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诗歌创作研究

韩愈诗歌创作研究

本世纪的韩诗研究成果远远不及韩文研究成果多，成绩也稍逊一筹，不过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则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取得了较明显的的进步。所以下文将以七十年代末为界，将本世纪的韩愈诗歌研究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介绍。

八十年代以前 从本世纪初开始，学界就已经对韩愈诗歌作了较具现代学术意义的研究。本世纪较早面世的韩诗研究论文是李详的《韩诗证选》，该文将韩愈引用、化用《文选》中的诗句一一排比出来，认为“韩公熟精选理与杜陵相亚”。

此后的四十多年中专论韩诗的文章虽然数量不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王任叔的《韩愈的诗》是对韩愈内容和艺术进行综论的文章。徐霞的《韩诗诠订》旨在对韩诗作文字考订、训诂以及诗意的串讲、笺释，是作者欲作韩诗“集解”的先导工作。层冰的《韩诗札记》则在李详文之外，又列出一些韩诗中化用“文选”的若干诗句。程会昌的《韩退之听颖师弹琴诗发微》、《韩诗“李花赠张十一署”篇发微》及其与沈祖棻合著的《与徐哲东先生论昌黎南山诗记》都是在对韩诗具体分析、解说中见出新意的文章。其中第二篇文章对韩愈《李花赠张十一署》诗进行笺疏、分析，“觉其模写物象，度越古先；体物既精，状物尤美。盖真得宛转、徘徊之妙，远轶棠华、秋兰之咏”，其中最可注意者就是作者在分析诗意时引入现代科学中的光学原理，使得前人难索的“退之自辟之境”凸现出来了。与沈合著之文为了确解诗意，特为介绍了近代

登山运动者的经验，也是引用近代科学知识解释诗歌的有益尝试。而朱自清的《论“以文为诗”》则涉及到韩愈“以文为诗”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后来宋代诗风的积极影响。

五六十年代，专论韩诗的论文依然不太多，注重理论探讨的文章主要有钱东甫的《关于韩愈的诗》、邓潭州的《论韩愈的诗》，对韩诗进行笺释、系年、考订的文章则主要有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徐复的《韩昌黎诗拾诂》、江辛眉的《读韩蠡解》等。

五六十年代韩诗研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韩愈诗歌特点的不同看法和韩诗整体评价的争议。

陈寅恪认为韩诗是“以文为诗”，他在《论韩愈》中说：“退之以文为诗，诚是确实。......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对韩诗这一艺术特点极为称赏。而钱东甫在其《关于韩愈的诗》一文中则提出相反之意见。他说韩愈不是“以文为诗”，而是“以赋为诗”，韩愈“采取了较多的’赋‘的手法，以此来’直书其事，寓言写物‘，抒发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并且通过他的诗人的丰富想象来概括他所感受的形象。可见说来说去，这仍是’以赋为诗‘，不是什么’以文为诗‘”。

当时人们对韩诗喜用僻字晦辞和窄韵，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钱东甫就认为“韩诗中有一部分比较艰险，难于体会及学习，这是事实。然而也不能因此就贬低韩诗的全部价值，或者拿它和其他诗派比较高下。......韩诗爱用窄韵显功夫，历来也很被人诟病，因为这样不能不选用一些少见的字来押韵，因难见巧，愈险愈奇，反而显得生硬。”而

黄云眉在《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中则认为：“大部分的韩愈的古体诗，都是以这些僻字晦辞，拗腔硬语，作为它们的组织的骨干的。这是韩诗的基本特征。......韩诗的要求，是化易为难，是在群众难于表现的形式上，也就是在’水曲蚁封‘上来表现它的技巧。”这是“不符合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所谓诗人的一般要求的”，也是“韩诗的感染力的薄弱”的体现。

对于韩诗的整体评价，人们也有分歧。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说韩愈的诗“形式主义地学杜甫晚期锻词炼句，并有了恶性发展”，对韩愈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与此不同，高海夫在《关于韩愈的评价》中认为韩愈的诗是“精华与糟粕杂揉的。韩愈的确写过不少落后甚至反动的东西。......但是，韩愈也写过一些很有价值的作品。首先，他在不少的诗文中曾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并表达了相当强烈的为民请命的精神。”邓潭州的《韩愈的诗》也对韩愈的诗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韩愈除写了很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抒发个人怨愤心情的诗篇外，还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描绘自然界五光十色、斑斓璀璨，可喜可愕的景物的好诗”。

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对韩愈诗歌艺术成就的评价则比较辩证：“韩愈诗歌，不仅纠正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而且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引入诗坛，从而扩大了诗的领域，但是也带来了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等不良风气。” 八十年代以后 八十年代以后，韩愈诗歌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近二十年来，不仅有关韩诗的论文和论著数量大增，而且在研

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显著的进步。

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论述深入、见解独到的综论性的论文，如葛晓音的《从诗人之诗到学者之诗――论韩愈诗之变化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地位》、舒芜的《论韩愈诗》、陈允吉的《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王宏图的《韩愈诗歌情感结构探析》、余恕诚的《变奏与心源――韩诗大变唐诗的若干剖析》、王自周的《试论韩愈诗文的文学语境》等。

其中葛晓音文指出，正如韩愈儒道反映了广大中小地主的世界观和政治利益，韩诗奇崛险怪的风格也根源于寒士们困于科场的不平之鸣。明道观念的一致是以韩愈为首的奇险诗派形成的主要思想基础，而囚于经书古道的狭隘生活则是产生学者之诗的基本源泉。因此韩诗的浪漫色彩与盛唐诗之间有极大的差异：盛唐诗人视野开阔，抱负远大，诗歌多富天真浪漫的热情和幻想。韩愈半世惶惶于举选以求世俗的功名富贵，其诗多取材于经史百家，以随物赋形、实境铺叙争胜；盛唐诗人如岑参的好奇，多以朴素平易的形式表现生活本身的瑰奇，而韩诗之奇，则是以过火的夸张和排奡的语言把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写得千奇百怪；盛唐诗人多以感情驾御诗歌的气势，韩诗则以愤世忌俗的不平之气加上矜才炫博造成声势；盛唐诗人开朗豁达，进退裕如，热爱生活，因而具有健康的美学趣味。韩愈“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这就使他在生活中多看丑恶而少见美好。韩愈以丑为美一方面是为了以此出奇创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半世穷经的生活容易造成审美的变态心理。韩诗晚年趋向和平淡薄更说明他那些力大思雄、古奥险怪的长篇多是穷年

困守科场的产物。舒芜文把韩愈的诗歌特点概括为两个：“一是在诗的内容上，通过’狠重奇险‘的境界，追求’不美之美‘；一是在诗的形式上，通过散文化的风格追求’非诗之诗‘。”这是“在李杜之后，在极盛难继的局面之下，推动我国诗歌艺术继续发展的道路”，“是诗人韩愈对我国诗歌艺术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而所谓“狠重奇险”的境界，是指韩愈把那些“可怕的、可憎的、野蛮的、混乱的、平凡的东西，乃至’什么也没有‘，都被艺术的强力纳入诗的世界，使之成为’反美‘的美，’不美‘的美”。所谓“语言风格的散文化”，是指韩愈在诗中“有时表现在造句的平直浅白”，“有时又表现在造句的简括凝练”，“有时又表现在语气纡徐委曲”，“有时还直接运用散文里才常用的语助词”或“在本来完全不需要介词的地方，故意用上散文式的介词，诗语气显得硬健”，“还表现在’古文‘式的’章法‘，讲究虚实正反，转折顿挫”等，使诗歌形式上，形成“反对称均衡反和谐反圆润之美”。

陈允吉文在受到近人沈曾植和当代学者饶宗颐关于韩愈诗歌与佛教有关的观点的启发下，进一步申述了这一论题。他认为唐代寺庙壁画中的“奇踪异状”和“地狱变相”对韩诗艺术形象的构思和塑造也有很大的影响。韩愈正是借鉴和运用它的创作经验，在开拓诗歌的艺术形象方面作了许多探索和尝试。“他的这一努力，同其它诸方面的条件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气派，以其鲜明而不可替代的特点，在中国诗歌史上立下了一块路碑。”

王宏图文从个性、情感、文化心理结构等角度，考察了韩愈诗中所

展示的“独特鲜明的情感世界”。他认为，“这种种情感特征及其发展流变构成了他别具一格的情感模式”：“执著于现实和人世，总是将自己与整个社会、族类的发展紧紧地粘合在一起”，“急切地渴望建功立业”，这是韩愈“全部诗歌回旋着的一个主旋律”；而“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伤感、悲感和怨愤”，“不时流露出对隐逸山林、逃避尘世的向往”，则是他诗歌的情感模式中的另一面。“韩愈感情模式中的两大构成因素，在其情感世界的发展流变中，相互对立，交替出现或同时并存，不断地发生冲撞和抗击，形成了极为强大的心理驱动力”，“形成了诗人情感结构的动态平衡，诗人的创作也因此被赋予一种惊心动魄的情感魅力。”我国古代许多作家，存在着与韩愈类似的情感模式，它是“中国抒情作品在传统文化制约下形成的母题之一”，“这种情感模式形成了带有很大惰性的心理定势，封闭、凝滞的特性十分显著”，而这又是与“以儒道为核心的主体文长期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分不开的。

余恕诚文首先批驳了把韩诗之变仅仅归结为形式技巧问题的流行观点，随后从三个方面进行剖析：第一是韩愈的历史使命、心境与韩诗的深层特征。韩愈赋予自己弘扬儒学，以儒学从政并领导思想斗争的历史使命，形成强烈入世的人生态度和顽强的个性，这种使命感和心态使得韩诗充满矛盾冲突之美，踊跃躁动之美。其二，韩诗的深层特征影响了其意象、语言、结构，促成意象瑰奇突兀，语言结构散文化。其三，世运变化对文运的影响，主要辨析了韩、白先后主盟诗坛、韩诗与宋诗的关系问题。

王自周文从文学语境这一角度，探讨了韩愈诗文的艺术特色及其形成的原因。论文指出，韩愈的诗文创作有着独特而怪异的文学语境，其主要表现是语义片断场景的独异和修辞手法的个性化选择。韩愈诗文文学语境的文学实践远远脱离了传统中国文学情志观念的单纯表述，而有力地转向了对意志力量的生命感受的抒写，这是韩愈独特的个性人格和中唐这一特殊时代交相碰撞的结果。

其次，还产生了不少视角各异、见解独特的文章，如阎琦的《韩愈的议论和以议论为诗》、《论韩诗奇崛的艺术风格》、霍松林的《从〈山石〉看韩诗的本色》、李光富的《略论韩愈的平淡风格》、梁德林、陈列的《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吴晟的《幽默：韩愈诗文的另一种美学风格》、王玮的《韩愈的幽默》、马重奇的《韩愈古诗用韵考兼与白居易古诗用韵比较》、姜光斗的《论李白对韩愈奇险诗风的影响》、陈永正的《韩愈诗对岭南诗派的影响》、张清华的《诗到元和体变新：论韩愈诗对杜诗艺术的继承》、李一飞的《韩诗“以丑为美”说》、杨国安的《从意境到气势的转移――韩愈诗派研究之一》、〖日〗下定雅弘的《试论韩诗的诗体变化》等。

其中阎琦前文认为韩诗中的议论有得有失，尚不如杜诗的议论来得齐备和完善。对于其诗中的议论，应该具体地去分析，总结其得失，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文章还将韩诗中的议论分为四种情态：第一，议论以形象化的语言出之，第二，议论以凝练的语句出之，第三，议论为全篇的结穴处，第四，议论为感情郁结之后自然的喷发。霍松林文则指出，对于韩愈的诗风，不能以“奇险”或“险怪”作笼统的概括。如《山石》，

“尽管别开生面，自成境界，却不以奇险见长，而是文从字顺，不假雕琢，雄厚博大，俊伟清新”，这是韩诗的“本色”。

李光富文发现韩愈诗的风格在元和五、六年以前是“奇险”与“平淡”并存的，此后则日益平淡。被贬潮州以后，诗风又发生了变化。梁德林文则认为韩愈诗歌经历了一个从直朴到奇险、又从奇险归于平淡的发展变化过程。韩愈诗歌的本色，与其说是奇险，毋宁说是平淡。 吴晟文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韩愈诗歌中的“幽默”风格，他认为韩愈诗文的幽默风格主要通过比喻、夸张、反衬、对比、漫画式、戏剧式、寓言式等艺术手段来实现。这种美学风格有两个主要特征：“寓庄于谐、寓悲于喜”和“为情造文”。韩愈的幽默之作多数是与密友的酬赠之作。他们关系密切，谈吐随便，无虚伪客套，无诗教约束，情之所至，率然成章。这种敞开灵魂，“真率之相不掩”，充分表现自我的风格，正是韩愈作品幽默的内核。

下定雅弘文旨在研究韩愈一生诗体的变化技巧原因。他把韩愈一生创作的诗体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贞元二年至贞元十八年），全部是古体诗，共42首；第二个时期（贞元十九年至元和七年），古体诗占优势，105首，近体诗32首；第三个时期（元和八年至长庆四年）近体诗占优势，131首，古体诗64首。可以说韩诗的诗体变化和他的仕途生涯有着紧密联系。第一时期和求官时代相对应，第二个时期和下级官僚时代相对应，第三个时期和高级官僚时代相对应。而且随着每一个时期作为官僚身份意识的变化，古体与近体的创作比例也有明显的变化。 另外，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学界还展开过一次关于韩愈

“以文为诗”的讨论。人们当时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韩愈是否“以文为诗”，其具体表现如何？二是“以文为诗”到底好不好？ 关于第一点，不少论文认为笼统地说韩愈“以文为诗”是不合实际的。如程千帆认为：“以文为诗不仅不是韩诗唯一的艺术手段，就是作为诗人所拥有的主要艺术手段之一，他所涉及的范围也是很有限的。韩集只是有部分作品存在着以古文为古诗的情况，尤其是七言古诗。”而以古文为古诗，概括起来，“一方面是以古文的章法、句法入诗，另一方面是以在古文中常见的议论入诗。”江辛眉在《论韩愈的几个问题》中把韩愈的“以文为诗”的表现分为三条：（一）散文化的句式，在韩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二）大量虚词的应用。一些主要的文言虚字，在他的诗句中间几乎是使用遍了。（三）在布局、构思上处处有文章的脉络，即“以文章的气脉入诗”。阎琦的《论韩愈的以文为诗》则指出“以文为诗”在韩诗中的体现：多赋体、以古文章法为诗、以古文句法为诗、以议论为诗、诗兼散文体裁等。

关于第二点，程千帆认为：“以文为诗和以诗为词一样，表现了古典作家在艺术上打破常规，布局一格的创造性”。江辛眉认为，韩愈以文为诗“开拓了宋诗侧重理趣的先河”，“在很大程度上给诗歌以更大的自由，增添纵横驰骋的气势”。阎琦则认为韩愈“以文为诗”丰富了诗歌的创作手法、扩大了诗歌题材、促进了诗歌体裁和语言的解放自由，但“也予后代以不良影响，但这不是以文为诗必然的、不可免的缺陷，诚如其他创作也可能产生弊端一样，我们不能由这些弊端存在便说这些手法不能用”。钱仲联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再版前言》则认为：“韩

愈的’以文为诗‘，其部分作品具有流畅平易的特点，与六朝以来浮艳萎靡的诗文形成鲜明的对照，也确实扩大了诗歌领域。但这种古文式的语言，当然有它的缺陷：其一，有些诗篇几成押韵之文，特别是那些古文中常用的虚词，出现在诗中，几乎不象诗句；其次，有些诗长篇议论，用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显然不符合写诗规律，缺乏诗趣；其三，用辞赋家铺张雕绘的手法作诗，铺排堆砌，晦涩呆钝，加上诘屈聱牙的僻词怪字，饾饤满纸，这就损伤了诗的真美和感染力。”

六、韩集的整理和韩学史研究

韩愈文集的整理和普及 近百年来，韩愈文集的整理和普及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就作品集的整理而言，本世纪先后出版了不少新的校注本。如蒋抱玄评注的《注释评点韩昌黎文集十卷诗全集四卷》、马其昶的《韩昌黎文集校注》、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童第德的《韩集校诠》、屈守元、常思春校注的《韩愈全集校注》等。

其中最早完成的是近代古文家马其昶的《韩昌黎文集校注》，该书原稿历时十三年（1894－1907）完成。马氏用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并采集了明清两代主要是清代各家的评说，在文字训诂、名物制度、史实疏证等方面，都对旧注作了许多订正和补充；旧本字句讹夺的地方，也作了细心的校勘。该书所涉及的资料极为广博，其中有些是未刊的传抄本和手稿。关于文学欣赏方面，书中集有各家评语。这些文评，就其总的

精神来说，出自桐城派古文义法的角度，其批评的深度和广度，不免有所局限，但其中一些具体分析，是很精到的。

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则充分体现了本世纪中前期学界对于韩昌黎诗歌作品整理、考订、系年的研究成果。该书汇集古今材料，去其重复，纠其谬误，撷其精英，用自己的见解串成一线。编年也不是简单地编排前人成说，而是经过细心考订，对作品的年、月、日都不轻忽。尤其是释义，除考证背景本事，诠释典故出处，还涉及文字音韵之学。关于此书的学术价值，钱钟书曾撰专文加以评论，认为足以完全取代所有的韩诗旧注。

童第德的《韩集校诠》完成于四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末，注释方面特别注重韩文特点，在前人校释的基础上探求其词语典故的根据及演变；在校勘方面，本书也一改前人校勘韩集大抵胪列异同的做法，而是作了必要的抉择与按断，以求得证益确，诂益诂，疑者的破冰坼的效果。 本世纪最晚出的一部韩愈全集校注本就是屈守元、常思春校注的《韩愈全集校注》。该书搜罗资料广泛，注重校释的创新，校勘精审，注释确当，为人们进一步研究韩愈提供了又一个较好的读本。

本世纪韩愈作品的普及工作，主要体现在出版了大量的韩愈诗选、韩愈文选。

韩愈诗选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程学恂的《韩诗臆说》、陈迩冬的《韩愈诗选》、止水的《韩愈诗选》、汤贵仁的《韩愈诗选注》等。

文选方面的著作主要有：王懋注的《韩愈昌黎文评注读本》、庄适、臧励和选注的《韩愈文》、钱基博的《韩愈文读》、童第德的《韩愈文

选》、殷孟伦等的《韩愈散文选注》、顾易生的《韩愈散文选集》等。 诗文合选的著作则有邹进先的《韩愈诗文译释》、黄永年的《韩愈诗文选译》、张清华的《韩愈诗文评注》、孙昌武的《韩愈选集》。 另外，钱伯城的《韩愈文集导读》和陈抗的《全唐诗索引·韩愈卷》也为韩愈作品的研究和普及提供了便利。

韩集版本和韩学史研究 本世纪关于韩集版本流传和著录情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万曼的《昌黎文集叙录》、吴文治的《韩集刍议二题》、蒋凡的《今本〈顺宗实录〉作者考辨》、张国光的《韩愈〈顺宗实录〉重辑本序言（上）――兼评当代史学家对〈顺宗实录〉问题的误解》、陈杏珍的《宋代蜀刻〈经进详注韩文〉与〈百家注柳文〉》、卞孝萱的《韩集书录十则》、《整理韩文 各树一帜――〈韩集书录〉十三则》、王武子的《既开风气更为师――兼评〈韩昌黎文汇评〉》、郭隽杰的《〈韩诗臆说〉的真正作者为李宪乔》、常思春的《谈韩愈集传本及校理》等。

对历代韩愈研究情况和或韩学史进行探讨的文章主要出现在八十年代以后，如吴文治的《韩愈研究述评》、张清华的《历代评韩诗笺述》、陈新璋的《韩愈研究现状一瞥》、饶宗颐的《宋代潮州之韩学》、〖日〗笕文生的《日本人研究韩愈的概况》（同上）、蔡涵墨的《禅宗〈祖堂集〉中有关韩愈的新资料》（同上）、邓云生的《“文笔昌黎百世诗”――曾国藩论韩愈古文的美学特征》、邓潭州的《关于韩愈研究中的一些问题》、陈新璋的《从接受美学看苏轼对韩愈诗歌的评价》、《宋代的韩愈研究》、易健贤的《郑珍对韩愈研究的学术贡献》、任长龙等的《从

朱熹眼中的韩愈看儒学经典作家对前贤之继承》、曾子鲁的《宋明两代评韩综论》（同上）、曾楚楠等的《饶宗颐与韩学研究》（同上）等。 此外，本世纪还出版了几部韩愈研究资料。一是吴文治编著的《韩愈资料汇编》，该书辑录了自中唐到“五四”一千一百多年间有代表性的评述五百三十余家，引用书目达六百多种。其中包括韩愈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以及它的诗文成就、风格和文学观点，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以致有关生平、交游、轶闻、作品本事的评述，比较客观、全面地反映了历代韩愈研究的面貌，为韩愈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作了资料上的充分准备。

另一部韩愈研究资料是汕头大学中文系编著的《韩愈研究资料汇编》，该书是对历代和近现代韩学研究的一个粗略的总结，其中隗芾的《韩学书录》，著录了自宋代至本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韩学著作；何沛雄和杨松年分别编有《港台出版有关韩愈书籍及论文目录》，西北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和广西民院资料室合编《韩愈研究论著目录索引》，主要反映了本世纪两岸三地的韩愈研究成果；《韩愈研究概况》由五篇文章组成，分别评述了清以前、1911－1948、1949－1965、文革期间、1977－1985等各个时期韩愈研究的情况。这些资料和综述对总结历代韩愈研究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推进韩愈研究，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八十年代以后韩学研究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韩愈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定期举行和全国性质的韩愈研究会的成立。八十年代，广东潮州和河南孟县相继出现了地方性质的韩愈研究会。1986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首次大规模的韩愈学术讨论会在汕头大学召开。参加此次会议的

代表共有73人，其中来自美国、法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15人。全国性质的韩愈研究会的成立是在1992年。该年4月20日至25日，来自海内外的140多位韩学研究者会聚河南孟县，召开了“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专家学者们自发成立了隶属于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韩愈研究会，学会的常务机构就设在河南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内。学会决定每两年举行一次韩愈学术研讨会，定期出版会刊《韩愈研究》，迄今为止，该刊已经出版了三辑。从1997年开始，河南《周口师专学报》还开辟了“韩愈研究”专栏，长期、连续刊发来自各地的韩学研究论文。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韩愈研究到本世纪末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韩愈及其作品在海内外已经产生了更为深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