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一笔力敌千万军

　　在被封建思想禁锢了几千年后，在军阀割据、列强觊觎的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拥有无上的勇气、无穷的动力；他们拥有不同的理想，但都是为了中国的觉醒。 　　 　　“同学们！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中华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 　　 　　90年前，一位青年在北大法科讲堂上，面对千余名学生代表，慷慨激昂。一席话，如一把利刃，划破了中国青年胸口积压许久的郁郁，吹响了“五四运动”的进攻号角。 　　翻阅我国百年的新闻史，这个名字是永远也无法跳跃过去的：他风流倜傥、慷慨豪爽、善于言辞；他重交情、讲排场、广于交际；他被称为“新闻全才”、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他毕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直至英勇就义。他，就是邵飘萍。 　　 邵飘萍是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从小在金华长大。1906年秋他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师范科，学制三年。期间，邵飘萍接触到了《民报》、《新世纪》、《清议报》、《新民丛报》等众多报纸，大开了眼界。他被梁启超的文章深深感染，开始为上海的《申报》写地方通讯。 　　1909年夏，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故乡金华教书。教书之外，邵飘萍还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的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因此关系，辛亥革命之岁，遂与杭辛斋君经营浙江之汉民日报。”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即聘邵飘萍为主笔。不久，《浙江军政府公报》创刊，聘邵飘萍为编辑，邵飘萍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短暂而辉煌的报业生涯。 　　 　　“新闻救国”从反袁开始 　　 　　励志以“新闻救国”的邵飘萍对时局有着惊人的洞察力，他在1912年1月写的时评中即指出：“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袁贼不死，大乱不止。同胞同胞，岂竟无一杀贼男儿耶？” 　　邵飘萍以一个独立报人特有的敏锐，发表了大量短小、深刻、具有预见性的时评――历史也恰恰被他一一言中。 　　1913年3月，当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暗杀后，邵飘萍立即指出“有行凶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头直指袁世凯。他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称“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8月10日，《汉民日报》馆被查封，邵飘萍遭逮捕。邵飘萍因为反袁，三进监狱，被迫流亡日本。在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政治的同时，组建“东京新闻社”，继续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邵飘萍立即于当月下旬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邵飘萍在由其主笔的《申报》等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讨袁檄文，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罪恶行径，为扫除专制、重建共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邵飘萍之名誉满全国。 　　1916年，邵飘萍被《申报》聘为驻京特派记者。这位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称号的记者，开始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身份出现在民众之中。他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于1918年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戈公振曾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5年7月（应为8月），邵振清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做民众的喉舌。而当时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邵飘萍非常渴望拥有一份自己的报纸――一份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的报纸。于是，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指出：“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的《京报》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正为《京报》奔波的邵飘萍不顾劳碌，坚持每周去讲两小时的课，这也开创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在首批学员名单上，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赫然在列，邵飘萍影响力之深远，可见一斑。 　　 　　以自由之言论力抨政治之腐朽 　　 　　在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愤慨地在《京报》上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样等人的卖国罪行，痛斥软弱无能的段祺瑞政府。段祺瑞恼羞成怒，查封《京报》，全国通缉邵飘萍。邵飘萍不得不再度流亡日本。 　　1920年，段祺瑞政府倒台，邵飘萍回到北京，重开《京报》。邵飘萍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 　　邵飘萍始终坚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理想，继续《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地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以揭露政治的腐败、黑暗、为民众呐喊为己任的邵飘萍自然“得罪”了不少当权者，他们对邵飘萍又恨又怕，对其百般阻挠、迫害，但邵全无惧色。正如冯玉祥将军所说，“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这是《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对邵飘萍的描述。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却最终倒在了军阀的枪口下。 　　 邵飘萍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促成了于1925年发动“滦州事变”的郭松龄与冯玉祥的联合。邵飘萍在《京报》发表了大量支持郭、冯的新闻、评论，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当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后，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的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对邵飘萍恨之入骨，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入京，随即悬赏、追捕邵飘萍。邵飘萍因旧友出卖，不幸被捕，《京报》亦被查封。尽管北京各界人士积极搭救，张作霖父子还是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的罪名，将邵飘萍秘密枪决。临刑前，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说道“诸位免送！”，面向阴霾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邵飘萍一生都在追求中国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他以“铁肩辣手”自勉，并坚定地向自己的理想努力着，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社会之公人，是居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外的第三者”的标杆，不仅仅是“布衣之宰相，无冕之王”的称谓，更有他敢于为了自己的理想，向那个黑暗的年代说“不”的勇气与决心。 　　“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 　　 　　“大壑”邓中夏 　　邓中夏,原名邓隆渤,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17年夏,邓中夏毕业于湖南高师,又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入校后,他一心攻读古文,是个幻想通“古”入仕的“古文迷”。当新文化运动开展起来后，北大的学术讨论和自由争辩之风盛行,使一心只钻故纸堆的邓中夏受到极大震动。他经常去哲学系、经济系听课，广泛涉猎新知识，参加哲学研究会，探索中西哲学及时事问题。他给自己取笔名“大壑”，即要像峡谷那样容纳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有用的知识,开始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完成“救国救民”的理想。 　　1919年5月3日晚,在北大学生大会上,邓中夏愤慨地说:我们要不做亡国奴,就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我们要抗议,要用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5月4日,邓中夏和北大学生一起,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位北洋政府教育部的次长跑来劝阻,邓中夏指着那位次长说:“你身为教育部次长,自己不爱国,还不准学生爱国,你是中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