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旅行"(上)

07-30

英语知识

一．多元系统论的起源

翻译的多元系统论的创始人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作为波特诗学与符号学研究所（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的创始人之一，佐哈尔曾担任Poetic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Ha-Sifrut和Poetics Today 的主编，现为特拉维夫大学文化研究、符号学和文学理论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在符号学理论、文学理论与文学翻译研究方面造诣精深。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先后推出了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 ）、《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 Tel Aviv, 1978 ）和《当代诗学》（Poetics Toda y ，1990 ），系统地提出了多元系统论，其代表作“翻译文学在文学多系统中的地位”（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 Literary Polysystem）和“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 ）集中介绍了文学多元系统以及翻译文学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

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中，渗透着强烈的功能观、历史观和动态观。佐哈尔认为传统的侧重于实证主义和物质内容分析的研究范式多有弊端，应该以现行的功能主义的范式来取代，即以分析现象之间的关系为基础。佐哈尔批评以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为代表的日内瓦结构主义学派的静态系统观和非历史观（ Even-Zohar ，张南峰，2002 ，4 ： 20 ），转而以俄国形式主义的动态系统观为理论支柱，创立了翻译的多元系统论。

在俄国形式主义的学派中，梯尼亚诺夫(Yury Tynjanov)关于系统的理论对佐哈尔的影响最为深刻。梯氏认为，文学作品决不只是文学技法的简单堆积，而是有秩序、分层次的结构。文学事

实是一个“关系实体”(relational entity) ；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因此，文学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系统，文学研究必须置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之下来进行。从共时研究的角度观察，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但从历时的角度来看，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取决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以陌生取代熟悉、以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即处于文学系统中心位置的高雅文学被处于边缘的、更富活力的新文学所取代。（方珊，1989）

在俄国形式主义的基础上，多元系统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就是由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形式（例如文化、语言、文学、社会），是为系统所组成的混合体，它具有如下特点：1、多元、开放、交叉。即，此系统是异质的，开放的结构，它通常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所组成的多元系统，这些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事其职，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 2、动态的对立统一性。佐哈尔把文学(包括翻译文学) 视为和其他文化活动一样的一个开放而动态的实体，由多个系统组成。这个多元系统可用一系列对立的系统加以描述, 即中心与边缘的对立, 经典文学系统与非经典文学系统的对立, 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对立，翻译文学与非翻译文学的对立, 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对立，等等。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构成了一个动态的对立统一体；任何一个子系统都不可放在真空中研究。3、不均衡性和可变性。文学多元系统中相互对立的系统之间的地位权力既不完全均衡，也非静止不变；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文化因素的干扰，它们的位置会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变动。（Even-Zohar，张南峰，2002 ， 4 ：20-21 ）

在多元系统论的基础上，佐哈尔进一步阐述了翻译作品与文学多元系统之间的关系，其核心思想包括:第一，主体文化是如何选择翻译对象的；第二，翻译文学是如何与目的语言中其他系统产生联系，以便采取特定的规范、行为和政策，发挥特定的功能的。第三，翻译文学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关系。翻译文学属于本民族文学多元系统的一部分，作为本民族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一个亚系统，可能位于多元系统中任何一个系统内, 也可能分布在几个系统中，其地位会因为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在中心和边缘位置之间移动。

在正常情况下，翻译文学通常处于边缘位置，但是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会趋向中心。即，当译语文化中的文学处于1）“年轻”的时期，2）处于“边缘”及“弱势”的时候，3）处于“转折点、危机或真空”状态的时候。在这三个时期，翻译实践模式趋向革新，翻译文学参与创造新的、一级（primary ）模式，“原创”作品与“翻译”作品之间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译者会试图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翻译策略趋向于“充分性（adequacy）”，更接近源语文化；反之，译者的翻译策略趋于保守，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本接近目的语文化而具有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Even-Zohar，庄柔玉，2000，115-125）。

二．多元系统论在中国的译介

多元系统论与中国结缘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事。香港学者张南峰在这方面的贡献可谓最大。2000 年，张南峰在与陈德鸿共同出版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中，精选了佐哈尔的代表性文章——“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由他的同事庄柔玉翻译，他自己则亲自撰写了导读。（陈德鸿、张南峰，庄柔玉，2000 ）2001年，张南峰再度与庄柔玉联手，在《中外文学》杂志上编辑出版了《多元系统论专辑》，书中不但刊载了

他翻译的“多元系统论”，还收集了中国对于多元系统论的系列研究文章，并且撰写了洋洋万言的前言——“多元系统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张南峰、庄柔玉，2001 ）2002年，张南峰又在《中国翻译》杂志上发表了“多元系统论”的译文。通过这些努力，张南峰和他的同事们向中国读者呈现了一份全面的多元系统论的概貌，同时也诠释了他和许多中国学者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张南峰认为，多元系统论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性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催生了一个跨国界的翻译研究学派。” (张南峰，2002，4 ：20) 与此同期，国内学者傅勇林、史文利和廖七一也对多元系统论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傅勇林、史文利的“分层系统理论与译学研究: 佐哈的贡献”将多元系统论翻译成“分层系统理论”。他们认为，这一理论对翻译学的贡献在于：对翻译在文学系统内部的作用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摆脱了传统的语言学的系统观和研究方法，强调系统的差异性，把译本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进行观照, 注重翻译或译本在文学研究和文化进化的大语境之下所具有的重要性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些新的“普遍法则”，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假说。（傅勇林、史文利，2002 ）廖七一的“多元系统”一文对这一理论的来龙去脉与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对其理论内核表示认可。他指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吸取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客观描述翻译文学在主体文化中的接受与影响，以期有效揭示制约文学翻译的规范与规律。这一理论将译本视作目的语系统中的存在实体，从目标系统的诗学、意识形态、规范乃至赞助人等角度来描述翻译活动的性质，解释译本的生成、消费以及文化运作形式，为翻译特别是

文学翻译开辟了一条超越规约美学的研究道路。（廖七一，2004 ）

此外，译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作顺利进行，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适当的业余活动，如体育运动、娱乐游戏、从事业余研究和写作等。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健康的身体和饱满的精神，以胜任口译这一高度紧张的脑力劳动工作。

作为一个会议口译译员，应该全面发展，不仅能搞同声传译工作，也要能搞即席传译工作，二者缺一不可。

由于同声传译比即席传译更加容易学习和掌握（这点恐怕同很多人的想象相反），所以，作为初学者，在掌握即席传译技术以前，最好先搞一段时间的同声传译工作。也就是说，应该先到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上去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只使用同声传译的会议是很少的。由于工作需要，绝大多数会议总免不了要建立若干个委员会、工作组、起草组等附属机构。这些机构往往在没有同声传译设备的小会议室里开会，这就需要进行即席传译了。遇到这种情况，所有搞同声传译工作的译员，都可能被抽调到这些附属机构中去担任即席传译工作。如果某些人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他们的那份工作就要不合理地落到他们的同事身上，给别人增加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