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理论热点问题

围绕党的十八大，准确概括当前理论热点问题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主题，围绕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准确概括当前理论热点问题，深入把握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是更好地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的三项基础性任务。

胡锦涛同志在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历史性成就和进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形成和贯彻了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这一重要论述，不仅具体阐明了科学发展观在推进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指导作用，而且突出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于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重大而特殊的意义。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的主题

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相互联结，贯穿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奋斗历程。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历史，可以发现，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最为突出的重大现实问题，以现实问题为中心带动基本理论创新，构成每一次理论创新的鲜明个性和独特价值。邓小平理论以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给予了初步系统的科学回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则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回答。

但从总体上看，“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遇到的最大的历史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理论探索的主题。总体而言，无论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还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都寓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之中。由此出发，改革开放以来一次次理论创新，集中反映的是党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认识上的深化，折射出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

围绕党的十八大准确概括当前理论热点问题

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表明，5年一届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既是党总结5年实践经验谋划未来5年发展的重要政治会议，也是党宣告和阐明党的最新理论成果的重要政治平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党的理论创新如此紧密的内在联系，构成国内外高度关注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期望通过这个窗

口，了解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进展，分析和判断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走向。概括而言，围绕党的十八大有以下几个理论热点问题。

一是关于十六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表述及其历史地位的问题。对于前者，用科学发展观来概括十六大以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法，已经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对于后者，也就是科学发展观是否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的问题。众所周知，党的十七大没有采纳将科学发展观列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建议。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起草工作一开始就反复强调，一个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需要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由于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提出的时间毕竟不长，还需要继续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应该看到，科学发展观提出近十年来，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越来越深入党心民心，并且其理论本身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

二是改革开放以来理论成果的总体性表述及其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的问题。党的十七大在这个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是，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次积极的理论探索。党的十八大对两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可能会有所应答。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的进一步提炼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十七大使用的理论体系一词，可能更多地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体归属以及理论创新的整体性。有学者提出，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建议的最大优点在于概念的简化。其二，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阐释。两者关系的问题，既关涉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的评价，也关涉中国社会主义未来趋向，迫切需要作出积极的理论回应。

三是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的两大关键性问题。其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进一步结合的问题。在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中，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中国道路未来探索的关键性问题，如果获得成功，无疑给人类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崭新的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已经20年，这一探索不是阳光普照的坦途，存在着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深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其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党的领导下探索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道路，不仅是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问题，更是关系到人心向背和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党在社会主义民主建构上理应有积极的探索，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

深入把握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面对未来的理论探索，需要深入把握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理论自觉。对于实践之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列宁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实践自觉呼唤和要求理论自觉。所谓理论自

觉，就是自觉主动地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所谓理论自觉，就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批判性反思和规范性矫正的状态。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及时地、经常地总结经验教训。

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始终是理论创新需要回答的前提性问题。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都蕴涵着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一次新的思考和理解。当前国际国内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之于理论创新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正当性的唯一道路，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统一。

三是坚持意识形态性。理论创新具有多层次性，核心的内容是意识形态创新，由此决定了理论创新的实践需要把握和统筹各层次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党比较多地注重现实层面尤其是经济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的创新，用以指导全党的工作实践。这一努力在论证改革举措的合法性推动改革进程，以及实现经济增长方面卓有成效。比较而言，意识形态层面的创新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仍然存在着值得继续努力的理论空间。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意识形态创新需要长时期实践的检验和时间的考验，才能赢得全社会的广泛认同；另一方面，由于当前市场、资本等因素之于信仰的销蚀，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确实需要更加重视信仰层面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会议简介

召开时间

预计在2013年10月

重视原因

通常一中和二中全会主要集中在人事机构变动上。到三中全会，推出中国深层次改革政策。

预期政策 户籍制度，利率市场化，税收制度改革，加强节能环保建设等。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曾锐生说：“我认为，习近平将试图利用他的„蜜月‟期来推进其改革计划。我们迄今所看到的，尤其是党的改革，或许将是优先讨论的议题。” 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副教授李喜根说：“在这样的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会依据问题的轻重缓急以及同与会者的商榷结果，提出自己的计划。”

分析家们还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三中全会上有可能讨论提交上来的重要改革方案。 曾锐生认为，可能最受共产党高层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习近平计划采取什么措施来进行党的改革。

李喜根说，会议可能讨论的关键问题包括“应对经济下滑的措施，习近平的„群众路线‟整风运动的具体步骤，环境恶化以及党和政府部门各级官员贪污腐败引起的社会矛盾”。

瑞穗证券亚洲有限公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说，面对前所未有的经济下滑，实施可能保持增长的大胆经济改革已成为中国新领导层必须要做的事情。

在2013年5月13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巴克莱资本公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说，一系列改革方案将提交三中全会讨论———涵盖金融部门、财政体系、土地使用权、生产要素价格、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社会收入不公与户籍制度等领域。 机构改革和调整是手段目标是挖掘经

济增长潜力

郑新立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多次参加《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

2009年4月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该中心是经中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国际性经济研究、交流和咨询服务的综合性社团组织。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担任该中心理事长，他的身份及领导层的“豪华”阵容，使得该中心备受海内外瞩目，一时间有“中国最高级别民间智库”之称。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即将启动。

2013年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初步建立职能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框架。这也是此次“两会”最为外界关注的热点议题之一。

在机构改革方面，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转变职能方案》。此前，这一方案先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十八届二中全会讨论。这已是1949年以来第七次机构改革。

为什么要进行机构改革？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称，虽然经过了34年的快速发展，但中国至少还有五大经济增长的潜力远远没有释放出来，亟待政府转变职能，回到应有的位置、履行应有的职能。所以说，机构改革和调整是手段，目标则是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

具体而言，就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搞清楚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那些不该做的就不要做，可交给民间和社会组织去做；真正把管理职能集中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

在郑新立看来，创新社会需要创新的政府，同样需要创新的社会组织，缺一不可。作为“中国最高级别民间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向我们透露了这家智库以什么样的手段、方式、途径和机制来影响决策。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透过这家中国最高级别民间智库，我们可以看到，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精英在想什么。

改革目的

大部制改革旨在“职能转变”

南方日报：此轮大部制改革的步子能迈多大？机构改革的整体方向如何？

郑新立：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大部制改革，十八大报告也进一步提出这个要求。所谓大部制，就是强调职能的有机统一，把一些分工过细的部门加以合并，便于统筹管理，这就是我们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政府部门机构的设置是一个形式，本质上它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真正把管理职能集中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这是改革的本质。

从最近几年来看，在食品监管、改善民生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强化政府职能来进行监管的要求比较强烈。但到底哪些机构可以合并，或者新设哪些机构，等到人代会通过方案以后才知道。

南方日报：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大部制改革的表述是“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您如何看待党的十八大推动的大部制改革与上一轮大部制改革的异同？

郑新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和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我们后三十年的成果要显著得多，但这不能讲前三十年我们的潜力就不存在。关键在于体制，在于这个体制能不能把经济发展的潜力释放出来。

政府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把它的职能定位在集中管好微观经济活动管不了的事情上，用来调控宏观经济、制定政策、制定规划、制定市场规则，同时负责维护市场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放在这些方面。至于审批项目、干预企业的经营决策，这些都是过去旧体制的弊端。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改掉了这些弊端，才出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局面。

总结过去的经验，要想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要想把经济潜在的增长能力释放出来，还需要沿着过去三十多年的成功经验，继续简政放权，继续增强微观经济的活力和完善市场体系，需要在政府和市场中间，建立与市场相匹配的服务型政府。

大部制改革，最终设多少部门不是目的，目的还是完成这些职能，凡是市场需要的职能你就还给市场，凡是市场企业解决不了的，那才是政府的事。

南方日报：30多年来，改革总是在推动和阻碍两种力量的较量下不断向前推进。今天是否需要一个像“体改委”这样的机构进行顶层设计？

郑新立：把改革放到各个部门，让各个部门改自己的事，实践证明是不可能的，是要有一个综合的部门来协调。

现在经济学家们的呼声比较高，认为应当成立一个综合性的部门来推动这个改革，并不是把部门都撤了就好了，需要有破有立。但新设立一个部门是件很大的事情，我看这要等十八届三中全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南方日报：对经济改革总体规划的讨论，大体上涉及三大领域：私用品领域，即“竞争性领域”；公共领域，包括财政改革等；第三是公民社会建设，即“第三领域”，包括民间组织的发展等，如智库。在您看来，“第三领域”在中国目前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郑新立：还需要大力培育，实际上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里面就提出了这个任务——要加快社会机构的建设，把政府大量的管理职能交由这些社会组织来管理，包括市场中介组织、行业组织、行业协会，这些都是行业的企业市场自律性组织。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进行约束，统一地考虑行业的技术进步等问题，会帮助政府解决好多问题。现在我们的社会组织还不发达，或者说建立起来了不起作用，或者说有些机构化、政府化的倾向比较严重。

所以说，创新社会需要创新的政府，同样需要创新的社会组织，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发展，社会问题就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政府总是冲在第一线，冲在最前面，效果不一定都好。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从数量、质量、涉及的范围、解决问题的影响等来看，国家都需要社会组织大发展。

五大经济增长潜力待释放

南方日报：在您看来，中国还有哪些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释放出来？

郑新立：至少有五大潜力没有释放出来。

消费需求潜力。现在居民消费率只有34%，美国是72%，日本也有60%多。我国在1981年到1985年的“六五”时期，居民消费率曾达到51.8%的高峰。“十二五”时期，居民消费率即使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45%，仍低于“六五”时期。我们生产50多万亿元的GDP，只拿三分之一多点给老百姓消费，说明经济结构是扭曲的。这就需要政府转变职能，强化收入分配的功能，调节投资和消费扭曲的关系，若能把居民的消费率提高15个百分点，按国民生产总值（GDP）50多万亿元来计算，一年能拉动7万多亿，由现在用于投资、出口转变为消费，一调整就可以把消费需求的潜力释放出来。如果政府职能不转变，还在那一个劲地批项目，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服务业潜力。我国目前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4%，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是62%，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超过50%，日本、美国都是70%—80%。低的原因是税制不合理，第三产业税负太重。政府在这方面应加快推进税制改革，降低第三产业的税负。若通过5年时间把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提高到50%，释放16个百分点相当于新增1.1亿个就业岗位。

创新潜力。现在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创新的主力军了，提交的专利权占全部专利的67%。但还有两大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一个是国有企业，另一个是大学。

劳动力潜力。中国整个农村的人口还有6亿多，专门种地的劳动力还有2.8亿人。如果加快农业现代化，加快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使土地向种田人口集中，向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家庭农场集中，那么就可以把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转移到二、三产业去，这既解决了城市化对二、三产业劳动力的需求，同时也解决了农民收入问题。而现在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28%；农民的收入只有城镇居民收入的31%。当前正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大好时机。

资本潜力。我们的M2（广义货币）有90多万亿元；银行的金融资产120多万亿元，有这么多的钱，但市场配置金融资产的能力没有发挥出来，说明金融体制改革很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