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面向群众

　　[摘 要]面向群众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的根本原则。所谓面向群众，首先是面向工人阶级，同时还要面向农民阶级和人民军队，其基本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改造世界的需要。它强调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注重把握内容、靠近群众――形式贴近群众、情感亲近群众，并遵循尊重人民本位、依靠人民实践和服务人民到位的重要原则。

　　[关键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向群众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4-0013-05

　　一、何谓面向群众？

　　面向群众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具有综合特征的历史概念。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向群众，主要是面向广大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工农兵群众。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在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时说，我们的文艺，“基本上是为工农兵”[1]（P859）。

　　首先是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早在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2]（P9）这是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地位的本质概括。延安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状况如何？从量上看，中国无产阶级，即“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3]（P644）；从质上看，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有无产阶级的一般优点之外，还有其自身的特点。毛泽东认为：一是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残酷的压迫，“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二是中国无产阶级登上革命舞台时，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三是中国无产阶级由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与广大农民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3]（P644）。毛泽东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状况和特点的分析全面且辩证，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优点外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如人数较少、年龄较轻、文化水准较低等。尽管如此，毛泽东认为“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3]（P645）。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而言，中国工人阶级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的领导力量，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向群众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如果没有这一阶级的领导和参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就会因为基本动力缺失和主导力量的弱化而无力或无从谈起。

　　如果说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的话，那么农民阶级就是中国民主革命力量的主力。“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4]（P305），因为“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4]（P305）。与此同时，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是一个极其广大的群体。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如果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分成五份，每一份是九千万，那末就有四个九千万是农村人口”[4]（P307）。所以在中国，学习、研究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切不可忘记农民。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4]（P305）同样，中国农民也有自身的弱点，主要是他们存在着“落后的思想”[1]（P849），这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唯其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

　　再者就是“兵”。所谓兵，就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这支军队是“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5]（P27）。这支军队具有鲜明的特点，朱德在中共七大《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作了科学的概括：“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他认为：“它是民族的，因为它始终站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立场，具有保卫祖国的至高无上的热情。它是人民的，因为它是从人民当中来，始终是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它是民主的，因为它是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因为它一扫军阀制度，成为为人民的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工具。它的战斗力，它的不可战胜，就是由于它具备了这三大特点”[6]（P158）。那么，他们来源于哪里呢？“他们是人民，其中最大多数的是农民。”[6]（P157）从量上看，这支军队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过程。在延安时期，“1936年我们在全国的军队，包括南方的游击队，仅有三万人”，可是到了1945年4月，“我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全军总数计九十一万正规军，民兵二百二十万以上”[6]（P149）。这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民军队，他们特别能战斗。但这支军队在其成长过程中更需要注重“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7]（P1258）。

　　实践证明，工农兵群众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核心要素。只有使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兵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才能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二、为何面向群众？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为何必须面向群众尤其是面向工农兵群众？

　　从理论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诚如马克思所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思想武器。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特别是与无产阶级须臾不可离开，如果失去了人民大众特别是无产阶级这一“物质武器”，就会成为没有对象的抽象而空洞的理论。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指出：“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4]（P307）；“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说过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呢？从来也没有说过”[4]（P309）。事实确实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面向群众并与其实践相结合，才能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从认识规律看，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不是一次完成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2]（P296）。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人民群众又是实践的主体力量，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人民群众实践相结合才能不断得到检验和发展，否则就会因失去主体力量而导致生命力的终结。 　　从实践上说，这是改造世界的需要。1937年7月，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的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2]（P296）他认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2]（P296）由此可知，新时代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无产阶级重任在肩，在其实践中不仅要正确认识世界，还要正确地改造世界，这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刘少奇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8]（P116）艾思奇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传播，确实是根源于中国自己的需要，是由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对于这斗争的指导理论的迫切要求。”[9]（P49）不仅如此，人民群众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有更进一步的理解需求。所谓理解需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一开始是非常幼稚的，中国无产阶级没有在自己的国土里预先把自己的革命思想完全抚育成熟，而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开始去外面学习”[9]（P51）。只有从外部输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理解需求，这就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理解需求之因，1941年7月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中分析说，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诸位领袖，“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他们的著作都是用欧洲文字发表的。在他们的著作上说到中国的事情并不多……直到现在马恩列斯的著作，大部分还未译成中国文字，而中国党员能读马列原著的并不多，即使能读的人也很少去读完”[8]（P221-222）。基于此，人民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尤为需要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作品。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说，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都必须面向群众，特别是面向工农兵群众。

　　三、怎样面向群众？

　　第一，坚持内容靠近群众。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走进人民群众中，首先需要着力解决的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教育中使其内容不断靠近群众。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靠近群众。延安时期的探索证明，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1941年4月，张闻天在“纪念五五学习节”时向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提出：“学习马列主义，必须自己下一番工夫。因为马列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发展了的科学，光是到大课堂上、讲演会上、研究会上去随便听听，自己不去研究，是很少用处的。”[10]（P146）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过程看，理论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和基础，它离不开一支理论素质高和探究能力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的不懈努力，艾思奇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艾思奇能够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融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够接受。从延安时期的探索看，让马克思主义理论靠近群众，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经院式”的研究。1941年7月，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指出：“学院派是欧洲学术界及马克思主义者中一个派别，是一个专门名词。这派人只有离开实践的理论研究，轻视实践，而不将理论与实践联系，结果，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变成死板的教条，而不能成为实践的指导。”[8]（P219）这样的研究肯定是脱离群众的，在实践中也是无效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靠近群众实际尤其是农民的实际，就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强调的，如果忘记农民，“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4]（P304）。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靠近群众。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宣传家”的内涵有深刻的揭示：“什么是宣传家？不仅教员是宣传家，新闻工作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1]（P838）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怎样才能靠近群众？一是宣传要使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就是用人民群众之中新颖活泼、充满生气的语言来宣传。因为“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1]（P838）。二是宣传要靠近群众生活。我们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1]（P858）。三是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诉求。就是“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1]（P864）。

　　最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靠近群众。一是必须具有比较好的文化基础。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P818）二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45年11月，徐特立在谈解放区教育时认为，劳动群众有朴素的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原则上适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与生产联系的原则”[11]（P324）。三是必须努力向人民群众学习。就是在做先生之前，先做学生。也就是“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1]（P859）。四是必须创造性推进通俗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1940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认为：“《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并要求“《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12]（P127-128）

　　第二，坚持形式贴近群众。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民大众相结合必须以一定的形式来承载和推进，这就要依据内容的需要和群众的需求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中全会上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强调，要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没有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马克思主义不仅不能实现中国化，也不能实现大众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形式上贴近群众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坚持行之有效的传统形式。李瑞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指出：“在封建时代，封建统治者为了使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曾下了很大功夫。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越来越系统，越来越精巧，什么程朱理学，什么《神童诗》、《女儿经》、《治家格言》，什么三纲五常等等，唱戏、说书、讲故事都是这一套，普及工作做得相当深入。在穷乡僻壤，不识字的老头老太太都能讲出个一二三。”[13]（P11）]毛泽东也对利用传统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深入探索，他强调，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1]（P855），“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1]（P101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中，充分利用了传统形式，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另一方面是坚持采用大众欢迎的现代形式。主要是通过新文化如新文学、新文艺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渗透、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延安时期尤其是全国抗战爆发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化运动掀起了高潮。不仅从内容上使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而且从形式上看，报告文学、诗歌、戏剧、小说、鼓词、漫画、木刻等都很通俗。在戏剧方面，出现了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等；在诗歌方面，兴起了墙头诗、朗诵诗、街头诗等。此外，还利用当时最新通讯技术的无线电等新形式新载体予以推进大众化。1941年6月，张闻天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强调：“在现代无线电业发展的情形下，以及在中国交通工具困难的情形下，发展通讯社的事业，无线电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10]（P158）以上这些努力，不仅是传播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化的创举，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创造，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的重要形式，受到了人民大众的广泛欢迎。

　　第三，坚持情感亲近群众。情感是人民群众学习、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重要中介。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需要在内容上靠近群众和形式上贴近群众，还需要在情感上亲近群众。毛泽东在论文艺大众化时强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P851）这里的“大众化”广义上讲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过程中，如果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无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不能与其打成一片，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就会受阻。对此，毛泽东以文艺界为例强调：“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如果对这方面轻视，不看重，那是一个偏向，就是比较地忽视革命性。”[14]（P428）如何才能使精英的思想情感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并使之融合起来？

　　首先是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即立场问题。这就是“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1]（P856）。对精英阶层来说，这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毛泽东认为，“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都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并以文艺界为例指出：“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1]（P857）

　　其次是态度必须真诚。精英层的思想转变不是孤立进行的，“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1]（860-861）。对此问题，1943年3月张闻天结合自己的调查实际也强调：“善于同群众接近，生活群众化，诚心诚意抱定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的向他们请教。”[10]（206-207）

　　最后是措施保障到位。延安时期，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精英深入群众有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予以指导。以文化界为例，“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1]（P858）。毛泽东还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14]（P430）

　　所有这些都告诉人们，情感这一中介问题，不是可有可无的，对其不能怠慢和排斥。在实践中，注重发挥情感的中介作用，不断地亲近群众、深入群众，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能在人民群众之中落地生根。

　　四、面向群众之遵循

　　第一，尊重人民本位。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P1031）1946年7月，郭沫若也认为，“今天衡定任何事物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便是人民立场――要立在人民的地位上衡量一切。我们要坚定这人民立场，严格地把握着人民本位的态度。举凡有利于人民的便是善，有害于人民的便是恶。遵守人民本位的便是是，脱离人民本位的便是非。”[15]（P650）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对于人民至上理念的深刻表达。从大众化视角看，它内在规定了人民群众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由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由少数人理解、掌握到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民群众接受、选择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因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尊重人民本位。

　　第二，依靠人民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践的科学，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来源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又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因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这一品格和特性要求人民大众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尤其是立场、观点、方法，必须与客观世界改造的实践紧密结合，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2]（P288）。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同人民群众所投身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紧密地依靠人民实践并在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思维品质以及行为方式。 　　第三，服务人民到位。坚持服务到位，最重要的是指导人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认识和接受事物的规律办事，按照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工作。以此为指导，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推进中着力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让人民群众听得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表达方式和实现方式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知识精英，不仅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又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努力使人民群众听得懂。二是让人民群众能接受。这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问题，就是通过深入探索让人民群众把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适应人民群众接受水平，卓有成效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工作，从而划清了通俗化和庸俗化的根本界限。1940年1月，张闻天指出：“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而是用比较浅显的表现形式，使其为大众所了解。这种通俗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大众停留在今天他们的文化水平，而正是为了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10]（P48）三是让人民群众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有成效。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检验标准问题。主要是看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并转化为内在的动力。

　　总之，就其实质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面向群众，最为重要的就是代表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能够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选择，其关键在于必须代表并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和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核心，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P1096）特别是全国抗战爆发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关键阶段，在此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必须紧密围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主题来进行。抗战期间，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尽管在解放区发生了重要改变，但是也必须进一步发展生产、

　　改善民生。“如果我们的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16]（P272）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走进民生、指导民生，才能使其大众化过程切实转化为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过程。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真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和价值，从而为“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P1026）。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8]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艾思奇全书（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张闻天文集（第3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11]徐特立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12]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13]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5]中国报刊史研究室延安文萃（下）[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16]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责任编辑：何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