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院士一生中的遗憾--兼议邓稼先和杨振宁

于敏 杨振宁 邓稼先 蓝可 留学观分类： 科学家趣闻

在“两弹一星”功勋的物理科学家群体中，可谓高手云集，都是一时楚翘。这些从事核武器的大多数科学家都有出国留学或进修的经历，有很多人还出自国外名校或名师的门下，有些人甚至很早就声名鹊起。象钱三强曾留学法国，王淦昌曾留学德国，郭永怀曾留学加拿大和美国，邓稼先和朱光亚曾留学美国，彭桓武和程开甲曾留学英国。唯独于敏不曾留过学，是中国自己培养的“土专家”，他也因此被日本同行称之为“国产土专家一号”。

于敏深知自己在物理学方面，没有留学经历是一块短板，为了缩小自己和别人的差距，他表现的更加勤奋。在这个问题上，于敏是这样说的：“‘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

于敏院士的一生，可以说既神秘莫测，又精彩纷呈，单单他被人们称为“中国氢弹之父”就足以想见他那不凡的价值。当于敏院士回顾他的一生有什么遗憾时，总为未能与国外物理界同行交流取益而感耿耿于怀，他曾这样表示：

“这一生没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深造交流，这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很大的遗憾。对于科学家来说，正式的职业是科学研究。而学术研究的环境和学术氛围比较浓的是欧美和过去的苏联。我虽然在国内是一流的，但没有出过国总是一种遗憾。如果年轻时能够出国进修或留学，对国家对科学的贡献或许会更大。”

于敏院士

在1988年以前，于敏这个名字是保密的。1988年后，于敏的名字解禁后，他终于能够一偿夙愿，去美国访问了。但是因为于敏从事的核武事业涉及国家的国防军事机密，从安全和保密角度出发，他被有关部门安排以某大学教授的身份出访。在一个月的访问期内，于敏去了美国许多地方，但他始终象个“哑巴”一样，要问也不方便问，要说也不方便说，甚是尴尬，感觉很不自在。

于敏说：“我这一生在和别人的交流方面有无法弥补的欠缺。博学，就必须交谈；交谈就不能是单方面的，不能是‘半导体’，必须双向交流。但从我所从事的工作来讲，和外面接触总有一个‘阀门’，因此交谈起来吞吞吐吐，很别扭。不能见多识广，哪能博学？不能交流又哪来考察的收获？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决定不再出国了。把机会多让给年轻人一些，这样对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于敏这一生中，受到过他教益的同事和晚辈不可胜数，但是真正拜在他门下做研究生的，只有蓝可一人。

蓝可是在1992年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成为于敏唯一的博士研究生，在蓝可的眼里：于敏院士的“脑子永远只有20多岁”，他“学识广博、锲而不舍、勇于创新”，并且“老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告诉我应该“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相结合，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透过现象看本质。”等。

除了在学术方面外，给蓝可印象最深的是于敏的拳拳爱国心。蓝可说：“老师最大的特点是爱国，这一点从他的话里话外到处都能感受到。”

于敏常常会对他这唯一的女弟子谈他的“留学梦”，他说：“如果生在现在，重新上大学，我当然会留学。”因此，在蓝可即将博士毕业时，于敏并没有要求她留在自己身边做研究，而是希望蓝可“出国留学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做贡献。”

蓝可一直记着于敏老师一如既往的强调献身祖国，以及对她的谆谆教诲：“‘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交流和广阔视野。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

于敏对蓝可讲这些话的时候，一定想起了和他一起并肩研制核武器的那些同仁，象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程开甲等人，哪一个不是抛弃了国外优裕的条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了自己的全部青春和毕生精力？如果到老了再回来，一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光已过，至多也“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对效力祖国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于敏的两个物理界同仁，那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和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他们两人最能诠释于敏对蓝可的谆谆教诲。

于敏院士和他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蓝可

邓稼先和杨振宁都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他们自幼一起长大，也可以说是终生的好友。邓稼先的父亲名叫邓以蜇，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等人关系极好，也是清华大学的哲学教授。杨振宁的父亲是杨武之，是著名数学家，酷爱下围棋，和吴宓等人关系很好，也是清华大学的数学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前，他们两家都住在清华园里，由于父辈的关系，邓稼先和杨振宁从小很熟识。

抗战时期，邓稼先和杨振宁先后考入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又先后到美国留学。到美国后，邓稼先和杨振宁曾有两年时间同住一屋，亲如兄弟。1950年，正值朝鲜战争爆发，已取得博士学位的邓稼先冲破重重阻力返回中国，为国效力；杨振宁却因美国不允许理工博士返回中国，从此滞留在美国，后取得美国国籍（为此，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授对儿子的举动非常不满）。

在新中国，邓稼先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成为中国功勋彪柄的“两弹元勋”；而在大洋彼岸的杨振宁，却以美籍华人的身份与李政道博士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物理奖，成为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当中国制造出原子弹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把原子弹的制造者邓稼先的音译英文名字公布出来后，杨振宁马上知道了那正是挚友邓稼先。当时美国人不相信中国人自己能独立制造出原子弹，他们甚至臆测一个1948年从美国去中国的女物理学家寒春(英文名Joan Hinton)参与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

寒春是美国女物理学家，曾参与美国原子弹的研制，因丈夫农牧学家阳春（英文名Erwin Engst）受《西行漫记》的影响，便于1948年来到中国，一直没离开过。他们夫妇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从事养牛及其相关工作，成为在新中国生活和工作的为数极少的国际友人。

1971年8月，中美关系出现了松动。第一次回到中国的杨振宁教授经向周恩来总理请求，见到了刚从罗布泊核基地返回北京的邓稼先（其时邓稼先正受批斗，接到北京的回京命令就“解放”了）。杨振宁和美国政府一样，他也对原子弹是否是由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研制心存疑虑，在会见结束时，他终于忍不住了，于是，他巧妙地问道：“是否有象寒春一样的外国科学家参加了中国的原子弹工作？”

对于这么敏感的问题，因为事涉国家机密，邓稼先一时不知怎么回答，于是他答道：“我觉得没有。”然后，邓稼先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我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你。”

杨振宁离开北京后，就去上海访问了。而这时，邓稼先将杨振宁问他的话，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恩来总理答复道：“你可以告诉他嘛，除了早期得到过苏联专家的指导，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的科学家在搞。”于是，邓稼先马上写了一封信，寄到上海杨振宁的手里。

8月16日，杨振宁在上海正接受上海市领导人的宴请，席中有人送来一封信，正是邓稼先所写。杨振宁迫不及待地把信拆开，里面这样的一行字赫然在目：“我已经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杨振宁看到这封信后，心里顿时感到极大的震撼，他再也抑止不住自己的情绪，一个人跑到洗手间热泪滂沱，久久不能平静。

杨振宁后来解释道：“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1986年，邓稼先这位民族的英雄、祖国的功臣，这位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两弹元勋”最终因为核武器的辐射侵害了健康，瞌然而逝。邓稼先去世后，杨振宁非常悲痛，他在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西的信中写道：“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经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当为他庆幸。”

在2005年1月，中央电视台记者王志代表《面对面》栏目组，采访杨振宁时，涉及到了杨振宁1950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发展、加入美国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003年回到清华大学定居、与比自己小54岁的学生翁帆结婚等事。v

最后，王志总结道：“在所有正确的时候，你做了正确的决定。”

杨振宁笑着回答道：“我想，很少有人能有我这么幸运。”

邓稼先和杨振宁在301医院的病房前合影

看到这里，我仿佛听到了杨振宁的言下之意，包含了象邓稼先、钱三强等人冒死回国，虽然为祖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文革”中还受到冲击，并且因为国内艰苦的奋斗环境早早离世。而杨振宁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养尊处优、学术有成，并获得巨大的荣誉。到了老年时，回到了已经繁荣富强、生活条件很好的祖国安度晚年，还接纳了“上帝最后的礼物”（杨振宁称翁帆是“上帝送给我最后的礼物”）这就是他在所有的“正确的时候”所做的“正确的选择”。

与此同时，我也想到于敏院士对他的女弟子蓝可的谆谆教诲：“出国留学两年，开过眼界后就回国做贡献。……但留学后须回国再给国家做点事儿，不要到老了才回来。落叶归根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应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回来。”杨振宁的晚年回到中国，能做的不正是“只能起点肥料作用”吗？

于敏、邓稼先、杨振宁，这三个人都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但他们的“留学观”是如此的不同，真是发人深思、催人猛省。

这难道不能给国人以某种启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