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型的战略性调整

　　摘　要：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型遭遇微观企业准备不足的困境，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文章提出新的调整模式应该由三个核心内容组成：第一，大力发展有为企业；第二，优化外源式开放战略：第三，启动内源式开放战略。为实现这一新的调整模式，当前需要：着力实现宏观调控制度理念的创新、构建政府与企业的合力、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支撑环境；同时，还需要从产业政策、投融资政策、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进行战略性政策调整与组合，构成一个国家战略层面的政策导向体系。 　　关键词：发展模式；转型；出口导向型；新开放型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2-0022-06　收稿日期：2008-10-29 　　 　　在“促消费、调投资、减顺差”的宏观取向下，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经处在转型的关键期。从2008年1月份经济数据释放的信号来看，尽管一些宏观表现(如贸易顺差回落、出口结构改善、消费需求提升等)出现准预期趋势，但转型的微观主体――出口企业普遍陷入到经营困境的风口上，尤其在以区域经济较为活跃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更是高频出现了非正常的中小企业歇业、停产甚至倒闭现象。因此，面对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变化，如何调整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使转型的阵痛最轻、成本代价最低，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微观企业层次剖析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影响效应。进而提出新的调整模式及政策措施，为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成功转型提供一孔之见。 　　 　　一、微观企业视角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效应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跨国公司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和市场寻求战略，垂直专业化应运成为新的生产与贸易模式。我国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加工企业应运成为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主要微观主体，迅速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成为美、欧、日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地区)的垂直生产网络加工、组装供应商。这种以外资流入为手段、加工组装为特点、扩大出口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的经贸发展产生双重影响。 　　 　　(一)积极性效应 　　1　直接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规模扩张和占比增长，成为当今贸易增长与发展最快的贸易大国。据日本贸易振兴会(2006)的数据显示，中国在世界整体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结构比重从1990年期间的2.7％提高到2005年的7.4％，对世界整体贸易的增长作用率则由3.82％提升到14％，在世界出口贸易额中的排位从1990年的第15位上升到2007年世界第二的地位。在进口贸易方面，2005年中国的进口增至6601亿美元，占世界整体进口贸易总额达6.2％，对世界整体贸易额增长的作用率达8.0％，在世界进口贸易额中的排位从1990年的第16位上升到2003年的世界第三位，至今也一直保持这一地位。 　　2　大幅促进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与发展，突出表现在：一是对外贸易效应的规模增长和直接拉动。从1993～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增长率持续领先于国民经济增长率10多个百分点，特别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其对外贸易进出口额／GDP比率平均达到55％，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地区之一。二是投资效应的直接扩张和间接拉动。在1993～2005年期间，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每年的FDI／GDP增长比率平均达6.4％，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每年累计吸收的FDI/GDP比率也是世界最高水平的地区之一。三是产业结构的联动与分化。在扩大出口导向下，我国相对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较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快发展，首先表现在全国出口垂直专业化分离程度从1992年的14％上升到2003年的24％左右，其中机械设备制造业(主要包括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业等)的垂直分离程度平均达到33.85％；其次是化学工业和金属产品制造业也达到了29.8％和28.69％；而农业、食品制造业、商业饮食业、纺织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都在18.5％以下(洪联英，2008)。 　　 　　(二)障碍性效应 　　由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微观经济主体――加工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尚处于加工组装地位，企业权力层次很低，决定这种模式下的增长与发展只是属于垂直专业化的低阶段成长，是一种“虚幻的经济神话”(Krugman，1994)，即是靠增加投入资源、资本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促进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奇迹(陈岩，1997)，对中国的经贸发展产生障碍性效应，突出表现在： 　　1　出现了具有“依附经济”特征的发展态势。由于我国加工企业处于被控制或从属的低端环节，企业为谁生产、生产什么、怎么生产、生产多少，不仅要受美、日、欧等全球层次跨国企业的控制，而且很大程度也直接依赖东亚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区域层次跨国企业的约束。使得中国外向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一是加工贸易的高度依赖。1993～2007年，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率平均达55.46％，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平均高达60.92％，但由于加工企业处于加工组装工场地位，增值率很低，对国内中上游产业带动作用小。二是对引进外资的高度依赖。我国本土企业还缺乏直接大规模接受国外订单的资格，从事加工贸易的主体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三是对国外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进口的高度依赖。在加工贸易急速增长的背后，是FIEs对原材料的大量进口和美日欧先进生产设备和流水线的不断引进。四是对国际大买家的高度依赖。加入国际生产链的绝大多数加工企业并没有形成自创品牌，而只是为价值链下游的美日欧的品牌商、或由其主导的二三级经销商进行国际代工，市场营销的网络、渠道、品牌以及产品和服务的规范和技术标准都被国外高链节企业控制(刘志彪，2007)。由此来看，尽管当今的全球经济联系不再是“中心――外围”关系，但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分段中的劣势地位、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依附特征与Prebisch(1959)所描述的拉美依附型经济却有异曲同工之处。 　　2　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加大。尽管我国加工贸易已经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以机电产品为主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如机电、化工、计算机、生物医药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由1992年的31.5％增长到2000年的54.4％，到2008年1月，仅机电产品出口达622.1亿美元。占同期出口总值的56.7％。但是，这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是在跨国公司主导下进行的，由此决定了加工企业只是被动地接受和吸纳发达国家提供的成熟技术，即使参与相对先进技术的分段生产，跨国公司通过行使所有权安排、进人权控制和链接权主导，也能有效地控制着核心技术的外

溢和扩散，使得我国产业的技术成长与进步总是滞后于发达国家。这从樊纲等(2006)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单从数值上看，1995～2003年期间，中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下降16％，到2003年，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例已经不算很大；而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确实在增加，但只提高了3％，远远没有成为中国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中等技术产品已经是中国出口中的最大组成部分。然而，从演进趋势看，尽管中国的出口技术附加值正在向高端移动，而进口技术结构仍然是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但总体上中国进口相对较高技术的产品，出口相对较低技术产品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与世界水平相比，相对差距不是缩小，而是在扩大。 　　3　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由于我国加工企业长期局限在垂直生产权力结构中的较低层次，企业在进口、内销以及出口安排上，很大程度都是受国外跨国企业的主导和控制，特别是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或零部件加工组装安排在我国进行，吸纳了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参与到工资水平相对偏高的国际生产体系中，这种组织安排导致我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主要体现在：一是直接拉动生产成本上升。1978～1990年间年平均递增还只为3.8％，1990～2000年间年均递增至6.5％，但到2000～2004年间年均递增已经达13.3％。其中制造业年均工资增涨幅度更快，1978～2004年间年均增长达6.17％，相比之下，在1970～2004年间，美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增长仅为1.29％，其他OECD国家也只为2.24％(卢峰，2006)。二是加剧贸易摩擦。在国际生产组织安排下，我国是以初级要素专业化参与全球生产与贸易，外资重点流向投资少、见效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制衣、电子装配等行业，使得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低、数量大，不仅冲击原有的国际市场格局，而且很容易形成贸易顺差，频繁遭遇贸易摩擦和“特保”、“设限”等反倾销措施，致使我国生产者和出口商遭受报酬持续下降的损失。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2004年间我国共遭受反倾销365起，是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公布的《2005年贸易与发展报告》，2003～2004年中国因贸易条件恶化所造成的收入损失在2003年和2004年分别相当于当年GDP的1.1％和2.1％。 　　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加剧了我国出口贸易出现贫困化增长的趋势，如中国的鞋、球类产品在过去的10年里出口额增长50％，而平均价却下降了20％以上。这使得相当多数量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只有靠国家的贴息贷款和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才能维持生存，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丧失了应有的微观企业基础。 　　 　　二、出口导向型战略转型的模式选择分析 　　 　　上述效应分析表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任务的同时，也制约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和外贸发展，调整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势在必行；二是微观企业准备不足，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转型需要结合微观准备条件进行战略性调整。 　　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型的战略选择上，有两种代表性思路值得重新考虑：第一种是“外需主导型”思路。本文以为，尽管东亚“四小龙”在摆脱加工贸易形态中所取得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中国不能再续他们所取的“外需主导型”发展模式，这是因为：其一，中国谋求发展的国际经贸条件和政治环境不同于“四小龙”。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潜力很大的社会主义大国，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国际排斥和抑制外，其大国贸易条件和战略较容易影响世界商品价格的波动，遭受出口对象国的贸易制裁和管制。其二，不同于“四小龙”，中国有较丰富的人力、物质资源和大市场容量。如果眼睛只盯着国际市场，片面强调大进大出地参与国际循环，无异于舍近求远。其三，中国是一个多层次产业结构、多梯度技术水平的大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分布不均衡，这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它们那样采取单一发展战略。 　　第二种是“内需主导型”思路。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发展归根到底要要靠国内市场的繁荣来带动，这不仅是出于对国际国内经济现实的策略考虑，而且也是捍卫中国大国地位，保持中国经济持久、自主、健康发展，避免陷入依附性发展格局的战略需要。但是，当前我国采取“内需主导型”发展模式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其一，从GDP指标上看，经济条件不成熟。尽管2007年中国GDP总量指标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但与美国的差距仍然较大，不及美国的1/4，而人均指标世界排名在100位左右，仅达2280美元，与排名第一的瑞士57.040美元，美国的46280美元和日本的41480美元比，相差甚远，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序列里，也算不上佼佼者。其二，从经济增长的潜力指标上看，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明显不足，教育投入和科研投资整体不足，影响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近几年来，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低3年以上，而且从业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仅为7.2％左右，明显低于2000年12.6％的世界平均水平。城镇从业人员中技能劳动者仅为32.9％，技师和高级技师只占其中的4％。而在教育投入上，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仅为3.2％左右，远低于发展中国家4.6％的平均水平；在科学研究的经费上，发达国家已达占GDP的比例达2％～3％，而中国则处在1.2％上下，其中的大部分又用于支持短期即可获利的应用性研究项目，造成基础科学研究经费严重不足。其三，从微观基础上看，企业准备不足。尽管与我国多数企业已经初具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和相应的治理机制，但企业生产率水平普遍较低，即使是中国先进企业代表，如中国石化、国家电力、中国工商银行等垄断企业，其劳动生产率均在国际行业首位企业水平的4％以下；人均营业收入和人均利润的国际差距很大，而且还含有垄断成份。如果从占我国企业总数99％以上的中小企业来看，劳动生产率水平更低。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企业并没有真正发展起来，自生能力很差，一旦将经营重心放在国内市场，难以支撑起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微观要求。一个明显的证据是，由于当前经济转型的步骤较快，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纺织企业倒闭超过1万家(广州日报，2008年8月4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大批中小企业更是生存维艰，相当数量的企业已经陷入到非正常的歇业、停产甚至倒逼现象中，造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型处于微观企业准备不足的困境之中。其四，从对外经济条件上看，时机选择不成熟。尽管中国在货物贸易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时机和条件已经具备。但在技术和服务贸易方面，目前仍然还是处于持续逆差局面，2006年逆差已增至130亿美元，TC指数仍然为负(-0.4)，表明我国服务业总体国际竞争力较弱，

难以支持内需主导战略。因此，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实施“内需主导型”大国发展模式的各项经济条件。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国经济条件的过渡发展模式，是当前我国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型的现实选择。依据本文的分析和思路，目前我国应该采取以提升企业层次为基准的“新开放型”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全球生产贸易网络带来的机遇，力求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与联动，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权力层次，在新开放战略中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一模式由三个核心内容组成： 　　第一，大力发展有为企业。企业条件是实现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型的微观基础，也是决定一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分工地位或权力层次。从国内层面看，只有让有为的中小企业繁荣起来，才能保证城乡居民的充分就业和收入的稳步增长，进而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步增长。从国际层面看，只有让有为企业充分发展起来，才能提升企业层次，改变中国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劣势分工地位。因此，要成功地实现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转型，首先就得发展壮大企业，提升企业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权力层次。强调有为企业。不是主张搞普惠制，而是要求政府合理把握全球产业分工的趋势，发展本国的战略产业和先进企业，特别是要扶持和发展大批中小企业。同时，在与其他国家企业的竞争与合作中，大力发展本国的跨国公司，提升本国参与企业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企业权力层次。 　　第二，优化外源式开放战略。外源式是指通过充分利用出口市场和外商投资、分包等方式融入国际生产与贸易体系的开放路径。目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条件与日本20世纪70年代初期情形有诸多类似之处，从日本向“内需主导型”转型的经验来看，我国以外贸、外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至少还有10年左右的过渡期。因此，我国仍然需要在总结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基础上，通过优化出口结构与战略选择外包、外资并举，将出口导向型升格为外源式开放型战略，提升中国参与企业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权力层次，摆脱被动式的“加工贸易型态”，加快制造业优化升级。 　　第三，启动内源式开放战略。内源式是指主动利用进口市场和对外投资、产业转移等方式搞活国际国内市场的开放路径。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下，企业单靠从外源式开放中获取模仿、学习机会来提升企业自生能力是有限的，难以实现向“内需主导型”大国发展模式转型，因此，当前我们很需要启动内源式开放战略：一是通过主动利用战略进口和国内产业转移，开放搞活国内市场。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将培育企业的自生能力必须与进口选择相配合，通过发挥我国拥有国内大市场优势的主动权，战略选择有利于本地企业成长和发展的进口技术、商品结构，以拉动内需并提高本地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内地区间产业转移和开放，加强地区内部的经济合作、促进地区间贸易和资金的流动，不仅使得这些地区获得更多的技术模仿、学习机会，而且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增强当地企业的自生能力。二是积极鼓励海外投资和产业外移，促使中国企业主动加快融入亚太经济体系，提高中国企业的自主能力和权力层次，从而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三、调整措施 　　 　　(一)政府主体 　　1　着力实现宏观调控制度理念的创新。当前，出口导向模式转型步入了一个特殊阶段，宏观调控的难度空前加大，加上传统体制形成的制度惯性，使得政府宏观调控制度难以真正适应市场经济运行和“新开放型”发展的需要。为此，首先要对政府宏观调控调制度理念进行创新。从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的角度出发，构建并强化政府主体的导向、督促、服务功能，打破行政手段调控惯性，通过市场机制间接改变微观主体行为从而改变供求关系，以微观需求促进宏观调控制度，为微观主体的创新需求及时提供制度支持，使政府主体真正成为管理和服务微观经济主体的委托代理人。 　　2　构建政府与企业的合力。关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以前人们更多是考虑如何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但在转向以提升企业层次为基准的新开放模式过程中，我们强调大力发展有为企业，并不否定政府的作用。相反，这一模式能否成功转型，单靠企业自身是很难自主完成的，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强调政府之力，不是主张搞管制经济，而是因为当前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的生存是相互重叠，紧密联动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要求政府准确把握全球产业分工的趋势，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按照战略目标，通过体制创新，引导企业来实施战略。而对企业来说，不仅应该苦练内功、不图多贪大，集中优势资源做强主业，培育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且还应该考虑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改变去换取政府的支持，更好地发展企业，这是新型企业应有的内涵。 　　3　为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支撑环境。为顺利实现这一新开放型发展模式，提升企业层次是基础，也是根本。当前，中小企业普遍陷入经营困境，政府适时提供一篮子扶持政策，如政府贴息、融资、提高出口退税、新产品减税免税等等，是必要且有益的。但是，这些都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的扶持应该是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制度支撑环境，让企业在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机制环境所创造的压力中持续升级，这也是企业走向全球竞争赢家的必要前提。为此，需要从三个方面着力：一是要破除条块分割的政府决策体制，建立国内大市场体系。为引导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当前需要采取多方面的综合政策措施，打破区域封锁，行业垄断，部门垄断，行政性审批的进入壁垒和制度障碍，实现贸易、资金和资源在各地区，部门和行业之间的合理流动，为真正实现内源式开放战略和促进企业创造良好的市场基础和制度环境条件。二是创新激励，通过体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来激发企业开展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企业和产业在一种市场机制环境中，自发形成一种多层次的产业结构和多梯度的技术水平，而不是刻意要求所有企业都去自主创新，使中小企业真正成为能者多益，勤者有所得。三是产权保护。产权是法律赋予的一种企业权力，产权保护能够激励企业追加投资和长远发展。当前，一方面，要进一步落实国有产权保护。相应的办法是在自然垄断和涉及国家安全等关键行业。要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监管约束机制，其他国有或公共企业进一步民营化。另一方面，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要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来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倡导和鼓励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高科技企业和进出口企业建立健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应急处理机制。 　　 　　(二)政策调整思路 　　1　产业政策。重点需要在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强化产业导航功能，及时推出具有全球消费潜力的热点产业。目前，一方面，要及时引导产业结构从劳动资源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化，

另一方面，在当期内仍然要大力发展制造业作为传统优势产业，但要注意为制造企业引导投资方向，尽快缩短产业升级的时间，并要预防制造业投资过剩而高科技领域投资不足现象，尤其在钢铁、纺织、轻工、建材等行业出现资本设备过剩情况。二是国家应该在装备制造业等重点战略行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选定企业和产品给予一定支持，必要时要加大国家和公共基金对这些企业的研发资助，适时出台一些相关产业扶持政策，如政府贴息、新产品减税免税等等，促成这些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三是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基础研究投入。新开放型发展模式是以自主创新为根本，而自主创新要求有很强的基础研究能力，但我国在长期经济追赶中偏重于对应用研究的投入和开发，忽视了基础理论研究，使我国的高技术产业缺乏前进的方向，需要通过政策调整和政策贯彻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2　投融资政策。一方面，要改变过去将资金过渡投入到技术含量不高的房地产或扩张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引导金融机构大力扶持中小企业转型，并以促进企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为导向，将资金投入到高新技术领域和有潜力的服务行业中去。另一方面，要结合企业真实生产率水平(或说企业能力)进行战略选择海外投资与产业转移。对于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先进企业，积极扶持对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办厂或建立合资企业，既可以绕过这些国家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对于生产率水平不高的企业，要从政策上引导他们向东盟、非洲、拉美等国家进行FDI或劣势产业外移。此外，为潜力企业在海外设立或并购研发机构、收购知识产权以及与国外合作开展创新活动，提供融资扶持与便利。 　　3　引资政策。一要以提高企业的模仿创新能力和学习机会为取向，一方面，通过制定合理的市场进入权控制机制，在开放行业或服务领域引进多家EKEs前来竞争投资，从而迫使FIIzs投入更先进的技术或知识；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引资来源结构，引导我国企业倾向选择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尤其是大型的跨国公司合资或合作经营。而对东亚、尤其是港澳台等非研发地区或国家提高引资技术条件。二要规范、战略引进外资，并注重合资中企业自有产权的保护。鉴于技术资源和知识产品作为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是股东行使企业剩余控制权的根本。今后在引进外资时，中方既不能轻易放弃自己已有的专利技术、专有技术、销售渠道、商标、品牌、商誉等知识产品的产权。也不应放弃自己在合资经营过程中从事独立的知识产品开发的权利，更不能无条件地盲目进行引资，造成企业产品品牌等无形资产的丧失。在日后的经营过程中处于被地位。 　　4　贸易政策。目前需要实行战略性政策措施：一要以促进内需和产业结构升级为前提，充分发挥进口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实际上，进口比出口是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推动器。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是以进口规模与产业结构升级配合形成结构效率，促进了美国的大国经济发展。当前我国进口市场的主权导向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进口消费品的市场也没有真正启动，对进口商品的消费需求仍然处于潜在状态，迫切需要通过择优调整进口关税政策和完善进口贸易管理制度来改观这一现状。二要确立优先促进的出口产业，积极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目前看。重点需要发展电脑、生物工程和智力服务等行业：对于环境、信息、能源、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我国具有相对优势和与国家经济安全密切相关的产业，政府应给予更有效的扶植措施；对于电子工业为代表的相对技术密集型产业，政府应该尽快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下的权力结构层次，以增强这些产业国际竞争力。三在稳步推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同时，要及时推进东部地区中小企业向更高技术含量、更大增值环节和自主品牌发展，促进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企业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应该将产业政策与其他三项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一个国家战略层面的政策导向体系。同时，其它的相关政策，包括金融政策、技术创新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于如何有效地实施、推进这一新开放型发展模式也是至关重要的。 　　 　　(责任编校 杨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