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教席,以及哲学家为什么爱暴政?

张向荣

在知识界闹得沸沸扬扬的海德格尔“黑色笔记本”事件，最近又爆出新闻：据媒体报道，海德格尔从他老师胡塞尔手里接过并传给后人的弗莱堡大学哲学教席，可能被该大学以拒绝延长现任期限的方式取消。

从百卷本《海德格尔全集》陆续出版开始，他主要写于1931—1941年的笔记里明确的反犹言论就逐渐被公之于众，几年前就引起了强烈争论。要知道，海德格尔在遗嘱里安排了自己著作的出版顺序，这就说明，他有意让这些言论在他身后问世，并无意对此作出辩解。

对大众而言，海德格尔自供他的法西斯思想以及与纳粹的密切关系，理所当然要受到谴责，这也是起码的政治正确。但对学术界而言，海德格尔在哲学史、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无法回避，因此不得不直面他写下的反犹文本，特别是海德格尔对犹太人的批判与他对普遍主义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恰恰是他主要的思想主张。因此，取消他遗留的教席可能只是一种姿态。

围绕海德格尔反犹问题的无何止争论。图为法国《世界报》2014年关于海德格尔与反犹太主义的辩论，题为《海德格尔：一位危险的思想家？》。

海德格尔，以及和他同时的卡尔 施密特等，这些当时最有思想的人，为什么主动和纳粹靠拢呢？哲人的心智如何判断政治的品质呢？这些问题，远不是“取消教席”的行动，或喊“海德格尔是纳粹”的简单口号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的。最近这些新闻，让我不禁想起前不久刚读的一本书——马克 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探讨的恰恰是这个问题。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中文题目译得不够犀利，其英文原名是《The Reckless Mind：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危险的心智：政治中的知识分子》）。显然，马克 里拉并不是带领读者寻幽探微地捉摸他笔下这六位知识分子的学术心路，而是开宗明义的指出：他们的想法很危险。

理解了这一层，再看一下这六位知识分子的名字：海德格尔、卡尔 施密特、科耶夫、本雅明、福柯、德里达，于是问题马上就来了：第一，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一般的知识者，不是学者，亦非专家，更不是文人，而是哲人，那么，他们的“reckless”指的是什么？因为，即使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别也不小。海德格尔就不必说了，施密特则因为和纳粹党的关系，被批判者讽刺为纳粹的“桂冠法学家”，这二人算是“污点”在身，而科耶夫积极参与欧洲政治，虽然因为鼓吹“拉丁帝国”被人诟病，但他对建立欧盟的理论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本雅明则常常被归于法兰克福学派，也是一位文笔漂亮的文艺理论家。至于作为后现代大师的福柯和德里达，则几乎与政治没有直接的深刻关系。难道说，这些哲人的共同点真的只是一层单薄的“反自由主义”？难道说，海德格尔与德里达具有同样的“罪状”？这未免太粗暴了吧。第二，作者撰成此书目的何在？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人物手册”，还是写给其他哲人的警示录？还是另有企图？

读完这本书的目录和序言后，上面的两个问题已经开始萦绕我心，而且我会提醒自己，以马克 里拉的水平，绝不可能单纯凭借自由主义者的“党派意识”写成此书——那也太陈陈相因了。他所反对的“reckless”、他在序言里反复批判的“暴政”，以及他本人众所周知的斯特劳斯思想背景，都在提醒我，他的真正意图需要读完全书才能知晓。

马克 里拉在访谈中曾直言，“我受到施特劳斯很大的影响，在我的思考中，斯特劳斯总是在背景之中的，但我对所谓施特劳斯派却很不以为然。”因此，总的来看，学术上，马克 里拉吸收了施特劳斯对古典的重视态度和细致研究，但却从未走到认为圣哲的每句话都富含微言大义的地步；学术之外，他深知对于写作者而言，自由的环境是最不坏的，所以他对任何极端主义的主张都不以为然，包括对源于施特劳斯学派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尽管很多人觉得这批人是自由的武装捍卫者。因此，马克 里拉在序言里谈论柏拉图，而在后记中谈论叙拉古，这似乎形成了一种“施特劳斯式”的氛围。而他要解决的问题，也必须从此处着眼。

回到上文的问题一：细究书中所写的六人，他们共同的“reckless”并不是浅薄的一层“反自由主义”，也不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更不是他们以何种方式参与了现实政治工作。马克 里拉所说的“政治”，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一个中性词、概念或领域，其实指的就是“君主”。

当然要联想到马基雅维利，《君主论》里详细描述的那类“君主”，必须既要表面上显得最人道、最慈祥、最宽容，总之最有美德并受人爱戴，同时又必须掌握权术，善于驱遣武力，并具有心狠手辣的决断力。显然，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君主”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僭主”。那么，马克 里拉在本书中写到的这些哲人，不论是有意无意，他们思想里一些极端主义的观点一旦进入政治的理想国，常常会产生把僭主驯化成君主的冲动，但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他们不仅没有驯化成功，反而把僭主扶上了王位。用儒家的话语来说就是，儒生们本想通过儒学把“皇帝”改造成三代意义上的“王”，但没想到，皇帝更懂得如何“将文法缘饰以儒术”，反而驾驭了儒生们。马克 里拉进一步指出，“关于年轻的戴奥尼素的最具深意的事实在于，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具有这一光环的第一位暴君，但当然不是最后一个。”p195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怕流氓有文化，更怕暴君懂哲学。

因此，“reckless mind”指的就是这些哲人的极端主义思想，以及内心深处驯化君主的动机。

但是批判这六人并不容易，众所周知，这六个人都是大思想者，倘若他们缺席了二十世纪思想史，这个思想史就没法写了。同时，他们的思想尽管不断变化发展，也涉及思想领域的多个方面，但总的来说是浑融的，谁也没法单独把与政治有关的思想剔除掉。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本”就有力证明了，他的反犹主义和他的哲学思想紧密结合。更重要的是，这些哲人都涉及对现代性弊端的批判，特别是海德格尔和施密特，时至今日，他们的重要性越发显著，更无法回避。马克 里拉对此心知肚明，他并未否认这些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而是努力洞察哲人心智里的危险动机。

那么上文的问题二亦可明了：马克 里拉写此书的目的，不是给什么人看，而是要想方设法弥合古典思想的品位和自由主义价值这两个完全矛盾的命题之间的鸿沟。一方面，古典意义上的哲人必然是沉思的，马克 里拉自己也说“哲学是与日常性争夺人的存在并对之负责的手段。”而哲人的大敌“日常性”，正是现代社会的“普世气质”；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从思想到结构已经“现代化”，从历史的角度看，古典价值“回不去了”，哲人只能在自由的制度下才能真正的写作。

因此，敢于处理这样的难题，才显出马克 里拉的水准，像卡尔 波普（或新文化运动）这种人（或运动）就只懂得把责任往柏拉图（或孔子）身上一推了事。因此，本书真正要说的话并不是对六人的评述，而是在最后一篇《叙拉古的诱惑》，这是一篇具有施特劳斯风格的解经短篇，作者利用古典反古典，以哲人反哲人，最终度出了他弥合古今的“金针”：《理想国》里，人具有“理性、血气和欲望”三种特质，哲人是能够用理性来统御血气与欲望的，因此柏拉图虽然去过叙拉古，妄图改造僭主，但失败后就果断放弃了这种改造，所以他是真正的哲人。而海德格尔、科耶夫、本雅明等人则是欲望驾驭了理性，所以才和纳粹、斯大林、人间弥赛亚站在了一起。“暴政并没有死亡，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我们的灵魂中。只要人们思考政治，只要人类的思考没有终结，那么服从于某一理念的诱惑就还会存在，激情就会让我们看不到其中的暴政潜能。”

马克 里拉认为，哲人在面对君主抛来的的诱惑时，只要能够用清明的理性来驾驭欲望，就可以在历史的选择中不站错队。换言之，哲人面对君主时，最首要的问题是先面对自己的“mind”，先做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才能“修身齐家”，再去谈论具体的“治国平天下”，哲人当然可以从政，“达则兼济天下”嘛，大不了“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嘛，也完全可以批判现代性，政治和学术都是志业，不存在“知识分子该不该参与政治?”这种可笑的问题。

于是，作为中国读者，用儒家的角度来看，马克 里拉算是主张“心性儒学”了。当然，这种希求哲人们一定要用理性统御血气与欲望的“心性”理路，在今天是否真能行得通，对哲人是否管用，是不是太迂腐，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而且，哲人的确不同于常人，就像海德格尔在1931—1941年的黑色笔记本里反犹，但这并不影响他在1950年代和汉娜 阿伦特再续20年代的情缘，而每个人都知道，阿伦特是犹太人。

马克 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原标题：海德格尔的教席，以及哲学家为什么爱暴政？)张向荣

在知识界闹得沸沸扬扬的海德格尔“黑色笔记本”事件，最近又爆出新闻：据媒体报道，海德格尔从他老师胡塞尔手里接过并传给后人的弗莱堡大学哲学教席，可能被该大学以拒绝延长现任期限的方式取消。

从百卷本《海德格尔全集》陆续出版开始，他主要写于1931—1941年的笔记里明确的反犹言论就逐渐被公之于众，几年前就引起了强烈争论。要知道，海德格尔在遗嘱里安排了自己著作的出版顺序，这就说明，他有意让这些言论在他身后问世，并无意对此作出辩解。

对大众而言，海德格尔自供他的法西斯思想以及与纳粹的密切关系，理所当然要受到谴责，这也是起码的政治正确。但对学术界而言，海德格尔在哲学史、思想史上的巨大影响无法回避，因此不得不直面他写下的反犹文本，特别是海德格尔对犹太人的批判与他对普遍主义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恰恰是他主要的思想主张。因此，取消他遗留的教席可能只是一种姿态。

围绕海德格尔反犹问题的无何止争论。图为法国《世界报》2014年关于海德格尔与反犹太主义的辩论，题为《海德格尔：一位危险的思想家？》。

海德格尔，以及和他同时的卡尔 施密特等，这些当时最有思想的人，为什么主动和纳粹靠拢呢？哲人的心智如何判断政治的品质呢？这些问题，远不是“取消教席”的行动，或喊“海德格尔是纳粹”的简单口号可以一劳永逸解决的。最近这些新闻，让我不禁想起前不久刚读的一本书——马克 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探讨的恰恰是这个问题。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中文题目译得不够犀利，其英文原名是《The Reckless Mind：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危险的心智：政治中的知识分子》）。显然，马克 里拉并不是带领读者寻幽探微地捉摸他笔下这六位知识分子的学术心路，而是开宗明义的指出：他们的想法很危险。

理解了这一层，再看一下这六位知识分子的名字：海德格尔、卡尔 施密特、科耶夫、本雅明、福柯、德里达，于是问题马上就来了：第一，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一般的知识者，不是学者，亦非专家，更不是文人，而是哲人，那么，他们的“reckless”指的是什么？因为，即使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们之间的差别也不小。海德格尔就不必说了，施密特则因为和纳粹党的关系，被批判者讽刺为纳粹的“桂冠法学家”，这二人算是“污点”在身，而科耶夫积极参与欧洲政治，虽然因为鼓吹“拉丁帝国”被人诟病，但他对建立欧盟的理论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本雅明则常常被归于法兰克福学派，也是一位文笔漂亮的文艺理论家。至于作为后现代大师的福柯和德里达，则几乎与政治没有直接的深刻关系。难道说，这些哲人的共同点真的只是一层单薄的“反自由主义”？难道说，海德格尔与德里达具有同样的“罪状”？这未免太粗暴了吧。第二，作者撰成此书目的何在？是写给普通读者的“人物手册”，还是写给其他哲人的警示录？还是另有企图？

读完这本书的目录和序言后，上面的两个问题已经开始萦绕我心，而且我会提醒自己，以马克 里拉的水平，绝不可能单纯凭借自由主义者的“党派意识”写成此书——那也太陈陈相因了。他所反对的“reckless”、他在序言里反复批判的“暴政”，以及他本人众所周知的斯特劳斯思想背景，都在提醒我，他的真正意图需要读完全书才能知晓。

马克 里拉在访谈中曾直言，“我受到施特劳斯很大的影响，在我的思考中，斯特劳斯总是在背景之中的，但我对所谓施特劳斯派却很不以为然。”因此，总的来看，学术上，马克 里拉吸收了施特劳斯对古典的重视态度和细致研究，但却从未走到认为圣哲的每句话都富含微言大义的地步；学术之外，他深知对于写作者而言，自由的环境是最不坏的，所以他对任何极端主义的主张都不以为然，包括对源于施特劳斯学派的美国新保守主义——尽管很多人觉得这批人是自由的武装捍卫者。因此，马克 里拉在序言里谈论柏拉图，而在后记中谈论叙拉古，这似乎形成了一种“施特劳斯式”的氛围。而他要解决的问题，也必须从此处着眼。

回到上文的问题一：细究书中所写的六人，他们共同的“reckless”并不是浅薄的一层“反自由主义”，也不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更不是他们以何种方式参与了现实政治工作。马克 里拉所说的“政治”，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一个中性词、概念或领域，其实指的就是“君主”。

当然要联想到马基雅维利，《君主论》里详细描述的那类“君主”，必须既要表面上显得最人道、最慈祥、最宽容，总之最有美德并受人爱戴，同时又必须掌握权术，善于驱遣武力，并具有心狠手辣的决断力。显然，马基雅维利意义上的“君主”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僭主”。那么，马克 里拉在本书中写到的这些哲人，不论是有意无意，他们思想里一些极端主义的观点一旦进入政治的理想国，常常会产生把僭主驯化成君主的冲动，但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他们不仅没有驯化成功，反而把僭主扶上了王位。用儒家的话语来说就是，儒生们本想通过儒学把“皇帝”改造成三代意义上的“王”，但没想到，皇帝更懂得如何“将文法缘饰以儒术”，反而驾驭了儒生们。马克 里拉进一步指出，“关于年轻的戴奥尼素的最具深意的事实在于，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具有这一光环的第一位暴君，但当然不是最后一个。”p195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怕流氓有文化，更怕暴君懂哲学。

因此，“reckless mind”指的就是这些哲人的极端主义思想，以及内心深处驯化君主的动机。

但是批判这六人并不容易，众所周知，这六个人都是大思想者，倘若他们缺席了二十世纪思想史，这个思想史就没法写了。同时，他们的思想尽管不断变化发展，也涉及思想领域的多个方面，但总的来说是浑融的，谁也没法单独把与政治有关的思想剔除掉。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本”就有力证明了，他的反犹主义和他的哲学思想紧密结合。更重要的是，这些哲人都涉及对现代性弊端的批判，特别是海德格尔和施密特，时至今日，他们的重要性越发显著，更无法回避。马克 里拉对此心知肚明，他并未否认这些学者对现代性的批判，而是努力洞察哲人心智里的危险动机。

那么上文的问题二亦可明了：马克 里拉写此书的目的，不是给什么人看，而是要想方设法弥合古典思想的品位和自由主义价值这两个完全矛盾的命题之间的鸿沟。一方面，古典意义上的哲人必然是沉思的，马克 里拉自己也说“哲学是与日常性争夺人的存在并对之负责的手段。”而哲人的大敌“日常性”，正是现代社会的“普世气质”；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从思想到结构已经“现代化”，从历史的角度看，古典价值“回不去了”，哲人只能在自由的制度下才能真正的写作。

因此，敢于处理这样的难题，才显出马克 里拉的水准，像卡尔 波普（或新文化运动）这种人（或运动）就只懂得把责任往柏拉图（或孔子）身上一推了事。因此，本书真正要说的话并不是对六人的评述，而是在最后一篇《叙拉古的诱惑》，这是一篇具有施特劳斯风格的解经短篇，作者利用古典反古典，以哲人反哲人，最终度出了他弥合古今的“金针”：《理想国》里，人具有“理性、血气和欲望”三种特质，哲人是能够用理性来统御血气与欲望的，因此柏拉图虽然去过叙拉古，妄图改造僭主，但失败后就果断放弃了这种改造，所以他是真正的哲人。而海德格尔、科耶夫、本雅明等人则是欲望驾驭了理性，所以才和纳粹、斯大林、人间弥赛亚站在了一起。“暴政并没有死亡，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我们的灵魂中。只要人们思考政治，只要人类的思考没有终结，那么服从于某一理念的诱惑就还会存在，激情就会让我们看不到其中的暴政潜能。”

马克 里拉认为，哲人在面对君主抛来的的诱惑时，只要能够用清明的理性来驾驭欲望，就可以在历史的选择中不站错队。换言之，哲人面对君主时，最首要的问题是先面对自己的“mind”，先做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才能“修身齐家”，再去谈论具体的“治国平天下”，哲人当然可以从政，“达则兼济天下”嘛，大不了“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嘛，也完全可以批判现代性，政治和学术都是志业，不存在“知识分子该不该参与政治?”这种可笑的问题。

于是，作为中国读者，用儒家的角度来看，马克 里拉算是主张“心性儒学”了。当然，这种希求哲人们一定要用理性统御血气与欲望的“心性”理路，在今天是否真能行得通，对哲人是否管用，是不是太迂腐，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而且，哲人的确不同于常人，就像海德格尔在1931—1941年的黑色笔记本里反犹，但这并不影响他在1950年代和汉娜 阿伦特再续20年代的情缘，而每个人都知道，阿伦特是犹太人。

马克 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版

(原标题：海德格尔的教席，以及哲学家为什么爱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