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性学习--中国古代文人生死观
研究性学习——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死观
在高中阶段，我们会学到许许多多以生与死为话题的文言文，如《渔夫》、《报任安书》、《兰亭集序》、《赤壁赋》、《〈指南录〉后序》、《五人墓碑记》等等。作者都直接或间接谈到自己如何看待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是贯穿每个人生命的首要问题。如果在语文学习中，只注重对文言实虚词和文言表达手法的积累，而忽视作者想借此来抒发的思想感情和自身的理想抱负，那么就丧失了学习文言文的真谛。在高中语文课本上的许多传统古文都表达了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见解，将其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之下来分析思考，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对生死的不断追问从有生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不同的生死观带来的是不同的人生追求。不同的学术流派,即使信仰不同,对生死之谜的关注却是相同的。我们只有将中国文人的生死观的形成与他们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才会更加深刻的分析作品中体现的不同的生命意识。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对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就典型人物司马迁与《报任安书》进行深入分析。
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来自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显著。儒学思想也一直是中国主流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学精神倡导士子积极入世,读书人的首要任务是要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体现在生死观上,儒家希望在身后留下美名。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这是典型的儒家生死观，强调道义大于生死。更强调精神上的永生大于肉体上的不灭。
舍生取义，生存还是毁灭，是司马迁在遭受极刑之后所面临的一大难题。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的，通常选择死，这也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
在《报任安书》中，面对同病相怜的友人，司马迁怀着满腔的悲愤，倾吐了他的痛苦与不满，叙述了自己“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他“就极刑而无愠色”，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所追求的，就是死后“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流芳百世，彪炳千古，“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他不止一次代表白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培根说：“厄运所需要的美德是坚忍。”身处逆境，尽管躯体是卑微的，却仍要去为人生创造价值，通过奋斗转卑微为伟大，使生命“重于泰山”！
鲁迅也大声疾呼：“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挫折面前，有人选择了放弃，有人选择了轻生，有人选择了做一个行尸走肉的人，这都是对生命的轻率，是对生命的怯懦。“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一对生命的高度诠释，彰显了司马迁对生命价值的崇高追求，他把自己的灵魂寄托于这部旷世传奇中，使其能够流芳千古，彪炳史册，这些不正是我们要学习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