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和张闻天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集体领导

1935年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第一把手，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所起的作用却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还没有完全改正过来。

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遵义会议不但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体红军的领导，也没有确立毛泽东对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领导。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会议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所以会后几乎每天都要开政治局或常委的扩大会，讨论作战计划和行军路线，然后以军事首长朱周的命令行之。

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并非大家都听。几天后在讨论是否打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就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消了他的政委职务。[2]

不应把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看作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的证据，因为三人小组隶属于中央军委，而且组长还是任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毛泽东只是组员之一。[3]在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两河口会议上，代表军委作报告和结论的就是周恩来。沙窝会议决定恢复一方面军，仍是任命周恩来为司令员兼政委。[4]所以，从黎平会议到毛尔盖（沙窝）会议这８个月期间，“不管是从职位上看，还是从实际作用上看，周恩来都是全军的最高统帅”。[5]

毛泽东开始走上中央红军（不是全国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以后，特别是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由毛泽东出任政委以后。

长征结束中央抵达陕北，在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仍是张闻天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才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对一方面军（还有十五军团）的领导。

明确和稳定地确立起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从此，毛泽东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军队的最高统帅，但还没有确立对全党的领导。

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高，六届四中全会后还受到“左”倾中央的压制和排挤，五中全会上才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地位仍在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即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没什么实权。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即使在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后，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

遵义会议后长时期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是张闻天。按照毛泽东自己的定义，“为首”就是召开会议。[6]可是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毛泽东并没有召开和主持过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各种大小会议，可见毛泽东并不“为首”。

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谈不上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因为他既未召开和主持，也未作报告和结论。至于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据张培森同志统计，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向邓力群提出，“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7]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对于出席和参加中央会议，与主持和召开中央会议，有较严格的区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主持”。

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7次，毛都缺席。在红军渡河回陕前，毛泽东要求开政治局会议，4月28日致电张闻天，内称：“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其关联的问题。”[8]可见，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张闻天的职责。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都是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

这几年里，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也是张闻天为首，有关全局的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报告以及决议的起草，都是由总书记张闻天完成的。

遵义会议后长征中的重大事件，就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与确定北上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两军会合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几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如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等，在会上分别作政治报告或结论，并先后起草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和《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9]在两河口会议通过第一个决议的前几天，张闻天就发表了一篇《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10]的署名文章，成为最早系统阐述北上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文献。

此后由于张国焘违背上述决议和对抗中央，张闻天又主持了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直到延安后，有关批判张国焘的报告和决议也都是他作的。

中央安家陕北，从现存文献看，首先透漏出这个意思的就是张闻天在哈达铺写的一篇《读报笔记》，[11]说明他注意这个问题，早有这个意向。

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彻底转变的瓦窑堡会议，准备工作是完全在张闻天主持下进行的，而毛泽东因在前方打仗未能直接参与。其实，中央到达陕北后，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就首先提出了战略转变问题。当时由张闻天主持，同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讨论确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相关策略，然后写信征得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前方领导人的同意。

当毛泽东回到瓦窑堡三天后，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行召开，张闻天作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报告，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张闻天会前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报告，并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第二天即12月13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依惯例由分工管军事和统战的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毛泽东就在肯定事变的积极意义和强调抗日的同时，提出了两条互有关联的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两天后毛泽东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中还公开提出“审蒋”）。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泽东的主张，基本上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

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会上张闻天还批评了毛泽东“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一个多月后的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承认“审蒋”的口号不对。

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运筹帷幄（19日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当天就起草和发出14份电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只是由于长期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论及西安事变的书籍以及文艺作品仍然不承认他的领导作用，甚至忽视他的存在。

这一时期还有些重大的战略决策和工作转变，也是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实现的。例如白区工作的转变就是在他的领导（出主意，用干部）下进行的，见之于他同刘少奇的通讯和在白区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等。

遵义会议后，新的领导集体以张闻天为首，张闻天在中央负总责，这是当时得到公认的，也包括毛泽东本人。

1936年4月14日，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电报，向国际报告中央到达陕北后党和红军的全面情况，其中谈到党的领导机构说，“现在中央集中的组织，政治局：洛甫（即张闻天）、恩来、博古、泽东、邓发、凯丰、稼祥、仲丹（即张浩）、德怀；常委：洛甫（书记）、恩来、博古、泽东四人”。国际派回国的代表张浩，也是先向张闻天传达和汇报。[12]

全国的党组织都承认张闻天的为首地位。例如1934年9月24日，张国焘等给张浩、洛甫等的电报就说，“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同日，任弼时等的电报中也说，“你们提议以洛甫等用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我们认为是最适当的建议。”[13]

至于地方党组织如北方局的刘少奇、上海的潘汉年和冯雪峰，也都是向张闻天请示汇报的。著名的北平草岚子监狱薄一波等61人出狱案就是张闻天批的。直到1978年12月中央批准中组部关于“61人案”的调查报告中还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14]

当时，张闻天在哪里，就意味着党中央在那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两个常委毛泽东、周恩来去前方指挥打仗，两个常委张闻天和博古到瓦窑堡安家。在此期间，只能说中央在瓦窑堡，而且不论人数多少，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都是合法的。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随军行动”，实际上就是指张闻天随军行动。虽然有半数常委（周恩来和博古）留在后方，但却只能成立中央局。晋西会议决定“中央不再随军行动”，于是张闻天就回到了瓦窑堡，中央局也随之取消。[15]

又如，1936年4月28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东征红军西渡回陕，并建议在延长举行政治局会议。张闻天复电同意，《毛泽东传1893-1949》就说成是“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和“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16]

多数场合的名次排列还是按地位高低排先后，一般为“洛、博、周、毛……”，也有“洛、毛、周、博……”，极少以毛打头的。要是以常委联署发电报，大都是“洛、恩、博、泽”，如1936年8月25日致驻国际代表王明电，8月9日致张学良电，多次致朱德、张国焘电等。[17]

据张培森编辑《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后抄送来的材料，这期间署名“洛毛”的电报有220封；署名“毛洛”的仅36封，又多在1937年12月会议以后。1938年后的电报则多以毛打头。从这些情况中也可看出领导地位的变动，同时证明1938年前在党中央为首或处于领导地位的确是张闻天。

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的报捷电报开头就是：“洛甫及中央各同志：捷报。”[18]在向朱德、张国焘等的通报中也说，“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19]

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但是长期以来，却被说成是毛泽东。各种史书和回忆录都说是毛泽东听了汇报就“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下令“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等，几乎从来无人提到张闻天，但这时和陕北党政军领导机关还未取得联系，又向谁下令呢？

直到1985年，当时陕北党的负责人郭洪涛才在《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一文中提出，“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负总责）、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20]

后来出的《周恩来传》上也说，“中共中央在听取郭洪涛、聂洪钧汇报时就觉察到有问题，决定成立一个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负责处理。他们在洛甫（即张闻天）领导下迅速查清了问题，在当月释放了被错捕的刘志丹等。”[21]

除上述西安事变时在会上当面批评毛泽东提出的“审蒋”口号不妥外，1936年1月31日在延长召开军事会议时，他还在书面发言中批评毛泽东瓦窑堡会议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报告（也是决议）中的一个提法，说“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任务的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把“打通苏联”作为战略方针之首要任务也是不对的。[22]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毛泽东的意见也不只一次。

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延安整风前或起码在六中全会前，都没有尊毛泽东为领袖的言论和举措。一些“拥护毛主席的领导”等说法，基本上都是整风以后才有的。与此有关的是，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在自己的文章中引证毛泽东，但却经常引证马、恩、列、斯。即以较早宣传毛泽东的刘少奇而论，他在1939年所写被列为“整风文献”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没有一处引证毛泽东，只是在1962年修订时才有了大量引证。

其他如周恩来、朱德等，在延安整风前发表的文章中，都没有看到有引证毛泽东的地方。整风开始后情况才逐渐发生变化。根本变化是1943年。从这年7月起，差不多所有领导人都在文章中拥护和歌颂毛泽东的领导，开始把引证毛泽东变为写文章、作报告的常规，反而很少再引证马、恩、列、斯了。

当时在群众心目中，毛泽东也并不突出，是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同等看待的。例如抗战初期流行的一个歌子中就唱道，“城头上站立着两位大将军，威风凛凛是哪个？朱德、毛泽东。”而且那时凡是群众中带头的人都可称领袖，党的领袖也并不是只指一个人，根据当时通行的称谓，大概书记处成员都可称领袖。给人印象特深的是，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对前来作报告的领导人的介绍，其中就有“现在，请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毛泽东同志讲话。”受到“领袖之一”称呼的，记得还有张闻天、周恩来、王明等人。这种提法一直延续到1939年。

虽然六中全会上已有尊毛泽东为领袖的发言，但在公开场合和群众中间，还没有见到单称毛泽东为领袖的，更没有听到喊万岁。连在中央机关（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邓力群都说，在1942年以前，没有听到过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可见，在延安整风前，起码在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的4年间，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是没有得到公认的。

历史应该真实。党史中的各种疑难问题，一切不实之词，必须也完全可能逐步加以解决。但是也要看到，倡导了几十年的实事求是，要真正地、完全地落实，并不容易。

注：

[1] 《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以下简称《张年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42页

[2] 《张年谱》，第9、24页。

[3] 《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50页。

[4] 同上，第354-356、359页。

[5] 见《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63页。

[6] “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就开不成会……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625页。

[7] 王震1985年6月22日在邓力群纪念张闻天文章上的批语。

[8] 《张年谱》，第81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以下简称《毛年谱》），第538-539。

[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张年谱》，第15页。

[10] 《张年谱》，第15页。

[11] 《张年谱》，第35页。

[12] 《张年谱》，第137-138页。

[13] 同上。

[14] 《刘少奇传（上）》，第229页。

[15] 《张年谱》，第37-50，58，73-74页；《毛泽东传1983-1949（上）》，第379，383页。

[16] 《张年谱》，第81页；《毛泽东传1983-1949（上）》，第383、384页。

[17] 《张年谱》，第119、125页。

[18] 《张年谱》，第44页。

[19] 《毛年谱》，494页。

[20] 《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96、97页。

[21] 《周恩来传（一）》，第370页。

[22] 《张年谱》，第61页。

本文主要参考：《历史要真实——谈遵义会议确立的党中央领导》，作者：何方

思闻

2010-6-7 1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