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的诗与侯井天的注

解玺璋

聂绀弩与妻子

聂绀弩不主张为诗加注。1982年8月，他的《散宜生诗》出版，胡乔木曾为之序。胡序在《人民日报》副刊转载时，特意加了一条自注，来表达他的意愿：

为了帮助青年的读者理解这些诗作，我盼望人民文学出版社能在再版这部诗集的时候加上一些必要的注解。

但聂绀弩似乎并不领情，他在当年10月写给舒芜的信中说：“尤其是诗，有一两个真正读者能看懂了，会心一笑，已为极境。何必硬要人懂，硬要人读？曾有什么诗什么会之类来要诗，并要交代清楚，我实感作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或揭发什么的。”而且，他也不认同为了青年读者能读懂这些诗而必须加注，“三草是青年必读书么？”对此，他显然是表示怀疑的。

一年之后，他再次致信舒芜，又讲到这个问题：“但拙诗加注，我本无此意，能有一二读者真能会心一笑，且非初望所见。何必如青年必读书或某种教科书，硬塞与人，惟恐其不解乎。”但很快还是有了朱正的注。我最初读聂诗，就是用朱正先生的注本。看上去，聂绀弩对于“朱注”还是很满意的，他在《后记》中写道：“古人哪怕是李白、杜甫，他们的诗都是身后别人替他们搜集的，都是抄本；印刷、笺注就更后了。时代多么不同呵，我的这几首歪诗，谈得上什么呢，却让我及身看到它们的印本、注本，甚至还是‘朱注’。（算不算典故？）”所以他又说：“这决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不过，聂绀弩在注诗问题上的游移，在他恐怕还有更深的考虑。他属于比较接近“五四”的那一代人，看问题容易从这里出发。他所谓好事云云，就是看到了“五四”以后新文化的发展，造成了年轻一代与传统文化的隔膜，所以他说：“用这注解替他们减少一些新旧间的隔膜，也不算毫无意义吧。”但他又不希望年轻人因此而迷恋旧诗，为此他甚至“希望那些典故，吓住青少年：原来要读这多书，能加运用，才能作诗！于是下决心不学旧诗，改学别的较好的东西。我又恨用的典故太少了”。他的这种想法在那一代人中是很普遍的，一方面是自己“自得其乐”，另一方面又不希望青年人沾染这样的“低级趣味”。这种纠结除了他们的自谦，或者还源自近现代以来新旧文化的两分法，以为旧诗不适宜新的时代、新的文化。其实不然。聂绀弩的诗作恰恰自证了旧诗是可以表现新的生活，表达新的情感的。

事实上，就我辈读者而言，读聂诗，是必须依赖注解的。不仅古典要注解，今典恐怕更要注解。我们对于朱注略感不满足者，正是他的只注古典，不注今典。很多时候，古典还可以查书，今典却往往无从下手。聂诗的一大特点，即怀人纪事，但有些人和事随着当事人的辞世，后来人怕是永远也搞不清楚的。这就是所谓今典，今典不注，后人读诗，只能是一头雾水。“一篇锦瑟解人难”，就曾留下了千古遗憾。难道这样的遗憾，今天还要延续吗？幸好，在聂绀弩身后不久，就有一位侯井天先生挺身而出，来做聂诗的“解人”，也弥补了朱注不注今典的遗憾。

侯井天者，山东齐河人，50年代末，在东北虎林的草苫房子里，曾与聂绀弩有过一面之缘。有趣的是，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离休之后，他竟迷上了聂诗。起因是23年前首次读了聂绀弩的《散宜生诗》，使其心灵受到了强烈震撼。此时，他忽然有了“想更深地了解他，并且发愿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愿望。于是，从1986年9月开始，他便将余生全部献给了聂绀弩的诗作。这时，聂绀弩刚刚去世6个月，他恐怕也没有想到，尽管他不主张为自己的诗加注，但他却因此得到了一个真正的知音。只不过，这个知音不能满足于自己的“会心一笑”，他还想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也能“会心一笑”。所以，他不仅要注诗，还要为诗作句解和集评，特别是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搜集佚诗。1985年，《散宜生诗》的增订、注释本出版，其中收入聂绀弩诗作262首，篇目和顺序都是聂绀弩“亲定”的。到了2005年的9月，侯井天自费出版《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句解、详注、集评本）第6次印本，所收散佚在外（《散宜生诗》之外）的聂诗，已达378首，超出《散宜生诗》一倍还多，这些所辑佚诗被统称为“拾遗草”。最近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煌煌三卷本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用的就是这个版本。

我们知道，由于聂绀弩特殊的身世和经历，他的诗作曾大量散佚，情况相当严重，甚至有过“曾全失去”的担忧。所以，要把散佚的诗作全部收集起来，非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做不到的。为此，侯井天付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在23年漫长的日子里，他集中了全部的精力和财力做这件事，不计利害得失，不畏艰难困苦，其精神怎不令人深深地感佩！诗学大师程千帆教授在致舒芜的信中说：“井天之工作，实具墨子精神。”墨子的精神是什么精神呢？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自我牺牲的精神”。程千帆教授因此而感慨道，这种精神“真当世所稀也”！更能体现其工作价值的，是他对聂诗的“句解、详注和集评”，姚锡佩先生在1991年10月写给侯井天的信中，全面、中肯地概括了“侯注本”及侯井天注聂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对诗题人物的介绍；2、对于‘本事’的解释；3、对各家注释的介绍；4、对生僻名物、典故的注释。”他说：“这四方面您做得极好。”他在一篇文章中还写道：“被人称为‘史诗’的绀弩诗一经编注，活脱脱地如一部‘人物志’，如一部‘中国现代史’，如一部‘社会风情史’，更是一部‘诗论’，令人读来，不仅诗味更加醇厚，而且思路广开，心领神会，兴趣盎然。”这种见解，应该说是知人知书之论。

不过，“诗无达诂”。虽然有人曾经说过，侯井天此举当令杜甫在九泉之下对聂绀弩称羡不已。但是，也要看到，“侯注本”的过繁、过细，特别是他的句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聂诗的意味和境界。事实上，侯注本的最重要的贡献，我以为还是“尽可能地钩稽出了每首聂诗的写作年代”，这对于读者了解每首诗的历史背景，进而了解作者的初衷，更进一步理解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是大有裨益的。古人就有知人论世的说法，孟子对他的学生万章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意思就是说，不了解古人，不了解古人的时代，就不容易读懂他的诗或他的书。聂绀弩去我们不远，但有些人和事如果不加说明，怕也是不易明白的，所以需要这样一个“破案或揭发”式的注本，应当说“侯注本”就是一个最完备最详尽的关于聂诗的注本。可诗毕竟是诗啊！我们读诗的乐趣，往往不在于懂得，而在于会心，“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如果把注意力仅仅放在名物训诂考据上，放在逐字逐句的解释上，就会忽略艺术的欣赏，诗也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聂绀弩一再强调“能有一二读者真能会心一笑”，也是希望读者能与他碰撞出一点心灵感应的火花，并由此达成一种理解或共鸣，也就足够了。诗若讲得明白如话，其实是很煞风景的。姚锡佩先生在充分肯定了侯井天的功绩之后也善意地指出：“以我看来，翻译部分是最难的，也是最容易招致非议的，吃力不讨好。实际上只要把难解的字、词、人、事、典故注释清楚了，一般读者就了解了诗意，所以最好不要翻译，更不能像你这样繁杂的翻译，何不把这取消，既省文字，又使人读起来顺畅。”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