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中的商业伦理

作者：闫秀敏

企业管理 2012年08期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由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著而成。在当时商业被认为是末业、商人被认为是唯利是图之小人的社会条件下，出身商人的主编吕不韦在谈论修治天下的高雅大事时，可能对商贾人事颇有忌讳。因此，在《吕氏春秋》这部长篇巨著中，对商业伦理论及不多。然而，就如司马迁所言，此书“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被吕不韦无意提及到的商贾人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论述，成为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商业伦理的宝贵资料。

　　一、公平诚信的商业道德观

　　《吕氏春秋》编著之后，其学术派别的归属颇受争议。东汉高诱曾为此书作序，认为：“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据此，尽管《吕氏春秋》有杂家之嫌，但其始终尊奉自然，实为道家。

　　道家创始人老子指出，人必须始终尊奉自然、效法自然，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之后，当阴阳学说被道家吸纳之后，道家更是要求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贯穿起来，以阴阳道人事，凸显阴阳之气对于人事的作用性。《吕氏春秋》作为道家著作，其对阴阳自然的运行秩序倍加推崇。如其著作框架确定，在十二纪的次序安排上，依据就是阴阳变化所引起的四时运行秩序。具体而言，就是阴阳消长引起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在每一个季节中的三个月中，按照阴阳消长也有“孟仲季”的顺序排列。由此，自然界一年的变化就是从阳气渐次回升的孟春、仲春、季春开始，历经阳气由盛而衰、阴气由衰而盛的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而这十二个月的自然变化规律，便构成了《吕氏春秋》十二纪中人类行事所遵循的规律。

　　遵循天道自然，《吕氏春秋》要求商人具有公平的商业道德。《吕氏春秋》在《仲春纪》和《仲秋纪》中分别对商业活动进行了描述。《仲春纪》中讲：“是月也，日夜分。……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仲秋纪》中讲：“是月也，日夜分，则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从实际商业活动过程看，度量衡的地位举足轻重。秦时，“度”以寸、尺、丈、引为单位，为十进制；“量”以合、升、斗、桶(斛)等为单位，为十进制；“衡”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吕氏春秋》要求商人在买卖过程中要谨守公平道德，其前提条件就是要对度量衡严格检查。对度量衡检查时间的确定，《吕氏春秋》颇为讲究，强调要在仲春、仲秋之月进行。这是人事效法自然的基本要求。因为，从自然规律看，二月仲春、八月仲秋，阴阳彼此平分，白天和晚上各占一半。人事遵循自然规律，在商业活动中，也就需要在二月、八月，统一度量，平正衡器，校正重量，整齐容器。自然规律彰显了自然界的公平公正，度量衡的整齐划一彰显了商人的公平道德。

　　同时，《吕氏春秋》还从天地四时只有诚信无妄才能正常运行的自然观出发，对商人提出了诚信的道德要求。其讲：“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如果天地不讲诚信的话，就会阴阳失调，草木不长。一年四季各有其属性，春季的属性为风，夏季的属性为暑，秋季的属性为雨，冬季的属性为寒。如果四季违背其诚信，该刮风时不刮风，该热时不热，该下雨时不下雨，该冷时不冷，则必然会五谷不收。《吕氏春秋》认为，“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就是说，诚信既然是天地之道，具有无尚的神圣性和普遍性，天地四时都不能违背，那么，它也应当成为人们行事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由此，在商业活动中，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商人就应当坚守诚信，以立身行事。

　　二、追求大利的商业利益观

　　古代对商人的界定就是“行曰商，处曰贾”，指往来贩贱卖贵的人。商人的本质使其历来被认为是“唯利是图”之小人。然而，同样是追逐利益的商人，他们对利益的认识各有差别。在《吕氏春秋》看来，商人应重视大利、长利，应学会以义生利。

　　《吕氏春秋》认为：“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商业利益有其大小、远近之别。对此，有人目光短浅，见小利忘大利，见近利忘长利。《吕氏春秋》对这类人非常鄙视，其要求商人在利益取舍上，要分清大利和小利，不可追逐小利而失却大利，要懂得去除蝇头小利，以小利换取大利。这种求大利的观点实际上是吕不韦的商事秘诀。《战国策》中记载了其与父亲的一番对话，内容是吕不韦向其父请教什么样的投资最赚钱。根据其父亲的回答，耕田之利为十倍，珠玉之利为百倍，立国君之利为无数。带着对大利的追求和向往，吕不韦得以走向政治之路而获利无数。

　　

　　“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在经营活动中，眼前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常常制约着对更大、更长远的利益追求。

　　在追求大利的同时，《吕氏春秋》还强调商人要追求长利。它讲：“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为也。”对商人而言，应当考虑到长远利益的获取，当前利益回报虽然丰厚，但如果不利于以后的事业发展，也不应该去做。

　　基于对大利、长利的情有独钟，《吕氏春秋》要求商人要重义轻利。事实上，“义”就是一种长远的、间接的、抽象的大利，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实际的物质利益。《吕氏春秋》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义以生利的真谛，从而试图将“义”归位为利。它讲：“君子计行虑义，小人计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则可与言理矣。”可见，《吕氏春秋》尚利却不轻义，甚至赋予了“义”以大利的内涵。既然“义”为大利、长利，商人应当重义轻利、以义求利也就势在必然。

　　三、便民的商业责任观

　　在《吕氏春秋》看来，每一类产业都有其特定的社会责任，商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方便人民生活。它在《仲秋纪》中讲：“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则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也就是说，仲秋之月，在各类商业工具统一整齐的基础上，国家应当整治集市，让商人自由来往交易，互通有无，发展商业。发展商业的目的就是“以便民事”，即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这样，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会聚集市场，导致商品多样，财物丰富，使人们不再遭受物品匮乏的困扰，使各种事情都能够称心如意。

　　《吕氏春秋》方便人民生活的商业责任观极大颠覆了商业只为牟利的一般认识。商业活动是一种贩贱卖贵的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任何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借助一买一卖，商人从中便牟取了利益。由此，商人便天然地被认为是为了攫取他人金钱而不顾一切的小人。对此，《吕氏春秋》不太认同。其中，有一则故事，隐晦地表达了对商人只为牟利观点的排斥。《吕氏春秋》讲，齐国有一个想得到金子的人，清早起来，穿上衣服到出售金子的地方，看到人拿着金子，便上前抢夺。人们将他抓到之后问他：“金子的主人在场，你怎么就敢抢人家的金子呢？”这个人的回答是：“我只看到了金子，根本就没有看到拿着金子的人。”在《吕氏春秋》看来，这个人被金钱利益遮蔽到了极点。这说明，《吕氏春秋》并不赞成商业只为牟利的观点。实质上，其潜在的观点是，商人在看到赚钱机会的同时，一定要看到买方的存在，也就是要看到利益背后的人的存在。如果商人只是看见利润，而看不到利润背后的真正的方便人民生活的商业责任，这才是大有所宥，才是真正地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为了方便人民生活，商人要重视增加商品的数量和种类。按照《吕氏春秋》的观点，农民应当致力于生产粮食，手工业者应当致力于打造器皿，商人应当致力于商品流通，所谓“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这样，商业的社会责任便与农业、手工业有了极大区分，成为商业之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理由。

　　四、利国的商业政治观

　　在古代商人看来，家国本为一体，没有自己的国家也就没有自己的商业利益。《吕氏春秋》中记载了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奚施所做过的一件有关政治方面的大事。当时，弦高、奚施在去周都做生意的路途中，恰遇秦国的军队去偷袭郑国。弦高在让奚施回国报信的同时，拿自己的玉璧和十二头牛，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犒劳秦军。秦军还以为郑国早有准备，只好撤兵。弦高、奚施的爱国举动，使郑国免除了一场战争之苦和可能存在的灭国危险。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吕氏春秋》赞同商人将家国视为一体，赞同利国为民的商业政治观。由此，《吕氏春秋》在《务本》中指出：如果人人考虑的都是自家富裕不富裕而不考虑国家富强不富强，就会希望得到荣耀却反而受到侮辱，希望得到安全却反而陷入危险，所谓“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国之不大也；此所以欲荣而愈辱，欲安而益危。”

　　《吕氏春秋》在家国本为一体的认识基础上，追求利国的商业政治观。这就意味着，在商业活动中，凡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事情，要不计利益。《吕氏春秋》中记载了一则缪公得百里奚的故事。据说百里奚在不得志的时候，亡虢而虏晋，饭牛於秦。后来，公孙枝以五张羊皮的价格买走百里奚，送给缪公，并请求缪公任命百里奚为属事。这时，缪公颇有顾虑，认为自己任用五张羊皮买来的人，恐怕要被天下人笑话。公孙枝便据理力争，认为缪公只要能够任用贤人，使贤人发挥作用，就能够使国家强大，也就没有人敢、没有人会去笑话这件事。当百里奚被任用之后，谋无不当，举必有功，使秦国获得了极大发展。而确如公孙枝所料，缪公对百里奚的任用，亦成为世代美谈。回顾事件原委，如果公孙枝一厢情愿地出高价购买百里奚，那么，百里奚能否被成功购买，恐怕还是两可。由此可见，公孙枝作为商业交易的买方，注重的不是如何抬高人才的身价，而是如何有利于国家。

　　基于商业伦理缺失的现状，我们有必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商业伦理体系。我国传统商业伦理思想，无疑是这一商业伦理体系的强健骨骼。由此，深入挖掘传统企业商业伦理思想，就成为我们应对现代企业商业伦理缺失的重要环节。就本文而言，我们从《吕氏春秋》中，足可以体会出深刻的商业伦理思想。在商业道德的培养上，我们应当追求公平诚信；在商业利益的追求上，我们应当注重长远利益；在商业责任的承担上，我们应当着眼于方便人民生活；在商业与政治的关系处理上，我们应当时刻从大局出发，更为重视国家利益，以此来保障个体商业利益的获取。

　　总之，在商业问题上，企业及其经营者不能过于短视，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单纯地寻求近期利益的最大化。为了使自己能够真正做大做强，屹立于市场而不败，企业尤其是商业经营者要懂得自身利益和诸多相关者的利益、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等各类利益的权衡取舍。商业利益取舍的不同，反映的是经营者不同的商业伦理观、价值观。当科学合理的商业伦理观得以构建并能够在整个社会中得以贯彻时，这个社会便可以实现经济生活的健康、有序与和谐发展。

作者介绍：闫秀敏，河南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