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慈善是权利还是义务

做慈善是权利还是义务？

中国慈善文化之源是儒家还是佛家？中国传统的慈善家是哪些人？追问做慈善的动机有无价值？做慈善究竟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是必须做的义务？企业家如何在使用财富上有品位？著名学者易中天接受本刊专访，追根溯源，纵论古今中外，解析中国慈善文化与商业伦理。

撰文：宋厚亮 摄影：尚文

谈传统慈善家：主要是地主和商人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近年，你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恢弘的《易中天中华史》的写作中，在研究与写作中，除了重点关注王侯将相和士大夫文人，是否关注到慈善或慈善家？

易中天：没有，因为我不可能那么全面地、方方面面都注意到。我写《中华史》更多的还是写制度、理念、核心价值观，这是最最重要的。牵涉到慈善这个问题，我会谈到；牵涉不到，不会谈。慈善这一块将来谈不谈到，不好说，因为《中华史》现在只完成了四分之一。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如此写下去，到明清两朝商业繁荣，或许就要谈到。 易中天：明清可能会谈到，不是很肯定，因为我不是在写商业史。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尽管没写到慈善，但有一个重要人物涉及慈善，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贡，他经商，据说资助孔子到处布道，有这事儿吗？

易中天：对，有这么个说法，学术界有这个说法。子贡赞助了孔子。严格的说，这不是慈善，如果慈善的范围很宽泛的话，就是，算公益范畴，非营利行为。孔子倒是自己做慈善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孔子做慈善的提法很新，不知有哪些具体内容？ 易中天：孔夫子资助学生。一方面子贡资助孔子，另一方面孔子资助学生。因为孔夫子做过大夫，退下来后是有退休金的，会拿出一部分给学生。有一个很穷很穷的学生，孔子一直资助他，最后让这个学生当了管家。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孔子的一个学生叫公西华，做了外交官。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叫冉有，当时是孔子的管家。冉有就向孔子申请资助公西华的母亲。公西华很有派头，坐着“豪车”，一身“名牌”，哪里还需要资助？没有道理的。不过冉有有冉有的道理，他说，公西华的衣装啊、车啊、马啊都是公款，是国家出的 钱，因为公西华是一国之大使，但这些不是给家里人用的。冉有还是拨了一笔款给公西华的母亲。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除了孔子及弟子之外，还有一个慈善家值得关注。《史记》记载，陶朱公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可以说范蠡是最早的知名慈善家。他对后世商人影响如何？

易中天：细节已经不清楚了，还不如孔子这个有意思。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许多官员也都做慈善。例如宋朝的范仲淹，在苏州捐赠千亩良田设立范氏义庄，教养宗族的贫穷人，延续千年。怎么看官员的慈善？

易中天：因为宋朝的俸禄比较高。如果是清朝官员资助他人就可疑，钱的来历搞不清楚，明清两代是低薪制。很多人做官是家里另有家产，所以严格地说他们不是以官员身份做慈善。还有一种情况，在东汉末年、魏晋南北朝时，高官都是世族，世家大族出身，自己有钱，不靠俸禄。现在也不能讲官员做慈善，官员做慈善的钱，要么是公款，要么是赃款。我不提倡官员以官员身份做慈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士绅阶层应是做慈善的主体吧？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地主并非我们所听到的都是恶霸。

易中天：也有为富不仁的，也有为富有仁的。为富不一定不仁。我们一定要纠正“为富不仁”、“无奸不商”这些错误的观点。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教育内容有问题？

易中天：那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地主做了很多慈善，是有传统的。一旦到了灾年，地主、商人都要把粮食拿出来，熬粥、施粥。民间的这个传统一直有。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我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下面的问题”，在县政之下，是否主要依靠士绅阶层主持修桥铺路、教育和公益等，以此达到优良的秩序？

易中天：是，我们传统社会一直严格实行政权只到县，郡县制最基层的就是县。可能是到了明代以后，县官是不能出城的，一旦出城叫做扰民。那么县以下的乡村就是自治。要知道小农经济是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聚族而居，各个乡村就是一个宗族组织，严格说宗族组织都是家人，有的富一点，有的穷一点，但是有血缘关系，慈善是本家族的调节，所以更多还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慈善概念。所以会有慈善这个传统，很自然。

谈传统商人：富而不贵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宋朝之后，尤其明清时期，徽商、晋商等商人群体出现，他们资助各地的民间书院，甚至资助文人学子和艺术家的创作。他们对更为宽广的公益也有很大贡献？

易中天：对，对。包括民国时期杜月笙这些人都做，资助文化事业。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也是这样。钱多了就会资助文化事业。有人曾做过研究，认为美术史应该写成美术赞助史。没有这些人来赞助，包括皇族、王室、世家大族、巨商，很多艺术品不可能完成，像建筑艺术品、雕塑、壁画，都是需要钱的，自己搞不了。但是资助和慈善还是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艺术家可以接受资助，不可以接受慈善，因为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接受慈善的应该是弱势群体。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资助文化艺术都是公益。

易中天：对，都是。做公益和做慈善还是不太一样。从心理层面来讲，做慈善是一种爱心，有情感；公益是认为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这个事情需要钱，而做这个事情的又没有钱。做公益更是为了事业，比如文化艺术事业，不能说从事文化艺术事业的人是弱势群体，并不是需要同情和怜悯的对象。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自明朝出现了“儒贾”，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儒商，他们对儒学和文化表现出足够的亲近，结交文人，对社会公益有热情。怎么看独特的儒商？

易中天：行商坐贾，到处行走的叫商，开店的叫贾。商人亲近儒家文化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从西周开始，就是一个宗法社会，或叫宗族社会。西周创立了四种制度：经济制度是井田制，政治制度是封建制，社会制度是宗法制，文化制度是礼乐制。秦汉以后，井田制和封建制没有了，但是宗法制和礼乐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儒家思想与宗法制、小农经济相适应，最适合这个制度。所以商人不能例外，天然地会亲近儒家思想。

第二个原因，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有一个制度，只有学习儒家的经典才能通过正常的途径走入仕途。而秦汉以后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皇帝、皇族以下，地位最高的就是官员，我们又是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讲的就是光宗耀祖。怎样才能光宗耀祖呢？读书做官。商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说得难听点，就像黑社会要变成“白社会”一样，他们总觉得自己社会地位低下。因为秦汉以后，平民分四等，士农工商。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是轻商的，其实严格的说不是这样的，对商业这个行当，从来没有哪个王朝会宣布商业是非法的，只是把位置排到最低，是瞧不起商人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什么传统中一直瞧不起商人？

易中天：由于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一直是中央集权，但未必是专制主义，并不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专制主义，应该说开始的时候是集权不专制，但是慢慢

的从集权走向专制，从专制走向独裁，到了康熙、雍正的时候完全就是独裁了，不仅是专制而且是独裁了。这样的制度，是不允许民间资本超过政府的经济力量的，政府非常担心。民间资本一旦超过了政府的力量，它就会颠覆政权，因此大量地制造不当舆论，比方说无商不奸、为富不仁。这样的词汇深入人心，以致于很多人一提起商业、商人、商品就认为是贬义词，甚至可以把商业、商品、商人作为一个贬义的前提来问你问题，比方说你对学术商品化怎么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贬义在里面，一旦商品化就是无耻的、下流的、没有底线的、不道德的，等等，这是误导。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商人虽然有钱，很难得到真正的尊敬？

易中天：商人是富而不贵，商人还要想成为“贵人”。汉代规定商人再有钱，不能穿丝绸，不能坐什么车。商人觉得赚了那么多钱都白赚了，所以汉代有个规定是可以买官的，从汉武帝时就开始卖官了，政府的钱不够用了。商人就可以改换身份，像胡雪岩，就是为了换一个黄马褂。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他也因此受到诟病。

易中天：这个事情，我认为要给予历史的同情。当时，作为商人，第一要安全，第二是生存，第三是发展，都需要有官方背景，就捐官。平时胡雪岩也不穿官服，但是碰到一些官员欺负他，他的官服就起作用了。如果捐得个四品道台，县太爷就不敢欺负他，还得给他行礼。他获赏黄马褂，黄马褂是很管用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同时，胡雪岩也做大量慈善，与获取黄马褂会有关联吗？

易中天：不能说胡雪岩做慈善是为了黄马褂。他的黄马褂不是靠做慈善换来的，是给朝廷效力换来的，比如给左宗棠借军费，说是报效朝廷。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为了安全，和政治连接在一起，这是中国历朝历代商人的宿命？

易中天：宿命。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这个宿命还存在吗？

易中天：我们就不说现在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那还是回到企业家自身。现在，从大众来看，大众喜欢追捧企业家；从企业家的言行看，他们是否真的改变了历朝历代的自卑？

易中天：我说中国的企业家不容易，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不容易。虽然他钱赚得很多，但是在人格和精神上好像总是低人一等，也由此造成部分企业家和富二代心理变态，暴发户到处摆阔，不懂得“朴素的牛B，低调的奢华”。民间称之为“大金牙文化”，敲掉真牙，装上满嘴金牙，戴一块金表。因为他除了钱以外没有别的，社会没有给那些确实靠自己的诚信、智慧、努力致富的人足够的尊重，总认为你的钱来路不明，当然我们也必须肯定有些人的钱就是来路不明，官商勾结，这也是事实。

但是也有企业家确确实实在扎扎实实地做事，他有钱不一定做了腐败的事情，他是有智慧的。比如一台机器坏了，谁都修不好，请来了一个美国的技师，美国技师拿着榔头敲一下，机器好了。说收费多少？一万。这一榔头就是一万呀？他说，这一榔头1美元，知道这一榔头敲在哪儿了就是9999美元。很多企业家能快速致富，他就知道钱应该投在哪儿，真的靠这种智慧致富也是合法收入，我们也要尊重，不能因为人家钱来的快就不尊重人家，这没有道理。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应该很坦然，如果你钱挣得很干净，为什么不能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宣布你的光荣？为什么就为富不仁？不能为富有仁吗？为什么说安贫乐道，不能安富乐道吗？

谈中国慈善基因：慈善观是儒家的“仁”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在美国，基督教新教是美国大商人积极做慈善的源动力。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基因”来自在哪些方面？儒家还是佛教？

易中天：传统社会，慈善观还是要归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第一条就是仁，仁者爱人，仁就是爱，孔子、孟子都说得很清楚。仁里有一条最可贵的，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也就是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仁学结构，核心是爱，爱是基于什么呢？基于亲情，叫亲亲之爱，亲亲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孔子认为亲亲是爱父母、爱子女，这是不需要教育的，是人的天性，天然会爱。但是这也只能做到爱父母、爱子女。所以亲亲又涉及两条：一条是对等相爱，一条是顺序延伸。对等相爱就是子女爱父母，这叫孝，父母也要爱子女，叫慈，一定是双向的。顺序延伸，从孝来讲，爱父母，还有爱父母的父母??往上延 伸，一直到祖宗；爱子女，还要爱子女的子女??一直到子孙万代。横向是悌，悌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亲兄弟姐妹要爱，堂兄弟姐妹要爱，表兄弟姐妹要爱?? 等同于兄弟姐妹的国人要爱。中国人做慈善的根基在这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泛爱”。跟西方的博爱不是一个概念。博爱的前提是大家都是上帝创造的，大家都是上帝的罪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是。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佛家的慈悲似乎与慈善也是相通的。你怎么看？ 易中天：佛家讲慈悲，儒家讲仁爱。慈悲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慈，一个悲，慈是希望所有人都幸福，悲是希望所有人都不痛苦，不一样的。慈善的“慈”是仁 慈的“慈”，是爱。由于爱而做善事，叫做慈善。这跟慈悲有差别。佛家会讲不杀生，这是悲悯情怀，属于悲的范畴。寺院到灾年也会赈灾、施粥，都是基于慈。

最原始的佛教没有寺庙，释迦牟尼建立佛教并没有寺庙，他到处走来走去，一无所有，不留任何钱财。

谈企业家做慈善：是权利，不是义务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民营企业历经30年发展，财富巨子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广泛捐款做公益慈善，但往往被大众认为是为了博取声名、美誉度，也就是其做慈善的动机时时被质疑。你的看法是？

易中天：关于这个事情，我的回答很简单，四个字：不问动机。我一贯反对问动机。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先问动机。为什么不要问动机呢？第一，动机是无法证明的，永远无法证明，你不能一口咬定他做慈善是为了什么。第二，查明动机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结果。如果一定要问动机的话，历史上很多事情都经不起问。

例如美国宪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的宪法，也是一部最稳定的宪法，200多年没有改过一个字，只有修正案，但是最初制定宪法的动机高尚吗？一定不高尚。就是因为独立战争的时候，政府借款、发行国债，都还不了，这些债主联合开会，讨论出宪法。

追问动机有什么意义呢？参加革命就是因为吃不饱饭，参加红军的人有多少知道共产主义、读过马克思？到餐馆吃饭，为什么不问厨师是为了弘扬饮食文化还是为了挣钱？兼而有之，不可以吗？我就不明白，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怎么那么爱问动机。

不要讨论慈善家是出于什么目的做慈善。关于我们的慈善事业，现在要讨论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怎么做。怎么做比为什么做重要得多。因为结果是需要资助或帮助的人得到了资助和帮助。我们与其纠缠动机问题、道德问题，不如讨论方法问题，怎样把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得更好。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关于怎样把慈善事业做得更好，你有哪些建议？ 易中天：我希望贵刊利用你们的影响力来引导舆论方向，比如怎样建立更好的慈善组织，怎么保证善款到位，怎样保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实实在在得到帮助，

我们还要研究哪些领域还需要人去帮助。我就很想你们搭建一个信息平台，因为现在很多人想做慈善，但是他把钱给谁？是吧。我觉得你们这个有影响力的刊物可以来做这个事，这本来是政府该干的事，你们可以做，告诉我们哪些哪些还需要善款，有哪些方式可以把善款送到位，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务实的。慈善家不可能亲力亲为，做不到，除非是从企业退下来的，很多人只是出钱而已，研究这些，比讨论动机重要多了。动机是个伪问题。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除了质问动机，还有一个问题。每有大灾难，社会都会有一股让企业家捐款的强烈声音，面对这种软性的“逼迫”，企业家大多“从了”，您能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解析一下原因吗？

易中天：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一再说慈善是权利，不是义务，有权行使，也有权放弃。我很担心在现在舆论环境下，把慈善从权利变成了义务，这就糟糕了。权利的特点是什么？可以行使，可以放弃，每个人都有慈善的权利，你捐款叫行使权利，不捐款叫放弃权利，都是合法的，都是正当的，不能够逼捐。

任何以道德名义进行的逼捐都是不道德的。不要说什么“死了以后还留下一大堆钱是可耻的”，这个话是混帐话，只要这个钱是他的合法收入，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慈善不是一个人必须做的事，是他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事，既然是他可以做又可以不做的事，那么怎么做那是他自己的事。因此他怎么做慈善也不关你的事儿。

他们的质疑为什么要听呢？可以不听啊，他们有权利说，你有权利不听，我们又不能说不准人家说话，言论自由嘛，不能违背。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问题是“逼迫”的声音太强烈，尤其借助网络，让许多人遭受困扰。

易中天：我要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是把企业做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国家上缴更多税收，只要做到这两条，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已经尽完了，他不再承担别的社会责任。

做慈善是公民自己的事情，企业家没有做慈善的义务。谁规定企业家有做慈善的义务？不管是法律要求还是道德要求，依据是什么？请他们讲清楚。慈善一定是公民个人的事情，不能用企业的钱来做慈善，不要跟企业绑定。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在商言商”是对的？

易中天：是对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但是民间是一边倒的反对。

易中天：中国缺少法治观念，从来搞不清楚权利和义务。道德绑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所以企业家移民海外，除了有官导致的不安全感外，恐怕也有对变相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担忧，因此影响做慈善的积极性。

易中天：这相当于以道德名义进行强奸。任何公民的个人收入，只要是合法收入，而且依法纳税，如何支配是个人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涉，社会和媒体舆论可以提出建议，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这是基本人权。不能强加，哪怕是多数的也不行，不能变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以网络为平台，确实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易中天：这是不可以的，这不是民主，是民粹。

一个人的钱怎么花，虽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有品位的高低。我们希望和建议先富起来的人把钱用得有品位些，仅此而已，不能强迫。希望不要摆阔，要把你的钱用到最该用的地方去，把钱用得合理，用得有节制。节制是最难的，也是最高的境界。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节制，欲望谁都有。有节制的、合理的、科学的使用它，将赢得公众由衷的尊敬，当你们赢得公众由衷的尊敬的时候，将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快乐和幸福的。

把个人的钱拿去做慈善是一种高品位的选择，我建议他们做高品位的人。但是他一定要做低级趣味的人，也是他的权利。当然，我们可以看不起他，我们有权看不起他，但不能逼迫他做一个高品位的人。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除了灾难、疾病和教育，您认为中国的哪些领域急需透过公益慈善寻求突破？

易中天：企业家的钱可以有多种用途，在我看来，一个企业家或企业收益的最好用途不是慈善，是扩大生产力，最好把企业做得更大些，解决更多就业问题。

做公益，但是去做哪一块，也有学问，可以用来救急灾民，也可以用来资助文化艺术事业。

我想提醒的是，愿意做慈善的企业家，扶贫不仅要扶物质贫困，还要扶精神贫困，现在很多地方不仅仅是物质贫困，精神也贫困，甚至我们现在精神比物质还贫困，精神的贫困已经不只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包括很多先富起来的人也是精神贫困。精神的贫困也是需要扶持的，也是需要善款的。这是我关于慈善的观点。

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重要的事情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我个人倒是希望慈善家拿出钱来用于提高国民素质这个事业，把钱花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