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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 作者：

来源：《中国民商》2013年第03期

曹雪芹告诉读者，金陵城中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表面上看是贾家势力最大，实际上，以王子腾为首的王家，才是四大家族的核心。原来，王子腾的父亲主管清朝的外贸，由此大发横财，并且罗致许多“洋玩意”。这究竟只是曹雪芹的艺术想象，抑或并非空穴来风？以王子腾为首的王家，在清朝历史上是有原型的。正如荣国公的原型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贾代善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贾政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本人一样，主管清朝的外贸的王家也有原型，即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家族。

《红楼梦》开篇，曹雪芹就告诉读者，金陵城中有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还为此编了顺口溜《护官符》：“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之中，表面上看是贾家势力最大，也是全书的中心，但执掌贾家荣国府日常事务的，却是贾母的孙媳妇王熙凤，府中的关键事务大多由贾母与二儿媳王夫人（ 贾宝玉之母） 共同决定，大儿媳邢夫人却总是靠边站。邢夫人尽管有时对自己的儿媳王熙凤不满意，却总不敢与之对抗到底，看似怪异，其实自有缘故。王夫人与王熙凤都出自王家，王熙凤的叔叔王子腾历任九省统制、内阁大学士，远比贾、史、薛家的成员政治地位高，穷书生贾雨村正是被王子腾召入京中，很快官拜应天府尹，后来一直做到大司马、军机大臣，辅佐王子腾；贾元春能入选皇宫做女史，也要拜王子腾推荐之功。王家不仅政治地位高，财富也远多于其他家族，王熙凤因为利钱的问题与丈夫贾琏吵架时，训斥后者说：“把我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说出来的话，也不怕臊！现有对证：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比一比你们的，哪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

原来，王夫人与王熙凤之所以能在荣国府居于“执政”的地位，既是因为她们的家族政治地位高，更是因为她们带到荣国府的嫁妆多，这都是邢夫人无法相比的。不料福兮祸所伏，后来王子腾与贾元春几乎同时去世，四大家族随之便土崩瓦解。这样看来，以王子腾为首的王家，才是四大家族的核心。

作为豪门王家的成员，王夫人与王熙凤的衣着打扮都与众不同，林黛玉刚到荣国府就发现了这一点：王熙凤“身上穿著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王夫人的寝室里“临窗大炕上猩红洋罽……两边设一对梅花式洋漆小几。”《红楼梦》全书中共有48 个“洋”字，33 个与外贸商品有关，其中至少14 个为王家成员所有。看来，王家的东西往往沾着一个“洋”字，相比之下，《红楼梦》中其他人物的衣着打扮就不免显得有些“土气”了。 王家为什么这么有钱，又为什么有这么多“洋玩意”呢？据王熙凤亲口介绍：“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

都是我们家的。”原来，王子腾的父亲主管清朝的外贸，由此大发横财，并且罗致许多“洋玩意”。这究竟只是曹雪芹的艺术想象，抑或并非空穴来风？

以王子腾为首的王家，在清朝历史上是有原型的。正如荣国公的原型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贾代善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贾政的原型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本人一样，主管清朝的外贸的王家也有原型，即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家族。

原来，李氏的父亲叫李月桂，李月桂的堂兄李士桢在公元1681 至1687 年之间担任广东巡抚，李士桢的妻子恰恰姓王。明末清初，由于倭寇和郑氏集团等海上反朝廷势力经常攻击东南沿海，朝廷长期实施“海禁”政策，不许中国商船出海，也不许外国商船靠岸，使沿海地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公元1683 年，清朝水师攻占台湾，消灭郑氏集团，沿海各地的官民于是急不可耐地请求开放海禁。正为统一海峡两岸而兴奋的康熙皇帝欣然批准了这个请求，在公元1685 年开放了4 座外贸港口，即江苏的上海、浙江的宁波、福建的厦门和广东的广州，并在每座外贸港口各设立了一个海关，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实际上当时还有二座对外贸易窗口，即浙江的乍浦（ 专门对日本贸易） 和蒙古的恰克图（ 专门对俄罗斯贸易），但它们并没有独立的海关。江海关、浙海关的监督都由该省巡抚兼任，闽海关的监督由福州将军兼任，只有广东外贸因为数额巨大，设立有专职的粤海关监督，直属户部，所以外国商人经常简称粤海关监督为“户部”。但与户部的其他下属单位不同，粤海关号称“天子南库”，收的进出口税金大多直接交给内务府，所以粤海关监督这个大肥差通常都由皇帝派最信任的旗人担任，例如李士桢的同事、首任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

公元1686 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桢、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经过长期的讨论，发布了影响深远的《分别住行货税》文告，规定将广东商行（ 公司） 划分为洋货行与金丝行两种，洋货行专营对外贸易，税率较高，称为“行”税，赴海关纳税；金丝行专营国内贸易，税率较低，称为“住”税，在税课司纳税。《分别住行货税》文告就此解释说，这样的制度安排是为了保护商业，避免商人遭到“层叠影射，致滋重困”，可见广东官员“裕课必先恤商”，“凡系通商裕课之事，无不竭力讲求。”其实，区分行、住税，是中国古代“行商坐贾”传统观念的反映。由于商业与物流的发展，明清时期已经很少看到安居一地、坐店经商的“贾”这个职业，可官员们在潜意识里仍然推崇开展短距离商业活动的商人，而贬低开展长距离对外贸易的商人。但最终，专营国内贸易的金丝行虽然享受税收优惠，却一直发展不起来，反倒是税率更高的洋货行（ 简称“洋行”） 把对外贸易做得风生水起，直至执清帝国经济之牛耳，成为全球最大的商业组织。

在分设洋货行与金丝行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广东巡抚李士桢，曾经多次表达“恤商”（ 体恤商人） 的观点，要求合理征收商税，整顿商业秩序，改善商业环境，加强商路治安，保证商路畅通，倾听商人意见，似乎是一位中国古代官场罕见、走在时代前列的“重商主义者”。但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广东外贸百废待兴，外国商船来得不多，以康熙皇帝为首的朝廷高层急于获得钟表、玻璃镜、葡萄酒等欧洲舶来品，而李士桢本人又极为贪婪，朋友说他“稍受礼物”，政敌则骂他“贪污不法”，最终在颁布《分别住行货税》文告的次年，即被左都御史王鸿绪以“贪劣”罪名弹劾。但没过多久，李煦的二叔李国屏又在公元1710 至1713年间出任粤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