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随笔·吴宓(1894) --吴宓教授的情场悲喜剧
身陷棘丛
——吴宓教授的情场悲喜剧
吴宓教授活足84岁高龄，这殊非易事，亦殊非幸事，他晚年的经历再次印证了庄子“寿多则辱”的论断，这无疑是莫大的悲哀。他将自己的一生剖分为三个28年：第一个28年（1894—1921），他过得十分惬意，考上清华留美预备班，远涉重洋，投身在新人文主义掌门人埃尔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门下，拿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与吴芳吉、陈寅恪等博学之士缔交，激扬文字，树立志向，都是在此期间，可以说，这一时期他生活在但丁《神曲》所绘的“倒漏斗形三界”的顶层，即天堂之中；第二个28年（1922—1949），他比堂吉诃德更忙碌，也比堂吉诃德更烦恼，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总理《学衡》，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与胡适、鲁迅等人打笔仗，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至尊地位，同时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冲进围城，又冲出围城，谈了一次惊天动地的恋爱，抗争期间颠沛流离，可以说，这一时期他生活在但丁《神曲》所绘的“倒漏斗形三界”的第二层，即炼狱之中；第三个28年（1950—1978），他结了一次婚，可是好景不长，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批斗时扭断左腿，眼睛失明，无奈离开心爱的讲台，遭到小人的包围，钱财被骗，敝帚自珍的书稿和日记散失殆尽，晚景异常凄凉。怎么说呢？他在地狱中惶惶恐恐走了一遭，看到了群魔乱舞，看到了万劫不复。吴宓向来自比为古希腊悲剧英雄，一生受尽命运女神的捉弄和摆布，事事不能如意。
性格即命运，这话八九不离十。细看吴宓一生遭际，性格确实起到了决定作用。他是一个水晶球，极其透明，却又是一个矛盾体，处处自相冲突。比如说他严肃、古板，却又崇尚浪漫，这就会产生不可思议的喜剧效果，同时染上不可收拾的悲剧色调。吴宓的婚恋是一个破绽百出的脚本，正说明了矛盾性格在多大程度上妨害了他。
吴宓一生痴恋毛彦文，为她创作了数百首《忏情诗》、《正情诗》和整整五大本《日记》。吴宓在《空轩诗话》中坦白交待：“余生平所遇之女子：理想中最完善，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实际上，余爱之最深且久者，则为海伦（毛彦文的英文名）。本集之诗，可为例证，凡题下未注姓名之情诗，皆为海伦而作者也。”
曾有学者抛出诛心之论，称吴宓终其一生感情落落寡合，学术研究老大无成，生前仅出版诗集一部，曾化名“王志雄”发表白话小说《新旧因缘》，却是有头无尾，均缘于毛彦文摇其心旌，乱其心绪，涣其心力。然而，我们只消细读《吴宓日记》，就会找到完全相反的答案，与其说吴宓是被误，倒不如说他是自误。
当年，毛彦文才貌出众，身边总有“不怕死”的追求者大献殷勤，吴宓一身旧文人孤芳自赏的习气和毛病，标榜柏拉图主义，赞美柳下惠坐怀不乱，他在候选者的队伍中打头阵，这岂不令人惊奇？
温源宁教授曾任教于清华、北大两所名校，在其人物特写集《一知半解》中，有一篇《吴宓先生：一个学者、君子》，他“亲切写真”，以暗藏戏谑、略带夸张的笔墨栩栩如生地勾画出吴宓教授的形象——
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常人得介绍一百次，而在第一百次，你还得介绍才认识。这种人面貌太平凡了，没有怪样，没有个性，就是平平无奇一个面庞。但是雨生的脸孔堪称得天独厚：奇绝得像一幅讽刺漫画。脑袋形似一颗炸弹，且使人觉得行将爆炸一般。面是瘦黄，胡须几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是每晨刮得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颧骨高起，两颊深陷，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灼灼逼人——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支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
头既昂起，背又挺直，雨生看来颇有庄严气象。他对于自己的学问抱负不凡，而他的好友也视他为一位天真淳朴的人物。他为人慷慨豁达，乐为善事，每为人所误会。待人接物，每偏于忠厚，而对于外间之批评也不能漠然。因此雨生的心灵永是不安的，不是在怅惘咨嗟，便是在发愤著作……
吴雨生即吴宓（雨生和雨僧是他的字），他原名陀曼，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1912年），同学中有些小洋奴给他取外号“糊涂men”(与吴陀曼谐音)，于是他一气之下改名为“宓”。吴宓长成一副酷相，出来吓人已经不对，做情圣自然更属痴心妄想。说来话长。毛彦文在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表哥朱君毅（在清华园与吴宓同学六载）写信给她，委托她就近考察一位名为陈心一的女大学生，说是正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的吴宓虚室以待，欲娶陈心一为妻，却又拿不定主意。毛彦文并不清楚吴大才子在择偶方面的个人好恶，她写信汇报自己的考察意见时，讲得很客观：“不知吴君选择对象都有哪些条件？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合适。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清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若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很适合。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巧的是，此前数年，陈心一通过其兄陈烈勋（也是吴宓的清华同窗）邮寄的《清华周刊》读过大才子吴宓的诗文，对他印象不错，甚至有些爱慕的意思。毛彦文的远程媒人居然一作就成。1921年夏天，吴宓回国与陈心一举行了文明婚礼。当时，吴宓满脑子男权思想作祟，认为对方是贤妻良母更好，能做主妇就行。及至娶了陈心一，他虽然对妻子的“辛勤安恬”、“谦卑恭顺”表示肯定，却又对她思维迟钝、不善辞令、拙于交际和缺乏文学造诣深致不满，在性生活上他缺乏“内在的冲动”，在精神领域两人更是无法共鸣。吴宓与陈心一的婚姻勉勉强强维持了八年（1921—1929），终因吴宓不爱陈心一而宣告破裂。
1929年，为了筹集一笔可观的离婚费用，吴宓八方求援，还向好友、白屋诗人吴芳吉索债。吴芳吉认为吴宓以追求真爱为由，冷酷无情地遗弃陈心一和三个年幼的女儿，纯属不负责任的胡来，他劝解无效，便故意拖欠债款不还，就为这件事，一向重友谊如泰山的吴宓竟差点与吴芳吉翻脸绝交。其后，吴宓作出振振有词的表白：“余之离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无情意之悲伤，此惟余自知之。彼在当时痛诋余离婚（使余极端痛苦，几于殒身）及事后屡劝余复合者，皆未知余者也。余尝言，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余力主真诚，极恶虚伪，自能负责，不恤人言。……”
毛彦文与表哥朱君毅恋爱六年，业已订下正式婚约。早在清华就读时，朱君毅与吴宓交谊颇深，毛彦文的来信也让吴宓读到，如此三番四次，吴宓便对才情不俗的毛彦文暗暗地产生了好感，不知不觉间已在心田里播下颗粒饱满的爱情种籽。他甚至发挥诗人的想象力，将毛彦文想象为洛神那样的凌波仙子——据说，曹植的《洛神赋》是由于暗恋嫂嫂宓妃而创作，宓妃恰巧带着吴宓的那个“宓”字。
诚所谓世事如棋局局新，朱表哥留学归来，本当与苦等数年的毛表妹共效于飞，可是他很快就见异思迁，移情别恋，爱上了江苏汇文中学一位相貌娇美、名叫成言真的女学生，还堂而皇之地找出一个解除婚约的正当理由——医学证明近亲结婚于子女健康极有弊害。尽管毛彦文动用了一切手段，但说服不成，东南大学教务长陶行知甚至威胁朱君毅：“你若不悬崖勒马，回心转意，下学期你就休想得到东南大学的教授聘书！”可朱君毅性格够拧，宁可砸了饭碗，也要寻求真爱。朱、毛二人之间猝生情变，吴宓又是怎样想的呢？一方面，他对老同学、老朋友的做法持有异议，对毛彦文的处境表示同情；另一方面，他又不免窃窃自喜，以为天赐良机，从此可以将一份深藏于内心的暗恋和盘托出。不久，他尚未征得毛彦文的同意，取得她的认可，就打草惊蛇，将自己深爱毛彦文的心事通告亲戚朋友，并决意与妻子陈心一离婚，恢复自由之身。
吴宓教授单恋毛彦文女士，“飞蛾撞昏在灯罩上”，此事经报纸好一番添油加醋的渲染，一时间人尽皆知。吴宓和陈心一的婚姻解体原本不是由于毛彦文的横刀插足，后者所持的一直是极力反对的态度。在毛彦文眼中，吴宓是旧式才子固然没错，但他身上的毛病一大堆：迂阔，褊狭，暴躁，骄狂，缺乏毅力，用情不专。何况她是典型的新女性，赞成胡适的文学改良论，而吴宓极端保守，是新文化运动诸将的活靶子，她可不愿选定这位死脑筋的“古久先生”托付终身。更教人看不懂的是，当初，吴宓深恐离婚之举有损清誉，于是心生一计，欲享齐人一妻一妾的艳福，也像《琵琶记》中的负心汉蔡（邕）中郎那样娶得一双又贤又美的太太。他决定让陈心一仍旧做“正宫娘娘”，让毛彦文做他的外室（按如今不中听的说法，外室即“二奶”或“金丝鸟”）。然而，当吴宓揣着这条自以为得意的锦囊妙计去向同事和好友陈寅恪先生讨彩时，从对方那儿听到的却是当头棒喝：“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问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吴宓碰了一鼻子灰，讨来老大没趣。吴宓的绮梦破灭后，陈寅恪集杜甫的文句和李商隐的诗句为联，嵌进“雨生”二字，打趣得极为巧妙，其语为：
新雨不来旧雨往，
他生未卜此生休。
吴宓只好报以苦笑，转而又向好友、大报人张季鸾先生寻求同情。张季鸾同样是劝和不劝散，他的意思为：穷秀才就应当老实认命，拥抱黄脸婆自得其乐，吴宓的性情与现代时髦女子的观念根本不合拍，如若角逐情场，必以失败痛苦而告终。即算得到自己的心上人，恐怕也会苦多乐少，还不如早点与陈心一复婚。如此良言苦药总该可以治愈吴宓的狂疾了吧？可是他早已鬼迷心窍，根本管束不住自己的心猿意马，竟搬出舜帝有娥皇、女英二妃的烂典去试探毛彦文，后者因人格受辱而愤然写信加以拒斥：“……彦何人斯，敢冒此大不韪？不特非彦之素志，彦且耻闻之矣，吾辈固以友谊始，而以友谊终者也。此后幸先生万勿以此事扰心一姊之心境，即自己亦不应有此欲念。幸心一姊为一贤淑女子，不然，苟生误会，至令府上各人起不安之态，则彦虽非作俑者，而先生已陷彦于罪矣。”毛彦文是吴、陈结合的牵线红娘，她认为这局婚姻的失败吴宓难辞其咎：“吴陈婚姻终于破裂，这是双方的不幸，可是吴应对此负完全责任。如果说他们是错误的结合，这个错误是吴宓一手造成的。”针对吴宓的反复示爱，毛彦文还特别声明：朱君毅之后，她从未对任何人怀有爱情的感觉；如果环境所迫，她非结婚不可，她也只愿嫁给一个从未结过婚的男子。至此，耽于幻想和迷梦而难以自拔的吴宓也不得不承认，毛彦文已洞烛其肝肺，确实对他毫无爱意。
吴宓抛弃妻子陈心一和三个幼小的女儿后，事情开始出现微妙的转折。年龄渐大的毛彦文在感情方面几经蹉跎，仍是云英未嫁之身，她终于决定考虑感情的归宿，吴宓又重新归队，进入候选者行列。再说，吴宓的姿态出奇地高，他愿意资助毛彦文去美国留学，赴欧洲进修，毛彦文拒绝了他的援手，他就借用朋友张荫麟等人的名义给她寄钱。吴宓的如意算盘是：在国外与毛彦文同修鸳鸯谱。那一年多时间，欲毕其功于一役的吴宓虽接近于说服毛彦文与他成婚，却因为三翻四覆，惟我独尊，大男子主义作怪，时不时以恩公自居，毫不讲究恋爱艺术而功亏一篑。
最令毛彦文反感的是，吴宓自命为多情种子，一方面向她苦苦求婚，另一方面却又显出一副叶公好龙的面目，一再推迟她由美国赴欧洲游历的日期。她哪里知道，吴才子脚踩两只船，除了向她示爱，还心心念念地记挂着远在北平留学的泰国华侨女子陈仰贤，视她为红颜知己。更为过分的是，吴才子认为柏拉图式的恋爱远水不解近渴，于是他开动“欲望号街车”，与两位金发碧眼的西洋女子——H女郎和M女士——曲意周旋。当年，吴宓在日记中矫揉造作地写道：“我不爱彦，决不与彦结婚，且彦来欧有妨我对H之爱之进行；回国后，既可与贤（陈仰贤）晤谈，亦可广为物色选择合意之女子，故尤不欲此时将我自由之身为彦拘束。”单看这则日记，我们甚至会产生错觉，以为是毛彦文在纠缠吴宓，大有非他不嫁的意思，因此吴宓可以弃取随所愿，进退两从容。其实，这并非吴大教授的真心话，只不过是煮熟的鸭子嘴巴硬。他在爱情的梅花桩上大玩太极推手，自以为应对无误，饶有快感，可是毛彦文并非傻瓜，她该抽身时就抽身，该走人时就走人，无半点迟疑和留恋，让吴宓独对着七味冷盘去浅斟慢酌吧，她可不愿奉陪。毛彦文未嫁吴宓可算人生之大幸，要不然，她将是再版的陈心一，笃定会沦为弃妇。
毛彦文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前往欧洲游历，吴宓当时正在巴黎，他的态度立刻转弯，在一家旅馆约见暌违两年的心上人。两人相见，开始时不免拘谨，随着生活、学术等方面的话题逐个展开，便都感觉轻松了，吴宓谈兴极浓，竟不觉窗外大雨瓢泼，时间已至深夜。下雨天留客，毛彦文自然是走不成了，孤男寡女，恋爱中人，一张床也尽够睡了。可是吴宓不欺暗室，声明他决不做《西厢记》中始乱终弃的张生，而要做《红楼梦》中护惜群芳的宝哥哥，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他吴宓是恪守孔教礼数的君子，绝对不会未婚即行“周公之礼”。两人和衣将就着睡下，果然一夜无事。做了一回柳下惠，吴宓把它记入日记，笔端流露出洋洋得意之情。
毛彦文对吴宓也曾产生过短期的恍惚，他写信给吴宓，时不时也会含蓄地表白情怀：“先生当记得我们俩在东北大学相处的日子，先生在东北大学任教，彦文若不是真心爱先生，会有到东北大学看望先生的那种一举一动吗？”“我把先生送出门外，先生离开了我，一直往前走去，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我一直站着，到看不见那消失了的先生的身影，才独自回来，把门关上。”吴宓赴东北大学任教，那是1924年8月间的事，他三十岁，毛彦文二十二岁，他已婚，毛彦文刚解除婚约，吴宓居然没有抓牢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毛彦文愿意回忆与他们相关的往事，这已经是一个再明白不过的暗示，但阴差阳错，他们还是如同两根铁轨那样，平行而不相交。
毛彦文人到中年，吴宓的高足弟子钱钟书调侃她为“Superannuated coquette”（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卖弄风情的大龄女人），其心性实则与众不同。她曾对人说：“我结婚时，不求其他，但求国内各界名流都来致贺，才不虚此生。”她苦候多年，拒绝诸多求婚的名士，终于在三十三岁上嫁给了六十六岁的前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择定的吉日是1935年2月9日，吉地是上海三马路慕尔堂。
当时，这局白发红颜老少配的婚姻在国内引起极大的轰动，各报均以此为噱头，抢着刊发消息，自然而然熊希龄落为被大家调侃的对象，有的取笑他“老牛吃嫩草”，有的打趣他“一树梨花压海棠”，但不管是褒是贬，是祝福还是戏谑，都无非想借此不可多得的喜气稍稍冲淡当时内战加外战所造成的氤氲不散的血腥气。
毛彦文并不在乎年龄上的差距，也不再固执“只愿嫁给一个从未结过婚的男子”的前言，作为结婚的惟一条件，她只要求熊希龄剃净一尺长髯。如此有趣而又极其合理的低要求，新郎倌还能不“慨然允之”？定情之夕，前内阁总理诗兴大发，制曲一首，可谓夜浓墨浓情更浓：
世事嗟回首，觉年年饱经忧患，病容消瘦。我欲寻求新生命，惟有精神奋斗。渐运转，春回枯柳。楼外江山如此好，有针神细把鸳鸯绣。黄歇浦，共携手。求凤乐谱新声奏。敢夸云老莱北郭，隐耕箕帚。教育生涯同偕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更不止，家庭浓厚。五百婴儿勤护念，众摇篮在在需慈母。天作合，得嘉偶。
有人说熊希龄是“姜桂之性，老而弥香”，若非讽刺，倒不失为佳评。毛彦文的确给晚年孤寂的熊希龄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和慰藉，这是好心人都愿意看见的大结局。总的来说，他们志同道合，毛彦文对中西教育颇具研究心得，熊希龄有幸娶到这样的好帮手，其名下的香山慈善学校自然大有起色。
1935年2月9日，熊希龄与毛彦文在上海三马路慕尔堂举行婚礼，嘉宾莅临，多海内闻达。婚礼颇有创意，礼堂中展出熊氏两封情书和一副对联，情书满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风月情怀，对联则纯属名家笔致：
紫府高闲诗博士，
青山遗逸女尚书。
贺客盈门不足为奇，奇的是喜联质量很高，而且妙趣横生。北平某报的喜联是：“以近古稀之年，奏《凤求凰》之曲，九九丹成，恰好三三行满；登朱庭祺之庭，睹毛彦文之彦，双双如愿，谁云六六无能？”结婚时，熊希龄六十六岁，毛彦文三十三岁，合为九十九岁，大吉，这些数字都嵌进了联语，嵌得天衣无缝。朱庭祺是熊希龄过世的妻子朱其慧的内亲，也是媒人。大名家沈尹默的贺联是：“且舍鱼取熊，大小姐构通孟子；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作新郎。”这副嵌字联（嵌的是新郎新娘的姓）典故用得贴切无痕，调侃中见学问，其雅趣也令人会心一笑。还有一联是熊希龄的晚辈、毛彦文的同学某君所赠，尤其诙谐：“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作大姊夫。”此联正得错位之美，如同邮票中的错票，硬币中的错币，奇而有值。至于像“熊希龄，雄心不死；毛彦文，茅塞顿开”这类以肉麻当有趣的联语，就失之粗俗了。另有一则笑话，说是熊希龄入洞房前，一位老朋友存心打趣他：“秉老，你已经六十六了，还差四年就七十，何必多此一举？”熊希龄闻言，不以为忤，而是机智地回答道：“就是要有此一举才功德圆满啊！”这笑话很难让人思无邪，但一问一答均十分含蓄，可算得上是一条相当不错的雅谑。
婚后不久，毛彦文的母亲于春节去世，熊希龄和毛彦文遵循习俗，回乡奔丧。江山县城毛家的亲戚友邻听说新姑爷曾当过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都来一睹其俊朗的风采。熊希龄为众人的热情所感动，遂赋诗一首赠毛彦文：
痴情直堪称情圣，相见犹嫌恨晚年。
同挽鹿车归故里，市人争看说奇缘。
天若有情天亦老，老天爷头等不爱做的事情就是成人之美。毛彦文与熊希龄的幸福婚姻满打满算不足三年。抗战军兴后，熊希龄于1937年底赴香港募捐，突患脑溢血，终因医药罔效，回天乏术而溘然长逝。
当年，毛彦文与熊希龄在上海结缡之日，吴宓并未南下道贺，他深陷绝望悲苦之中，作诗《吴宓先生之烦恼》，以排遣内心的隐痛和惆怅：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
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作诗三度曾南游，绕地一转到欧洲。
终古相思不相见，钓得金鳌又脱钩。
赔了夫人又折兵，归来悲愤欲戕生。
美人依旧笑洋洋，新妆艳服金陵城。
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
寸衷扰攘洗浊尘，诸天空漠逃色界。
莎士比亚曾说：“疯人、情人、诗人，是三而合一，是一分为三。”恋爱害人不浅，像吴宓那样自承有“70%疯狂可能性”的文人更是受害极深。他为追求毛彦文率尔遗弃一妻三女，三下江南而一游欧陆，可谓用情极深，到头来镜花水月一场空。即便毛彦文做了未亡人，做了遗孀，做了寡妇，吴宓还是没有发现他们之间缘分的蝌蚪尾巴轻轻一抖。无论他怎样忏悔过去，哀求毛彦文再给他一次机会，后者始终铁硬着心肠置之不理。做梦任由他做梦，幻想任由他幻想，自诩为“真诚情痴，今世无两”的吴宓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也无法使单相思的局面有丝毫改观。他曾设计出馊而又馊的方案（见于他1939年7月11日和1940年12月30日的日记），大意是：秘密回到上海，径直拜访毛彦文，见面时威逼利诱，强行吻抱，甚至罔顾坐牢的危险，扬言要将事情闹大，利用毛彦文脸皮薄的弱点，逼迫她乖乖就范，与自己结婚；制造舆论，使人人都知道他吴宓爱毛彦文至真至苦，然后再声称出家受戒做和尚，毛彦文必定会大为感动，使无望的爱情触底反弹，绝处逢生。
然而，吴宓只有痴人说梦的本事，哪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他终于还是只能躲进书房，在那本永远也记不完的“流水账簿”里自责自怨。他口口声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最终却在《正情诗》中不得不承认自己走火入魔，多年痴恋毛彦文，弄得名实两伤，是“蹉跎愚蠢误今生”。
四十年代后，毛彦文成为两栖人，在政界和教育界均有作为。1947年，毛彦文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她长期漂泊海外，1949年到台湾，1950年赴美国，先后任职于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社、加州大学和华盛顿大学。1962年她返回台湾定居，在实践家政专科学校任教，1966年退休，一直隐居于台北内湖。
据去过台湾而且有幸拜访了毛彦文女士的沈卫威先生撰文介绍，世纪老人毛彦文女士仍然健在，惟视力和听力已有些不灵光。当沈卫威重提当年吴宓对她的深情厚爱时，毛彦文女士语气平淡地表示：“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再问下去，她便连说 “无聊，无聊”。久已做鬼的吴雨僧先生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也许会痛苦得踢破棺材板吧。
熊希龄死后，毛彦文一直未再结婚，她膝下荒凉（没有孩子），所幸熊氏后人多定居海外，待她亲如一家，对她多方照料。
六十年代末，毛彦文遵从胡适先生的劝导，曾撰成《往事》一书，在这本自传体回忆录中，她给吴宓露脸出镜的机会很有限，就连那件大事——1931年她与吴宓一道从欧洲回国——也只字未提。看来，她不仅不爱吴宓教授，而且还有些反感他。吴宓的《忏情诗》、《正情诗》和《海伦曲》都统统白写了，他那长达数百万言的《日记》固然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足以媲美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称它为一部中国知识界的“民间历史”也不为过，但其中谈情说爱的文字至今仍散发出陈年账簿的腐殖气息，教人实在难以恭维。
毛彦文在《往事》一书中仅用千余字的篇幅回忆了吴宓与陈心一由合而离的经过，也谈到了自己为什么拒绝吴宓求婚的因由：“自海伦（毛彦文）与朱（君毅）解除婚约后，她想尽方法，避免与朱有关的事或人接触，这是心理上一种无法解脱的情绪。吴为朱之至友，如何能令海伦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某年起，从朱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看来，吴宓先生读洋书破万卷，仍遗漏了最关键的一本，那就是弗洛伊德的《爱情心理学》。他反复去触痛女人心头的伤口，还希望对方非他不嫁，岂不是笨到家啦！
吴宓，这位上个世纪的尴尬学人，他身为“学衡派”主将，因为复古守旧，被鲁迅骂个半死，变成一条几乎难以翻身的咸鱼。他身为情场上的花痴，浪漫固然浪漫，理想固然理想，却局限于“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老调式，那副脑筋还是迂腐得可怜，难怪会被他的弟子李健吾当作原型，编派进三幕喜剧《新学究》，受尽嘲笑和戏弄。吴宓最赏识的弟子钱钟书对这位恩师的评价也不高，且看他的文章《吴宓先生及其诗》中的一段——
吴宓从来就是一位喜欢不惜笔墨、吐尽肝胆的自传体作家。他不断地鞭挞自己，当众洗脏衣服，对读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颗血淋淋的心。然而，观众未必领他的情，大都报以讥笑。所以，他实际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像他这种人，是伟人，也是傻瓜。吴宓先生很勇敢，却勇敢得不合时宜。他向所谓“新文化运动”宣战，多么具有堂吉诃德跃马横剑冲向风车的味道呀！而命运对他实在太不济了。最终，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错位”的悲剧英雄。在他的内心世界中，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冲撞着，撕扯着。
钱钟书批评吴宓“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在情场上也是典型的笨伯，因为“他总是孤注一掷地制造爱”，到头来却在石板田里种庄稼，一无所获。这个可怜的矛盾体，一生鼓吹旧文化、旧道德、旧礼教，标榜克己复礼和中庸、中和、中正，却又自始至终走一条形同钢丝的浪漫主义路线，要做中国的雪莱，因而不计成败，跨越界域地追求由新文化、新道德、新观念熏陶出来的比玛丽·葛德文更激进的新女性，如此人格分裂，知行剥离，不碰得头破血流，不伤得体无完肤，才怪。
于婚恋生活一端，吴宓曾说自己“一生处处感觉Love(所欲为——爱)与Duty（所当为——责任）的冲突，使我十分痛苦。”他是现代社会中活生生的堂吉诃德，若单以荒唐和执著论，他丝毫不逊色，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钱钟书曾讥笑“吴宓太笨”，这已是相当照顾情面了。难怪当年毛彦文宁肯选择年迈而过气的政治家熊希龄，也不选择年轻而当令的教授吴宓，她太清楚这位“闯进瓷器店的笨驴”的德性和本事了。
吴宓晚年铁树开花，于1953年再度结婚。女方姓邹名兰芳，是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父亲被划为地主成份，家境甚苦，她崇拜吴教授，一意高攀，原也是为了寻求安全感，这当然无可厚非。吴宓动了恻隐之心，拚尽余勇，冲入围城。谈到这次婚姻，吴宓曾对好友姚文青说：“非宓负初衷（他曾发誓：为爱毛彦文，终身不复娶），实此女强我，不得已而为之。以此女学识，则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论容貌，不过如此。”瞧吴宓这话说的，他性格极为固执，谁能勉强他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好友劝他与陈心一复婚，他尚且疾言厉色，老拳相向，一个邹兰芳就能颠覆他坚冰难破的初衷？他孤寂得久了，需要一个伴侣，这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完全合乎人性人情，其实不必忸怩，大大方方就好。邹兰芳婚后两年即患肺病去世，吴宓还是很伤心的，饭桌上必多摆一副碗筷，不让亡妻邹兰芳在冥界当馁鬼，他饭前必做默祷。更奇的是，吴宓看电影，也必买两张票，空出身边的座位，意中犹有亡妻相伴，这可是正宗中国版的“人鬼情未了”，竟在特殊岁月上演，怎不令人唏嘘。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根据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悬挂在墙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风波万里，也不知故人是否曾来入梦。他的相思可是形同痼疾，蚀骨腐心，无药可医了。
吴宓未必算得上是悲剧英雄，但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把自己的一生浓缩为四个字——“殉情殉道”，老命都搭上了，可情归于空，道亦归于空，可谓两手空空，正如他在《空轩十二首》中自伤的那样，“力战冲围苦未通，单枪匹马望奇功。舟横绝港迷歧路，身披絮衣陷棘丛。敌笑亲讥无一可，情亏志折事全终”，对于一位敏感的诗人来说，他的悲怆感，即使是用一千把胡琴也无法表达其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