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冯至则赋予主人公以各种体验和感受，让其变成“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完成历史小说《伍子胥》，让其发挥了历史小说古为今用的效果。可以说，这些小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作品。它们的存在，奠定了写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朱自清总结了新文学创作的艺术经验，作出了创造“现代诗学”的努力，并取得了第一批成果：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和闻一多的系列诗论，为新诗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建构。王佐良则把诗友穆旦介绍给了世界，其后的袁可嘉提出“新诗现代化”、“新诗戏剧化”的主张，用他们的理论促进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和发展。可以说，正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这一群新老作家、诗人汇聚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构成了群星璀璨的西南联大作家、诗人群，他们在一起使中国现代文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们的存在，奠定了西南联大作家、诗人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他们在西南联大的不懈努力，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姚丹. 西南联大历史情景中的文学活动[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张同道. 中国现代诗与西南联大诗人群[J]. 中国社会科学，1994，（6）. 　　[3]袁可嘉. 诗与主题[A]. 论新诗现代化[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4]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朱寿桐.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6]蒙树宏. 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7]张全之. 火与歌――中国现代文学、文人与战争[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8]沈从文. 沈从文选集（第五卷）[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9]赵新林，张国龙. 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10]贾植芳.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生活回忆录[J]. 新文学史料，1992，（1）. 　　[11]朱自清. 新诗杂话・序[A]. 新诗杂话[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原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