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转改"与新闻党性原则

　　【编者按】什么是新闻的“核心”，什么是新闻的“灵魂”？古今中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回答。19世纪的马克思希望无产阶段报刊成为“人民千呼万应的喉舌”。20世纪的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曾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新中国记者穆青，平生将“勿忘人民”作为座右铭。新闻实践与新闻教育一代名家范敬宜，在《满江红·赠人》里也写道：“念白云深处万千家，情难抑。”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总书记习近平在18分钟的讲话里，19次提到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为了进一步探究新闻的“核心”与“灵魂”，本刊特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彬教授策划组织了这组文稿，希望引起业界与学界的思考。 　　【摘要】在当下中国新闻界，“走转改”活动正在成为新闻业新的实践路径和行动模式。“走转改”活动对全国新闻工作者起到了思想更新、业务锤炼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已有的成效并不等于完全释放了“走转改”活动所蕴藏的意义空间。从“人民本位”与“读者需求”之间的内涵差异入手，分析新闻业市场化带来的思想逻辑转变，从中凸显新闻党性原则的现实意义与价值，可见新闻的党性原则并非被动的规定，而是能动的理念，它在当下主要体现在新闻业通过日常实践体现工农群众的主体性意识上。 　　【关键词】走转改；党性原则；人民本位 　　从相关作品的数量来看，“走转改”活动成效显著，对于全国新闻工作者而言起到了思想更新、业务锤炼的作用，但已有的成效并不等于完全释放了“走转改”活动所蕴藏的意义空间。本文旨在分析开展这一活动与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之间的逻辑关联，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当下新闻党性原则的思想内涵。 　　一、从“人民本位”到“读者需求”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业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在改革破冰前行的历史时期，中国新闻业也实现了从管理体制到思想理念诸多层面的变迁，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新闻业的运转逻辑和价值依据逐步向市场导向的转轨。 　　新闻业的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变革是全面而深刻的，赢利增收开始成为许多新闻业的重要诉求和价值依据。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分层加剧，新的社会精英阶层形成，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体性地位不再，更由于工农大众的经济收入和消费能力在广大人群中处于中下水平，因此这部分人群更是丧失了作为媒体“核心目标受众”的资格。“商业、大众口味、消费和生活类报纸激增，市场份额也随之大幅提高。与此相反，针对主要社会群体（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的对象报纸，在经历了1978年至1980年代中期的蓬勃发展之后，其发行量和在全国发行量中的比例都急剧地下降。”[1]169由于此类对象报纸没有将读者定位为消费者，无法得到足够的广告收入来补偿飞涨的印刷费用和逐年上升的邮政发行费用，因此非市场化的报纸陷入了运转的恶性循环，所占市场份额不断下降。 　　从1985年到1994年的10年间，全国财经类报纸从100家增加到237家，而工人类报纸从23家下降到18家，农民类报纸从55家下降到17家，妇女类报纸从5家下降到4家，青年类报纸从39家下降到35家。[2]广告、都市报、城市发行网络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报业发展的基本要素。“政府对报纸刊号总数的严格控制和党报日益明显的商业倾向都促使党报停办它们亏损的农村版，而将报纸刊号转让给新出版的都市类和财经类子报。这样，因为针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报纸其读者定位不是广告商感兴趣的消费者，市场化就意味着它们的衰落。”[1]170 　　总的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新闻业大转轨的过程中，基于市场化逻辑的“读者需求”的价值取向得到确立，从表面上看，这与“人民本位”的社会主义政治法统在形式上是一致的，但两者在精神实质上不啻有霄壤之别。1981年5月12日北京新闻学会会议上，安岗发表了题为《研究我们的读者》的演讲。安岗强调：“报纸服务的直接对象是自己的广大读者。……我们编报一定要反映读者的也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的和切身的利益，反映他们的呼声和情绪。心中没有读者的编辑、记者，肯定完成不好党交给的宣传任务。”[3]安岗在这里所阐述的仍然是“人民本位”的社会主义政治传统在新闻领域的延伸，这也是社会主义中国新闻事业最根本、最本质的价值立场和逻辑依据。 　　耐人寻味的是，安岗的这篇演讲被后来的新闻传播学者当作是我国受众观的一大进步：“安岗同志的这篇演讲把受众从接受新闻媒介灌输的对象提高到接受新闻媒介服务的主体，确立了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在新闻界产生很大反响，也为我国受众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4]这一说法明显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的概念范畴。“人民群众”作为一个政治范畴，在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中、在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法统中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是否能够被直接化约为“读者”或“受众”这样的中性词汇是值得商榷的。 　　在人口学意义上，或许“人民群众”和报刊的“读者”“受众”是大致重合的，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在报业市场不断细分的趋势中、在报业逐渐实行“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体制下，“读者”究竟是指报刊的目标消费群还是指广大群众，这不能不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毫无疑问，包括报刊在内的所有新闻事业都必须致力于满足目标消费群的需求，因为这的确关涉到媒体的切身利益和市场份额，但不可能有一张报纸的目标消费群是全体人民，特别是日渐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的。当遇到确定“读者”群的范围时，媒体究竟是做加法还是做减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现实的情形来看，绝大多数报刊尤其是发行量巨大的晚报、财经报、娱乐休闲报等的发行范围基本控制在城市之中，甚少有报纸或其他媒体愿意深入农村将占总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作为真正的“读者”去看待。 　　如此一来，随着工人、农民这样庞大的群体日渐被边缘化，社会主义所包含的平等价值难以体现在新闻实践中。从本质上说，作为中国革命产物的“人民本位”政治法统是新中国政治伦理的精神血脉，它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正当性的历史依据。无论社会主义中国采取何种发展路径和政策方针，“人民”作为核心的政治范畴都将是一切路线、政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审视当下新闻界的现实和党性原则的内涵显得尤为重要。 　　二、积极能动的党性原则 　　在中国当代新闻界的一般语境下，关于“党性原则”的形象表述就是新闻事业作为党的“耳目喉舌”，但是这样的表述容易被片面理解为一种限制性原则，似乎新闻事业作为党的喉舌就丧失了自主意识和思考能力。事实上，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并非要求新闻事业成为理所当然的被动角色，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承认任何社会力量都可能成为能动的历史发展要素，新闻事业当然更不例外。新闻工作者所遵循的党性原则并未取消自身的理解能力和问题意识，相反，这一原则决定了新闻工作者必须对政党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的政治理想、政治行动、政治价值和政治原则有全盘、透彻的理解，以能动的政治姿态开展新闻活动，否则党性原则必然导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整体思想品质的下降，更无法使之承担作为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的思想基础的重任。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上说，党性原则无论表现为何种具体的操作准则，它的精神内核都是由政党政治所规定的。无论是无产阶级发展政治运动、号召广大群众，还是揭示旧制度中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本质，无产阶级党报都是在具体的政治使命中获得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新闻党性原则是运动的概念、是历史的概念，正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政治运动过程中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政治性质才能够得到保持和更新。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政治性来自不断的政治运动的激发，而并非源于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构成，后者是以前者作为前提条件的。这也就是说，党性原则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组织原则、纪律规定，而是一整套的政治哲学和价值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个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和农民能够在国家政治进程中保持自身的阶级主体性意识至关重要。20世纪80年代之后，追求现代化成为全社会的主流精神旗帜，它的内在精神本质却并非短暂的80年代所能承载，对现代化理想的追寻实际上贯穿了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它是中国近代以来始终不绝的民族强音。可以说，整个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一段中国人不甘落后、勇往直前追寻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征程。从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于现代化是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的，毛泽东更关注的是现代化是否会与社会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产生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工农群众能否保持自身的阶级主体性。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全国医疗卫生工作状况，毛泽东向卫生部发出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5]由此，普及农村医疗卫生的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开始建立起来，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迅速崛起，并拥有了一个历史性称呼——赤脚医生。 　　今天看来，“6·26”指示中蕴含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更是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理念。在毛泽东的思想谱系中，社会主义既包含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诉求，也包含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考。从政治逻辑来看，中国共产党提出消灭三大差别的政治目标不仅造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体制构造，而且力图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凝聚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周围。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丰富其自身的政治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要获得现代化的物质成果，另一方面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和制度特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几乎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全部问题。 　　无产阶级政党所代表的政治伦理和思想价值在19世纪以来就象征着人类社会革除自身不合理制度的理想典范。也正因为此，无产阶级在19世纪之后逐渐夺取了文化领导权，“它使资产阶级在自己的统治时代一直以可耻又可笑的形象出现：一方面，它被认为是政治强人和经济巨人；另一方面，又被看作文化侏儒和道德小人。贵族、文化贵族、社会主义者和左派都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述为普遍真理，并以人类名义不断对资产阶级雷鸣般发出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指控，而资产阶级居然接受了这些指控”[6]。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60年代之后，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社会主义和左派阵营掌握的文化领导权旁落于人，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话语获得了压倒性优势。8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无产阶级革命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结构的改写被抹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面临着新的思想挑战，从而不得不重新表述其政治正当性的理论逻辑。西方开始盛行否定革命、去政治化的思潮，它表现为将以英美为代表的民主政治解释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唯一出路，否定暴力革命和底层反抗，将程序正义作为民主的要义，将社会主义与专制统治等同起来，将无产阶级专政与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对立起来。80年代中国许多理论争辩的背后实际上都隐藏着这一世界政治思潮变革的深刻背景。如学者姚洋所说：“毛泽东时代我们告诉世界‘我是什么’，而不说‘我不是什么’。我们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在国内实行有助于平等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政策，在国际上支持亚非拉的反帝反殖民斗争，对像日本这样昔日的侵略者宽宏大量，我们的国际形象是正面的、上进的。但是，90年代之后，我们却只像《中国可以说不》那样，只剩下说‘我不是什么’。”[7] 　　在时代思潮剧变的大背景下，如果仍然将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片面地理解为被动的实践规范与界限，从而由墨守成规演变为告别政治的市侩哲学和犬儒主义，这样的做法一旦成为新闻人的共识，则会将无产阶级政党政治最为核心的精神资源抽离出去，从而使理想高挂、信念空悬、社会物欲流动、精神集体萎缩。长此以往，由于内外各种社会要素的影响，社会思想的分裂、分歧将在所难免，无产阶级政党将面对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对抗性思潮，由此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将变得极为困难。这一点在90年代之后的中国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尽管在新闻事业改革的大背景下，文化事业和新闻事业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但报纸的发行量、广播电视的收听收视率、文化产品的市场价值等数字并不能等同于人心的凝聚和社会的共识。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何以能够通过持续的机制成为社会精神的基础，成为引领国家政治生活的思想航标。 　　三、“走转改”：党性原则的时代体现 　　从2011年全面展开全国新闻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以来，截至2012年8月31日，全国各地新闻宣传单位参加“走转改”活动、深入第一线调查采访报道的编辑记者8.3万人次，在报纸、广播、电视、新闻网站刊播“走转改”专栏、专题、专版2万多个，刊播“走转改”新闻报道73.9万多篇。“走转改”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不能简单将其视为源于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挖掘素材、丰富报道的实践路线，而应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和党性原则的高度去理解，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政治法统的思想脉络中去把握，从全球化浪潮迭起、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涌动的现实中去认识。 　　为什么当下中国新闻界要开展“走转改”活动？与其说这是自上而下提出的统一要求，不如说这是中国新闻界正视问题、审视职责、召唤传统、指向未来的必然选择。从“走转改”的本意来说，其实活动对于新闻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新提法，“脚底板下出新闻”“与群众心连心”“学用群众语言、文风清新活泼”等无不体现在以往新中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中。例如新华社记者的《当你们熟睡的时候》，黄昌禄的《苦聪人有了太阳》，李峰、余辉音的《“一厘钱”精神》，赵淮青的《通天河上的悲欢——一位藏族老艄公30年生活的变迁》，郭超人的《西藏木犁即将绝迹》，赵琦的《两个蒙古族小姑娘同暴风雪搏斗一昼夜保护了羊群》，穆青、冯健、周原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刘云山的《夜宿车马店》，范敬宜的《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过头”》等新闻名篇，无不体现了当前“走转改”活动所期许的那种新闻境界。 　　当然，仅仅将“走转改”活动视为是新闻业务的一种实践路径是远远不够的，理解“走转改”需将中国媒体与全球化大环境、新闻市场化的制度逻辑、中国社会分化的现实问题等联系在一起，方能凸显出其全部意义。从这个角度说，“走转改”也是中国媒体面对当下诸多困境而实施的一种突围。 　　为什么近些年来新闻工作者不愿走基层、作风浮漂、文风乏力？这不仅是新闻工作者这个群体自身的新闻伦理或职业素养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所形成的城乡分化、东西落差、逐利为先、鄙弃精神的总体思想氛围所致，更是全球化与市场化背景下工人、农民沦为弱势群体从而丧失了阶级主体性的结果。新闻人首先是社会人，新闻人的意识首先体现了社会意识，因此，“走转改”活动要回应的问题不仅是新闻媒体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说，“走转改”其实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历次整风一样，是无产阶级政党在面对新世纪以来的各种危机和困局的突破和尝试，是新中国60年政治主题的新的续写，也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其领导的新闻领域中对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原则的重申与巩固。“走转改”活动的真正主体是以工农大众为基础的亿万人民，而并非那数万践行此新闻路线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的工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走转改”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转换新闻事业的运转逻辑和价值依据，以新闻报道为载体，重新树立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意识。“‘走转改’活动是新闻工作者向人民真实描述社会发展进步，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实践过程，一切为了人民是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8] 　　如果在若干年后，我们试图评价“走转改”活动的价值或意义的话，那么最为重要的就在于这一深层次的政治问题。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走转改”活动应当真正凸显人民群众这一主角，而不应当成为新闻人的自我表述或群体画像。“我的脚上沾有多少泥土，我的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这样的话语屡屡出现在许多记者、编辑的笔下。在“走转改”活动开展的第一阶段，这样的感慨固然是一种精神动力，但须知“走转改”要重新塑造和确立的是以工农大众的主体性意识为核心的“大我”，而不是新闻人这一群体的“小我”。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当下“走转改”活动与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之间的深刻联系。 　　“走转改”要求新闻工作能够体现并重塑劳动者的主体性意识，这是社会主义新闻媒体的必然要求，但当代中国的现实是，“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公，其主体意识已经被指认出虚假的意识形态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的工人已经无法被国家赋予的主体性意识形态所召唤”。资本不但驱逐了传统的产业工人，并且日益将农民从乡村吸收到城市作为世界资本雇用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度无产阶级化和日益暴露在世界市场上的破产农民，以及数亿被迫离开土地在中国大地上流动的民工，他们的命运前所未有地历史地交汇到了一起”[9]。为此，阿兰·巴丢（Alain Badiou）才说：“21世纪与20世纪最大的区别在于，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不能想象另一个世界的世界，是一个不能想象这个世界之外的世界的世界。”[10]没有工农阶级的主体性意识，则社会主义“人民主权”的思想观念也就无法存在，“走转改”所提出的“我是谁、属于谁、为了谁”，将不得不成为对现实中国媒体的严峻拷问而长期存在下去。 　　今天重谈工农大众的主体性问题，并不旨在要求工人和农民在当下的制度环境中能够获得多大程度的物质改善或精神慰藉，也绝非要求彻底扭转社会航向，重回改革前的历史状态。“走转改”的重要性在于，它将媒体关注的目光重新投向了中国社会真正广大的工农群众，有人说“走转改”旨在向世界呈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此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没有看到“真实的中国”其实一直都在我们面前，我们既然都生活在中国，为什么对“真实的中国”视而不见？这里，“走转改”将“我是谁、属于谁、为了谁”的问题推到了每一个人面前，中国新闻人如果不能清楚地、正面地回应这一问题，就无法在当前的价值困局中重新确立自身的合法性。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AXW001）、天津市社科研究”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阶段成果（项目批准号TJXC10-630）] 　　参考文献： 　　[1]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2]中国新闻年鉴[G].1986年卷，1995年卷. 　　[3]安岗.研究我们的读者[G].中国新闻年鉴，1982：173. 　　[4]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J].当代传播，2001（1）. 　　[5]张开宁，温益群，梁苹，主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8. 　　[6]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M].北京：三联书店，2006：10. 　　[7]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173. 　　[8]卢慎勇.“走转改”活动的文化意义[J].新闻爱好者，2012（9）. 　　[9]吕新雨.铁西区：历史与阶级意识[J].读书，2004（1）. 　　[10]汪晖.别求新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2.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系讲师） 　　编校：赵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