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安石的师承与后裔

作者：刘成国

河北学刊 2003年04期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3)04-0169-04

　　一

　　关于王安石的师承归属，北宋时似乎很少有人提及，南渡以后始有人注意于此。真德秀《书荆公推命对后》云：

　　荆公之学问源流，不得而考。然于濂溪周子，盖尝接其余论，退而思之，至寝忘食，不可不谓其不尝亲有道者。而考其生平之言，无一与周子合，亦独何哉？

　　真德秀认为，王安石的学问源流不能考知，但曾经沾溉于周敦颐。此说可能本自南宋度正所编的《周敦颐年谱》：“《嘉祐》五年庚子……先生东归时，王荆公安石年四十，提点江东刑狱，与先生相遇，语连日夜，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寝食。”[1]（附录）据朱熹《伊洛渊源录》卷1所载，这种说法最早出自北宋邢恕：“王荆公为江东提点刑狱时，已号为通儒，茂叔遇之，与语连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寝食。”其后，罗大经《鹤林语录》卷8沿袭此说，并大放厥词。但此说不无可疑，明代黄道周《榕坛问业》卷8云：

　　石星因问：“王荆公不可一世，尝怀刺候濂溪，三及门而三辞焉，遂反而求之六经。濂溪知荆公自处太高，欲少折其锐，不料反成其执拗。向令坐于光霁之下，成就或有不同。”某云：“是或不然，恐是濂溪门人尊其师说，或是程家门人归咎濂溪也……然荆公四十，时在嘉祐初，试馆职不就，出知常州，为度支判官，与濂溪知南昌时各不相值。及在浔阳，濂溪葬母，时荆公与旅出执政，移家金陵，初无讲论。明道、半山少濂溪不过三四岁，不在弟子之列，如何陶铸得他？”

　　黄道周以为此说出自道学中人自张门户，颇见卓识。清代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8即本此而加密，来反驳真、罗之说：

　　濂溪生于天禧元年，荆公生于天禧五年，以为少年则皆少年耳……是荆公年二十四，见推于子固如此，且自言非欧公无足知我，安有求见濂溪至于三及门之烦耶？七年，子固《与介甫书》曰：“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焉，不胜其勤。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而介甫犹不一往见之……何濂溪未见其人而即知其不贤，以至于三辞之决耶？……荆公原本六经，学师孔孟，而曰“无一言与周子合”，则必周子无一言与孔孟合而后可……及遍阅诸人全书，曾无一人及于濂溪，即濂溪生平，亦不闻与诸人讲学。窃意后来诸儒所共推尊之周子，在当时犹未为甚知名之周子耳……且吾由二氏之说，复以岁月考之……庆历二年，年二十二，成进士，官淮南。而濂溪已先二年官分宁，是二人当少年时，未尝一日相值，此则罗氏纪载之妄也。嘉祐三年，介甫自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四年，年三十九；五年五月，召入为三司度支判官。而濂溪于是年六月，解合州签事归京师，则介甫已去江东，而年亦四十美。以为二人相遇于江东，其年与地皆不合，此则真氏沿袭之妄也。

　　蔡氏的论证思路是，王安石成名甚早，而周敦颐在当时并不知名，二人年岁相当，王安石又谨于出处，所以不可能对周敦颐怀刺三见，执弟子礼。而且，从行迹来看，二人“未尝相值”。蔡上翔的考论中最有力的是后一条，即本诸行迹而断定王安石求见濂溪一事不存在。蔡氏的反驳是比较有力的，荆公与周敦颐的交往，肯定有理学传人刻意渲染的成分在内。但若就此否认二人之间有过交往，却似乎不是蔡氏的论证所能得出的结论。实际上，王、周二人完全存在着交往的可能。《周濂溪集》附录载谢无逸志潘延之墓云：“荆公、子固在江南，二公议论疑而未决，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来订之。’”茂叔即周敦颐，潘延之是潘兴嗣，号清逸居士，洪州人。《曾巩集·奏乞潘兴嗣子推恩状》云：“臣伏睹本州人试将作监主簿潘兴嗣，五岁以父任官，二十二岁授江州德化县尉，不行。熙宁二年，朝廷察其高，以为筠州军事推官，不就。”据《江西通志》卷70载，潘兴嗣“少孤笃学，与王安石、曾巩、王回、袁陟俱友善”。释惠洪《冷斋夜话》卷6曾载他与王、曾二人相聚谈佛，谓“舒王嗜佛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少顷，潘延之亦至，延之谈禅，舒王问其所得”云云。同时，他又是周敦颐最密切的友人，所撰的《濂溪先生墓志铭》是现存关于周敦颐的最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谢无逸的这篇墓志应该具有可信性。虽然谢无逸的这篇墓志不见于现存的《溪堂集》，但元代时金履祥还曾见到。《论孟集注考注·孟子集注考证》卷4云：“潘兴嗣，字延之，号清逸，尝从濂溪游，曾子固亦在，事见谢溪堂文集《清逸墓志》。”从行迹来看，周敦颐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至康定元年（1040年）在润州丹徒守丧，王安石则在此期间一直居住在江宁，二地相距极近，应该有会面的可能。《周敦颐年谱》云：“是岁，居润读书鹤林寺，时范文正公、胡文忠公诸名士与之游，独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怀刺谒先生，足三及门而不得见。荆公恚曰：‘吾独不可求之六经乎。’”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似乎不宜草率否定。至于年谱所载二人嘉祐五年（1060年）相遇一事，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当周敦颐进京时，王安石正在京师任三司度支判官。惟年谱以为此时安石尚提点江东刑狱，或是误记。从二人思想来看，周敦颐以太极为元气，提出的太极—阴阳—五行—万物宇宙发展模式，与王安石的宇宙生成论也颇为相似。因此，对于周敦颐与王安石之关系，固不应相信理学传人的刻意渲染，但在没有确切的证据能够否认邢恕与谢无逸的记载之前，也不应否认二人之间存在交往交流的可能。

　　从笔者接触到的文献来看，王安石的启蒙老师可考者有杜子野、张铸、谭昉三人。《江西通志》卷80谓：“杜子野，宜黄人，荆公幼师之。及为相，子野来见，荆公问所欲，但指壁间颜真卿所书东方朔画像赞。荆公曰：‘墨本何足贵，石在河北德州，可辇致也。’并以金帛致之，不受。”同书卷21又载：“鹿岗书院在宜黄县鹿岗，宋嘉祐间杜子野建。王荆公尝师事子野，受业处名挐云馆。”宜黄与临川相邻，同属抚州府，故杜子野应是王安石幼居临川时的启蒙师。考王安石天圣八年（1030年）10岁随父在韶州时“垂髫初识字”[2]（卷19），“生十二年而学”[2]（卷77），明道二年（1033年）13岁至景祐二年（1035年）15岁期间随父居临川，其从学杜子野当在此时。张铸，“字希颜，历四郡守，五任漕宪，一帅南阳，王介甫其门人也。与侄盟并以光禄卿致仕，同归乡，缙绅荣之。杜祁公赠以诗。”[3]（彭大翼《山堂肆考》卷81）。按，北宋有俩张铸，另一位《宋史》卷262有传，洛阳人，卒于建隆四年（963年）。此张铸《宋史》无传。《江西通志》卷18载：“庆历四年，州（信州）守张铸拓而新之。”知其于庆历四年（1044年）曾守信州。魏泰《东轩笔录》卷12载：“张铸，河北转运使，缘贝州事降通判太平州。”其事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1：“（庆历七年九月）甲午，降兵部员外郎张铸通判太平州。铸前为京东转运使，有告孔直温谋反者，铸疑其妄，置不问。直温既被诛，御史何郯言铸不可赦，故有是命。”《福建通志》卷25载其至和年间曾知建州军州事。但他何时、何地教授王安石，以及教授的内容，则概不可考。谭昉，曲江人。《广东通志》卷44载：“苦学，四上计，偕以亲老补吏授海丰簿，历英州司理、平乐令。天圣中，殿中丞王益守韶州，延昉教子弟。后益子安石为相，而昉为虞部郎官，卒。”谭昉之子谭掞，曾参与修订《字说》。《王荆文公诗·成〈字说〉后与曲江谭掞丹阳蔡肇同游齐安院》云：“据梧枝策事如毛，久苦诸君共此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9、505、508载其元丰七年（1084年）由广西经略司勾当公事、连州军州推官改京官，元符二年（1099年）为户部员外郎，旋降为承议郎。《广东通志》卷31载其后曾知南恩州。《广东通志》卷44载谭昉死后，王安石“遂引掞局，复为郎。掞虽进自安石，不少阿累，迁广文馆学士，副广东西漕擢宪本路，知南恩州。”

　　除以上三位外，王安石的经学源渊可上溯到宋初王轸和贾昌朝。朱弁《曲洧旧闻》卷2载：

　　本朝谈经术始于王轸大卿，著《五朝春秋》行于世，其经术传贾文元。文元，其家婿也，荆公作神道碑略去此一事。介甫经术实文元发之，而世罕有知者。

　　王轸，《宋史》无传，《宋史·艺文志二》著录其《五朝春秋》25卷。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101、119、121，知其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五月以太常博士除监察御史，旋因事监兖州涟水光化军郢州酒税；景昉三年（1036年）七月，上所撰《五朝春秋》25卷，以工部郎中直秘阁。贾昌朝，字子明，《宋史》有传。《临川先生文集·赠司空兼侍中文元贾魏公神道碑》云：

　　公于传注训诂，不为曲释，至先王治心守身，经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析毫解缕，言则动心。自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断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汉以上，以儒术为疏阔。然上常独意向尧、舜三代，得公以经开说，则慨然皆以为善，而公由此显矣。

　　碑中虽然未曾提及自己向碑主问学，但所云其治学特色，与王安石本人的确相似。如王安石的名言“经术者，所以经天下之务也”[4]（《王安石传》），“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2]（《取材》），在此都有迹可征，可见朱弁所言并非捕风捉影。

　　李觏对王安石也有启发之功。《周礼致太平论》中的《国用九》、《国用十一》、《国用十五》所阐述的思想，与熙、丰新政中的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极其相似。这一点，学者们已经多有所论。李觏对“礼”的论述与王安石也一脉相承。他们都在承认礼是建立在内在的人心人欲之上的同时，更加强调外在制度设施对人的教化功能，包括刑、政、乐等多方面。胡适《记李觏的学说》一文对此论述颇详，他甚至认为，“李觏是熙宁、元丰新政的哲学家，他的政治哲学是新法的学理背景。”[5](P957)侯外庐、谢善元、姜国柱等均赞成胡适之说，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证据。其中，侯外庐拈出的《临川先生文集·答王景山书》尤其有力：“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但这封书信也存在着歧义。夏长朴指出，《临川先生文集》中的《答王景山书》与《王文公文集》中的此文字句不同，据后者，则只能说明王安石知道李觏其人，不能说明二人有过来往[6]。今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影印本《王文公文集·答王景山书》与《临川先生文集》中的此书略有差异，现引如下：

　　某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学，求友于天下久矣。闻世之文章，辄求而不置，盖取友不敢须臾忽也。其意岂止于文章耶？读其文章，庶几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则又欲求其质，是则固将取以为友焉。故闻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文章以观。不图不遗，而惠赐之，又语以见存之意，幸甚幸甚！书称欧阳永叔、尹师鲁、蔡君谟诸君以见比，此数公，今之所谓贤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无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安知无有道与艺，闭匿不自见于世者乎？特以二君概之，亦不可也。况如某者，岂足道哉！恐伤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无状，不敢当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圣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闻将东游，它语须面尽之。

　　夏长朴所谓两本字句有差异，指“足下又以”句中多出一“无”字。细味上下文，此句“无”之有否能生出两种歧义。若原本有“无”字，则王景山之意认为，江南士大夫没有能文之士（重文），而王安石不以为然，并举李、曾为例聊以说明，故下文云：“特以二君概之，亦不可也”；若原本无“无”字，则王景山或有轻文之意，谓江南士大夫只能为文，而未汲汲于“道”，故王安石上文谓自己由文得“志”、由文求“质”，而下文又云“安知无有道与艺”，强调“道”“艺”并重。但无论哪一义，信中举李、曾二人，都是以实例反驳景山之说，盖因作者与此二人相识，故聊举二例，以明景山之非。“某与纳焉”即是“某与（之）纳（交）”，“纳”字作“缔交”、“结纳”义。因此，李觏与王安石应该比较熟悉，其学术思想上对王安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自情理之中。又，王景山即王开祖，号儒志先生，永嘉人，“少敏悟，书经目辄成诵，（略）初习制科，以所业上，召试。皇祐五年中第三甲进士第……景山幡然不调而归，尽焚旧作，纵观经史百家之书，考别差殊，与学者共讲之，席下常效百人，尊之曰儒志先生。未几而卒，年三十二……当庆历、皇祐间，宋兴未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著之话言，此永嘉理学开山祖也。”[3]（王开祖《儒志编》所附《儒志学业传》）王景山主要活动于庆历、皇祐年间，故王安石此信也应作于此时。信中又提到尹师鲁，即尹洙，据欧阳修《居士集·尹师鲁墓志铭》，尹洙卒于庆历七年（1047年），信中谓“今之所谓贤者”，可见作此信时尹洙仍在世或去世不久，然则王安石此信当写于庆历六、七年。由此可知，王安石与李觏相交甚早，庆历年间就已经认识了。

　　二

　　关于王安石的后裔情况，宋人笔记中屡有记载，如魏泰的《东轩笔录》、司马光的《洓水纪闻》、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等。但由于北宋中后期的党争之故，其中多为诬蔑不实之辞。如谓王安石因始作新法而绝后，王雱疯颠，故安石出嫁其妻，等等。清人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对王安石的生平行实考证甚详，只是由于取材所限，故其所作《五伦考》对王安石的后裔考证几近空阙。甚至在当今的一些著述中，依然将王安石二子混为一谈。以下笔者将对此略作考述。

　　据《曾巩集·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去世时，有“孙男九人，曰雱、、旁、瓬、斻、防、斿、旂、放九人。孙女九人，长适解州安邑县主簿徐公翊，次许嫁太庙斋郎吴安持，余尚幼”。其中，王雱、王旁是王安石之子。

　　王安石另有一子于嘉祐二年（1057年）早夭。《临川先生文集·上欧阳永叔书三》云：“至扬州，又与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王雱是王安石长子，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授旌德尉，不赴。熙宁四年（1071年），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受诏撰《诗》、《书》义，后擢天章阁待制兼侍讲。33岁时卒，赠左谏议大夫[7]（卷226、252、265、276），《宋史》卷327有传。王雱才华横溢，“性敏甚，未冠，已著书数万言”，是王安石子侄中最有才华的一位，可惜英年早逝。王旁是王安石次子，亦能诗。《临川先生文集·题旁诗》题下王安石自注云：“仲子正字。”王旁与王雱常被误认为一人，但曾巩云“孙男九人，曰雱、、旁……”，旁与雱决非一人明矣。《临川先生文集·添差男旁句当江宁府粮料院谢表》云：“近辄冒昧，陈乞男旁句当江宁府粮料一次，伏蒙特恩添差者……伏念臣汗马之劳，初无可纪，舐犊之爱，乃敢有言。”此文作于元丰元年，而王雱卒于熙宁九年（1076年），亦可证此。王旁可能身体多病。魏泰《东轩笔录》卷7载：

　　王荆公之次子名雱，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女庞氏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其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

　　魏氏此处谬甚。考王雱生平，未曾任太常寺太祝。王安石兄弟中只有幼弟王安上曾任此，《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八年二月条载：“甲子，太常寺太祝王安士为右赞善大夫，权发遣度支判官。安士，安石幼弟也。”（注：按，“安士”当为“安上”之误，《宋会要辑稿》食货56之19亦载此条为“安上”。）至于安石为其媳“择婿而嫁之”一事，盖指王旁，而非王雱。《王文公文集·与耿天骘书》其一云：“旁妇已许别人，亦未有可求昏处，此事一切不复关怀。”其二云：“纯甫事失于不忍小忿，又未尝与人谋，故至此。事已无可奈何，徒能为之忧煎耳。旁每荷念恤，然此须渠肯，乃可以谋。一切委之命，不能复计校也。”信中所言“旁妇已许别人”甚明。又，“纯甫事”指王安上元丰三年（1080年）追两官勒停[2]（卷308），此时王雱早已去世，又怎能“此须渠肯”？除二子外，王安石尚有三女，鄞女早夭，《临川先生文集》卷100有《鄞女墓志铭》。长女适吴充之子吴安持，次女适蔡卞。二女亦有才华。释惠洪《冷斋夜话》卷4谓：“舒王女，吴安持之妻蓬莱县君，工诗，多佳句。”

　　据《临川先生文集·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王安石长兄王安仁无子，有二女。王安国之子为王瓬、王斿，《临川先生文集·王平甫墓志铭》云：“女婿叶涛，处者四女。涛有学行，瓬、斿亦嶷嶷有立。”王防是王安礼之子，《宋会要辑稿》职官78谓：“安礼子枋（防），侄游（斿）。”王旂则是王安上之子[8](585)，在王安石的子侄中，王瓬、王斿、王防均曾入仕。王瓬字元均，《后山诗注补笺》目录《送王元均贬衡阳兼寄元龙二首》题下注云：“王安国字平甫。二子，瓬字元均，斿字元龙。”宋哲宗元祐年间历秀州嘉兴簿，因未受理灾民之诉而遭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0载，元祐五年十一月壬申殿申侍御史岑象求言：“秀州嘉兴县民数千，诣县诉水灾，知县王岐、主簿王瓬不为收接。”此后，提举京东西路常平，绍圣年间为京东路转运判官。元符元年九月，因进状言父安国冤狱未除，罢京东路转运判官，添差监衡州酒税（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2，惟“瓬”作“斻”。据陈师道《送王元均贬衡阳兼寄元龙二首》，知应为“瓬”。“斻”乃安石另一侄，非安国子。《苕溪渔隐丛话》卷37引《临汉隐居诗话》云：“王斻游金陵元寺僧房……卷画归示其父王安国平父。”“斻”亦为“瓬”之误。）。后任将作少监、知滑州寿春府，赠朝议大夫[8](P585)。王斿，字元龙，“敏而笃学，直而好义，颇有安国之风”[9](P794)，元祐间曾任太常寺太祝[10](P261)。王斿是曾布之甥，又出入苏门，与二苏交好，故辗转子新旧两党之间，仕途坎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9载元符元年六月宋徽宗曰：“王斿是苏轼、苏辙门下人，是否？”（曾）布曰：“众皆言其如此，恐必是。”元符元年九月罢榷货务，监江宁府粮料院[7]（卷502）。王防，字元规[3]（《西溪丛语》卷上），元丰四年十月，因事追一官勒停[7]（卷317）。据《邵氏闻见录》卷12载，元丰末，王安石命王防焚毁《日录》，王防以他书代之，故《日录》得以行世。由上可见，王安石的子侄众多，虽然其中并无显宦，但也绝非家门凋零。

　　王雱无子，《临川先生文集·乞将田割入蒋山常住札子》谓：“雱又不幸嗣息未立。”但有一女，嫁吕嘉问之子吕安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0谓：“吕安中乃嘉问之子，王雱之婿。”吕安中早卒，雱女遂守寡。《宋会要辑稿》礼61载：

　　（政和）三年三月六日，江宁府言：故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王雱止有一女，三岁而雱卒。及长，适通直郎吕安中，生一女，而安中卒时，王氏年方二十有七，持丧如礼。及服除，即是宗守义，自誓正洁，或谕以改嫁，王氏独毅然谢绝。顷居母萧氏丧，哀毁过制，宗族称叹，治闺门有法，不妄笑语，内外整肃，至于追远奉先，皆可矜式。故夫吕安中虽任通直郎，缘未经大礼，而安中卒，王氏遂无封邑。伏望朝廷特赐旌表，加之封号，非特上副圣时崇奖安石父子之意，亦足为天下节妇之劝。从之。

　　王雱卒后，王之子王棣过继为雱嗣。《宋会要辑稿》礼36载此甚详：

　　（宋徽宗政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故临川伯王雱女王氏状：伏念父被遇神考，擢置法从，不幸早世，未留嗣息。大观间特诏以族子逮（误，应为棣）为后。于政和六年缘其所生父身亡，诏令逮归宗照管葬事，今已终□，欲望特令逮（棣）仍旧为先父雱后。诏从之。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35载政和六年（1116年）正月手诏料理安石身后寺宇茔域，亦有“悉缘过房孙王棣自擅”等语。王棣，字仪仲[8](P5857)，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八月赐同进士出身，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45载：“宣和四年八月庚子，诏赐新除太仆少卿王棣进士出身，以安石孙故旌之。”同年九月，除显谟阁待制，《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45载本年九月诏：“熙宁故事，悉自安石建明。今其家沦替，理宜表恤，可赐第一区，孙棣除显谟阁待制，提举万寿观。曾孙寿、珏并转宣义郎。”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除显谟阁直学士，《宋史全文》卷16载：“建炎二年十一月，金人陷濮州，又犯澶渊，知开德府王棣率军民固守，为军民所害。”赠资政殿学士。李正民《太隐集·王棣赠资政殿学士制》云：“具官出自相门……睢阳无援，张巡之志不衰；东郡久围，臧洪之辞靡屈。虽势穷而力尽，终身殒而名存。”

　　王旁亦有一子王桐。桐子为王、王珏。或以为王、王珏为棣子，误。《宋会要辑稿》职官载：

　　（政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故承事郎直龙图阁王桐妻宜人郑氏奏：二男、珏并□失所。昨奉御笔，寿差管勾万寿观，珏差管勾江宁府崇禧观。今宫观并依元丰法，先次散罢。窃念妾家贫，二子并□，遽罢俸录，见无所归。伏望特许男、珏依旧宫观。诏：王、王珏为系王安石之孙，特与宫祠，不得援引为例。承事郎王管勾江州太平观，王珏管勾建州武夷山冲佑观。

　　王棣殉国于建炎二年（1128年），而王桐则卒子政和三年（1113年）之前，二者并非一人。《至大金陵新志》卷13下之上亦云：“雱弟旁生桐，桐生、珏。”今杭本《临川先生文集》即王珏刻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20著录宋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前有王珏小序。王斿之子为王朴，王旂之子为王棁[8](P5857)，据《宋会要辑稿》选举34载，宣和七年（1125年）因王枋奏，并除秘阁。在王安石的孙辈中，只有王棣一人名位稍显，但其子孙却绵延未绝。

　　［收稿日期］2003-03-16

作者介绍：刘成国(1977-)，男，山东省高密市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