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县委大院"的故事

邓 凯 王逸吟 唐湘岳 《 光明日报 》（ 2013年12月10日   05 版）

湖南绥宁县委大院全景。用了几十年，还是那几栋老砖房。罗辉摄

正在翻修的临澧县纪委监察局办公楼。本报记者 邓凯摄

石门县委常委办公楼。杨昌伟摄

上世纪80年代的衡东县委大院正门。资料照片

茶陵县委办公楼。龚文彬摄

临澧县纪委监察局局长办公室。 本报记者 邓凯摄

编者按

《县委大院》是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新闻联播》近期推出的专题报道，镜头对准临澧、衡东、石门、新邵、蓝山、龙山、双牌、岳阳县、绥宁、溆浦、茶陵等11个县的县委机关，讲述了他们几十年如一日“蜗居”老旧大院，不盖新楼也不搬迁的情况。节目播出仅三期，收视就一路飘红；全部播完后，在微博上、网站上产生了过千万的点击量和数百万的评论跟帖。

老旧的县委大院，何以成为社会热点？本报记者近日走进这些院子，拂去栏杆上的尘埃，探寻“县委大院”背后的故事。

走进湖南临澧县委大院，扑面而来的是“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为纪念张思德而题写的这五个大字，在冬日下午的阳光下，静静地闪着光。

在记者此次造访过的几座陈旧而简陋的县委大院，这五个字，一次次简洁而朴素地撼动着我们的内心。

这些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沧桑的县委大院，隐藏着什么密码？在告诉人们什么？

临澧：“对群众有利的事，要多做”

那年，黎卫平被丈夫痛骂了一顿。

“世界上没有比你更蠢的人了！别人搞工程是往家里弄钱，你倒要往外掏钱！一分都没有！”

讲起往事，声音高亢的黎卫平依然有些激动。在电视镜头前，黎卫平从来没讲过十年前和丈夫吵架的事。本报记者再三追问，她才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

当时，临澧一中新校区建设正值关键期，离高考只剩40多天，土建已经完成，但配电、监控、桌椅等设施还没着落，配齐需要200多万元。县里本来就是“吃饭财政”，要钱？没有。

黎卫平是县委分管教育的副书记、新校区建设总指挥。她一拍桌子，发动指挥部的干部们自掏腰包，先垫上！

眼看别人的钱凑得差不多了，她自己却在丈夫那里卡了壳。

不给就不给！急性子的黎卫平转身拿了身份证，找朋友担保，从信用社借了8万块钱。就这样东拼西凑，2004年6月，临澧一中新校区顺利完成了高考任务。

那一年，临澧县财政收入刚过亿元大关。县里想方设法，硬是筹集到1.5亿元，高标准地建起了能容纳5000名学生的一中新校区。新校区无声地证明，教育是最大的民生问题之一。

而60多年来，临澧县委一直在几栋破旧的红砖瓦片房子里办公。

从1978年调到县委，到2012年11月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位子上退休，黎卫平在临澧县委大院工作了30多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

1949年临澧和平解放，第一届县委选定蒋家花园作为县委驻地。蒋家是临澧历史上显赫了两百多年的大家族，著名作家丁玲就是蒋家的后代。今天，在县委大院里，还能看到被铁栅栏围起的草木葱郁的假山，那就是蒋家的遗迹。

1952年，上级拨款7万元，在临澧县委大院里建起了礼堂，后来礼堂分一半给了县政协。1952年与礼堂同时修建的还有县人民委员会大楼，现在是组织部所在地。说是大楼，其实不过是一栋两层的砖木楼。2012年加固改造以前，里面连一个卫生间都没有。

1955年6月，开国元勋林伯渠回到家乡临澧搞调研，就住在人委会楼里。在临澧期间，他坚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的作风，给当地干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林老当时讲得最多的就是，对群众有利的事，要多做。”临澧县委原副书记王宏忠回忆。

临澧县纪委监察局办公楼也是上世纪50年代的老建筑。局长办公室屋顶上有个大洞，抬眼就能看到木质房梁；电脑机房顶上接着一个漏斗，水管通向窗外，塑料布一直覆盖着主机。

“如果外面下大雨，里面基本也下大雨。”临澧县纪委常委胡凯辉说，“白天黑夜，我们都要安排人守着这些设备。”

王宏忠说：“当时，县委常委会常常开到深更半夜，熄灯之后，有时就碰到蛇，踩到蛇。”

这些办公楼在服役60周年的时候，外墙才做了简单翻修，原来的木楼板因为被白蚁侵蚀得太厉害才换成了水泥地板。临澧县原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绪沐说：“白蚁最多的地方，挖出来的用箩筐挑了几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临澧发动10万劳力，用十年时间修成了青山水轮泵站，彻底解决了饮水问题，创造了“青山精神”；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临澧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临澧现象”由此而来；进入新世纪，临澧发展社会事业，又成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县、全国教育工作先进县。

“我到别的地方，看到新修的行政中心又大又气派，条件确实好，你说能不羡慕吗？”黎卫平说，“不过我们认为，机关建设和民生大事相比较，还是民生优先。”

现任临澧县委书记杨琦明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他说，县委大院记录了艰苦奋斗的历史，有很强的正能量。“把这种传统传承下来，是一种责任。”

石门：“任何一个书记都会作出同样的选择”

第一天上任，董岚以为走错了地方。

石门县委大院陈旧而局促，转一圈下来用不了5分钟。院里只有4栋办公楼，走廊光线昏暗，老式木地板踩上去吱呀作响。“上任之前，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到了一看，发现比想象的还要旧。”董岚说。

董岚是石门县第26任县委书记。和历任书记一样，她的办公室就在大院中间一栋二层小楼上，窗户正对着男厕所。

小楼虽小，名声却大。早年，这里是郑洞国将军的公馆。这位黄埔一期毕业的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抗日名将，后半生选择了跟随共产党。1952年，在他的公馆原址上建起了砖木结构的办公楼，从此成为石门县委机关驻地，60年来，风雨不动。

1987年，由于工作人员增加，县委办公用房异常紧张。他们用一年多时间，花87万元盖了一栋四层办公楼。盖楼期间，县委宣传部在院里搭了个油布棚，包括宣传部长在内的11名工作人员就在棚里工作了一年多。

石门县委大院里还有一排平房，原本是堆放杂物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这一排平房有多种用途：其中几间是县委政法委的办公室，还有几间是组织部长的住房。组织部长的爱人在家里辟出一块地方，养了几头猪。

石门县综治办主任柴云正好是那几年参加工作的。回首那段一边办公一边听着猪“哼哼”的日子，他说：“用现在的话讲叫‘原生态’，好像到了村里，不像是在县委机关。”

退休多年的王浦堂回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县里有过几次搬迁县委大院的想法，有两次已经准备征地了，还是停了下来。

石门是湖南的贫困县，也是国家确定的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有16%的贫困人口。交通是制约这里发展的最大瓶颈，全县境内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也没有一条一级公路。石门盛产柑橘，上世纪90年代曾办过一家罐头厂，由于运不出去，不到几年就破产了。直到两年前，交通有所改善，湖南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才布点石门，重建罐头生产线。

“历任县委书记都在这个院子里奋斗过、坚守过。时间长了，这里的木板踩上去有一种责任感，提醒我脱贫、发展的任务还很重。”董岚说。

上任没多久，董岚请人修补了院子里破损的路面。她要求加强维护，做到干净整洁。

“就是要告诉老百姓，县委大院没有搬迁的打算。”董岚说，“任何一个县委书记，坐在我这个位子上，都会作出同样的选择。”

衡东：“党政机关不能变成衙门”

向儒卿喜欢散步。每天晚饭后，他一准会挽着老伴，拿着计步器，在衡东县委大院里走上三四圈。

一早一晚，这个院子人山人海，跑步的、练倒立的、抖空竹的、打太极拳的，比公园还要热闹。

向儒卿今年86岁，是衡东建县后首任农业局长，1993年从副县长任上退休。他告诉记者，受当时条件所限，衡东县城最早只规划了一南一北两条街道和一座县委大院，没有公园。县委大院有100多亩地，种了樟树、桂花树等各种树木。2000年前后，随着县城人口增多、院内树木成林，这里就被老百姓当成了公园。特别是夏夜，人们都爱来这里闻桂香、吹凉风。

近半个世纪时光流转，衡东县委大院的办公条件越显简陋。搬迁的想法不止一次被提出来，最近一次是在2011年。但是，当时老干部们很有意见。他们说，这个院子规划好、绿化好，人民群众对这里有感情，不能搬。

老干部们推选向儒卿作代表，去找当时的县委书记反映情况。书记当场表态：“只要我在任一天，就不会搬。”

“只要我在任，就不会搬。”现任县委书记程少平也是这个态度。

程少平住在县委大院最北边的一间红瓦房里。他是今年4月才搬进来，家具、陈设都是前面4任书记留下的。

程少平说，住在这里很安静，唯一不太方便的是，房顶上总有老鼠在跑。好几次夜里他被急行军的老鼠惊醒，“咚咚咚”——他举起晾衣服的棍子就往房顶上捅。

这片简朴的宿舍区有个规矩：同一套宿舍总是安排相同职务的干部居住。久而久之，书记、县长住在什么地方，衡东的老百姓人尽皆知。

每天早晚，常有老百姓来敲程少平的门，找他反映情况。无论是准备出门还是下班归来，他都会热情接待。

“书记、县长也是人。这么多人来敲门，说一点不烦，那是假话。但我想，正因为你是书记、县长，老百姓才来找你，在这个岗位上就要承担责任。”程少平说。

衡东县委大院虽然旧，党员干部们谋发展、惠民生的劲头并不落后。近些年，衡东县城里相继建起了几个公园、市民广场。投资过亿元的洣江风光带今年刚刚竣工，老百姓休闲健身有了新去处，来县委大院散步的人有所减少。于是，有人提议加强门卫管理，很快就被程少平否决了。

“党政机关不能搞成衙门。我们还是要开放，要让散步群众有一个更好的环境。”程少平说。

茶陵：“感觉毛主席在看着我们”

初冬的阳光温暖而柔软。在乡间的一处院落，几杯清茶，一盘瓜子，一盘花生，记者围坐在一张小方桌边，听85岁的彭立德讲他见毛主席的故事。

“48年过去了，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彭立德说，见到毛主席那年，他37岁。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5月21日晚上，毛主席来到茶陵，住在县委大院的常委办公楼里。第二天上午，毛主席在办公楼门口与茶陵县的13位干部合影。时任县委常委、农村政治工作部部长的彭立德被安排在毛主席身后。

当时，彭立德激动得只顾看毛主席，“等我抬起头，相已经照完了”。

茶陵县委大院是1956年开始建设的。正中间是一座主楼，东西两侧各有一座翼楼，主楼东北侧100米处是常委办公楼。

茶陵县委将毛主席住过的房间设为陈列室。房间里，只有一张两端高低不平的木板床，两个布沙发，一张油漆剥落的老式写字台。

楼下是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楼上是县委常委们的办公室，这样的县委大院，全国绝无仅有。几十年来，这里一直对外开放，人民群众随时可以来参观。

“在这里办公，总有一种庄严的感觉。感觉毛主席在看着我们，人民群众也在看着我们。”这是茶陵县委干部们的共同感觉。

一开始，茶陵县对《县委大院》摄制组的到来并不欢迎，他们觉得“没什么值得宣传的”。直到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助理肖永根再三耐心说服，他们才愿意配合。

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张一吟是个“85后”女孩。参加工作一年多，她做的都是社会新闻。11月上旬，她跟着肖永根到茶陵拍《县委大院》，心里并没底。

进了院子，茶陵县委原书记龙秋生把张一吟带到一个角落，告诉她这是他曾住过的地方。

这个角落原先是一个车库，住在里面的司机嫌条件差，搬了出去。龙秋生叫人把这个60平方米的车库改造了一下，带着一家八口搬进去，一住就是11年。

1979年龙秋生担任县委书记后，县委办公室觉得“一把手”住在车库里不光彩，就拨了7000块钱要给他建新房，被他制止了。他说，住得旧一点没什么不光彩，脱离了群众才不光彩！

1982年，茶陵县委计划在县委院里起一栋宿舍楼，解决干部住房问题。当年恰逢茶陵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全县倒了2万多间民房。

县委当即决定停建宿舍楼，将40万元建房款拿去赈灾。受灾群众盖一间房补贴1000元，另外每人每年还提供600斤粮食。到1983年初，倒塌的民房全都建起来了。

拍完片子，张一吟收拾东西准备返程。一回头，她看见了茶陵县委院子里的毛主席照片。上面印着毛主席说的话：“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传统不要丢了。”

张一吟一下子掉了眼泪。“这趟采访，最大的收获,是精神上的。”她说。

县委大院：静静燃烧的精神灯塔

“就是它了！”

10月的一天，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通联部副主任聂雄正在为下一个选题而纠结。

《就在这栋老楼里办公》——《新湘评论》2013年第19期上的一篇千字短文，让聂雄找到了灵感。文章说，茶陵县委大院历经几十年风雨，已经明显老化，但历任县委依然坚持在老楼里办公，传承着艰苦朴素的品质。这样的办公楼才是最美的办公楼。

聂雄找到新闻中心主任助理肖永根议论了几句，两人一拍即合。和新闻中心主任助理李越胜商量后，主任杨壮拍板，连策划书都没有写，《县委大院》的创意就诞生了。

第二天，多路记者带着机器设备，奔赴湖南各地。他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拍，他们用摇臂、航拍的手法，像拍电影大片那样制作出了11期专题节目。11月5日，《县委大院》在《湖南新闻联播》开播，临澧县纪委漏雨的办公楼一出现在电视上，就引发了轰动。

湖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龚政文看好这个节目。他不但指导拍摄，还指导了评论的撰写。

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吕焕斌，一直有着浓厚的新闻情结，他一直叮嘱新闻中心，应该多思考多创新，在湖南卫视做出和综艺娱乐节目一样叫响全国的新闻精品节目来。

“湖南卫视虽然这十多年在电视娱乐领域作了很多探索，但‘新闻立台’的理念从未有半点动摇。”湖南卫视常务副总监李浩说。

湖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许又声说：“建豪华楼堂馆所是当前必须刹住的风气。通过《县委大院》这样一个节目，我们看到湖南基层的党员干部，始终秉承毛主席当年倡导的优良作风，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放在民生上。这个节目让我很感动。”

这一次采访拍摄的经历，让每个参与者心潮澎湃。湖南卫视总编室推广部主任汤集安写道：“县委大院，一座静静燃烧的精神灯塔！共产党人，一代代默默建设中拾阶而上！”

记者熊军在手记中说：“对于我们这一批比那些个老院子还小很多的‘80后’来说，能参与这样的新闻专题，也是一次新出发……那些院子，是机关，也是学校。”（本报记者 邓 凯 王逸吟 唐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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