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建设

作者：田苏

河北学刊 1996年01期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一直工作和战斗在晋冀鲁豫边区，这是他思想理论形成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一时期，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党的政策和策略，围绕对敌斗争这条主线，在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诸方面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创见性的文章和讲话，丰富和发展了我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围绕邓小平将革命武装放在首位、以民主政治贯穿一切工作和经济建设为基础的根据地建设思想展开论述，以增进对邓小平整个思想体系的研究。

　　一

　　卢沟桥事变，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为此，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召开了洛川会议， 确定了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创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1938年1 月，邓小平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到职后立即于2 月上旬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召开该师团以上干部会议，部署以太行山为依托开辟晋冀豫边区的根据地创建工作，从此开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艰苦的创建历程。会后，根据邓小平和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之命，一二九师组织多支游击队分赴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组织抗日民主政权，抗日烽火迅速在晋冀鲁豫边区广大地区熊熊燃烧起来。1941年，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抗日根据地都迅速创建和发展起来，并逐渐连成一片成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成为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之一。

　　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邓小平不仅协同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指挥了一次又一次的战役，同时还着力宣传、贯彻党的战略方针，并结合具体的对敌斗争实践，进行理论加工、总结和提炼，从而坚持、发展和丰富了我党的军事思想。一个革命根据地必须具备四种力量：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这四种力量互相配合，缺一不可。邓小平指出：抗日战争中“应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战争的特点，将武装放在第一位”〔1〕。 并反复论证了武装斗争对敌后抗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武装是对敌斗争的骨干。”首先是武装斗争，没有坚强的武装斗争作核心，其他一切都困难。党政军民要以一切努力发展、建设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认真组织游击集团，环绕武装斗争，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他强调：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没有武装，或武装力量不够，都不能坚持敌后斗争，坚持根据地，所以我们党要学会熟练管理武装、教育武装、指挥武装作战”，还提出“要切实做到‘党员军事化’的口号”〔2〕。

　　武装斗争的基本原则是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机智灵活地进行斗争。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具体而详细的阐述。他强调，既然游击战是抗战时期我军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就必须研究游击战的特点和规律。指出，游击战与运动战不同，不强调军队的统一性，而要求“每个抗日军队和游击队，都具有高度的自觉性、积极性、灵活性”等内容。

　　这些思想丰富了我党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思想。在对敌武装斗争实践中，邓小平还不断总结提炼了一些新的具体策略方针，为党的抗日游击策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敌进我进”就是由邓小平总结归纳而得到推广的一个重要方针。

　　在抗战初期，我军主要采用毛泽东提出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发展壮大，敌人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清剿”和“蚕食”，在激烈的斗争中，日军逐渐探索到了我之“敌进我退”的规律，使我们吃了不少亏，根据地蒙受了不少损失。面对敌人的疯狂“扫荡”，如何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转被动为主动，扭转敌进我退的局面，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打破囚笼，必须砸锁。处在对敌斗争第一线的刘伯承、邓小平共同研究决定，当敌人主力来“扫荡”时，我也派主力打敌人的后方和交通线。这就是“敌进我进”，它是对“敌进我退”的游击战争方针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敌进我进”最早见诸于刘伯承1940年黎城会议上的讲话。在实践基础上，邓小平对这一方针进行了认真总结、概括和系统阐述，形成了“敌进我进”的战略思想，并使之得到全面推广。其思想集中体现在《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括总结》一文中。他指出：“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创立了少数格子网内的隐蔽游击根据地，无论太行、太岳和冀南，在这方面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3〕。他还就如何在敌占区、 游击区实行“敌进我进”方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策略。丰富和完善了“敌进我进”的内容，使这一方针的战略意义更加显著地体现出来。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从1942年开始，晋冀鲁豫边区派出上千支小部队、武工队和众多的干部到敌占区，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公开或隐蔽的斗争，建立隐蔽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开展锄奸反特斗争，加强政治攻势和瓦解伪军工作，领导群众进行反掠夺、反劳役、反抓丁斗争，争取和控制了一些日伪据点，许多村镇建立了隐蔽的抗日政权。

　　实践证明，派遣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有利于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有利于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诸方面开展对敌斗争，对于打破敌之“蚕食”、封锁和“治安强化”运动，扭转根据地困难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1943年一年的艰苦奋斗，冀南区恢复和开辟了10个县，占本区面积的1/5，太行区的平汉路两侧广大地区， 大部恢复为游击根据地。晋冀鲁豫全区，由敌后武工队和小部队恢复和开辟的面积，约占全年恢复和开辟总面积的3/5。这样， 我们不仅有大块完整的抗日根据地，而且在敌人的巢穴里有许多小块的抗日基地。敌人要割裂我们反被我们所割裂。

　　1942年，八路军前方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一斗争形式，并发出命令，在华北各根据地予以推广。随后，其它根据地军民根据各自不同情况，普遍实行了“敌进我进”的军事方针。1943年毛泽东同志对“敌进我进”方针作了充分肯定。此后，中共中央正式制定的“敌进我进”、“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

　　二

　　抗日根据地的根本目标有两个：抗战和社会改革。实施民主政治是根据地进行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说：“这是依据于巩固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提出的严重政治任务，这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一环’，这是贯穿于一切工作和党政民组织中的基本精神和内容。”〔4〕在这方面，邓小平在晋冀鲁豫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以民主政权建设为核心，提出了一套多方面实施民主政治的政策，使党的这一政策扩展到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和新的高度。晋冀鲁豫成为较早和较好实施民主政治的地区。

　　首先，在根据地民主政治实施过程中，民主建政是核心问题，提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原则。

　　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一点，便谈不上自觉的参加革命。”〔5 〕抗日战争既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当然，政权问题也就成为最根本的问题。政权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创立根据地，就是要在根据地内部建立和建设自己的政权。邓小平认为政权建设对于有效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敌后方的政权问题，是一个敌我的严重斗争”，它“关系于能否坚持敌后抗战，关系于能否削弱敌力与增强自己，关系于民心之维系、抗战之胜利与民族之复兴”〔6〕等大局， 是一个根据地得以形成的四种必备力量之一。为此，他将民主政权建设作为核心工作来抓，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邓小平的民主政权建设思想是对党的抗日民主政权方针的具体化和再创造。抗战伊始，我党在《抗日救国纲领》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方针。中共中央北方局《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各根据地成立边区政府，改造与建立县、区、乡政府。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进一步明确要求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完全民选的抗日政权。根据这些指示精神，邓小平不失时机地领导了太行根据地各区政权改造和建设工作。根据实践经验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应遵循的原则。第一，它应成为真正领导抗日的民族主义政府。第二，应成为民权主义的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政府。他坚信民众是最善于选择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的。第三，应成为民生主义的政府。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去适当改善民生。第四，这个政府还应成为统一战线的政府。它不仅是各抗日党派共同拥护的政府，而且是团结各阶层的核心。第五，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有必要按照地形、敌情等条件来重新划分行政区域，使军政民在特殊条件下不致于发生张惶溃乱的现象。这一条是邓小平同志根据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斗争实践而确定的。

　　邓小平这些思想是对抗日民主政府基本属性的规定，是经由实践得出的结论。在这些原则指导下，边区的民主建政工作普遍开展起来，太行区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的政权，随后在其它区域得到广泛推广。

　　1941年4月5日邓小平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认为“三三制”这种政权形式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好形式。因为“三三制”政权体现了“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7〕， “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是实施民主政治的结果，它的建立又为民主政治进一步实施提供了保证。

　　其次，党在政权中必须实施民主政治，用民主政治推进党的建设。

　　邓小平明确指出：“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他尖锐指出那种认为“党权高于一切”甚至“党员高于一切”的错误观点，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恶劣影响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根除“以党治国”现象的措施便是在政权内部实施民主政治。邓小平同志提出，党对政权要采取指导与监督的原则。所谓指导是指必要时可以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而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指导”的目的是为了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而监督则是为了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为了能使指导与监督真正发挥作用，必须正确处理好党令与政令的关系，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一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有意识地开展民主政治斗争，提高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影响和鼓励人民拥护并支持抗日民主政府。

　　反对“以党治国”，并不是抛弃党的领导，相反，还要保持党在政权中的优势。“三三制”政权建设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邓小平说：“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所以产生了我党对政权的领导问题。优势从何而来呢？主要取决于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这是党对“三三制”政权领导的基本思想。

　　基于这种思想，邓小平要求党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的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有了民主主义的作风，才有广大群众的运动，有了广大群众的运动，才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从而把实施民主政治提到了关系于党的建设的高度。

　　第三，用民主政治推动发动群众、统一战线工作。

　　邓小平指出：“唯有发扬民主精神和实质，才能达到充分发动群众的目的，才能实现群众自觉自动起来为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目的，也才能巩固群众的发动和群众的组织。……不能设想：当群众既经发动之后，不提高群众到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阶段，而能够使群众形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的联合与斗争，以巩固统一战线和已得的经济政治利益。”〔8 〕要求通过实施民主政治，把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反贪污浪费等群众运动，逐渐提高到争取民主的斗争，摧毁残余的封建统治，巩固党在斗争中的既得阵地。

　　实施民主政治不仅是广大基本群众的共同要求，也是团结各阶层的旗帜。只有实施民主政治才能组成空前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正如邓小平所说：“唯有民主政治，才能进一步的巩固各阶层团结，克服困难争取抗战胜利，也才能示范全国，争取人心向我，而统一战线的巩固不仅对于今天非常重要，而且对于准备战后也非常重要，巩固统战本身，就是巩固战后阵地的基本内容之一。”〔9〕

　　邓小平的上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我党关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理论，指导和推动了晋冀鲁豫边区民主政治的全面实施。这也是八路军一二九师能够战胜那样复杂艰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冀鲁豫平原上由于政权在敌人进攻时即已瓦解，我军所至，即由初步的民选产生人民自选的各级抗日政权。冀南在1939年夏陆续成立了各级参议会，重新选举了各级政府人员。1940年春，全边区颁布了有名的《人权保障条例》，成为最初的民权约章。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阴谋，1940年8月，在邓小平提议下，冀南、太行、 太岳成立了统一的行政联合办事处（即冀太联办），筹备建立统一全边区的“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到1941年，经由民选并按“三三制”的形式建立了晋冀鲁豫的临时参议会——边区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其中共产党员70余人，约占1/3稍强，国民党人士不下50人。

　　参议会讨论和颁布了边区施政纲领，制定各种基本政策法令，都贯彻着统一战线的精神，照顾到各阶层的利益。从参议会中选举了边区政府委员并选举杨秀峰为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成立边区政府，15个政府委员中只有6个共产党员。从1941年以后， 专署县府也都基本上实行了“三三制”。最下层基础的村政权则是一开始就不断进行了改造。1942年又进行了普遍的村选举，75%的公民参加了选举。

　　在抗日民主热潮中，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减租减息、反贪污反恶霸、雇工增资等斗争，并逐渐提高到民主斗争的高度，要求自己管理政治，为“三三制”的村政权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减租减息，使生产关系得到相当调整，人民生活有了相当改善，人民抗战积极性空前高涨。雇工增资后，雇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在反“扫荡”中，农民积极参战，民兵异常活跃，共同捍卫了自己的政权，保卫各阶层人民的生命财产。

　　通过实施民主政治，最大限度地把各阶层人民团结在党的旗帜下，政府对人权、财权、政权之确切保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生产运动热烈开展，组织互助，渡过灾荒，也使富有的人们得到好处。共产党和各阶层人民的结合，更加密切了。晋冀鲁豫边区遂成为坚强的抗日民主堡垒。

　　抗日与民主密不可分。正因为晋冀鲁豫边区老早即实施民主政治，人民有充分的自由权利，人民自己管理政治，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积极投身边区建设事业，从而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全面开展。一二九师真正成了边区人民“自己的队伍”，他们和武装起来的人民共同配合，协同作战，组成了一道抗击日寇的铁壁铜墙，成为日军无论如何也难以逾越的屏障。

　　三

　　邓小平同志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较早注意经济问题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建设初期，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要求边区各级政府要整顿财政，减轻人民负担，节约人力物力，保证军队的生活供应，以便坚持持久抗战。为此，他们曾规定了硬杠杠，如严格限定脱产人员的数额（不得超过总人口约3%）；军、地各占总额的比例（2:1）；严格控制货币发行总量；严格规定负担面（不能少于总户数的80%）和各户负担总额（不能超过本户收入的30%）。

　　这几条硬杠杠正确地处理了需要与可能、公与私、军（队）与地（党政群）的关系，在当时对人民休养生息和生活安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边区统一之后，邓小平、刘伯承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明显加强，经济建设成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1940年北方局砖壁高干会议首次确定了根据地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建设政策，并提出了晋冀鲁豫边区经济建设计划。

　　1942年至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许多地区遭到百年罕见的旱、蝗、水灾。敌人趁机对根据地频繁的“扫荡”。同时进行残酷的经济封锁，根据地的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为扭转局面，渡过难关，中共中央决定实行一元化领导。1942年9月，成立了中共太行分局，邓小平为书记， 统一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战略区的党政军民工作。1943年1月25日至2月20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讨论研究如何扭转晋冀鲁豫地区的困难局面，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在会上邓小平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括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提出了今后工作的具体任务。关于经济工作，他要求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战胜灾荒，保证军需民食，打下自给自足的基础。在这些讲话精神指导下，边区经济工作更加蓬勃展开。

　　1943年7月， 邓小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进一步阐明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即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作保障，才能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只有政策正确，才能协调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同志说：“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当时边区普遍实行了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邓小平认为“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10〕

　　1943年和1944年，邓小平还指出晋冀鲁豫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1943年9月21日， 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了由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的太行、太岳、冀南军区部队和政府机关生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努力生产、渡过难关、迎接胜利》的报告，总结了抗战6年来边区的经济建设工作，提出为促进生产发展， 必须建立赏罚制度，反对贪污，提倡节约。会议确定了“农业为主，群众运动”的生产方针。会后，晋冀鲁豫边区掀起了秋耕秋种和垦荒热潮。邓小平身体力行，亲自参加生产。激发了广大军民的生产热情。大生产运动成绩蔚为壮观。大岳部队生产搞得尤为出色。1945年初，一二九师把太岳军区的生产经验总结和1945年生产计划报党中央，毛泽东回电表示：“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妥善执行。”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生产建设是在敌人的反复“扫荡”、“蚕食”，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的严重形势下进行的，面对敌人的摧残和掠夺，“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基于此，邓小平严正指出，敌后的经济建设必须实行“对敌展开经济斗争”和“在根据地开展经济建设”，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紧密配合。没有对敌斗争。根据地各种具体政策，都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搞好根据地的建设，打破敌人的封锁。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晋冀鲁豫普遍展开群众性的反封锁、反掠夺的经济斗争，展开各种形式的贸易战、货币战，从而保障了边区生产的顺利进行，捍卫了群众的经济果实。

　　此外，在敌后经济建设的具体环节上，邓小平也都进行过理论上的阐述，制定了财政、贸易、货币等具体工作的政策原则，形成了围绕发展生产这个核心，适合边区特点的、实用的完整的经济思想体系，以此为指导，边区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需要，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掠夺计划，而且为反攻和战后建设做了不少的准备”，终于熬过了困难，渡过灾荒，迎来胜利。

　　纵观抗战时期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贡献不难发现，作为一代著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是在关键时刻提出来的，反映了边区最紧迫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邓小平的功绩集中体现在他在关键时刻扭转了局面，稳定了局势，从而使晋冀鲁豫根据地成为屹立于华北敌后的坚强的抗日堡垒，为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注释：

　　〔1〕〔2〕〔4〕〔8〕〔9 〕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的结论》，1943年2月2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九册，第100—128页。

　　〔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33—44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

　　〔5〕《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转引自汪霖、冷溶《邓小平思想发展概述》，第13页， 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年2月第一版。

　　〔7〕《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8、10页。

　　〔1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85、79页。

作者介绍：田苏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