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治理
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国际上掀起了一个颇具声势的企业社会责任（CSR）运动。所谓“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必须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环境、支持慈善事业、捐助社会公益、保护弱势群体等等。
就全球化的意义来看CSR具体包括了企业对于资源和环境、善待劳工、关注其他相关者利益、社区贡献、关爱特殊群体、提倡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如：人权，女权，平等）等六个方面所承担的责任；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性质来看，CSR又可分为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企业必须要履行的，第二层次是社会期望或企业自愿履行的；从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来看，企业的可持续经营和发展，仅仅考虑经济环境影响和对股东负责已是远远不够了，必须同时考虑企业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并且同时承担起相应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
由于CSR涉及到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必然会给公司治理带来深刻变化，事实上CSR已经给公司治理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股东行动
一、股东行动
股东行动最早源于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在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中，一位只有10股股票的年轻记者刘易斯•吉尔伯特，被纽约联合煤气公司管理层的内部人控制行为所震惊，他在得到一个家庭遗产的资助以后，决定辞去在一家报社的记者工作，“同这种无声地对其他人金钱进行独裁现象做斗争”，并决定献身于“公众股东的这一事业”。这一行动对于当时分散在各地的、对于企业控制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被绝对排斥在公司管理层外的广大中、小股东来说，通过股东行动反映股东声音的做法，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新政”时期出台的美国证券法，这部法律对于后来的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预防“内部人控制”等方面做出了严格而具体的规定。
股东行动与CSR发生联系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通用汽车公司的竞选活动，虽然竞选的组织者没有达到它的全部目标，但是这项活动催生了两个最著名成果：通过竞选创建了董事会下的公共政策委员会，这是一个由五位外部董事组成，监控公司社会业绩的专业机构；另一项成果是公司任命雷维伦德•利昂•沙利文为这家公司的第一位黑人董事。
通用公司竞选活动以后，教会组织开始通过股东行动探讨他们的资产与公司业务之间的关系，由于教会是美国最大的机构股东之一，因此在说服金伯利－克拉克公司香烟纸业务和百事可乐公司撤出缅甸这两件事情上发挥了作用。
随着资本社会化的深入发展，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逐渐占据着主导地位，养老基金、教会基金和其他各种基金会已持有巨额股票，掌握着相当大的权力，并使得股东行动的影响还在继续上升。成立于1972年的美国投资者责任研究中心宣称“对有关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及时的和公正的分析”使其成为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又一个资源中心。1987年美国最大的1000家公司中机构投资者控制的股票为46.6％，而到了1997年底这一比例上升到60％，机构投资者的股东行动对于公司治理及经营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为数众多的机构投资者，如教会、慈善机构、环保组织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
股东行动还表现为公司每年股东大会上的“股东建议”，股东建议中提出的问题相当广泛，但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关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例如，美孚、辉瑞和Union Camp这三家公司被要求研究其生产与销售的烟草添加剂在燃烧与被人吸入后产生的安全问题；美国商标公司、金伯利－克拉克公司和雷比思科公司等有生产烟草业务的大公司被要求将其烟草业务与其他业务分开；温迪公司、肯德基、必胜客、塔克贝尔等公司被要求成为不抽烟的饭店；有一些股东建议还涉及到劳工关系、环境和动物保护等问题。虽然绝大多数股东建议都未能获得通过，但是这些行动在一定的范围内得到了宣传，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使得CSR作为一项运动越来越赢得各方人士的同情、支持而投身加入这场运动的行列。随着“股东建议”日渐人心，出现了在公司年会股东投票表决前，管理层会与股东代表进行协商的现象，这说明股东建议已经直接、间接地对公司的经营政策发生了作用，CSR悄悄通过股东建议方式对公司治理结构发出了他们所想要表达的意志，并有可能通过公司治理的渠道影响公司的经营政策。
二、道德投资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关注程度日益加深，各种形式的社会责任投资（SRI）运动吸引着全球消费者的眼球，深刻影响着一些国际大公司的价值取向。
《财富》杂志每年推出“最受欢迎的公司”和“最不受欢迎的公司”排行榜；经济优先权委员会(CEP)每年出版《美国“良心公司”排行榜》；英国伦敦股票交易所和《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所国际公司于2000年7月31日推出8种名为“FTSE4GOOD”的金融时报道德指数，旨在提倡和促进道德投资。
全球最大的退休基金荷兰ABP曾作出2亿美元道德投资的决定，第二大的加州公务员退休基金Calpers也曾表示将10亿美元的新兴市场基金以道德投资的方式管理。
根据《社会投资论坛》（SIF）1997年年报统计，美国有超过10000亿美元的资金是由社会责任投资者管理的，其中5290亿美元投资于经过筛选的证券（包括相互基金），从1995年至1997年间，增长幅度达到2.27倍。投资于相互基金的资金也从1995年的550亿美元增长到1997年的1440亿美元，增长了近3倍。《社会投资论坛》99年年报显示，38％的社会责任投资者不约而同选用了劳工标准作为投资组合的筛选指标。到上世纪末英国以道德方式管理的基金已经达到50多亿美元，1999年美国的道德投资更是超过2万亿美元，占基金资产的八分之一。
投资者的社会责任行动还表现为投资基金筛选行动，2001年2月1日，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因为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保证其国内及国外供应商遵守基本的劳工标准被剔除出多米尼社会指数；1997年耐克公司因为同样的原因也被剔除出这一社会指数。
SRI运动给公司治理带来的变化是从投资主体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直接影响到企业经营者开始制定有关社会责任的政策，一些跨国公司一方面因为社会责任问题引起麻烦，如阿迪达斯因使用劳改犯生产足球曾经在香港被起诉，耐克公司因海外工厂的劳工问题在美国被起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责任投资的影响，开始重视、并建立起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机制。全球500强的GE总裁杰夫•伊梅尔特曾说：“那些希望保持其领先地位的管理者与公司，必须要毫不动摇地以自己的正直来赢得所有相关各方的信任”。
三、公共政策委员会
CSR对于公司治理组织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大多数跨国公司董事会都在其下属的专业委员会中设立了公共政策委员会或者公共问题委员会。
这是一个直接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机构，虽然许多大公司在组织结构设置过程中考虑到对外联络需要，在管理层下设立了公共关系部及类似机构，但一般情况下公关部是以协调、联络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对外关系为其主要职能，对于涉及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如劳工关系、环保问题、保护相关利益者权益、关心弱势群体等与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相关的问题就显得力不从心，很难从战略角度向公司决策机构提出具有影响力的决策建议。对于涉及公司社会责任的组织机制需要公司董事会下属的专业委员会来承担，这样更容易对这些问题做出灵敏反应，提供具有领导地位的政策并且监控管理人员在这方面的表现。目前，绝大多数跨国公司的公共政策委员会主要处理反歧视行动、平等的就业机会、环境问题、雇员的健康与安全、消费者事务以及海外公司出现的政治或伦理问题。
这些公司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这一机构的作用，这些机构究竟能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多大范围地发挥其工作职能，但是构建董事会下属的这种正式委员会举措本身表明了这些公司开始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企业已经从过去对大股东负责的单一利润目标导向，开始转到企业在追逐利润同时对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的二元目标导向，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到了明确无误的认同，CSR在公司治理结构上所引起的关注本身就是令人鼓舞的。
虽然美国国会关于开发评价体系来帮助董事会监控公司管理层的社会责任表现的建议没有得到广泛响应，但是诸如SA8000之类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已经开始在一些企业中流行起来，目前全球500强的一些跨国公司都已设立CSR的责任机构，一些全球著名的跨国公司如BP、通用、壳牌等每年都要向社会公布自己的社会责任报告。2006年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长达77页的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了在过去两年中，公司因为空气与废物排放被罚款100多万美元的事实；和GE一样，耐克公司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不仅公布了曾被公司视为商业机密的700个供货商的具体情况，同时公司承认在与其签有合同的供货公司中，的确存在着盘剥工人，强制工人超负荷劳动的情况。
CSR对于股东行动、道德投资和董事会机构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为现代企业制度增添了一项新的治理内容，衡量一个企业是否成功、CEO是否尽职、公司是否达标，不能单纯看其为股东们创造了多少利润，还要看其为社会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资本是股东的更是全社会的，随着资本的进一步社会化，社会也对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盈利已不再是企业唯一动力，更多社会责任在向企业招手，就如管理大师德鲁克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中的任何组织机构都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也不是以自身为目的。任一组织机构都是社会的一个器官，而且是为社会而存在的。工商企业也不例外。自由企业不能根据对自身的影响来评定其好坏，只能根据它对社会的影响进行评价”，“凡是能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的也都能增强企业实力，带给企业繁荣与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