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作业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课程:中国近代史纲要学院:人文经管学院学号:1007153118 姓名:杨明
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
--论红军长征中对自然困难的克服
简介:提起长征,不得不提到毛主席那磅礴大气《七律长征》,如此伟大复杂的题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浓缩了它的内涵,字里行间,我们能体会出长征过程中物力之维艰。想到在粮食季度匮乏的那个年代,克服了多少困难?包含了多少悲壮?
红军长征是一部伟大的史诗。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实行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在此期间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其间共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
恰逢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笔者想以毛主席七律诗为切入点,将红军长征过程中的自然困难进行分析,结合史实,讲述一下红军长征中对自然困难的克服。
一,基本路线和主要困难分析
原文:《七律·长征》 1935年10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始于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撤出江西瑞金,结束于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基本路线
瑞金→突破敌四道防线→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巧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陕北吴起会师(1935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1936年10月),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
官方评价: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一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红军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
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
强大精神动力。
长征如此伟大复杂的题目,毛主席以一首短短的七律浓缩了它的景观,其中包括了多少惊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诗人就长征的题材写过《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这些诗都是写一景一地,并以此来表达心情,着重在于侧写。而这首《长征》,从题目就可看出,是写整个长征的经过与感受,诗人从正面挺身而出,运酣畅之笔朝四面八方抒写,景致转换向前,一首八行七律担当了二万五千里,担当了一个庞
大的包罗万象的主题。
红军将士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他们纵横十一个省份、攻占七百多座县城,进行了三百余次战斗,
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两过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穿越荒无人烟的地区,
总行程2.5万余里。
红军先后跨越了近百条江河,征服了约40座名山险峰,
其中包括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穿过了被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红军在长征途中,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计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
红军也付出了兵力损失达四分之三的重大牺牲。
30万红军经过长征,只幸存下了3万,但这用无数生命写下的英雄史诗,已成为中国革命和人类历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一段永不磨灭的铁骨精魂的回忆
如今“长征”这个词语已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频频使用的一个词语(含有丰富的引伸意义),它是毛主席毕身提倡的一个主题——继续革命的主题。那就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不停步,要前进,前进,更前进。即便在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的草创时期,就曾提出出自“长征”的一个口号: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全国青年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它的意义是重大的。犹如诗人毛泽东在夺取江山后也说过类似的话,万里长征只迈开了第一步,同志们任重而道远。打了江山还要建设江山,这些都真正形同长征。而且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长征也比喻一个人应一生奋斗,自强不息,冲锋不止,直到生命的尽头。再推而广之于全人类,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不正好就是各自的一场长征吗?由此可以想见这个词语的幅射面,及博大丰富的意义了。在我们中国更是如此,不仅有“新长征的突击手”,还有任何新的领导人出来都要提出新时期及新时期的任务,而新时期就意味着新长征,新长征就是指新奋斗。
我在此仅举一真实的例子,说明“长征”在我们生活中所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语境的魅力。那是1988年初春,我同重庆的一个好朋友李光来往密切,据他说,他的父亲是杨尚昆过世的夫人李伯钊的哥哥。因此杨尚昆来重庆时(当时他任国家主席),李光作为亲威拜见了长辈。当他对我谈起此事时,他说(形象是坚定傲气的):“他们(指杨尚昆及老一辈革命家)是老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们
(指他自己)都正在经历新长征,靠自己在新时期闯出一条路来。”的确李光当时正轰轰烈烈地开办公司,同时也是一个抒情的吉它手和艺术歌曲的热爱者,他对美有一种感受和向往,当他想把这种感受与向往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不禁脱口说出了“我是新长征的突击手”。
让我们再慢一点进入《七律·长征》这首诗具体的美境吧,让我们重温一遍诗人自己对长征之美的解释:“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引自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这首诗首联是全诗的统领,一开场就道出红军不怕艰难,视万水千山的漫漫征途为小事一桩。在此不仅写了红军不惧自然界的困难,也明显地暗示了围追堵截的敌军更不值一提,对于红军来说,他们只是等闲之辈,不堪一击。
接着颔联、颈联四句从首联所营造的浩大的外在与内在的空间中脱颖而至,进入具象的细部勾勒,诗人从容地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万水千山”。诗人开始习惯自然地运用他精湛的典型毛氏诗艺的剑法,优美而具神奇效果的地理名称以及动词。连继出现“五岭”、“乌蒙”、“金沙”、“大渡桥”这一连串的地理名词递进(毛诗特点,前面论及,此不赘述)不仅是交待了故事的递进,也交待了心理感受所引起的层层情绪递进。艺术造型上也显得极为工整,从山再到水。是什么山呢?“逶迤”、“磅礴”之崇山高岭,但在诗人的眼里却如小小细浪以及小小的泥丸,不足挂齿也,其实质是艺术地再现了红军不屑于万般艰难险阻,视之为小事。这个再现的艺术过程中通过行云流水般的对比及夸张来达成的,得来并不费功夫,全仗经年历月的生活观察及艺术修养。那么又是什么水呢?金沙江水拍打温暖的悬崖,意境美妙绝伦,风景本身就如诗如画,作者在此没有正面描写巧渡金沙江的战斗,因当时情况亦是紧急的。1935年5月3日,中央红军干部团在后有强大敌军的追击下在云南禄功绞车渡,仅用七只小船,经过九天九夜偷渡过了金沙江,全歼对岸守敌,甩掉了追兵,突破了重围。对于这次如此惊险的胜利,诗人运用象征主义的通感艺术手法把严酷的战斗隐了下去,却把寒冷的江水写得温暖如春,它正怀以从容不迫的欣喜之气缓缓拍打着夹江的悬崖,诗人得以在江畔流露出胜利的宛若春水般的欢悦。紧接着是冰冷的铁索桥横跨在大渡河上。红军抢夺泸定桥是长征中最英勇、最不可思议的激战,虽不是大规模的人海战,却是显现单独个人的天才精兵之战,铁血亡命之战,旋风般的理想之战,真正堪称红军之鹰飞过了泸定桥。那时,红军刚过了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击的圈子,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刘伯承《回顾长征》)。随即而至的强渡大渡河谈何容易。连太平天国时的一代名将石达开也身败于大渡河,竟是英雄末
路,可悲可叹。但红军在大诗人毛泽东的率领下,一举冲桥成功,那就是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十八勇士全身武装,攀踏着悬空的寒冷铁索,拿了敌人的桥头堡。后继部队才得以跟进踏桥过了大渡河。对于这一次惊天动地的恶战,诗人仅用“铁索寒”三字便已使场面栩栩如生、英勇激烈了。这二句中的一“暖”一“寒”二字,含有不尽之意味,张弛奔竞,起落生姿,不露拔工而又有天然之光辉。
最后二行(即尾联),诗人终于发出出自肺腑的赢得长征胜利后的喜悦之情,二万五千里转战的目的地已经到达,三军大会师近在眼前,全军上下都在喜笑颜开。按毛主席1958年12月21日的批注:“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晋国所说的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
“更喜”二字用得好,有婉转回肠之意,喜上加喜之概;“三军”用得妙,这个词语本来就是自然带有古汉语之美,加上按前面毛主席自己的说法是指当时的红一、二、四方面军,这古意盎然的“三军”又凭添了当代汉语之美,岂不是难能可贵,羚羊挂角获了一个双美!
二、红军在黔后勤供应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
首先, 红军结合贵州的具体情况, 科学地制定后勤供应工作的方针政策。
红军进入贵州后, 针对贵州地区物产不丰富、经济比较落后、战争经费和物资供应困难的情况, 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红军后勤供应工作的方针政策。如1935年1月5日,在红军夺取遵义、湄潭、桐梓等城市前夕,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向一军团各部发布了《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其中有关于后勤供应工作的规定, 如“... ...五、在城市住宿的部队, 一律不许住商店, 并应保持自己宿营地的特殊;六、对城市中反动机关或商店的没收工作, 全由军团政治部保卫局(如师单独行动时师政治部)负责, 其它部队只有调查、报告、看守的任务;七、在城市中打土豪时, 须经详细的调查, 经过政治机关的反复调查并且批准后, 才许可没收和抓人;八、无论没收反动商
店和土豪财产与捉土豪, 均需要向群众有充分的解释后才准;九、对一切有用之资财和通讯器材及其他需要品,一律不准乱拿。”红军长征中没有后方, 后勤物资供应的主要形式是战斗缴获、没收反动势力的财产、购买、有偿征用征借及人民群众的无私援助。其中没收反动势力的财产这一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并且具有很强的政策性, 必须分清敌友, 在没收过程中要严格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削弱和打击敌人, 更好的发动与争取群众。上面规定中的各条即出于这种考虑, 规定了没收的负责机关, 在没收中要注意发动群众、注重调查、分清敌我、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等。这些规定对于防止没收工作中出现差错而损害工农利益的可能性作了政策上的规避。1935年1月8日, 在红军即将进入遵义城时, 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署名的《总政治部关于进入遵义城的通令》,规定了进城红军各连队的八项注意,其中“ (二)不掉队落伍;(三)不脱离部队不自由行动;(四)到宿营地后出外要请假;(五)私人不准向群众借东西;(六)不乱买东西吃;(七)无事不要进群众家里去。”[ 4] [4]这就有效防止了进城部队在征集物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扰民及损害工农利益的行为的发生。遵义会议之后, 1935年1月23 日, 为了规范红军各部队使用没收品征发品, 使红军后勤供应工作顺利开展, 红军总政治部制定了《总政治部关于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 规定“一、谷子一律不作价, 由各部队按需要领取;二、盐油、洋油照市价减半, 交供应机关处理, 但油盐需五斤以上才作价, 洋油整罐的才作价, 不足五斤的油盐或不足一罐的洋油不作价, 亦由供给机关分配;三、布匹整匹的照市价减三分之一算价,不足整匹的不作价,亦由供给机关分配。”[ 4] 红军长征中在贵州关于后勤供应工作最重要最完善最详细的政策法规,是1935年2月20日,由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联合署名发布的《总政治部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该训令针对贵州地区物产不丰,粮食缺乏, 红军物资战费征集困难及当时的艰苦战斗环境的情况, 对今后红军的后勤物资供应工作作了四个方面的规定, 即“甲、没收征集委员会组织上的改变;乙、没收征发工作的群众路线与阶级路线必须绝对执行;丙、打土豪的几件应注意的事; ......丁、动员全体指战员进行节省运动。”[ 5] 288,即对入黔红军后勤供应工作的领导机构、方针路线、工作原则、方式方法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其次, 结合方针政策, 开展多种形式的物资征集, 以保障红军的发展壮大。根据以上方针政策, 红军长征在黔时期采取了多种灵活有效的形式来解决自己的后勤物资供应问题。当时后勤物资供
应的主要形式是战斗缴获、没收反动势力的财产、购买、自己动手生产及人民群众的无私援助。
1.战斗缴获。红军离开根据地后, 在长征中处于高度机动的流动作战, 加上四面受敌, 人员物资损耗较大, 特别是武器弹药等军需品多是通过战斗缴获以获得补充。1934年底, 红军长征从湖南刚进入贵州南部时, 即有了非常大的缴获,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 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至少一师人被缴械, 并连占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 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 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
枚。”[ 7] 35-45 [6]16-231935年2月6日,在转战黔北过程中, “ (我先头部队)歼敌两个营, 缴枪数百支、机枪数挺、迫击炮数1935年二、三月间的遵义战役中, 克娄山关、二占遵义, 痛歼黔军八个团, 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吴奇伟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 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次役我军缴获甚丰, “我七连俘敌七百多人, 缴获了许多粮食、猪肉。天亮向贵阳方面派出警戒, 部队分享胜利品。这仗我师共消灭敌人千余人, 缴获了一辆汽车和一张比例为五万分之一的地图。”[ 7] 53关于在贵州的战斗缴获, 陈云在其回忆中曾作过充分的评价, 他认为“此次红军入黔北后, 确使红军得到极大之收获。收获之一: 红军击败侯之担两师, 大部枪弹多被红军缴去, 红军武器弹药因此得以补充。红军以此而击败二进遵义时之王家烈之两师与南京追缴军薛岳之两师。... ...故红军称南京及各省军队之长官为输送队长, 称蒋介石为输送总指挥。”[ 6] 21
2.没收反动势力, 包括贵州地方军阀及部分土豪劣绅的财产。这种解决后勤供应的方式中, 红军非常注重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 红军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其中, 把打土豪所得粮食、食盐的大部分分给穷苦百姓,留下部分供给红军。既动员教育了群众, 打击了反动势力, 又解决了红军的部分后勤供应问题。粮食和食盐是红军非常缺乏而重要的物资, 这两种东西在贵州也是非常缺乏的, 当地不产食盐而依赖川盐, 盐价昂贵, 许多老百姓吃不起盐。1935年1月10日,红三军团一部分到达遵义鸭溪,此地距遵义城约70里,是敌人在遵义西边的统治中心。当天, 红军在这里打开贵州大军阀侯之担开办的盐号, 号召赶场的人来分盐过年。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成立了鸭溪游击队。他们带领群众打击土豪劣绅, “所收粮食, 一部分给红军给养, 大部分分给干人群众。”
红军到达毕节大市镇一带, 4月9日在瓢儿井分盐,王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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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401935年4月,
对此有生动的回忆, “没收反动首领盐庄, 一小时之内, 号召了一千多人分盐, 如山如海的干人儿争着要盐, 闹得非常热闹。附近许多苗人也来要盐。往来背盐的人好像蚂蚁一样忙个不了。”[ 9] 216
钟有煌在《长征亲历记》中也谈到了红军初到贵州时候给老百
姓分粮分盐的情况, “团政治处把没收地主的粮食、衣服、盐巴分配给当地的贫苦农民时, 他们都欣喜万分,感恩不尽。”[3] 16
3.购买。在长征沿线特别是城镇购买部队日常所用物资, 也是红军长征在黔时期后勤供应的重要途径。当时经中央批准, 在中央苏区即中华苏维埃的纸币, 在遵义等市面可以流通, 但尽可能的设立兑换处, 红军用银元或廉价的盐巴兑换花出去的纸币, 既购买了红军必须的生活品, 又方便了群众, 并且不让群众吃亏。红军进入遵义后, 红军战士用节余的纸币(遵义人民称为“ 红军票” ) 购买了一些牙粉、牙刷、肥皂、茶缸、雨具和打草鞋的麻绳等日用品。中央红军要离开黔北时, 决定要收回散落在遵义市内的“红军票”。当时决定把没收官僚、资本家的近万斤盐巴, 便宜的卖给平民百姓。明确规定只要“红军票”, 不收现大洋, 每1元“红军票”买一斤盐巴。为了得到便宜的盐巴, 老百姓们向红军战士兑换“红军票”, 再用
“红军票”买盐, 最终, 散在遵义市的“红军票”基本上全部收回, 同时又帮助百姓买到了便宜的盐巴。今天贵州省博物馆还保留着一件当年珍贵的文物———“一张红军买猪条”和十五元“红军票”, 这是当年红军先头部队经过遵义城南凉水井时, 红军某连连长赵树荣留给一位赵姓老乡的买猪兑换凭证,其内容是:“收到:红军部连买赵姓肥猪一只, 国票壹拾伍元正, 每张即付银币壹元, 我军走后转来在(再)用。此致连长赵树荣。”,遵义解放后, 赵家人得到了人民银行兑换的人民币十五元[ 10] 74 -75 。为了节省开支, 最大限度的解决后勤供应问题, 当时红军政治部还尝试采用储蓄运动及组织合作社, 整批的购买日用必须品的方法。如在1935年2月20日, 在黔红军政治部的《总政治部关于保障红军给养克服战费困难的训令》中规定:“ 1 .以前本部决定的储蓄运动仍须继续进行, 鼓励每个红色战士把不是迫切需用的钱存在供给机关, 一方面以免所谓的浪费, 另方面使公家的经费可以周转... ... 4.在可能的范围内, 应由团供给处负责, 组织合作社, 整批的购买日用必须品(如麻、鞋子、袜子、毛巾、黄烟、纸烟等), 分发各连队购买。”[ 5] 288
4.自己动手生产。红军进入贵州特别是到黔北之后, 利用战斗间隙, 结合当地条件和自身的设备, 自力更生、开展生产。生产服装、修理枪械、贮备实物,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红军部队后勤供应问题, 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当地人民的负担。据陈云回忆, 红军进入遵义城第二日, 便开办了被服厂、修械所、粮秣厂, “新兵之军装不久即发出, 旧枪即修理完竣。”[ 6] 23 1935年1月进入遵义湄潭县时, 针对部队病号增多, 供给工作难度加大的情况, 红军供给部除了购买之外, 还鼓励各单位自己“生产”, “好在湄潭县的
东西很便宜, 一元大洋能买90多斤白米或28斤猪肉, 白洋布— 元可买一丈左右, 惟蔬菜不多, 对部队和病号调剂伙食不利。于是, 供给部提议各单位自己生豆芽、磨豆腐、找野菜, 借以补充蔬菜不足。”[ 11] 同时红军还在湄潭做冬装, “虽只有30多部缝纫机,但在我军缝纫班的努力下,组织了地方70多名缝衣工人及数百名妇女,采取歇人不歇机器, 一天24 小时三班倒的办法, 终于在12个日日夜夜里赶制出棉衣8000多件、夹裤8000多条,被子、绑腿、干粮袋、子弹袋等也均已做齐。”[11]209-212
5.贵州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援助。红军初到贵州, 由于种种原因, 特别是国民党及地方军阀的蛊惑宣传及挑拨离间, 当地群众对工农红军敬而远之, 坚壁清野。当红军深入贵州腹地, 用实际行动证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之时, 他们开始给红军以无私的援助, 除参加红军、给红军带路、帮助救治红军伤病员之外, 还竭尽全力给红军后勤供应上以最大的帮助。如红军在进军遵义的过程中, 就得到了苗族同胞的大力援助,
“苗民很穷, 没有衣服穿, 一家人只有一两条裤子, 谁出去谁穿。他们都养猪, 送猪支援红军, 我们很感激。”[ 7] 53红军长征转战黔西南时, 在后勤供应方面也得到了这里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 “兴义县大蚌的布依族张明正日夜给红军打草鞋, 谷草用完了就把自己的破衣服撕下来打。大蚌的布依族张明达的母亲主动帮红军舂米, 通宵达旦不休息。... ...普安县泥堡的布依族妇女王立佳, 红军给其小孩治好了病, 于是她积极帮助红军买粮,主动给红军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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