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_典论_论文_创作年代与创作目的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　第6期　2002年12月・文学研究・

JournalofXinyangTeachersCollege

(Philos.&Soc.Sci.Edit.)Vol.22No.6Dec.2002

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年代与创作目的

张振龙

(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信阳464000)

摘　要:目前流行的曹丕《典论・论文》写于黄初初年、太子时期、。作者倾

向于太子时期说,然据文献推断《典论・论文》、曹丕两派斗争激烈之时。结合《论文》《论文》不仅有其文学之目的,而且还有其政治、立言之目的关键词:曹丕;;中图分类号:I::100320964(2002)0620089205

　　关于曹丕,曹丕在《典太子时期说。其具体写作时间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与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王禹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

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马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然而,学术界多着眼于文学角度而理解之。如果我们结合《典论・论文》的创作背景予以历史地分析与考察,就会发现曹丕创作《典论・论文》不仅有其文学之目的,而且还有其政治、立言之目的。

吴质书》之后。其理由如下。

首先,《典论》是一部子书,整个汉魏两晋期间文人对子书看的很重,是他们成一家之言的重要体现。故《典论》非一时之作,亦非短期所能成就。第一,由《典论》现存篇文来看,其内容十分丰富,即使作者平常积累不错,但要完成内容如此繁富之书,亦不能不边写边查阅有关书籍,何况曹丕之身份与地位也不能使其全身心地去投入《典论》创作之中,这就决定了《典论》决非短期所能完成。第二,从现存有关史料来看,《典论》之写作时间跨度也比较长。《艺文类聚》卷十六载卞兰《赞述太子表》云:“伏惟太子,研精典籍,留思篇章……窃见所作《典论》及诸赋颂,逸句

[1](P299)

烂然,沈思泉涌,华藻云浮,听之忘味。”知《典论》写于曹丕为太子时。对此学术界大多以之作为《典论》完成于太子时的主要证据。但据我看来,这只能作为《典论》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写作时期的例证。因为卞兰所见只是曹丕当时已经写出的《典论》中的部分。又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黄初三年)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

[2](P81)

制》。”严可均云:“陈寿但出篇名,不言《典论》,据《文选・七哀诗》注引《典论》曰:‘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体骨前尽。’知

[3](P93

《终制》是《典论》之一篇也。”有学者提出曹丕《终制》是对《典论》的增补,但我认为把它看成是曹

一

关于《典论・论文》的写作年代,目前学术界主

要有三说:一是黄初初年说;二是太子时期说,即作于曹丕为太子时的建安二十二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三是建安十六年前后说。其中太子时期说影响最巨,张可礼、刘知渐、李泽厚、夏传才等先生皆主此说。其证据主要有:第一,《典论・论文》中有“融等已逝”一语,说明此文写于建安七子去世之后,即建安二十二年之后;第二,由卞兰《赞太子赋》可知《典论》在曹丕当太子时已经问世;第三,据《三国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推断,《典论》当写于《与王朗书》之前,亦即建安二十二年冬或建安二十三年初。笔者比较倾向于

收稿日期:2002206210

作者简介:张振龙(19662),男,河南泌阳人,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

从事汉魏六朝文学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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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卷　第6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12月

丕对《典论》的继续写作更为恰当。因为史书明确指出是“作《终制》”。由上可知,曹丕《典论》的写作时间当为曹丕为太子时到黄初三年,《典论》全部完成最早也在黄初三年冬十月。

其次,《论文》的写作时间。建安二十二年春,王粲随军途中病卒,冬天降疫疠,陈琳、应　、刘桢染疾而死。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徐干遭疠疾,大命陨颓。一年之内,七子中所存五子皆死于疠疾,这对曹丕震动很大,使他对人生进行了深刻地思考。《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周彡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士,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周彡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2](P88)

余篇。”曹丕所言,,言。,、刘桢、应　和徐干相继而卒。《与王朗书》当作于建安二十三年春徐干死去之后。而“帝初在东宫”是《魏书》作者叙述之语,意在说明曹丕初立太子不久就疫疾大起。同样,“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也是《魏书》作者之言,重在说明王粲等五子卒后,曹丕深感人生变故无常,所为其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的直接动因,也是曹丕《与王朗书》所表之意的具体落实。故据“帝初在东宫”等语作为《典论》作于建安二十二年的证据是不恰切的。若结合上面所引《魏书》那一段话的整体来看,《典论》之重要部分恰恰写于建安二十三年春徐干死去之后。

又《三国志・魏・王粲传》注引《魏略》云:“二十三年,太子又与(吴)质书曰:‘……昔年疾疫,亲故多

[4]P608

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据沈玉成、傅璇琮《中古文学丛考》考证《魏略》所云“二十三年”当为“二十四年”,俞绍初先生亦同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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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全面掌握七子之作品并要认真系统研读。在写

《与吴质书》之前曹丕对七子作品虽不能说了解不够全面,而《与吴质书》中所云“顷撰其遗文,都为一

[4](P608)集”正好是曹丕系统认识了解除孔融外六子创作总体情况的机会和进一步系统研读的基础。孔融之集很可能在曹丕写《与吴质书》之前就已收集完成,但也不排除它收集完成于写《与吴质书》之后不久。《后汉书・孔融传》云:“魏文帝深好融文辞,叹曰:‘杨、班俦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辄赏以金帛。”记载,,上述推测当无大错如此,《与吴质。

二

明确《典论・论文》写作时间的同时,察看这一时期的形势,对准确把握和理解《典论・论文》的创作目的意义重大。

在曹丕的政治生涯中,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与其弟曹植争夺太子的矛盾。这一矛盾突出的时期是在曹丕被立太子之前和做太子期间,而《典论・论文》也写于其为太子时。故我们不能不对之予以细察。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曹丕被立为太子,在此之前曹丕与曹植争嗣的矛盾就一直在暗中不停地进行着,直至二十二年十月可以说是他们矛盾之顶峰时期。只要我们翻开《三国志・魏书》的人物传记,不管是支持曹植的丁仪、丁　、杨修、贾逵、王凌、邯郸淳、荀恽、孔桂和杨俊等人,还是支持曹丕的贾诩、崔琰、毛王介、邢　、吴质、桓楷、卫臻、曹操夫人王昭仪和曹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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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郭后等人[6]P1502152,都在紧锣密鼓地为自己的主子活动。

先看拥曹植一派。《三国志・曹植传》注引《魏略》云,丁仪“与临淄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

[7](P562)

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又注引《文士传》言,丁　曾谓太祖曰:“临淄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

[7]P562

也。”又注引《世语》曰,杨修“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数

[7](P5602561)

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三国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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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5]P440,当为确论。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追念王

粲、陈琳、徐干、阮王禹、应　、刘桢等六人,并将他们六人遗文结为一集。有学者认为曹丕《与吴质书》中只提了“六子”,而在《典论・论文》中却提“七子”,并以此认为《典论・论文》作于《与吴质书》之后。若《典论・论文》写于《与吴质书》之前,则当曹丕给吴质写信时就不可能再说“六子”了。我认为这种推断是有道理的。另外,从《典论・论文》中曹丕对七子创作总体情况的评价来看,是比较切实中肯的。我们知道要对某一或某些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比较客观的评述,其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必须对其作品有一全面的系统认识和了解。故曹丕在写《典论・论文》之前一・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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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龙: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年代与创作目的

二十一《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云:“世子未立。

太祖俄有意于植,而淳屡称植材。由是五官将颇不悦。”《三国志》卷十《魏书・荀　传》载:“子恽……初,文帝与平原侯植并有拟论,文帝曲礼事　。及　卒,恽又与植善……文帝深恨恽。”又《三国志・明帝纪》青龙元年注云,孔桂“见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于临淄侯,更因亲附临淄侯而简于五官将,将甚衔之”。《三国志》卷二十三《魏书・杨俊传》云:“初,临淄侯与俊善,太祖适嗣未定,密访群司。俊虽并论文帝、临淄才分所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淄犹美,文帝常以恨之。”

再看支持曹丕一派。《三国志》卷十《魏书・贾诩传》:“文帝为五官将,而临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此而己。’文帝从之,诩,诩嘿然不对:,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魏国初建,时太子未定,临淄侯因才受宠,太祖以函令密访于外,唯崔琰露板答曰:“盖闻《春秋》之义,立子以长,加五官将仁孝聪明,宜承正统。琰以

[8](P3682369)

死守之。”毛王介密谏曰:“近者袁绍以嫡庶不

[8](P375)

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太祖又问之于邢　,邢　对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

[8]P383

殿下深重察之!”桓阶亦谏云:“今太子仕冠群子,名昭海内,仕圣达节,天下莫不闻;而大王甫以植

[9](P632)

问臣,臣诚惑之。”《三国志》卷二十一《魏书・吴质传》注引《世语》说:“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淄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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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四年秋,杨修被杀。对此事的记载,史书稍

有出入。《后汉书》卷五十四《杨修传》云:“修又尝出行,筹操有问外事,乃逆为答记。来力守舍儿:‘若有令出,依次通之。’即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修。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同传注引《续汉书》曰:“人有白修与临淄侯曹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章。太祖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三国志・魏书・曹植传》载:“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同传注引《典略》曰:,修亦,交,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以上所记杨修具体被,然印之以曹植与曹丕争嗣之情势,所言应各有所据。因为曹操杀杨修并不仅仅因为某一件事,而是他在曹植、曹丕争嗣过程中综合表现的结果。这可由曹操杀杨修不久写的《与太尉杨彪书》得以证明。书曰:“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吾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曹植与杨修等人被曹丕等人击败,固然有其自己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缺乏斗争策略,甚至采取手段过激、不能纳正反双方之言等原因,但我们亦不能不承认曹操之倾向对此事的决定性影响。曹操尽管在任人上倡“惟才是举”,但他深知作为治国之君单靠才是不行的,其德亦不可缺少,这是笼络人心、驾驭群臣之重要因素。尤其是曹操之更大愿望不仅在于使曹氏成为实际上的执政者,还要使之成为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执政者,更要使之成为长久国家政权之掌握者。所以他表现出在立太子问题上与其用人上的明显区别,昭显出慎之又慎、想之又想、察之又察的幽燕老将式的作风。他赏曹植之才曾表现出立植为太子的情感意向,但曹植的任性而行、露才扬己、不守法度,与曹丕外表之木讷、仁厚、自我砥砺相比,明显缺乏应有的君主风范。再加上袁本初、刘景升之败亡的前车之鉴,还有朝中老谋深算大臣们的拥丕抑植(在植、丕的支持者中,曹植的支持者多为年青气盛者,除杨修外多为乏谋之人。而拥丕派中,多是朝中老臣,资深有谋,其言对曹操有重要影响),最终使他痛下决心。曹操诛杨修其实质是为曹丕以后顺利执政扫清障碍。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驾崩,曹丕嗣位丞相、魏王,一方面对拥护自己的人予以提拔重用,另一方面对拥植者则开始全面的彻底清查。曹丕刚即位,就以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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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

也。’及行,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虚欠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三国志》卷五《魏书・郭后传》言:“太祖为魏公时,得入东宫。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我们之所以对曹植、曹丕双方争嗣之活动材料予以比较详细地罗列,目的是为了说明双方斗争之激烈。可以如此说,双方的所有人员或明或暗全部参与了这场争夺之战。正是从此种意义上说,当时曹氏掌握实际权力的朝廷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如果说在曹丕做太子之前和做太子之初这个无硝烟战场的火药味还不太浓的话,那么待曹丕做太子后期其火药味就显得十足了。建安二十三年邯郸淳《答赠诗》曰:“我受上命,来随临淄。与君子处,曾未盈期。见召本朝,驾言趣期。群子重离,首命于时。”

第22卷　第6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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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

诩为太尉,华歆为相国,王朗为御史大夫,拜毛王介等人为郎中令。相反,对曹植之羽翼刑以杀戮。《三国志・魏书・曹植传》云:“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　并其男口。”注引《魏略》曰:“及太子立,欲治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欲仪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泣涕而不能救。后遂因职事收付狱杀之。”又杀孔桂,《三国志・魏书・明帝纪》青龙元年十月注引《魏略》曰:“及太祖薨,文帝即王位,未及致其罪。黄初元年,随转拜附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货赂,许为人事。事发,有诏收问,遂杀之。”这不过是小题大做、借机报复的表现。

以上史实说明,从曹丕被立太子之前直至曹丕嗣位丞相、魏王,拥曹植派与拥曹丕派之斗争一直在进行着,到曹丕立太子后达到斗争之顶峰。研究建安文学应予以十分重视的,论文》,就[10]P501

物,恕以及下”的道德风范,具有明显的以己之仁德教化后世的目的。以上所举各篇之所以彰显出浓郁的政治色彩,是与当时曹丕与曹植争嗣的政治形势紧密相连的,所以《典论・论文》也不可能与当时的政治情势无关。《典论・论文》言:“夫文人相

轻,自古而然。……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斯不自见之患也。……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聘骥马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斯累,而作《论

[10]P516文》。”《论,,应,。而建安,而真正有修养的人,能,以己之长想到他人之长,故能免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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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曹丕《典论・论文》的创作目的。

首先,政治目的。由前面可知,《典论・论文》之创作正值曹丕、曹植争嗣斗争激烈之时。我们认为这并不仅仅是时间的巧合,而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因为就曹丕、曹植及参与他们之间争嗣斗争的人员的身份来说,皆为文人,他们之间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亦是一种文人相轻,只不过这种文人相轻是在政治上的表现而已。如果我们结合《典论》中现存的其他篇文来考察,亦可证明《典论・论文》创作具有政治目的。如《典论・奸谗》序云:“佞邪秽政,爱恶败俗。国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何进灭于吴匡、张璋,袁绍亡于审配、郭图,刘表昏于蔡瑁、张允。孔子曰:‘佞人殆。’信矣!古事已列于载籍,聊复论此数

[10]P491子,以为后之监诫,作奸谗。”曹丕指出何进、袁绍、刘表或灭于佞邪,或死于爱恶,借以说明亲小人、远贤臣必招致家族灭亡之理。同书《内诫》序曰:“三代之亡,由乎妇人,故《诗》刺艳妻,书诫哲妇,斯已著篇籍矣。近事之若此者众,或在布衣细人,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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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之长轻人之短之病。其借《论文》以君子之修养教化当时文人的政治目的洞若观火。其具体表现为:一是劝曹植等人不要再轻视拥己之人,要专心以文学为务,少参与政治;二是教化当时文人要改变相轻之习,要有君子仁德之风,实际上是要求文人要安分守己,成为顺民。只不过这种政治目的是借论七子之创作的形式来表现的。

其次,文学目的。西汉以来,尤其是东汉中叶后,知识阶层与统治阶层日益对文人的文学才能投以赞扬的目光。这在《后汉书・文苑列传》中有明显的反映。虽然《后汉书》的作者是南朝宋人,不能排除范晔本人及他那个时代文学观念的影响,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范晔和记载东汉历史的《后汉书》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时期的历史真实。这种重视文人文学才能的现象到建安时代已成为时代之风尚。曹操外定成功,内兴文学,认为文武之道,随时而宜。再加上三曹及七子等人的创作实践,文学才能之高低直接关系到文人的声望与地位。故著子书、作诗赋等成为当时文人孜孜追求的事情。曹操之所以曾有意立曹植为太子,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其文学才能分不开的。建安十五年,曹操率诸子登铜爵台,使各为赋,曹植援笔立成,且赋作可观,太祖甚异之。在文学创作方面,建安文人中首推曹植才最高,曹丕无法望其项背。故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政治地位已经稳定,想借以《典论・论文》的创作来证明他的文学才能。在《典论・论文》开篇作者尽管直述其目的是反对文人相轻,但还包含有文学之目的,即指导文人在文学创作实践与评论活动中,要端正态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利于当时的文学创作。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及其《与王朗书》、《典论・自叙》、《典论・论

不足以败政乱俗。至于二袁,过窃名声,一世豪士,而

术以之失,绍以之灭,斯有国者所宜慎也。是以录之,

[10](P491)

庶以为诫于后,作《内诫》。”历史上从夏桀之妃妹喜、商纣王之妃妲己、周幽王之妃褒姒,到楚之郑袖、汉之吕后,再到袁绍夫人刘氏,妇人乱政代不乏人,为国君者不能不慎,故以录之,以诫于后。再如《酒诲》序从饮酒要适量、有节制之角度来教化国人,《自叙》篇也说明作者自叙其经历、著书论诗赋之目的,主要是借以宣扬其“知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92・

张振龙: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年代与创作目的

文》等篇,皆有曹丕借文学以扬名不朽的记载与表

白。更为明显的是,他曾把自己的《典论》及诗赋以素、纸各书一份分别送给孙权与张昭,这不仅说明作者对自己文才的自信,而且还有以之宣扬自己文才、文名的目的。就从《典论》现存的篇文来看,也确实体现了曹丕的文学才能。尤其是《论文》一篇,既表现了曹丕对当时文坛创作总体态势的理论把握,又昭显出对文学特征的深刻领悟与洞察。故我们说《典论・论文》具有鲜明的借之显示作者自己文学才华、赢得文名的文学目的。

最后,立言目的。汉末魏晋是子书创作繁荣的时代。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篇》中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

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而说过曹丕创作疫疾卒后,深感人生变故无常,认识到人“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

[2]P88

如著篇籍”,所以才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百余篇。其实这就已经明白地道出了《典论・论文》写作的立言目的。同样这种目的还可征之于《典论・自叙》中如下几句话:“所著书论诗赋,凡六十篇。……

[10](P1516)

以付后之良史。”《自叙》中所言“书论”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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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

文》”,也流露出立言的写作动向。因为作者不满于自古以来文人相轻之陋习,并提出以君子审己度人之仁德之风纠正之,还发表了自己对文人、文学之看法,其“入道见志”之倾向十分突出。这种著述之目的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载“三不朽”之一的立言是一致的。

《典论・论文》写于建安二十四年的《与吴质书》之后,此时正是曹植、曹丕两派争嗣斗争激烈之时,从当时形势与《典论》,《典论・论文》、文学、立言这三方面[1]1艺文类聚[Z]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　陈　寿1三国志(卷2)[M]1北京:中华书局,19821[3]　严可均1全三国文(卷11)[Z]1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

社,19971

[4]　陈　寿1三国志(卷21)[M]1北京:中华书局,19821[5]　俞绍初1建安七子集[Z]1北京:中华书局,19891[6]　张可礼1三曹年谱[M]1济南:齐鲁书社,19831[7]　陈　寿1三国志(卷19)[M]1北京:中华书局,19821[8]　陈　寿1三国志(卷12)[M]1北京:中华书局,19821[9]　陈　寿1三国志(卷22)[M]1北京:中华书局,19821[10]　傅亚庶1三曹诗文全集译注[Z]1长春:吉林文史出

版社,19971

[11]　王运熙1文心雕龙译注[Z]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1

包括《论文》在内,“以付后之良史”就是垂名后世,这与立言之成一家之言实现不朽,意思相同,只是表述有别。就是在《典论・论文》中作者述创作目的之语,

责任编校:韩　伟

TheCnatingtimesandpurposeofCaopei’slunwenofDianlun

ZHANGZhen2long

(ChinoseDeportment,XinyangTeachersCollege,Xinyang464000,China)

Abstract:ItwassaidthatLunwenofDianlunahichprbvailsatpresentwaswritteninthefouowingthreperiodthatis,theearlyyearsofHuangChu,thetimesoftaiZ;ortheyearaboutJian’an16.Theautherofthisarticleinclinostoregarditasthe.Accrdingtotheclocuments,wecaninferthatlunwenwaswrittenintheyearofJian’an24.Atthismornents,periodoftaiZi

itwasexactlystrugglingfiercelybetweenthesideofCaoZhiandthesideofcaopei.Combiningthewritingstateintheeraoftheortieleandtheconcretecontent,wecanobservethatcaopeicreatedthelunwennotonlyforhisliterarypurposebutalsoforhisplitialpurposeandforthepurposetoexpoundhisideasinwriting.Keywords:Caopei;lunwenofDianlun;thecreatingtimes;thecreating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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