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英译历史研究

　　摘要：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新格局正在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英译工作面临良好机遇。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和扩大文化影响力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政策上的支持。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包含着许多融合、和谐、平和的思想和观念。传统文化经典的英译是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一面镜子，也是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英译的历史，把传统文化经典英译当作一个系统工程，一项产业来经营，统筹规划，使其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对于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具有积极和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经典英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历史研究；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6－0080－05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课题(07JZD0003)。　　作者简介：张淳(1971－)，女，湖北武汉人，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刘美玲(1986-)，女，湖南衡阳人，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硕士生。　　一、引言　　如果说经济实力是国家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文化话语权则是国家精神的象征。文化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该国在文化权益的主导性，因此，一个国家在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也不能偏废文化话语权的建设。随着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同国外交往的增多，中国英译产业正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全球文化的多元化，为弘扬中华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英译恰好是将中国文化话语推向世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全面部署，并制定了今后十年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战略构想，将中华文化发展与弘扬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个“决定”为英译工作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条件。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孕育了中华文化深厚博远的内涵，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弘扬的文化。正如李文革(2000)所言，“上自古神话，下止清代学术，前后历数千年的重要作品，包含着中国文化遗产的全部精华。而如何更好地对外翻译这些中国文化典籍则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英译的历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和谐的方式消除因世界文化差异所引起的冲突，从而促进全球可持续和谐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英译发展的三大历史阶段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一般意义上包括经、史、子、集四大部分。其中，经部由《诗经》、《尚书》、《周易》和《左传》等十三部构成；史部记载着中国历史，其中二十四史最为典范；子部涵盖了诸子百家的著作，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和农家等；集部分为楚辞、诃曲、诗文评等五类，以诗词、散文、小说和文学批评等形式出现。纵观中西文化的交流史，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中也可窥见中华传统经典的英译发展进程。　　(一)鸦片战争之前　　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数百年，但是中国传统经典作品被译介到欧洲则始于近代。1590年，西班牙传教士雅各布翻译了《明心宝鉴》(Precious Mirror ofthe Clear Heart)，这是从中文翻译为欧洲文字的第一本书。到1860年鸦片战争，西方通过各种途径带走的一些与中国有关的文化资料引起了西方对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关注，但是这个时期对中国的了解是肤浅而不全面的，主要的交流工作是由西方传教士来完成的，翻译的作品也大都与宗教和西方的科学技术有关。晚晴时期，由于国门被迫开放，中西文化交流频繁起来，在外留学的爱国学者将西方的各种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带回中国，让国人对西方的文化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启蒙愚昧封闭的国民。与此同时，一部分中国古典文学《诗经》、《赵氏孤儿》、《灰栏记》等被译成西文传到海外。　　中国的近邻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经济迅速发展，文化也空前繁荣，由于长期对中华文明的青睐使得中国经典文化的翻译外传日益繁荣，明清小说译本大量在日本出版。由于中西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和中国的相对封闭，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学经典的兴趣不是很大。　　(二)鸦片战争之后　　由于中外关系深入和深刻变化，西方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加强，相关研究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艺、语言文字、学术、风俗习惯及少数民族等各个领域。但是研究均带有较强的殖民主义色彩和种族主义偏见，从数量和种类上看，传统经典外传的力度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名著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先后翻译成英、法、德、日等语言介绍到西方，虽然翻译水平有限，且多是节选，但是让西方世界领略到了神秘东方的传统文化精髓，成为东西方文化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其意义和价值是值得颂扬的。这个时期的翻译方法主要以归化为主，译者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对本族文化进行删减、置换，减少了异质性，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弘扬，另外，在中译外时一味地屈从于强势语言，缺乏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不利于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形成，也使得中国文化在交流中始终处于弱势。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经济落后，思想僵化封闭，迫切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知识和经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受到一些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并为中华文化的外传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最为有名的是王韬、陈季同、辜鸿铭等人。　　(三)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经济和政治原因，特别是政治原因的束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传统经典英译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直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交流日益频繁，这也为英译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我国翻译工作者将“四书”、“五经”等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经典以及诗词典赋、小说、戏剧等各类文学名著，像《论语》、《道德经》、唐诗、宋词、元曲、《红楼梦》、《三国演议》、《水浒传》等等诸多经典翻译成英文，输送到世界各地。

　　近年来文化经典翻译工作正面临百年以来的最好机遇，具体说来有三个因素促成了这个机遇产生。首先，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为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英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等国家的重新崛起，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新格局正在形成。如果说经济全球化是一个舍异求同的过程，一些国家、地区被迫放弃自己的某些利益诉求，加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那么，文化多元化则是一个同中存异的过程。只有在全球化过程中保存和理解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才能使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共存并荣，推动整个人类的进步。因此，正确处理全球化与多元化之间的关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同样也考验着各国人民的智慧。相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过程中，传统经典英译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经济及其它方面的发展，使全世界的聚光灯投向了中国，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及其中国文化，传统经典的英译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次，中国提出了汉语推广的国际战略，并受到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注，他们对此均做出重要指示，这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关键的历史性意义。汉语的国际化推广本质上是对中华文化传播的促进，而语言本身就是推广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有力途径，它可以使中华文化在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说，传统经典英译是推广汉语或者汉语文化不可或缺的手段，它使众多的外国人对汉语及其中华文化产生更为浓厚的兴趣。此外，汉语的推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为经典的英译队伍提供更为强大的后备力量。所以，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第三，传统文化经典英译工作得到了政府高层前所未有的重视。2007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译外高层论坛”中，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武出席并作了主题发言。部长级领导人参加翻译方面的工作会议，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体现了有关方面对这一工作的重视。蔡武主任指出：“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的百余年间，中国的知识精英通过译介西方文化思想和社会经济科学信息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当我们在新世纪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时，作为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应更加注重向世界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应西传。中国五千年悠久而璀璨的历史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理应对新世纪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而要承担和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中译外翻译工作任重而道远。”这是我国对外传播翻译领域首次举行的高层次专业论坛。200多位中外翻译领域的专家、学者、国际译联、中国译协及国家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围绕如何提升对外传播领域的翻译质量，培养翻译人才，探索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创新之路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外，2008年8月在上海举办的世界翻译大会的主题就是翻译与多元文化，这次盛会的举办表明中国不仅在国际译联历史上，也在全球翻译事业的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上诸种条件共同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英译大步迈入其专属的黄金时代。　　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1911-2009)曾在《中国翻译词典》(1997)序言中，将翻译视为“中华文明永葆青春的万应灵药”，他认为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翻译之为用大矣哉。由此看来，我们要充分发挥翻译的文化功能和影响力，倡导文化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翻译转向”，把翻译的重点从外译中转变成中译外。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需要更多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拿来主义”，而且要有更多大胆的“送去主义”(季羡林语)把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旧成果积极主动地翻译出去。让英语读者“知之、好之、乐之”，改变“拿进来的东西日益增多，而送出去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被动地等待西方学者来“发现东方”，而主动地实现中国的“文化输出”。目前，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多家大型出版社已经启动了《大中华文库》(国家“九五”、“十五”图书出版规划“重大工程”)的编译出版工作，选取了100余种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上自先秦，下迄近代，内容涵盖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科技，力图全面展示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辉煌成就。《文库》首先以英汉对照的方式出版，目前第一、二辑(如《论语》、《老子》、《孟子》、《庄子》、《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牡丹亭》、《邯郸记》、《陶渊明集》等上百种)已经出版发行。据报道，王岳川等先生主编了中国20世纪重要思想家的“思想文化随笔大系”，还计划组织力量，重新翻译从孔孟老庄一直到红楼梦以来的100本古籍。海内外有不少有识之士都在进行这样的努力，如闵福德先生(John Minford)编著了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含英咀华集》)，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编译了Readings in ChineseLiterary Thought(中译本《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等等。季老曾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东西文化互补论”等论断。他认为，东西方文化的未来不是西方文化被东方文化消灭，而是西方文化必须吸收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以弥补西方以分析思维见长的形式。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21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也是从“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　　三、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英译现状的审视　　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他指出“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决定是党的十七大关于文化发展的重要部署。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文化认同和文化吸引，已经成为维系国家之间稳定关系的重要保证。今天许多的政策误读、地区冲突和摩擦对抗。均能在文化上找到与之相应的因素。政治体制可能变动，经济份额可能涨跌，但是文化关系却是唯一能够长期影响两国彼此看法和交往途径的因素。推动文化关系上的深入发展，实际上也是政治和经济交往的重要补充，而且这种补充会更加稳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创造性，增强整合性，使中华文化更加具有吸引力、感召力，更加多姿多彩，从而更好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出版了《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并于同年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软实力》文章，在其中，他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随后，“软实力”成为“冷战”后使用频率极高的专有名词。在他看来。“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是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来达到目的，是一国综合实力中除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硬实力之外的另一组成部分。这一概念的提出。明确了软实力的重要价值，将它提高到了与传统的“硬实力”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位置。硬实力与软实力，在许多时候是互为补充的——正如约瑟夫·奈所言。“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配合中国日渐提升的国际地位，专家们相信中国的软实力也会与日俱增。西方人将逐渐认识和熟悉中国的语言与文化，这不只是因为经济利益的趋势，也是因为其内在的文化价值。毋庸置疑。传播中国语言与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英译力度，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2004年，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中指出，他既不看好也不强调中国的软实力，认为同美国相比，中国的软实力微不足道。然而仅一年后，他却在《华尔街日报》专文介绍《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对美国都形成“咄咄逼人之势”，中国软实力增长，最直观的表现可能就是文化方面。近几年来，世界许多国家出现“汉语热”，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学校里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甚至第二语言。奈教授在2007年北京大学的演讲中阐释了软实力的内涵：“软实力即一个国家通过内在吸引力在国际上获得其渴望的利益，“软实力”主要包括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军事政策与文化吸引力三层内容”。他认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主要体现在弘扬传统文化、展现建设成就、改善国际形象三个方面，并驳斥了“中国软实力的上升会成为威胁”这一观点。现代英语中借用了许多中文的词汇，如“peaceful rise(和平崛起)、”harmonious world(和谐世界)等，以此也反映出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但是传统文化外传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英译的数量和质量有待提高　　要实现与世界各国的平等交流就得扭转输入大于输出的局面。在当前的全球化语境下，我们应该把中国文化的精品，转译成外语，尤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语言——英语。由于我国对翻译教学和翻译人才培训的滞后造成合格翻译人才短缺，翻译质量不高。翻译被称作是“带着手铐脚镣的舞蹈”，是一门艺术，是集语言、文化、艺术、社会等众多知识和学科为一体，对翻译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纵观世界上著名翻译家无不是语言学，社会学家，作家、艺术家为一身。质量不高的翻译产品不仅造成外国人理解的困惑，甚至会产生曲解、误解甚至是思想冲突，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对外宣传。故而，在大学应该加强翻译专业的建设，鼓励翻译学的研究和理论构建，探索适合传统经典翻译的方法和策略，加强翻译教学和实践，培养合格的有国际视野的翻译人才。　　(二)英译中归化的策略采用过多　　翻译中常用的方法有归化和异化，但目前英译汉普遍采用异化，汉译英则选择归化，导致这种翻译倾向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方便外国人的理解、避免文化冲突。采用这种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其对异域文化的接受度也不断扩大，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有所改变，异化和归化相结合，注重异化更能让西方人保持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和阅读快感，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西方世界渴望了解中国，学习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国家也加大了汉语推广的力度，正对西方经济危机，陷入迷茫之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也许是解决西方困境的一剂良药。所以，大力加强经典外传，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正当其时，一定不要错过这一难得的机遇。　　四、中国传统经典文化英译展望　　中国传统文化英译工作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同时也面临一些具体问题和挑战。一方面，我们输出的文化产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尤其是反映中国人核心价值观和精神风貌的文化作品有限，有文化内涵和思想深度的作品太少，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代表国家形象的高端文化产品更是凤毛麟角；另一方面，传统经典文化英译工作缺乏战略性，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缺乏现代化的包装，缺乏国际化的运作和推介，缺乏优秀的专业人才。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英译需要在理论研究方面打通学科的界限，进行跨学科研究，在发展规划方面要系统地通盘考虑，实现科学、长远、可持续发展。　　在理论研究方面，进行跨学科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把翻译学和传播学、营销学结合起来，构建中国文化传播力非常必要。传播学注重对不同地区的受众提供不同的产品，以符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心理。翻译策略的选择要因地制宜，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的异域特色，尽量隐去双方文化中容易导致冲突的文化敏感部分，特别是在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更要注意尊重当地的文化和习俗，寻找恰当的传播策略，使文化传播的效果最大化。同时将市场营销理念融入到翻译实践中，文化外传应该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市场行为，在翻译之前，仔细研究市场需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国际营销战略。让翻译产品效益最大化。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竞争日趋激烈，传播网络和传播手段决定着文化传播力的强弱。大力发展当代中国的文化传播力体现着国家文化竞争特点和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如果我们把经典英译作为一个事业，作为提升文化传播力的重要手段，那么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应该进行统盘考虑并形成长远计划。笔者认为。这一巨大工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多出翻译精品　　目前以《大中华文库》为代表的英译工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迄今已出版了若干种成果。但在为之叫好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对其中一些译品质量不高的批评。因而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强调精品意识，应当提出一些原则，以供译者和批评家们考虑，做到精读、精选、精译、出精品。

　　(二)开展译品研究工程　　如果中文原本的选择问题考验着译者的中文见识，则与此相关的便是外文的见识。即怎么看待译品，以及译品与译品的比较研究问题，特别是翻译方面对经典英译的比较研究问题。我们知道，诗无达诂，翻译作为改写，尤其不可能有定译。经典英译由于原文艰深、理解各异等原因，更是情况复杂。一部作品有十几、几十种译本是常事，如《老子》、《易经》、《论语》、《诗经》等，这些译本瑕瑜互见，各有长短。进行翻译的比较研究是提高翻译水平的好方法。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大规模、系统、全面和细致的译品比较研究。我们甚至根本上缺少对译品的批评研究。严格说起来，我国的经典英译工作刚刚开始，如果大家都只管翻译，没有人从事评论和批评，则译品的质量很难提高，也很难出现新的“大家”和名家。　　(三)大力编纂相关的工具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化经典英译作为一项方兴未艾的工程，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然而我们的“器”太缺乏。从事这项系统工程，现有的工具书、辞典大多不够用，为了把这一事业做大做好，我们不仅需要做好具体的翻译工作，搞好如《大中华文库》那样的工程，还需要组织力量编纂一些为之服务的大型工具书。这些工具书都将是很大的工程，远比翻译一本书难得多，但非有人做不可、非有组织有计划地做不可。既然这些工作迟早得做，我们希望能及早规划、尽早实施。并且及早列入有关部门的重大攻关项目，采用招、投标的方法，大张旗鼓地去做。　　(四)培养合格的翻译梯队，实施翻译人才战略　　在英译的人才培养上，要有新思路和新措施。会英语不一定会翻译，会翻译不一定就翻得好。这是个极大的认识误区。也是造成现在翻译人才质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当前存在的翻译质量问题很多不是出自外语，而是由于中文水平不高，尤其在从事英译工作，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翻译时更是如此。尽管我们大力倡导翻译要由中国人来做，但真正能够胜任，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史哲典籍之英译的人才甚少，其原因就在于基于英语专业的单一人才培养模式。学习者几乎没有受过中文的系统训练。另一方面，中文专业的毕业生其古文水平也在下降，英语方面更鲜人有达到自如表达的程度。这个“两张皮”的现实状况既暴露了翻译人才的素质问题，也暴露了翻译人才的培养机制问题。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设立一个与传统单语性的外语专业或中文专业不同的双语性的翻译专业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基于翻译人才的双语性和双向性，我们需要打破翻译人才培养的固定化模式，改变只由英语专业培养人才的一元模式，采取以多种专业培养复合型语言人才的多元模式。有了培养模式，还要有体制加以保障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合格的翻译人才不但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熟悉掌握各种翻译技巧和策略，更重要的是从思想、观念和认识上重新审视翻译工作，创建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以及醋精翻译事业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机制。　　(五)树立国际眼光，加强对外合作　　当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时，我们要冷静想一想，国外的文学和文化是靠谁译介进来的?是靠外国的翻译家，还是靠我们国家自己的翻译家?答案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国外有许多汉学家和翻译家，他们对中国文学和文化都怀有很深的感情，多年来一直在默默地从事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介，为中国文学和文化走进他们各自的国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假如我们对他们能给予精神上、物质上、乃至具体翻译实践上的帮助的话，那么他们在翻译工作中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而中国文学和文化通过他们的努力，也必将在他们的国家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从而产生更大、更有实质性的影响。　　有鉴于此，为了让中国文学和文化更有效地走出去。我觉得我们有几件事可以做：一件是设立专项基金，鼓励、资助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工作。　　另一件事是在国内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一个中译外的常设基地，这种基地相当于一些国家的翻译工作坊或“翻译夏令营”。邀请国外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来基地小住一、两个月，在他们驻基地期间，我们可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和作家与他们见面，共同切磋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事实上，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件事上，全靠我们中国人不行，但全靠外国人也是不行的。　　同时要大力加强与海外华文传媒间的交流与联合。中国传媒的一个缺陷就是其影响力只限于国内。缺乏遍布全球的传播网络，要建立像发达国家一样的传媒网络，与海外传媒合作是有效的途径，要充分挖掘华侨华人群体的中华文化传播功能，长久以来中国规模性的移民将中国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延续了传统文化，同时也具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他们成为中国传统经典外传的生力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和保护者，充分团结海外华人群体的力量可以促进文化外传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现代科技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体和社会媒体来传播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也是有意义的尝试。应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开发。　　五、结语　　从全球化的现实国际形势来看。埋头搞经济建设已不能适应我国提高国际形象和国际政治动员能力需要。我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已经有了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复杂性。目前，我国经济建设规模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对世界的冲击也越来越强。自2004年中国贸易地位上升到世界前三位，今后在国际上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崛起性问题，因此我们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要抬头观察未来可能发生的摩擦和冲突。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作品思想深邃、博大精深、言简意丰、富含哲理，古代先贤们有关以德服天下的思想对世界各国都是具有借鉴意思的，如果我们能通过英译的方式将这种博大的思想和优秀的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弘扬中华文化，发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础性和资源性作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挥创造性，增强整合性，使中华文化更加具有吸引力、感召力，更加多姿多彩”；并将国内建立和谐社会与国际建立和谐世界的共同目标协调起来，加快文化软实力建设，让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大国。正如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提出大国的四个标志，即：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大国崛起不仅是经济现象，而且是文化现象；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文化繁荣。　　参考文献：　　[1]李文革，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文化意蕴及翻译问题[J]，外语研究，2000，(1).　　[2]http：／／www.省略.cn／zxzx／txt／2007-434／09／content_1546315.htm.　　[3]http：／／www.省略／wiki／％E5％85％B8％E7％B1％8D％E8％8B％B1％E8％AF％91.　　[4]胡志挥，谁来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N]，中华读书报，2003-1-29.　　[5]王岳川，全球化与中国[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6]Nye，Joseph，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ic Affairs，2004.　　[7]http：／／www.ici.pku.省略／academic／forum／othermeetin gs／2692.html.　　[8]http：／／www.省略／tbzt／sqjlz／zqgiwhrsl／whzjywhrsl／zqwhzjzx／201110／t20111011_115529.htm.　　[9]布热津斯基，大抉择[M]，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0]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11]http：／／opinion.省略／opinion_49_25549.html.　　责任编辑：文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