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柳宗元和柳墓相关的几个问题(重要)

与柳宗元和柳墓相关的几个问题

2013年夏7月，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发动全国数十名柳姓宗亲，来陕查访瞻仰其先祖柳宗元的墓地，并集会纪念柳宗元诞辰1240周年。我受邀以民间身份参与座谈，得知素所仰止的“柳河东”、“柳柳州”先生，竟然生于西安（时称长安），葬于西安（址在万年），不禁大为惊讶与汗颜，深愧知识有限而歉对先贤。写过《柳公权墓地再辩》之后，不能自已，结合会上听到的情况查找有关资料，恍然似有所得，不吐不快，遂谨记一麟半爪如下，以就教于高明。

一、  先生诞于“七月十日”？

纪念柳宗元先生诞辰1240周年座谈会，7月10日下午在古都大酒店举行。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据柳氏宗亲联谊会发起人，亦即此次活动组织者柳哲先生讲，是因为河东先生生日为“农历七月十日”。

如此准确的时间，怎么来的？不得而知，但柳哲先生说得十分坦然和肯定。这不免让人感觉奇怪，千年以上的古人，现在很少有能说出其具体生卒月日的，难道先生正好有幸就属于这个范围？可是查了所有介绍先生的文章，都没有提到这个时间，网传《柳宗元年谱》《柳宗元年谱》（初稿）和严寅春《柳镇年谱考略》，也都是分别写着：“唐代宗大历八年生”、“公元773年唐代宗（李豫）大历八年……生于长安西郊”和 “大历八年，773，癸丑，35岁。柳宗元出生于长安。”即便河东先生本人，其《送贾山人南游序》有“吾长京师三十三年”一句，也仍然不具具体月日，诚不知此说究竟从何而来。因为经验提醒，墓志铭一般于此载记更为详细一些，于是再查韩愈著名的《柳子厚墓志铭》，原来昌黎文中写道：“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心中不由疑惑：柳哲的说法，该不会是是从这来的吧？可是这个“七月十日”，但凡有点文言基础的，都能知道，指的乃是先生客死柳州之后，归葬故乡万年的时间，怎么会是他的出生时间呢？

当然，“七月十日”也许就是先生的出生月日，不能排除其归葬是家人刻意选择了这个时间。但这重要的是拿出证据，那么证据呢？光凭嘴说，那还不如不说的好—这样至少还能维护事情起码的严肃性，不至于让人觉得一点都不靠谱。

二、  先生祖茔在什么地方？

昌黎先生《墓志铭》讲，河东先生“归葬万年先人墓侧”。“万年”为唐京兆赤县，治在长安永乐坊即今西安碑林区文艺路南段，辖今西安市东偏。但万年大了，其柳氏祖茔到底在县的那一块？说法不一。元骆天驤《类编长安志》说在凤栖原上，李好文《长安志图》说在少陵原之北，今人也有说少陵原者，有说凤栖原者，一般人听了都一头雾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与人们对少陵原和凤栖原的理解有关，另一方面，也极可能与河东先生本人的记载，忽此忽彼有关。譬如，其《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载：

晋之乱，柳氏始分，曰耆，为汝南守，居河东。又五世曰庆，相魏。魏相之嗣曰旦，仕隋为黄门侍郎。其小宗曰楷，至于唐，刺济、房、兰、廓四州。楷生夏县令府君讳绎。绎生司议郎府君讳遗爱。皆葬长安少陵原。（《柳宗元集》卷十一《志碣诔》）

《故弘农令柳府君坟前石表辞》载：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丧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兰州府君讳某字某之墓。又东若干步，曰曾祖王父州府君讳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议郎府君讳某之墓。咸异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树之有丰杀，皆如律令。（《柳宗元集》卷十二《志表》）

《伯祖妣赵郡李夫人墓志铭》载：

夫人……享年八十一，是岁六月二十九日，终于平康里……八月二十四日，葬于万年县之少陵原，实栖凤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间，神心之所安也。（《柳宗元集》卷十三《志》）

《叔妣吴郡陆氏夫人志文》载：

夫人……禀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终于长安太平里第。……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于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讳字爵齿，备于版文，今不书，惧再告也。　（《柳宗元集》卷十三《志》）

这些都是说的少陵原的，而其《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载：

先君讳镇，字某。六代祖讳庆，后魏侍中、平齐公。五代祖讳旦，周中书侍郎、济阴公。高祖讳楷，隋刺济、房、兰、廓四州。曾伯祖讳，字子燕，唐中书令。曾祖讳子夏，徐州长史。祖讳从裕，沧州清池令。皇考讳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飏于河浒，士之称家风者归焉。（《柳宗元集》卷十二《志表》）

《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坿（示旁）志》载：

先夫人姓卢氏，讳某，世家涿郡，寿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岁次丙戌五月十五日，弃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坿（示旁）于京兆万年栖凤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柳宗元集》卷十三《志》）

《亡妻弘农杨氏志》载：

八月一日甲子，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呜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顺淑茂，宜延于上寿；端明惠和，宜齿于贵位；生知孝爱之本，宜承于余庆。是三者皆虚其应，天可问乎？衰门多舋，上天无祐，故自辛未，逮于兹岁，累服齐斩，继缠哀酷，其间冠衣纯采。期月者，三而已矣。无乃以是累夫人之寿欤？悼恸之怀，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万年县栖凤原，从先茔，礼也。（《柳宗元集》卷十三《志》）

这些又都是说栖凤原（即今凤栖原，先生文中多如此写，可能此原当时就是如此叫法）的。这怎么解释？我觉得很好解释，即凤栖原（栖凤原）就是少陵原，少陵原就是凤栖原（栖凤原），两者是同一回事情，是同一个地方不同的叫法，和把猫叫咪，把咪叫猫是一个道理。长安原多，百度上讲：“鸿固原、凤栖原是少陵原另外两个称呼。”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讲：鸿固原是汉代对少陵原的称呼，凤栖原是韦曲附近少陵原以西到勋荫坡的一段高地，从河东先生的文章看，还是百度讲的符合事实。道理不难理解，万年为先生故里，先生在此生长33年，一生有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在此度过，他不可能连两原的关系都说不清楚，更不可能连自己的祖茔在那个原上都含含糊糊。如果少陵、凤栖（栖凤）是两个不同的原体，他怎么可能把祖先的茔域在其中变来变去？

所以，河东先生的祖茔就在也叫凤栖原（栖凤原）的少陵原上，这应该没有什么疑义。不过万年县大，少陵原也不小，其茔址又在原上哪一块呢？据柳哲先生集会纪念柳宗元诞辰1240周年的倡议提供的情况，宋洪兴祖《韩集辨正》说先生墓“在京兆万年司马村”，安徽泾县《泾川柳氏宗谱》说先生曾“居司马村”。司马村何在？文杰先生《柳宗元根在长安》说：“柳氏后人已考证为西安市长安区少陵原之北杜陵镇”，实际不对。此村据考是少陵原上一个古老的村落，历史上曾有东、西二村，清嘉庆时即在大兆社范围，1989年后又归属于大兆乡，也就是今天的长安区大兆街办。作为历史名村，该村村东有汉宣帝许皇后的陵寝，即所谓“少陵”，少陵原即是因为此陵而得名的，村东则有唐代杜氏巨族的墓群，杜如晦、杜佑、杜牧等著名历史人物均葬于此。因此，说柳氏祖茔就在此村，这有可能，只是其方位和具体位置恐怕很难考实了。

三、  先生上面有几代葬于少陵？

说西安是河东先生故里，没有问题；说河东先生祖茔在少陵原上，也没有问题，但是先生有几代祖先葬在这里？确认这里是先生的故里，但这故里到底有多长的历史？相信有许多人对此都会很感兴趣。可惜，至今似乎没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包括柳哲在内的的柳氏宗亲，虽然多年致力于柳姓文化的追寻与推阐，声势不可谓不大，也似乎没有听到有过这方面的声音，给人感觉其基础性的工作，做得远远不够。

出于好奇和个人志趣，也出于必要的社会担当，最近我尝试着对这个问题做了一番粗浅的探讨，发现现有有关先生的传记，多称其祖先世居河东，往往只写到其父亲柳镇这一辈，或者偶尔顶多写到其祖父柳从裕就停下了，都没有再往上追溯。查《旧唐书》本传，也只是说：“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新唐书》本传，也同样只是说：“柳宗元，字子厚，其先盖河东人。从曾祖奭为中书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时。父镇，天宝末遇乱，奉母隐王屋山，常间行求养，后徙于吴。肃宗平贼，镇上书言事，擢左卫率府兵曹参军。佐郭子仪朔方府，三迁殿中侍御史。以事触窦参，贬夔州司马。还，终侍御史。”也没有触及这个问题。遂索性再查《柳宗元文集》，发现其志表之文，竟多处记载着其亲缘世系的演变。其具体内容，已详见上引《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和《故弘农令柳府君坟前石表辞》三篇文字，恕不再述。由先生直接提供的这些文字，尤其是《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楷生夏县令府君讳绎。绎生司议郎府君讳遗爱。皆葬长安少陵原”这句话，我觉得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即柳楷为其高祖（祖父的祖父），用此地话说，就是先生的太爷，至少从这代开始，他们这支柳氏就在西安扎下根，死后都葬于少陵原上了。

上推四代，其先人都葬在西安，如此而说西安就是河东先生的故里，圆融无碍，顺理成章，而昌黎先生《墓志铭》中的“归葬万年先人墓侧”一句，也能够明白地落到实处并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这个结论，我觉得是可以成立的。不知道柳氏宗亲怎么看，也不知道有关专家学者怎么看。这里姑且抛出来，看看大家能不能够认可。

四、先生墓地毁于什么时候？

河东先生之墓，而今安在？这是一个许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也是柳氏宗亲为之困惑并且纠结、激动的问题。答案遗憾而凝重：荡然无存。柳哲先生的倡议中，曾如此发问：“为什么，一位生于西安，长于西安，卒后葬于西安，短短47年人生中有三分之二时间在西安度过的柳宗元，却被素有‘千年古都’之称的的西安人遗忘得一干二净？！为什么，一位卒于广西柳州，根据其遗愿，卒后第二年，不远千里万里归葬于长安少陵原先人墓侧，如今的柳宗元墓却已无迹可寻？！”与会的河南大学柳娜副校长也直言为此感到心酸和不解。作为尚与文化略微沾边的西安人，我在会上直似芒刺在背，如坐针毡。文杰先生为此曾以民间的身份，大度地表达了西安人对于这件事情的歉意，我因之前昧于先生这段历史，以为此墓毁于“文革”特殊时期，也大致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又同时指出其中有无法抗拒的历史与政治背景，意在强调这不是某个人的过错，也不是某个地方人的过错，而是时代的悲剧。会后心情沉重，想找些资料，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结果新编《陕西省志·文物志》不载，新编《西安市志》和《长安县志》各自的文物志也都不载。心中不由纳闷：河东先生非一般人，省、市新志人物志都为其别立专传，而且昌黎先生明确讲其“归葬万年”，怎么就会没有记载呢？无奈进一步翻查旧志，发现清清嘉庆《咸宁县志》记载：

侍御史柳镇墓 镇与夫人卢氏合坿（示旁）万年县凤栖原，柳宗元撰母卢夫人归坿（示旁）志。宗元墓碑，沈传书，在凤栖原，今碎。（旧志）《山西通志》：宗元墓在临晋南七十里，误。（《通志》）（卷十四《陵墓志》）

乾隆《西安府志》记载：

柳镇墓 韩愈柳宗元墓志：子厚，皇考讳镇。以侍母弃太常博士，复拜侍御史。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十五年归葬万年县先人墓侧。柳宗元母卢夫人归坿（示旁）志：先夫人姓卢氏，以元和元年弃代于永州。明年安坿（示旁）于京兆万年栖凤原先府君之墓。按《山西通志》：宗元墓在临晋南七十里，误。（卷第六十四《古迹志》下《陵墓》）

但上溯至明代，万历祁光宗《关中陵墓志》则对此只字不曾见载。可知两志所载，只能说明史上“有此一说”，并不能确证此时墓还存在。想到柳哲倡议中曾提到元骆天驤《类编长安志》、李好文（倡议指其为明人，不确）《长安志图》和明嘉靖赵廷瑞的《陕西通志》，遂自下而上，挨个查了一下，又见嘉靖《陕西通志》记载：

沈传书柳宗元碑，在凤栖原，今碎。（卷之十二《古迹》上《历代石刻》）

李好文《长安志图》：

柳宗元碑 昌黎之文，在少陵原之北。（卷中）

骆天驤《类编长安志》记载：

唐柳州刺史柳宗元碑 韩愈撰，沈传师正书。碑以元和十五年立，在凤栖原墓前。碑碎。（卷十《石刻》）

碑是古代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一般情况下，碑在则墓在，碑毁则墓亦随之，即便偶尔不尽同步，遭遇也当不甚乐观。经查，《类编长安志》成书于元成宗元贞二年，即1296年，《长安志图》成书于元惠宗至正元年至三年，即1341—1342年，而赵廷瑞《陕西通志》成书于嘉靖二十一年，即1542年，既然前者已经记载元初先生墓碑已经破碎，则此时先生墓地无疑也已露出了颓废之象，后两者虽然仍然将墓碑载入志中，但遥想当年，这一二百年之间，其墓地的状况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当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延至明万历四十四年，亦即1616年祁光宗修《关中陵墓志》的时候，干脆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渺不可寻矣，否则如此重要的史迹，其志中怎么会戛然失载呢？所以揆情度理，先生的墓地往前不敢说，但至迟到明朝万历年间就已然看不到了，这个推断应该不太离谱。

五、一点并不多余的感言

如此说来，河东先生之墓的消失，并不是“文革”的罪恶，柳氏后人的确厚诬并冤枉现代的西安人了。

风雨剥蚀，世事沧桑，众多历史著名古迹，历经千年而能完好保存至今的，凤毛麟角，少而又少。河东先生为一代文豪，名足千古，但是别忘记了，处乎官本位的封建时代，先生在世并不得志，用现在的话说，活得并不风光。其短短47年的生涯，有15年都是在贬黜的苦况中度过的，而且是一贬再贬，母丧既“衔哀待刑，不得归奉丧事以尽其志”，其人生的最后谢幕，也是在再贬柳州的任上，将近一年才得叶落归根，归葬先人的墓侧，且“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葬之者为其“舅弟卢遵”，其身后的凄凉可想而知，其墓葬的不够显著，不能显著，也是可想而知。这样的墓地，即使不是刻意人为的破坏，历经七八百年后，到万历朝时已经不复得见，应该不是令人奇怪的事情。如果说保护，那么这许多年中，最应该负起这个责任的，无疑当是柳氏一代一代的后人，而不是一般的芸芸众生，或者说，当地土著的居民。就是放在现今这个时代，西安人，尤其是西安的文化人，固然是有这个责任，那么先生的后人和准后人呢？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个应有的担当，并且切实地负起了责任呢？

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西安人迟钝、麻木，冷落了，甚至遗忘了先生这位旷世先贤，这是事实。但这似乎与西安是否“千年古都”无关，“千年古都”既不能够成为西安怠慢先贤的理由，也不能用来作为指责此地人原罪的口实。在这件事情上，和西安人有着同样表现的他乡人，同样大有人在，如果如果一味地埋怨西安人在这件事情上不可思议，不可饶恕，那么我便不得不问一句：现在对先生敬仰得无以复加，提起来就热血沸腾、语多激烈柳氏宗亲们，特别是其中有些年岁，各方面条件都还不错的人，各位早干什么去了？这些年又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呢？此次西安聚会之前，各位谁没来过西安？来干什么了？有几位前去找过拜过先生的墓地，表示过对先祖的敬慕与哀思呢？要是抬杠，那我再抬几句：河东先生是名人，而且是大名人，但他出名是在哪里，又是因何而出名的？身既不尊显于朝，事迹亦不得大见于时，他在西安有多大的作为，又真正留下了什么？为什么历代陕西方志，如嘉靖《陕西通志》、乾隆《西安府志》、嘉庆《咸宁县志》等，均没有给其立传，以至《西安府志》述其墓志的时候，还要附在其父柳镇名下？再有，“唐宋八大家”喊出之前，除了若干真正的读书人，究有多少人知道先生？现在能够说出“唐宋八大家”，并且口口声声称先生伟大的柳氏的后人，又有多少人真的了解先生，读过先生几首诗、几篇著作？

所以，为今之计，窃意现在不是追究责任、怨这怨那的时候。这是一个难以说清并且容易产生戾气伤及感情的话题。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既然我们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河东先生不仅是柳氏一姓的骄傲，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财富，重视和弘扬这份文化遗产，恢复并重建先生的墓地是大家共同的目标，那么同声并气、集思广益以收群策群力、共襄盛举之效—譬如争取建个纪念设施，设个纪念日之类，以便瞻仰或有所寄托，岂不是更好，更符合我们共同的心愿呢？事情还没有正经干起来，就先传出不甚和谐的声音，老实说，作为一个也算有些文化，有些地域自尊的西安人，我不愿意听这些话，感觉特别不爽。尽管我也知道，甚至并不怀疑，其中也许包裹着他们期其速成、故意激将的意思。

不知各位是否赞成我的这个观点？

2013年7月18日于介然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