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好纳税人的钱?
我走进铜锣湾中央图书馆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做香港人有什么好的了!第一次去香港的人一小时前还在抱怨那里地窄人多,一小时后就有了全新的感受。一座图书馆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印象,特别是公共图书馆。今年3月,广州市政府投资2300万元建成的新越秀图书馆被评价为“靓过高级咖啡厅的图书馆”――当北京人焦急地在“百度知道”上问“国家图书馆不让未成年人办理借阅证!怎么办?”时,广州人告别了原来给人印象中冰冷的图书馆,拥有了舒适的大沙发和咖啡。 公共服务直接提升城市居民的满意度。2006年零点发布的一份《2005年度零点中国公共服务公众评价指数报告》,报告从普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主观感受出发进行公众满意度评估,描绘出中国人主要的5种表情:堵车路上太无奈(公共交通系统不畅)、找厕所急死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较落后)、业余生活太单调(文体娱乐设施建设不足)、未来不知该咋办(社会保障水平低)、找不到工作真头疼(就业压力与就业障碍)。相隔一年,作为学术界第一份全面评估中国公共服务绩效的报告,《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直击痛处:政府的公共服务总体水平偏低、发展不平衡、效率低、水平趋同,基本公共服务综合绩效整体处于偏低水平。 “区别于以往就事论事的讨论公共服务,我们试图从实证的客观角度给公共服务做一个快照,并且希望能抛砖引玉,给政府和大众提供一个批评和思考的参考和对象,促进未来公共服务决策民主化。”这份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蔡跃洲对《新周刊》说。避开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问卷调查的方式,这份报告收集了可以在各种年鉴找到或者已经公开发布的近3万个数据,首次把公共服务分成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科学技术、一般公共服务8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通过20至30个指标(共165个指标)包括投入、产出、效果三方面的数据来进行评估。比较起“该地区医疗水平良好”的说法,一个地区每一千人里面平均能有多少张病床、多少个医护人员这些准确的数字更能说明问题。 国家投入不等于政府投入 《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指出,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总体上供给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尤其是公共卫生在2000年至2004年间的改善程度普遍不高,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恶化的现象。面对《新周刊》的提问,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表示,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到上个世纪末,人人享有公共卫生保健的一个指标是国家拿出GDP的5%投到卫生方面来,中国在上个世纪末刚刚达到这个指标,2003年的全社会卫生总费用是6584亿元,占5.42%,2004年达到7900亿元,占5.55%。如果按GDP的总量来讲,投入还是不算高。 “这个投入不只是政府的财政投入,现在很多人把政府的财政投入和国家投入混为一谈。国家投入是指整个社会包括政府、老百姓自己、企业、保险公司等各个方面的力量加在一块的投入,政府投入的只占其中一定的比例。在公共卫生方面,政府投入占国家投入的17.3%在右。”于宗河说。 正因为投入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有着多元性,为了防止各部门或者个体推卸责任,于宗河认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立法,“在公共卫生方面,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卫生大法,政府以住就只管拨款,其他一概不管让去市场创收。公共卫生服务架构管理架构是怎么样的,各部门的责任是什么,公民和企业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都不清楚,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通过立法而不是拿文件来解决问题。” 以日本的公共卫生体系发展的历程为例,二战失败后,1948年日本就制定了“医疗法”,1960年颁布了“医疗金融公库法”,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63年修订了“消防法”,进人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将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重点放在提高国民健康水平、预防公众健康危机、确保食品卫生安全、提高先进医疗技术水平等领域。至上世纪末,日本依靠对法律的不断修改,已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公共医疗卫生管理和服务体系。纳税人的钱如何实现效益化 当年申报个人税的新规定出台时,人们才开始琢磨“税”这个现在和自己的钱包极其相关但又无比陌生的词。网上一篇转载率极高的帖子《我们缴的税去哪里了?》是这样说的:“今天就是个人申报收入超过12万元的最后期限了,我面对日历,心中充满了矛盾……我交的税没有用在了我的医疗上,现在我要是得病只能自己交所有的医疗费……我交的税没有用在教育上,我的朋友的孩子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都要交费,而且越是基础教育收费越多……我交的税没有用在修建道路上,我每年要为我的车另外购买养路费和车船使用税……我交的税没有给我的居住带来任何保障,每年我要交房租三万多元,而这些支出没有任何抵扣,据说买房子还将要推出房地产。税……”为什么政府财政收入接近4万亿之际,政府公共服务仍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 2006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人均GDP首次超过了2000美元。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一个国家当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的时候,政府对社会成员提供的社会保障发展是相对比较慢的;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以后,这方面的投人才会大幅度增加。一方面,从人均GDP水平上看,中国没有能够实现达到大幅度增大投入的阶段,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落后于公众现实需求。《中国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06》提出公共服务应由“投入型”转为“效益型”的对策。 在公共服务产生与管理都比较成熟的欧美国家,选民主动要求政府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也受到选民监督,因为选民的选票决定着当局执政地位,在这种压力下,政府自然不敢懈怠。而中国公共服务一般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指令,没有动力没有压力,更没有人监管其效果如何。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研究所副教授杨永恒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公共服务与全球化”的访谈里谈到了实现公共服务效益化的方法:“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但并不一定必然由政府生产,在公共服务生产上,可以由公共部门、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和私营部门等来生产,即采用市场化、半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等三种方式来生产。在市场化和半市场化生产方式中,政府负责履行市场监管的责任。”国际经验表明,很多公共服务如垃圾清理、道路维护、公共交通等由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来承担生产任务,比政府自己承担更有效率,不仅可以解决公共资源不足、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等问题,同时还可以缩减政府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