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背后的故事:民国热河省最后一位都统汤玉麟
承德市档案馆库存大量民国档案，真实记录着热河省的大贪官汤玉麟横征暴敛的斑斑劣迹，从中可以窥见当时热河政治腐败之一斑。承德市的前身是热河省省会，热河特别行政区成立于1914年2月，1928年9月17日正式改为热河省，1956年1月1日热河省正式撤销，1926年至1933年期间，热河省的军政一把手就是土皇帝汤玉麟。 汤玉麟于1926年4月担任热河省都统，1928年东北“易帜”后任热河省主席，同年7月任热河省保安司令。1933年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前夕率部出逃。这个集封建、自私、草莽于一身的土皇帝，在热河省任职期间，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种植大烟，以致当时热河省的老百姓民不聊生，提到他都是心惊肉跳，而当时热河省政府的官员及各县官员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1926年，汤玉麟借“筹措军饷”、“救荒手段”、“顶代财源之缺乏，填补财政收入之手段”等冠冕堂皇的理由，督种罂粟，制销鸦片，以达到自己搜刮民财、中饱私囊的目的。他在统治热河期间，经营鸦片成为了一种行业，买卖、加工、贩运、吸食等都有人经营，只要纳税，开了税票，贴了印花，鸦片就如同普通商品一样可买可卖。同年，热河省设立了禁烟总局，到了1931年改为禁烟善后管理总局，汤玉麟的长子汤佐荣任总局长。汤佐荣直接向各县分配罂粟种植面积，按照下达亩数征禁烟罚款，如果种植面积数量不够，就加倍罚款，各县也如法炮制，层层加码，种烟户只有多种，加倍经营。从而，禁烟局成了奖励种烟的机关，美其名曰“寓禁于征”，实则要钱，不要禁烟，因此，罂粟的种植面积在热河省内迅速扩大。民国21年（1932年）5月，因为当年雨水少，汤玉麟唯恐烟户减少大烟的种植数量，为此，专门发了电报，督促各县要爱惜烟苗，小苗出土后，专门派监督员到各县进行复查，如果没有达到要求，就要交纳罚款。 自1921年起，热河省的围场、赤峰、平泉、丰宁、隆化、滦平、朝阳等18县都开始大面积的种植鸦片，到了1932年，热河省种植鸦片的面积就达到了325，900亩。 除了通过杂税、大烟等手段敛财以外，在他执政期间，他自己每年过生日、母亲每年过生日、女儿出嫁、孙子结婚等等都成为他敛财的渠道。 汤玉麟的母亲过一次寿，单滦平县政府各机关、各委员加起来就要均摊4810块大洋，而热河省财政厅也将应摊派的390大洋分列到各局名下，当时热河省辖15县、3设治局和20旗，可想而知，只是过一次生日，汤玉麟就能搜刮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钱财。 1930年旧历11月29日，汤玉麟三女儿大婚，由热河省财政厅正式发文，要求各委员、各厅处长每人上缴20元礼金，各局长每人上缴10元礼金，并严格要求马上交来现款，以清库款垫支，说明所有的礼金已由国库垫付了，各地交来的礼金只是还清垫付。同年，滦平县公安局正式发文，汤玉麟的孙子结婚的花费及演戏的花销全部由全省共同摊派，各厅、处长、旅团长要付200元，县长、征收局长、公安局长各50元。 1932年4月17日，滦平县政府公函第18号文、滦平县公安局、热河省财政厅、热河省秘书处都分别发文，为庆祝汤太夫人寿辰，各行政机关都应一致恭祝，而各机关恭祝的礼金并不是由自己决定，而是需按照统一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福、禄、寿、喜。福字的标准是大洋四十元，凡任职各厅长、秘书长、处长、局长、院长、首席检察官、交涉员、经界委员会委员的都要执行福字标准；禄字中大洋三十元，凡任职各县长、设治员、征收局长、垦植局长的都要执行禄字标准；寿字是大洋二十元，凡任机关各厅、处、局、院署之秘书科长、庭长、推事书记都要执行寿字标准；喜字是大洋十元，凡督察长、视察长、公安局长、庭事务所长、烟酒分局长、卷烟特捐分局长执行喜字标准。文件下发后，各地的礼金并不是由官员所在机关交齐，而是在各机关应领的日常经费中扣除，由国库直接垫支。这样做的目的也是恐怕遗漏了任何机关，这也为1933年热河沦陷后，他装满了在热河搜刮的钱财逃离到天津做了准备。 汤玉麟除了为母亲过生日，在1932年自己六十大寿之际，他亲自“传谕”一概不收礼物，而实际礼金的标准同样也是按照福、禄、寿、喜四个标准执行，礼金同样是先由国库垫支，再从各机关应领经费中扣除。 汤玉麟能够如此嚣张及畅通的敛财，也是由于他有“坚强的后盾”。他把他的儿子安排到重要部门任职，大儿子任热河省禁烟局局长，二儿子任热河省财政厅厅长，而其它的兄弟子侄也都被委以重任，把持热河省各部门要职。这些人在自己捞足了油水之后，也成为汤玉麟任意腐败的后盾，因此，汤玉麟的腐败行为，变成了堂而皇之的行为，毫无章法可言。而就是这个土皇帝，在1933年3月4日日军侵占热河省省会承德的前三天，急忙征集汽车并扣留前线军车200余辆，将多年搜刮来的财产运往天津租界。随后，一枪不发，没有任何抵抗，带着他的文武官员及家属逃往滦平，日军仅用了128名骑兵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