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空间的演替与设计治理_肖龙

第35卷第4期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DOI：１０．１３２６５／ｊ．ｃｎｋｉ．ｊｘｌｇｄｘｘｂ．２０１４．０４．０２３

Vol.35,No.4Aug.

2014

2014年8月

（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０３－０４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３０４６

农村公共空间的演替与设计治理

肖

龙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江西赣州341000）

摘要：在梳理三个重要的农村建设时期可以发现，乡村规划和民居建筑被视为设计的重点。这

种情形忽视了公共空间对村民的自治影响和聚集效应，甚至认为农村长期保存下来的具有宗教仪式性公共空间贴有封建迷信的建筑标签。20世纪中期和21世纪初在探索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人们改变了传统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面貌，设计也因此成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物质手段，但在建设实践过程中，简单、粗暴的设计行为对农村公共空间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而通过设计治理，可以重塑一个整体的、纯洁的、系统的公共空间，为农民提供一个安居乐业的精神家园。关键词：农村；公共空间；设计；治理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志码：A

下式”地对传统农村建设观念的革新，其中以政府

一、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变迁与构想

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差别，中国的乡村发展与城市建设基本处于分离状态，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发展与快速城市化进程相比要稳定得多，除了大规模的迁徙运动，乡村建设在组织管理、建设程序、空间规律和材料经费的筹集方面呈现出缓慢的自发态势，予以单独研究。农村公共空间设计与我国农民参与乡村民主、民治等一系列乡村政治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变化反映出农民宗法观念、伦理道德的变迁。

新中国建立以前，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主要依靠族群、种姓家庭等力量并受到传统宗法观念、风水理论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公共设计显示了家族观念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祠堂、牌坊等设计成为连接乡村公共空间的重要节点，是村庄典型的仪式空间，庄重而神圣，在空间设计上注重围绕礼法经营布局。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中国掀起了一次农村建设的高潮。这次农村建设以《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为指导纲领，以农村人民公社为组织形式，进行了包括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产工具改革与农业机械化以及兴办农村工业等农村经济建设。这些公共建设反映了“自上而

收稿日期：2013-11-12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研究艺术学项目（编号：yg2013038）作者简介：肖

龙（1976-

力量为主导，立在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倡导新的农村生活方式。在公共空间设计上则主要体现为学校、乡村医院、公共食堂等与人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公共设施方面。1958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1]。同年8月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要通过兴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衣组、理发室、公共浴室、幸福院、农业中学、红专学校等等，把农民引向更幸福的集体生活，进一步培养和锻炼着农民的集体主义思想”。各地由此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农村公共设施建设活动。可见，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农村对城市建设模式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想象，由此可以推断农村公共空间也是以城市公共空间为参照来进行设计的。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此次农村建设最终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反映在农村公共空间设计上的问题非常明显，比如大而全的公社建筑，以及对全村具有仪

式性公共场地的盲目破坏等等。

２１世纪的新农村建设以“生产发展、生活宽

），男，讲师，主要从事设计艺术历史及理论等方面的研究，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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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建设目标，国家和地方在探索中制定了新农村建设规划的各项内容。可以看到，当下在建设新农村中有两条基本线路：在持续财力支持下解决农民亟需的生产生活问题的同时，以“村容整洁”的外部环境来重新设计农民的居住环境。

从以上三个农村建设时期可以清晰地看出：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思想主要受到两方面制约，一是传统的朴素宗教礼法观念，二是政府的积极引导行为和变革思想；参与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即由农民自发设计转为农民与政府共同设计或指导；体现在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变化也十分明显，宗教礼法式的公共建筑和空间逐渐式微，新式乡土建筑和农村公共空间产生了新的景观。

堂为中心的宗法居住观念。在这种情况下，村民祭祀、议事的中心将是控制设计组织模式的重点，也就是说，古村落的公共空间设计体现出强烈的仪式性。另一则事例显示了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变迁：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早期考察了江村的村庄规划时指出，“研究住宅区的规划必须同村子的交通系统联系起来。”[2]见图2。他发现在这个地区，人们广

房屋桥

河C

店铺北

北庙

河

二、农村公共空间设计的形成与组织模式

西庙

B

合作丝厂

河A

传统的农村公共空间设计要素主要包括田地、乡道、牌坊、祠堂、神社、路桥以及墓地等。人口密集的乡村容易形成村落和圩镇，此时店铺、堂庙以及供乡民聚集娱乐的集市广场就成为公共空间重要的组成部分。农村公共空间通过以上设计要素生成设计序列，各空间节点之间相互串联，节点与节点之间错落当地的民间住宅。比如座落在江西省婺源县的古徽州理坑村，见图1，以水口廊桥作为入村

泛使用船只载运货物进行长途运输，由于船只在交通运输上的重要位置，房屋必须建筑在河道附近，这就决定了村子的规划。而在住宅区内，船载运输就不甚方便，因此在住房之间修了道路以利往来。因各圩之间被河流所分割，必须用桥来连接。从这个事例可以知道，村庄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使公共空间设计体现出更多的功能性特征。因此江村公共空间的设计节点主要是通过河道和桥梁来联结的。

我国的村落聚集大多是同族和亲类方式，村落公共空间的设计比较直观，特别是祠堂所体现的宗族观念非常明显，是村民们的信仰中心和精神交流

图1

婺源县理坑村水口，远处为廊桥

小学

图2村庄详图

场所，无论是族亲大事还是家长里短都通过这里散播出去。祠堂的空间设计在形式上既要体现出威严和肃穆的感觉，另一方面它又必须设计成可以获得熏陶的精神场所，村民们因此在这里休憩和结社。类似的空间设计节点也表现在其他设计要素上，比如桥的功能变化。理坑村天心桥横跨在村庄外围的小河上，夏天村民们除了在此纳凉外，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此交流每天的农事生产和日常生活。所以桥被设计成为除通行以外还具有座谈的公共空间。桥的护栏并不具备保护的作用，

其高度十分

的标志，左右各书“理学渊源”、“山中邹鲁”，以此点明该村庄的历史地位与乡风民俗；沿水圳东上可到天心桥，为村民休憩纳凉的地方；穿桥北行100米左右为全村祠堂，祠堂建筑高度为全村制高点，也是村中心位置；继续往北50米左右有一小广场，旁边即为古村塾；村落外围是古道、稻田和菜地。水口、桥、祠堂、广场、村塾、稻田、村道等构成了理坑村公共空间的设计要素，其背后揭示了村民是以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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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村民们坐倚，桥面宽度则控制在人们能面对面交流的最佳尺度。同样，从江村村庄的详图上也可以发现，在住宅区的外围有两座庙，一个在村西，一个在村北。和尚和菩萨虽同普通人隔开一段距离，而且也与社区的日常生活隔开。但总的说来，它们在村庄公共空间设计中是不容忽视的。

上述两则事例还说明，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通常会导致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变迁。其实在1958年探索新中国农村建设之前，毛泽东在

1919年《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2号发表《学生

之工作》一文中就描绘了“新村”蓝图：“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并要求把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农场、公共消费社和博物馆等作为主要的农村公共空间设计要素。这些设计要素意在构成一个新式的农村公共空间和建构农民的新式生活方式，其前提是因为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将面临新的变革。

坊附近建设了广场并开挖了水塘，简单看来该广场为游客逗留提供了方便，实际上牌坊、广场和水景塑造了一个新的公共空间，与狭窄的巷子相映成趣。

传统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表达在整体上符合村民们的生活习惯，尽管有些设计表达在今天看来其历史价值已经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无奈的”条件下却是最好的选择。过去在南方一些乡村里，井口和小河流是村民比较集中的舆论空间，它们也是连

传统农村建设提示，公共空间设计并非是设计师个性化的艺术表达，而是村庄在宗教礼法的观念影响下缓慢生成的。比如人们会注意到，“祭祀的神圣空间在生活整体中只占了一部分，但它所体现的文化规范仍能有效地对人们行为产生影响，这就是说，普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器物也在同样陶冶着人的行为和心理”[3]。在传统农村建设中也是如此，当宗教礼法的观念大于营造的功能时，公共空间设计则主要是围绕宗法概念展开的，农民本身的封建思想将主导设计的向度，而居住的力量可能退居其次。尽管有时空间布局看起来是因地制宜的，但是隐性的传统设计思想和空间教化功能仍然在起作用。许多研究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村建设在总体上是一次失败的运动。其原因主要归结为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短缺和不可持续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骤然改变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或许更为可怕。例如，安徽西递村入口的牌坊见图3，在上世纪早期尚有多座，从村口一直绵延至村道。这些并排的牌坊不仅喻示了该村纯朴的民风民俗，更重要的是，在村庄公共空间上形成了空间设计序列，强化了进入村庄的方向感。但是到了“文革”期间，西递村口的牌坊仅剩下一座了，在空间设计上所形成的“场所精神”消失殆尽。20世纪90年代西递村为了适应旅游开发的需要，重新在遗留的牌

接千家万户的公共节点，人们在此停留的时间虽然十分短暂，却是村民每天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随着村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自来水接入和自家手摇水井开凿）以及水资源的农药、化肥污染，公共水井和每日洗衣洗菜的小河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产生了疏离，其公共空间遭到了破坏，村民由此遁入自家小院，交流的机会大大丧失。

此外，农村机械化作业的引入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们的劳动协作能力。传统的耕作方式凸显了农田公共空间的存在，这个公共空间虽未经过人为设计，但是农民们春耕备耕时兴修水利灌溉工程、秋天收割、冬日积肥等一系列农事活动都与此相联系。这个公共空间设计容易被人忽视，包括农民们的设计指向也不是十分明确。

从以上事例分析，传统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表达主要是基于农民的日常行为（比如农事生产）和行为规范（比如宗教礼法）来展开的，农民在长期的乡村生活中依照自身的行为和规范来观照和确认自己的居住环境。同样的，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组织模式应该包含显性功能设计和隐性功能设计两个部分。而1958年农村建设实践和21世纪新农村建设探索似乎只关注到了显性功能设计，比如把道路硬化、村容整洁等作为设计目标，对农村祠堂、

村

图3

安徽西递村入口牌坊，前为新开水塘

三、传统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表达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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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入口、田野水井等公共空间所具有的舆论、凝聚、教育和休闲功能则比较漠视，导致“集体化时期建构起来的集体观念丧失殆尽，传统村庄共同体的伦理也早在革命后经由共产党对代表传统的家族、宗族结构的消灭中而完全瓦解，加上畸形市场化的侵蚀，大规模人口流动的影响，乡村社会不仅陷入治理危机，还面临‘伦理危机’”[4]。

改变了传统农村建设公共空间的财力状况和投入取向。比如为农民设计的体育运动活动区、为进村铺作的乡村水泥道路等，政府为此承担了巨额的财政支出，重新塑造了农村公共空间并由此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但是绝大部分地方政府指导还停留在家庭周边的环境设计、或是仅仅帮助农民设计房型上，有的仅对生活中心区域的“脏、乱、差”状况做了简单清理，没有注意到村庄整体公共空间设计的营造，其结果使“村容整洁”流于表面。这些处理方式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关怀农村公共空间发展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政府在设计治理过程中对于公共产品供给渠道缺乏相应的灵活性[7]。重视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治理就是为了保留农村历史文脉，增强乡民的凝聚力，增加农民热爱家乡保护家乡的责任意识。

农村公共空间设计不同于城镇居住模式，它们在空间布局和交流方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在农村“这样一个关系到特定文化及其社会机制、生活方式、行事规则及其建成环境的复杂系统中，即便是某处少量的改变，也会在系统内的别处引起出乎意料的严重后果”[8]。农村公共空间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自然生成的系统空间，在设计治理过程中就不能武断地认为诸如祠堂、牌坊等全部都是封建迷信的公共空间。另外，传统农村建设的主体主要是自发组织的村民，政府在设计过程中干预比较少。如今农民的知识结构、生活水平和方式都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人们聚集休闲娱乐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对公共空间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更应注意按照当地村民的生活习惯宜于适当保留，移风易俗，以利于培养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参考文献：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93.

四、农村公共空间的设计治理

许多乡村治理模式研究都是从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来探讨的，其实在农村建设过程中设计治理的效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是显在的。设计治理是设计事后的补偿机制，就是通过设计手段对诸如此类的现象进行清理和规整，营建一个真正适合当地农民安居乐业的精神家园。尤其是重塑农村公共空间，对于村庄优良的民风民俗传承和村庄文化的认同感都十分必要。与过去不同的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农民在较大的范围内被积极地动员和组织起来，甚至包括当时有些过激的“破四旧”活动，政府在设计上更加提倡新风尚和新思想的治理方式。而随着农村公共服务范围的扩大、公共服务层次的提高[5]，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也在不断创新中建立起来。新时期以来，林毅夫先生于1999年最早提出新农村建设，他当时就认为应从基础设施入手。他在《关于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建议》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提出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通过建设和改善与农村生活相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启动农村的存量需求。显然，林先生是从经济消费的角度来谈论新农村建设的，但是他也认识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更能取得直接的效果。由此可知，设计在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将扮演必不可少的角色，设计也将成为治理农村公共空间的重要力量和有效手段。当前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设计治理公共空间时存在着矫枉过正的现象，大量的假古董牌坊和粗鄙的乡村雕塑涌现其中，使原本充满乡村魅力的公共空间成为了娱乐噱头，令农民十分反感。

政府参与设计治理是形塑农村公共空间形象的关键。在中国历代乡村治理模式中，农村并没能形成向国家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团体，导致国家政权无法明确感受到农民集体的利益诉求，进而想当然地对乡村社会进行治理，特别体现在农村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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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等译.北京：中

共空间的设计上。近些年来，由于公共产品和制度供给的变化，乡村某些公共产品统一由政府配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