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生命追寻

作者：周可

华文文学 1995年12期

　　在台湾当代舞台剧创作中，马森的独幕剧始终占据着一个非常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在他发表的为数不多的戏剧作品中，马森以一个现代中国人极富思想穿透力的艺术眼光和对现代生活的真切体验，透过人性纷繁杂驳的种种表象，对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生命存在的意义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质疑、清算和深层的探究。

　　（一）

　　从创作的价值取向上看，马森独幕剧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作者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冷静审视和严峻批判、否定、以及由此所表露出来的“现代中国人”既不能回归传统又无法真正“现代化”的尴尬的两难体验。在马森看来，生活在二十世纪的现代中国人，虽然无时不在感受着文明发展的日新月异的诱惑，但他们却始终不能真正摆脱传统对他们的影响，他们背负着几千年文化观念因袭的重担，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举步维艰。

　　《一碗凉粥》写的就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所谓“代沟”问题。在作品中，马森没有象一般人那样去直接呈现两代人的面对面的激烈冲突，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父母对待被他们打杀的不孝之子的复杂态度上：一方面，因为儿子的“忤逆”，竟敢违背父母的意愿去自由恋爱，他们认为其死不冤；然而另一方面，儿子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丧子之痛使他们陷入切肤的悲哀和无限的思念之中。一碗粥，凉了热，热了又凉，几年来从没吃过一碗热粥。很显然，这部作品中所表现的两代人的冲突，实际上就是传统礼教观念与现代人生命情怀的冲突，与其说是父母杀死了儿子，不如说是作为一种超自我与反生命的抽象理念的传统礼教断送了他的生命。

　　当然，对于传统礼教吃人本质的揭露和批判并不能标示出马森这部作品所达到的思想深度，因为反礼教的价值形态是属于近代思想启蒙的范畴，而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马森，感受到更多近代启蒙的人道主义者所无法感受到的现代人的焦虑和痛楚，那就是吃人的传统礼教在这部作品中并不完全是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异己力量而存在着，而是深深根植于人性自身的土壤之中。这样，传统便成了现代人无法摆脱的梦魇。《一碗凉粥》中，那对亲手杀死自己骨肉的父母，虽然对死去的儿子有着近乎病态的思念，然而，他们对传统礼教的合理性并无一丝一毫的怀疑，更不用说是否定了。他们的苦痛其实并非真正的丧子之痛，而实为在他们身上已根深蒂固并与其生命融为一体的传统观念和那种人类与生俱来的亲子之情之间的冲突所产生的心理失衡。他们既不能摆脱对死去的儿子的思念，却又无法摈弃传统礼教的观念立场，最终只能深陷于这种两难的困境之中，在无休止的自我折磨中耗尽自己的生命。

　　（二）

　　在马森戏剧的价值体系中，与对传统的批判和否定这一主题同样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现代文明的内在荒谬性的揭橥与嘲讽。

　　对于生活在传统之中并深受其苦的中国人来说，现代文明无疑是极富魅力的。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到和都市化的出现，如何在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中来把握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便成了马森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为此，他写下了《弱者》这个著名的作品。

　　《弱者》围绕着夫妻之间为了究竟是用存款买土地，还是买汽车而发生的争执，在传统与现代两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激烈冲突中，揭示了现代文明的荒谬性。土地在剧中象征着一种建立在对土地依傍基础上的传统宗法观念，它给人以安全感；汽车则象征着一种以物质文明为基础的现代生活方式，它追求的是舒适和时髦。剧中的丈夫是一个十足的懦夫，对于自己的妻子，可谓事无巨细一概言听计从，但他却坚持买土地。而他的妻子则是一个操纵一切、无所不能的强者，她把买车看成是现代人不容置疑的选择。于是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毫无疑问，丈夫必败无疑。这不仅因为他在人格上是一个“弱者”，而且，他所代表的那种传统观念在以他妻子为代表的、对现代生活方式疯狂的近乎病态的欲望面前，已经显得老旧而无力了。剧中，马森通过为丈夫设计的三种死亡方式——被妻子一槌打死，被汽车撞死和自杀，极富意味地表达了人类在现代文明的神威面前的三种末路，暗示出那种将土地视为家族得以延续繁衍之根的传统观念在人们对现代生活方式的疯狂追逐面前，显得是那样软弱无力。从表面上看，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似乎取得了胜利，但马森却认为，以盲目乐观的物质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实际上是文明的一种病态，它不仅不能对传统构成真正的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它也无法使现代中国人真正走出价值的迷津，却反而加深了他们的生存困境，使他们陷入难以自拔的混乱与迷惘之中。所以，那位似乎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妻子会时时发出“命好苦啊”的感叹。而且更让她难堪而迷惑的是，她丈夫死后，从婴儿车上坐起来的，竟是一个与她丈夫一模一样的下一代。这个一生操纵他人生死的强者，到头来竟成了不折不扣的被操纵者，一个真正的弱者。这种富有喜剧意味的反讽，将隐藏在现代文明秩序井然的表象背后的荒谬，与它的不可一世、无所不能的外表下日益深重的危机暴露无遗。在这个剧本中，传统既不能回归又无可依傍，现代文明既充满诱惑又显得荒谬、混乱，留给现代人的便只有在这样一个荒谬的时代中无穷无尽的烦恼与迷惑、焦虑与痛苦。

　　（三）

　　确立了马森的上述两种批判性主题，我们便找到了进入《花与剑》奇妙世界的重要通道。《花与剑》是马森最富于哲理意味的一出戏，它包含着马森生命哲学的最基本的范畴以及借助这一范畴所展开的生命沉思和基本价值取向。剧本写的是一个在外漂泊了二十年的“儿子”在一种无以名状的冲动的驱使下回到了故乡，来到父母的坟墓前，追溯他生命的渊源与未来的命运，探究这座“双手墓”中深藏着的生与死的真理和奥秘。从象征的意义上看，剧本的这一情节可以视为马森本人心灵寻访历程的写照。通过父母的幽灵的令人迷惑而使人战粟的对话，儿子得知，他父母彼此之间既真心相爱又充满仇恨，一直生活在无休止的相互依恋而又相互折磨的关系状况之中。当他父亲将爱的鲜花献给母亲的时候，他也就注定了要将仇恨的利剑刺向他所爱的人的胸膛，而自己也与之同归于尽。剧中的花象征着爱，而剑则象征着恨，它们如同人的手心与手背，不可分离。当一个人试图逃避爱与恨的折磨与苦恼，他就会变得无生无死，因为爱与恨乃是与生俱来而又与生命同在的东西。人只要存在着，就必须同时承受与生俱来的爱与恨的纠缠，直到死亡。人分不开爱与恨，因而也就永远逃不脱两者既相伴相生又相互排斥的苦恼。在马森的笔下，爱与恨就是这种一体两面的东西。当“儿子”一步步接近这个谜底的时候，他得到的当然只能是对自身渊源的一片迷惘。他似乎找到了生命的本源，但这个本源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他必须面对它，却不可能解答它，更不可能摆脱它。在剧本的开始，漂泊归来的儿子穿着二十年前父亲遗留给他的一件长袍，这意味着他不仅进入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历史之中接受了一份沉重的精神遗产，而且历史也同时进入了他的生命。所以，当他在一片迷惘和恐惧中扯下这件遗物向鬼魂抛过去的时候，他也就赤裸裸的一无所有，连前方的路该往哪儿走都一片茫然。

　　《花与剑》表现的是一种人类追寻历史和“真相”时所面临着的无法摆脱的迷惑。这一主题是马森对传统与现代关系思考的一种形而上的深化，正象传统与现代总是纠缠在一起因而造成了人类现实生存的两难困境一样，爱与恨、生与死“一体两面”的相关性所展示的同样是人在相对世界中生命存在的一个悖论：当人去追寻生命的意义时，一种生命的无意义的体验又时时伴随着他；而当人感到生命无意义时，一种追寻意义的冲动又使他蠢蠢欲动。从这一意义上看，马森作品中所表达的“现代中国人的心态”，其生命哲学的形态便呈现出了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是对现存价值的怀疑、困惑，充满了虚无与绝望之感，但另一方面却又从不肯放弃希望，甚至是无望中的追寻。

　　（四）

　　马森作品的价值取向之所以会呈现出这种二重性的态势，是与他对理性这一长期以来人类建构自身价值思想的重要资源的怀疑态度有关。一方面，他在《蛙戏》这部喧闹的作品中对绝对理性的反生命的虚妄性作了深刻的嘲讽，而另一方面，则在《在大蟒的肚里》这一作品中，立足于世界真理的相对性，将思想的触角向存在的虚无这一层面延伸，从而拓宽了生命通向无限的坦途。《蛙戏》以无聊的群蛙寻找生命绝对意义而陷入失败的滑稽百态，显示了崇高意义这一套合乎人类理性的价值观念在死亡面前的苍白、可笑与虚妄；而《在大蟒的肚里》则通过一对陌生男女在一个孤绝于人世时空之外的环境中对生命与爱情的虚无体验，揭示了“空虚”这一生命的边际状态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精神内涵。正象一位哲学家所说：“空虚是一个本质过于丰富的表现，因为它的丰富扩展到揭示更深的层次而标示出无限的可能性，这又使感觉的有限性陷入可以感觉却不可以表达的困境。”①它使人的生命挣脱了存在的有限性而直接向体验的无限性敞开，或者说向希望敞开。

　　如果要给马森的“希望”定性的话，那么，它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无望之望。”因为在马森的作品中，希望不仅与绝望同时出现，而且它也与绝望感同时增长。这一点在马森的几部涉及死亡的剧作中表现得很明显。的确，在马森的作品中常常布满了死亡的意象，鬼气森森、阴气逼人。《脚色》是一出没有情节的象征剧，在一片惨淡的月光下，一堆野火、一座坟墓、一群无名无姓的人在寻找他们的父亲，这一情节象征性地表达了人类寻找上帝的渴望。然而，在一个上帝已死的世界中，这一切终究归于徒劳。人类就象这群盲目的寻找者一样，被他们的父亲（上帝）无情地抛弃在人性的荒原之上。目光清凉如水，而生命却渐渐离他们远去，舞台中央那座不断膨胀直至占据着大半个舞台空间的坟墓带着死亡的气息将人们包围，而象征着生命的小树则在不断扩大的死亡意象中逐渐缩小，暗示着人类未来永远不能摆脱掉死亡的阴暗图景。死亡是马森在其剧本中对人类未来命运的一个很典型的充满悲剧性的预言。在剧本中，他常用“追寻”这一戏剧行为来表达人类一种共同的心理意向，另一方面又用“死亡”这一充满浓厚宿命感的结局，宣判了这种“追寻”的徒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死亡并没有阻塞希望的通道。正是死亡，使人站在了有限生命的边缘，摆脱绝对理性和有限感性经验的束缚，从而去领悟生命意义的无限丰富性，正所谓“非知死，焉知生”。

　　（五）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因怀疑而生的困惑，还是由有限而生的空虚乃至于死亡，在马森的作品中都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浓厚哲学意味的生命事件，而这一事件又以非常规化的形态把人之生命状态中的某种共同性的体验鲜明地凸现了出来，这也就是马森所说的人对于生命存在中一种缺失的“不能满足”的体验。马森在谈到《花与剑》、《脚色》和《在大蟒的肚里》这三出戏时曾说：“有批评家说我的戏都关怀着生、死、爱、欲的大关节，有的批评家说我的戏是一些理智不清的梦呓。他们说的都没有错。但是最令我心仪的是当人们说我的戏提出了些不能解答的问题。……问题的难以解答，实在不能令人满足。但不能满足的另一层意思，是说人生中有太多不能满足的事。这三则戏的寓言或三出寓言的戏，都在述说着我们那一颗在人世中无法得到满足的心。”②由于这种“不满足”的体验并不指涉生命具体的物质关系，而是关乎精神之超验形态，所以，这也就使得马森作品中所表现的“现代中国人的心态”在形而上的形态上便具有了一种人类普遍性的价值指向。马森的作品写的虽然是“现代中国人的心态”，但正象他自己所说：“我想我的心态并不是孤立的。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类似的生活环境的人，该不会完全不能理解我的梦呓。别人该也有某些类似的经验。即使没有过，该也会偶然从一句梦话或一种特异的形象中，接触到潜意识中的某些隐痛，因而受了一惊，竟突然觉得那些原来散乱的模糊的形象具体化了起来，领悟到荒谬比理性更为理性，虚幻比真实更真实。”③

　　马森的作品，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感悟，多于对现实生活表象的逼真描摹，对人性本质的深层探究多于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具体揭示，对人类未来命运的迷惘、悲观的体验多于自信乐观的展望。长期以来，马森一直生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而精神文明相对衰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隐藏在表面繁荣背后的、无所不在的危机使他对人类的未来命运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力图透过现代生活中光怪陆离的表象去透视人性的真实本质，寻找人类迷失在历史和文明中的根性。但是，也许他所要追问的问题太形而上了，因而根本就不可能有确切的答案，这样，不懈追求的马森也就没能得到他的所求之物，而留在他的作品中的，自然就是一片迷惘、一团困惑和人类心灵的一种无根的乡愁。所以，他的这些作品便为我们展示一个现代中国人或者干脆说就是整个现代人类心灵追寻的感人图景，这，也许就是马森独幕剧的价值所在吧！

　　注释：

　　①张志扬：《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第330-3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②马森：《戏剧家也是迷惘中的一条鱼》，《东方戏剧·西方戏剧》第294页，文化·生活·新知出版社，1992年。

　　③马森：《文学与戏剧》，同上第137、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