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代意义

作者：宋易风

理论导刊 1995年02期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不仅结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和两年徘徊前进的局面，而且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社会主义的新模式奠定了基础。从此，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代意义，是与本世纪七十年代后，国内外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课题密切联系的。

　　 从国际背景看，从五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国家面对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本国人民的斗争，开始调整其经济政治政策。用加强宏观调控，加快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在经济中的运用，引入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及推行高福利政策，使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1950年到1973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年均为5.5%，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黄金时代。1973年后，经济虽出现危机，但缓解较快，1980年经济复兴，1984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6.8%，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中罕见的高速度。这一时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有所缓和，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广大的中间阶层，资本主义处于相对稳定时期，依仗这一时期取得的雄厚经济势力，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采取了和平攻势，“和平演变”作为颠覆社会主义的基本国策从经济和政治方面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新危机。

　　 与此相反，这一时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却由高潮走向了低潮。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由15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五十年代末出现分歧，在六十年代激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辩论中因大破裂而不复存在；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而社会主义国家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的政策步履维艰，进展缓慢。在进入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纪主题的七十年代后，更呈停滞状态；经济低速发展，1976年、1980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仅为2.2%，低于美国同期3.3%的1.1个百分点。人民生活改善提高不快，社会主义运动已临近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低点。

　　 从国内形势看，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亏损的国家元气不仅未能恢复，反而继续遭到伤害；导致“文化大革命”严重动乱的指导思想，政治口号被全盘接受下来。思想上坚持“两个凡是”，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组织上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和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经济上急燥冒进、提出过高指标，不顾国力大量引进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导致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严重失调。党和国家还未能从“左”的错误中摆脱出来。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已经落后于时代的步伐，在与资本主义的抗衡竞争中已明显处于劣势，如不纠正错误，进行改革将会日益落伍于历史潮流。它呼唤中国共产党以新的宏大的视野重新重视与解决长达二十余年的“左”的错误，突破传统缰化体制，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站在世纪主题转变的高度，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重新认定改革的目标模式，规划社会主义建设的兰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时代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的课题，也是党面临的艰巨任务。在这一背景和氛围下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代意义，就在于它和当时提出的时代课题紧联系起来，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当今世界发展演变的总趋势，必须符合时代要求，具备时代色彩。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代意义，还在于这次会议科学的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课题。

　　 1.恢复并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为解决时代课题提供了根本保证。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功绩，是恢复并重新确立了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全会坚持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这标志着党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全会在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的恢复和确立。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主要在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后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但从历史高度看，它又是解决时代课题的根本条件与保证。长期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落后于时代的主要根源。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导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墨守成规，不敢从实际出发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旧模式；政治路线的失误，又使党偏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加大了与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文化上的差距。因此，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和路线的失误，是迎接世纪挑战、解决时代课题的前提条件，这一问题解决了，才能在历史转折中正确起步。才能认清趋势，明确任务，跟上时代潮流。因而这又是解决时代课题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过程中，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和解决时代课题有机地联系起来了，使这一特定的历史问题的解决，带上了时代特征。

　　 2.分析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了政策开放的时代任务。

　　 改革开放是消除体制弊端、面向世界，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时代要求。“文化大革命”前，党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虽然分析过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提出要继续解决这一问题和加强国际经济交流的任务，但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改革开放步伐太小，有的还未能真正起步。七十年代起，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党经历了20余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有了更多的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握这一契机，深刻分析了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严重缺点，提出了解决的具体措施。概括起来是以下放权力，使企业有更多的自主权为中心，实行政企分开，按经济规模办事，尊重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以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改变体制僵化和效益低下的状态。在农村中，则在总结农民伟大的创造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制度，在保证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鼓励和扶持农民经营家庭副业，增加个人收入，活跃农村经济，在对外关系上。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就明确提出了对外开放政策。这一重大决策，不仅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为后来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奠定了基础，而且是顺应时代潮流解决时代课题的正确战略选择。它回答了时代提出的改革传统体制的课题，从突破集中僵化的经济模式入手，解放被束敷的生产力，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要求摆脱闭关锁国的状态，使我国经济、科技、文化与国际潮流相联系，跟上时代潮流的主流。这一战略决策反映了时代要求，最具有时代特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解决的问题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3.总结了经济建设中的经济教训，具体探索符合中国实际与时代要求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

　　 “会议把社会安定当作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把按经济规律办事作为经济建设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把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作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标志，把基本建设必须量力和循序进行作为指导方针，把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直接动力，把科技和教育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和基础。会议强调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作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十分注意工农业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既要积极地、量力而行地进行建设，又要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这些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20多年经验教训的总结。既是对党的八大前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确探索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新的探索和道路的起点和标志，它抓住了时代课题中加速经济发展这一关键和核心，在明确时代趋势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具体揭示了这一道路的内容，重点和应采取的方针。从时代角度看，它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指导作用，而且由于回答了在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问题，其影响已不能再看作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共性并具有时代意义。

　　 4.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合一体的新框架，构思符合时代潮流的社会主义新模式。

　　 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模式受苏联模式影响很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侧重于物质文明建设。其目标在于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简称“四化”。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沿用了“四化”的提法，指出了工作中心的转移对于“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有新的目标模式的萌芽。会议在全面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强调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实行正确的集中，对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问题，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会议还强调要大力加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思想教育，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这就赋予了现代化建设以新的含义，增添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内容。尽管会议未指明这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目标模式，但确实包含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思想，是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酝酿的萌芽。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形成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新框架。党的十二大正式确定和十三大进一步完善的以三个文明为目标的总体模式，从根源上看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些宝贵思想为基础的。因而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适应时代潮流，第一次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重要会议。它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目标和新的时代内容。

　　 5.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内涵，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时代使命。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纠正“左”倾错误，明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时，把本世纪内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称之为新的长征，把改革开放称作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是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科学命题，它说明现实的长征和革命是历史上发生的中国革命的延续；但其性质与任务又与过去改革具有本质区别的新阶段，它具有全新的内涵。这里说的革命，已不再是传统革命概念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而是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是具有新的时代内容和特殊的社会改革。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表明，一是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有了清醒的认识，已经纠正了一度存在的在先进社会制度下，生产力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并赶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的观点，开始认识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很长时间的客观规律。二是对改革的广度、深度及其艰巨性有了一定认识。三是，对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风险性有了一定的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上无经验可供遵循和捷径可走。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谁也不能绝对担保改革不发生失误和立即取得成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期性、艰巨性、风险性使这一事业具有了与革命相同的意义，因此才称为“第二次改革”。正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关系着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为新长征的第二次革命的根本保证。并指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为达此目的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也就是赋予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使命。

　　 对时代课题的上述回答，虽然是初步的，理论也有待深化，但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提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和道路，为面向世界挑战、实现时代使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政策基础。

　　

　　 （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代意义，还在于十五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正确的。它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迎来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1.改革深入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改革开放的十五年来，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再认识，突破了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作为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集体、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平等竞争的新格局。目前，在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48.3%，集体工业占38.2%，个体、私营、外资工业占13.5%；在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商业占41.3%，集体商业占27.9%，合营、个体和私营商业占30.8%。在农村，1984年度除了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长达20余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普遍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给中国经济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在经营管理方面，突破了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家宏观调控正由行政指令性的直接控制，向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的间接控制转变，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完善市场体系，加强市场调节，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新体制。经济管理机制的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在分配制度方面，与多种经济成分相适应，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格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合理拉开差距，突破了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旧的分配制度，从而调动了劳动者从事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

　　 在政治体制方面，开始了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党政分开，废除实际上的干部终身制。切实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大、政协的作用，真正发挥权力机构与参政、议政的实施监督的有效作用，狠抓党风和廉政建设，建立保持党性、惩治腐败的有关制度。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通过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以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政治体制。这就为突破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在精神文明方面，制定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了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内容，确定了精神文明建设要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全面改革的对外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方针，并在实际工作中采取措施纠正“一手硬、一手软”淡化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综合推进，在实践中开创了社会主义新的目标模式，推动了社会的全面进步。

　　 2.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1978年至1993年，我国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9%，1992年至1993年GDP分别比上年增长12.8%和13.4%。而80年代世界经济年增长率仅为2.6%。我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在世界上的位次明显提高，煤炭、水泥、粮食、棉花、肉、麦、布匹产量居世界第一。其中粮食产量4.56亿吨。创造了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占世界22%人口吃饭的人间奇迹。钢、化纤、有色金属、发电量跃居世界第4位，综合国力上升到第10位。原定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战略目标已于1988年提前实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目标，也有望提前完成。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农民收入已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1993年的921元，城镇职工的人均工资已由1978年的615元增加到1993年的3236元。扣除物价因素，平均年分别增长7%和5%。与此同时，城乡居民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储蓄余额大幅度增加。

　　 3.粉碎了国际敌对势力孤立中国的企图，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日益扩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5年，是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运动继续走向低谷的15年。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敌对势力籍此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种种攻击，国内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与国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于1989年春夏之交在我国掀起了一场政治动乱。中国共产党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总方针、顶住了国内外的压力，平息动乱，并打破了国外敌对势力妄图在政治上孤立我国和所谓“经济制裁”的企图。我国国际交往日益扩大，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多层次、全方位，多形式的新格局。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度增加，1993年对外贸易总额已占到世界第11位。从1979年到1993年，外商投资项目达17.4万个，外商实际投资639亿美元。据世界银行执行副行长欧内斯持·斯特金的估计，中国吸收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40%。在国际形势逆转，一些国家改革转向、经济滑坡的局面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在国际上正日益发挥其广泛影响和巨大作用。

　　 总之，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十五年的实践表明，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仍有挫折和失误，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的方向与道路是正确的。它不仅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也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其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不仅为中华腾飞奠定了基础，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和平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而又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强堡垒，成为中兴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这将对时代的发展给予长远、深刻的影响。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历史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代意义，将会与日俱进，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