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这条铁律把后世皇帝害的够呛
自乾隆末年以来，清王朝由强盛走向衰弱，影响清王朝统治的诸多因素开始潜滋暗长。进入嘉庆、道光年间，这种统治危机愈发明显地表露出来。
从政治上讲，吏治腐败是导致清王朝出现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乾隆后期，官吏的奢靡、享乐、贪污、渎职之风就已经比较严重。乾嘉两朝虽然也一度采取措施整肃吏治，但积重难返、收效甚微。
至道光朝，吏治腐败已呈恶性、全面发展之势。尤其在基层，官员的贪污手法更是多种多样。他们与地方士绅相互勾结，打着替朝廷征税的旗帜，额外加征，敲诈勒索。
当官吏大肆勒索贪污，民众难以承受重负之时，国家额定的钱粮也难以正常征收了。所谓“民力不支，必多积欠。”吏治腐败大大削弱了清王朝在民众中的威信，增加了下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所有这一切，不仅影响到国家正常税收，更严重的是，它引发了一系列的民间反抗运动，加速了清王朝统治危机的到来。
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一直是中国社会运作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之一。18世纪以来，这一矛盾更加突出。
康熙年间规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赋”的政策，至雍正元年（1723年）又在全国推行“摊丁入亩”的赋税政策，这一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但带来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人口的急剧膨胀。
清初全国人口只有几千万，18世纪中叶增加到1亿多，至19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狂增到4亿多。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关系开始严重失调：土地严重不足，劳动力极端过剩；农业的集约化经营到了极限；在不断开垦的边远地区，人口也在日趋饱和。
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的下降与生活资源的匮乏等种种影响到国计民生诸问题，就尖锐地摆在统治者的面前。与此同时，农民并没有因此减轻负担，他们的土地不断被兼并，产品常常被搜刮殆尽，这就使得本来就已紧张的社会关系更加突出。
这种局面导致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财政方面。清初，政府财政尚有节余，至乾隆、嘉庆年间，由于军费开销巨大和各级官吏的侵蚀，清政府的财政年年赤字。
自18世纪末以后，财政危机已经成为困扰清王朝统治者一个严重问题。在这一段时间里，政府的开支不断加大，而财政收入却没有太大的变化，雍正三年约为3610万两，道光二十一年则为3860万两。
随着人口增长，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不断扩大，但由于中央政府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经费，只得赋予他们可以征收附加税的权力。这就为地方官提供了向下层民众摊派苛捐杂税以中饱私囊的机会。
也就是说，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很低，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明显增长，但下层民众的负担并没有减轻。相反，这种政策却造成两个极为有害的副产物，一是官员贪污现象的日益普遍和严重，二是地方财政实力不断的增强。后者成为后来地方政治形成的重要经济基础。这两个方面极大地侵蚀了清中央政府的统治利益，对瓦解中央集权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嘉庆年间，由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发生了以流民为主体的白莲教大起义。这场起义，地域遍及川、楚、陕、豫、甘5省，时间长达9年之久，参加的人数达四、五十万之多。
为镇压这次起义，清政府调集了16个省的兵力，耗费达2亿多两军饷，从此元气大伤。白莲教起义重创了清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八旗军，清政府依仗绿营与团练才费力地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
经过这场劫难，清王朝的财政困难、武备废弛、国力衰弱的真面目终于暴露在国人的面前。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已经国库空虚、兵备飞驰、国家机器已经不能正常运转，只剩下一具表面强大的外壳。除了专制皇权的巨大威力仍然在起作用外，清王朝这个庞然大物已经不能经受任何风吹草动的惊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