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摩罗什和圣_奥古斯丁翻译艺术比较

　　

　2010年6月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Jun . , 2010　

　　　　　　　　　　　　　　　　　　　　　　　　　

第29卷第3期Journal of Luoyang Nor mal University Vol . 29No . 　　3

鸠摩罗什和圣・奥古斯丁翻译艺术比较

郭英杰, 赵　青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西安财经学院　公外教学部, 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鸠摩罗什和圣・奥古斯丁是后秦和古罗马著名的翻译大师。二人在翻译实践中总结和建构了各自独特的艺术理念和主张, 在翻译策略、风格等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如都强调语言的重要性, 从宗教作品的翻译中总结经验, 关注读者的接受能力, 并在翻译实践中注意选用适合读者的风格等。　　关键词:鸠摩罗什; 圣・奥古斯丁; 翻译艺术; 相似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收稿日期:2010-03-15

　　作者简介:郭英杰(1978-) , 男, 新疆乌苏人, 陕西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硕士, :翻译理论与实践。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10) 03-0128-03

一、引　言

鸠摩罗什(梵语名僧人, , , 后人把他与真谛(499-、玄奘(600-664) 和不空(705-774) (另有一说为义净(700-711) ) , 并称为“四大佛

, 乃言曰:“此语与西域睿曰:“将非‘人天交接, 两得相见’? ”什喜曰:“实然! ”

[3](p16-17)

基于该史料,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认为, 法护以“天见人, 人见天”只求得“义同”, 因“言过质”而使翻译过来的语言显得生硬, 听起来像是“外国话”; 僧睿改译“人天交接, 两得相见”传达了原文意义。鸠摩罗什对僧睿的译法表示赞同, 说明鸠摩罗什主张一种灵活的译法, “反对直译”, 倡导意译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 曰:

　　什每为睿论西方辞体, 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 甚重文藻, 其宫商体韵, 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 必有赞德见佛之仪, 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 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 失其藻蔚, 虽得大意, 殊隔文体, 有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

[5](p42)

[4](p183)

经翻译家”

[1](p117)

。与鸠摩罗什同时代的圣・奥古斯丁

(St . Augustine, 354-430) 是古罗马时期一位声名显

。目前, 关

赫的神学家、翻译学家, 最初笃信波斯摩尼教, 改信基督教后就以近乎狂热的激情投身到基督教和基督教的宣传中, 因为他对圣经翻译工作做出过积极贡献而为西方翻译界和神学界所景仰, 被认为是古圣经版本翻译和校订的权威之一

[2](p28-31)

于鸠摩罗什“意译”思想最知名的史料, 出自《出三藏

。

尽管鸠摩罗什和圣・奥古斯丁生活在不同的国家, 民族心理、人生旨趣也大相径庭, 但是他们都亲身经历过诸多翻译活动和实践, 在翻译方法、技巧等方面总结和建构了各自独特的艺术①理念和主张, 在翻译策略、风格等方面也有相似之处, 本文试作分析和探讨。

根据鸠摩罗什的阐释, “天竺”之传统是“甚重文藻”, 要求语言华丽, 韵味十足, 适宜“入弦”; “凡觐国王”, 又常有“赞德见佛之仪”, 极其注重体式, 强调风格, 适于“歌叹”; 如果直接“改梵为秦”, 采用直译, 其内质之美一定荡然无存, 虽然可得“大意”, 然而风格尽失。就像是自己把饭咀嚼了直接“与人”。“嚼饭与人”的隐喻透析出鸠摩罗什的翻译思想, 即他不主张字对字的翻译, 而是倡导一种适合当时社会人

①鸠摩罗什和圣・奥古斯丁没有专门著书立说探讨翻译理论的问题,

二、鸠摩罗什和圣・奥古斯丁倡导的翻译主张

1. 鸠摩罗什的翻译主张

鸠摩罗什一生主持翻译过近400卷佛教典籍, 包括《摩诃般若》、《金刚》、《法华》、《维摩诘》、《阿弥陀》等经论。根据梁朝僧人慧皎著《高僧传》卷六《僧睿传》, 鸠摩罗什和弟子僧睿曾就佛经的译法问题进行过探讨。

时有僧睿法师, 甚为(姚) 兴知, (罗) 什所译经, 睿并参正。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决品》云:“天

他们的翻译成果基于他们的翻译艺术实践。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

笔者认为“翻译艺术/思想”比“翻译理论”的提法更恰当。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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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语言的重要性, 都从宗教作品的翻译中总结经验, 关注读者的接受能力, 并在翻译实践中注意选用适合读者的风格。

1. 两者都强调语言的重要性, 关注语言内在特点

文和习俗的翻译策略, 从风格上接近原著, 语言上灵活处理, 以符合译者的个人气质和要求。

“在当时过渡时期, 罗什的译法可算是最适宜的法子”。

[4](p183)

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也认为, 鸠摩

[6](p182)

罗什由于“偏重意译”, “游刃有余”地使他的译著做到了“自然”和“贴切”

。陈寅恪总结了鸠摩罗什“意

译”的三个特色:“或删去原文繁重, 或不拘原文体制, 或变易原文”, 同时指出他的译经艺术“较诸家雅洁”

[7](p185)

的不同。在鸠摩罗什的翻译实践中, 他要求译经者必须熟识目的语(印度语) 和译入语(秦文) , 强调熟练掌握翻译语言(包括目的语和译入语) 对成功的翻译活动的重要性。鸠摩罗什不仅要求弟子这样, 他本人就率先垂范。根据僧肇《维摩诘经序》记载, 其师为做到译入语与目的语一样生动、有趣, 曾经孜孜不倦地研读原著, 态度认真谨慎, 陶醉在原作之内, 又得意于原作之外:

　　“什公……既尽寰中, 又善方言。时手执胡文, 口自宣读, 道俗虔虔, 一言三复, 陶冶精求, 务存圣德。”

[3](p16)

。

2. 圣・奥古斯丁的翻译主张

圣・奥古斯丁一生都热衷于对拉丁语《圣经》的校对和翻译工作。他曾专修语言学, 研究过希腊、罗马文学, 又精通修辞学, 在翻译中往往重视和强调语言的内涵、功能和风格。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 圣・奥古斯丁的翻译思想主要反映在《论基督教育》一书; 在《上帝之城》、《忏悔录》等著作以及在对《圣经・诗篇》的诠释和与家人及友人的信函中也有零星叙述, 里面阐释了他对《圣经》翻译的主张和要求。圣・斯丁的翻译主张总结概括以下5点。

第一点, 译者应该熟知() , 原著的内容, 第二点, 风格和原则:朴实、庄严。其目的是为了“教

(decere ) , 适应不同的人群, 最终起到诠释和宣传学”

很显然, , , “”, 为后生提供据陈寅恪考证, “罗什所翻”, 每每”, “将顺众意”, 《大般若经》即是最好的例证

[7](p185)

。梁启超以鸠摩罗什“译梵为秦”的翻译实践

为依据, 指出他的语言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产物, 体现了他对翻译语言的一种客观、严谨和求实的态度

[6](p182-183)

。胡适认为, 正是鸠摩罗什采用“朴实平

[4](p202)

易”的语言翻译佛经, 才使他的译著“但求易晓, 不加藻饰”, 并最终“造成一种文学新体”

。

与此同时, 圣・奥古斯丁在翻译古典圣经版本时, 强调务必熟悉古罗马文字、希伯来语或拉丁文字, 因为他认为这是译者最根本的素质和要求。此外, 译者肩负着阐释圣经精神的重任, 要对上帝的话语有深刻的理解, 还要有能力借助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 并且做出准确的修改和审定。在圣・奥古斯丁看来, 翻译之后的圣经版本是用来教诲世人的, 要跟原版一致, 其内容是上帝的话语或旨意, 绝不能随意篡改。要做到对上帝话语的绝对“书写”和“反映”, 就必须熟悉目的语和译入语, 不能有丝毫的差错, 尤其是词义的阐释, 一方面要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和原文保持高度一致; 另一方面, 又能如实地、正确地引导读者进入神的世界, 领会神的意图

[9](p143)

上帝话语的作用。

(signi 2第三点, 译者必须考虑语词翻译中“所指”(s onus ) 之间的关系, 要选择适合读ficatio ) 和“能指”

者的语言, 必要时灵活做出调整。

第四点, 译者必须铭记: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 词是阐释真理的基本要素。词作为语言符号在翻译时要注意与译入语相对应。

第五点, 在翻译作品, 尤其是圣经作品时, 译者需受到上帝的感召和带领。

[8](p79-98)

由此可见, 圣・奥古斯丁的翻译主张是以圣经翻译实践为基础, 强调字对字的直译, 要求译者遵循语言系统和规则, 不能随心所欲地变更原文的意义和表达。否则, 译者就可能误导读者, 甚至让他们产生错误的理解。换言之, 直译是圣・奥古斯丁翻译和阐释神的话语的最基本途径。基于此, 在圣经的各种译本中, 圣・奥古斯丁最推崇希腊文本, 因为他认为拉丁文本不如希腊文本“典范”和“忠实”于上帝的意旨。这在圣・奥古斯丁给哲罗姆①的信中表述得尤为明显。

。

2. 两者的翻译艺术都基于宗教译著的翻译实践,

促进了该宗教在民众中的传播。鸠摩罗什的翻译艺术和经验不是基于抽象哲学、诗词曲赋, 抑或远古人的民谣传说, 而是他对74部天竺佛经的翻译实践。这些

①哲罗姆(347-420) 也是古罗马时期一位著名的圣经翻译家, 推崇

三、翻译艺术的相似性

通过比较, 不难看出, 尽管鸠摩罗什和圣・奥古斯丁在翻译艺术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但是他们都强

希伯来语的圣经译本。因版本的统一问题, 圣・奥古斯丁曾与哲

罗姆通信, 建议他采用一种学者的“折中”译法。

・130・

佛经译本是体现其翻译思想的直接证据。弟子僧佑在《罗什传》中描述说:

　　“(姚) 兴使沙门僧肇、僧略、僧邈等八百余人, 咨受什旨。”

[3](p16)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和理解, 从翻译风格等方面着手采用适中原则, 既忠实于原著, 有译著自身风格, 又顾及到读者的情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译作就“有似嚼饭与人”的尴尬。难怪梁启超评论说, “什公所译, 对于原本, 或增或削, 务在达旨。”

[6](p182)

在鸠摩罗什的引导之下, 一方面, 他培养了如僧肇、僧睿、道生、道融等著名僧人继承他的事业, 使秦国的佛学研究后继有人、有章可循; 另一方面, 鸠摩罗什通过佛经翻译丰富国人词汇的同时, 也使举国上下对天竺文化, 尤其是佛学文化, 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和了解, 促进了文化交流, 也为隋唐佛学大规模、多层次研究奠定了基础。“什译之《大品》、《法华》、

(《维摩》以及‘四论’《中》、《百》、《十二门》、《大智) 不特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 即文学界之影响亦度》

在圣・奥古斯丁的翻译理论中, 他提出译者要注意三种翻译风格:语言的朴实、优雅和庄严。这三种风格并重, 也正是从读者的反应和他们所能接受的风格等方面考虑的。他强调“朴实”的简单易晓的圣经语言, 针对的是文化水平一般的民众, 让他们易于接受和得到上帝的感召和启发; “优雅”的圣经语言针对的是文化素质较高的人群, 让他们享受语言美的同时感受到上帝话语的力量和魅力; “庄严”的话语风格是针对所有人群, 为此, 圣・奥古斯丁在他的专著《关于辩论术, 他, , 将细微的事情以; , 温和地或节制地表; ”。

[9](p143)

至巨焉。”

[6](p183)

可见, 鸠摩罗什佛经翻译的意义不仅

仅局限于翻译层面。

与之相对应, 圣・奥古斯丁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基督教和圣经。不管学习希腊语、古罗马语还是希伯来语, 圣・备, 包括他着手要翻译的作品, , 已修订的却被圣・等。圣・自然, 圣・奥、圣经的修订和自身宗教行为的反思。实践证明, 圣・奥古斯丁做出的努力受到当时宗教界的认可和欢迎, 他翻译的圣经成为他那个时期最权威的版本之一

[2](p28-31)

四、结　论

基于上述探讨, 可以看出, 鸠摩罗什和圣・奥古斯丁虽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 但是他们的翻译思想和艺术特色确实存在相通之处, 表现在不同方面或层面, 值得我们关注。客观地说, 鸠摩罗什和圣・奥古斯丁在翻译史上留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浩瀚、伟大的翻译作品, 还有翻译艺术的交相辉映和碰撞重叠。

[参　考　文　献]

[1]马祖毅. 中国翻译史(上卷) [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

。

3. 两者的翻译艺术都关注读者的反应, 提倡适中

的翻译风格。译者不仅要对原著负责, 还要对译著和读者的反应负责。

[10](p38)

鸠摩罗什和圣・奥古斯丁在

翻译实践中也都遵循和贯彻这种思想理念。

鸠摩罗什强调译入语风格要与原著风格相一致, 目的是让读者准确把握原文信息。鸠摩罗什肯定弟子僧睿对法护译本“天见人, 人见天”的改进策略, 就是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 站在读者的立场上, 考虑译文与原文意义的一致性的。在鸠摩罗什看来, 追求“义同”只是翻译的一个方面, 译者需要综合考虑翻译策略是否真正适合读者, 让读者乐于接受。从他的“实然”二字可以断定, 鸠摩罗什主张翻译作品要适合读者口味, 在不失原著风格和内容的前提下努力迎合读者的语言习惯, 这样才是有益的翻译实践。把天竺语译成汉语, 原则和立场是一样的。因为天竺语的特点是“甚重文藻”、“入弦为善”, 所以当译成汉语时, 有些因素(由于文化和习俗的差异) 在“改梵为秦”后, 就“失其藻蔚”, 似乎不可避免, 根本原因在于两种语言之间“殊隔文体”。即便如此, 在“带着脚镣跳舞”的情况下, 鸠摩罗什还是从现实出发, 考虑读者的反应

社, 1999.

[2]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3]陈富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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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继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