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冼星海

歌词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意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

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冈万丈高，

河东河北，高梁熟了。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

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家乡！保卫黄河！

那一次我所听到的《黄河大合唱》，据说还是小规模的，然而参加合唱人数已有三百左右；朋友告诉我，曾经有过五百人以上的。那次演奏的指挥是一位青年音乐家（恕我记不得他的姓名），是星海先生担任鲁艺音乐系的短短时期内训练出来的得意弟子；朋友又告诉我，要是冼星海自任指挥，这次的演奏当更精彩些。但我得老实说，尽管“这是小规模”，而且由他的高足，代任指挥，可是那一次的演奏还是十分美满；———不，我应当承认，这开了我的眼界，这使我感动，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里抓，痒痒的又舒服又难受。对于音乐，我是十足的门外汉，我不能有条有理告诉你：《黄河大合唱》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鄙吝全消，发生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

一人伏案，执笔沉思，大的斗篷显得他头部特小，两眼眯紧如一线。这人就是冼星海，这幅木刻就名为《冼星海作曲图》。木刻很小，当然，面部不可能如其真人，而且木刻家的用意大概也不在“写真”，而在表达冼星海作曲时的神韵。

那时我正在候车南下，而他呢，在西安已住了几个月，即将经过新疆而赴苏联。当他走进我的房间，自己通了姓名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呀，这就是冼星海么！”我心里这样说，觉得很熟识，而也感得生疏。和友人初次见面，我总是拙于言词，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而在那时，我又忙于将这坐在我对面的人和马达的木刻中的人作比较，也和我读了他的自传以后在想像中描绘出来的人作比较，我差不多连应有的寒暄也忘记了。然而星海却滔滔不绝说起来了。他说他刚出来，就知道我进去了，而在我还没到西安的时候就知道我要来了；他说起了他到苏联去的计划，问起了新疆的情形，接着就讲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我对于音乐的常识太差，静聆他的议论（这是一边讲述他的《民族交响乐》的创作计划，一边又批评自己和人家的作品，表示他将来致力的方向），实在不能赞一词。岂但不能赞一词而已，他的话我记也记不全呢。可是，他那种气魄，却又一次使我兴奋鼓舞，和上回听到《黄河大合唱》一样。拿破仑说他的字典上没有“难”这一字，我以为冼星海的字典上也没有这一个字。他说，他以后的十年中将以全力完成他这创作计划；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

我深信他一定能达到。因为他不但有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魄力，

并且因为他又是那样好学深

思，勇于经验生活的各种方面，勤于收集各地民歌民谣的材料。他说他已收到了他夫人托人带给他的一包陕北民歌的材料，可是他觉得还很不够，还有一部分材料（他自己收集的）却不知弄到何处去了。他说他将在新疆逗留一年半载，尽量收集各民族的歌谣，然后再去苏联。

现在我还记得的，是他这未来的《民族交响乐》的一部分的计划。他将从海陆空三方面来描写我们祖国山河的美丽，雄伟与博大。他将以“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间的娱乐作为他这伟大创作的此一部分的“象征”或“韵调”（我记不清他当时用了怎样的字眼，我恐怕这两个字眼都被我用错了。当时他大概这样描写给我听：首先，是赞美祖国河山的壮丽、雄伟，然后，狮子舞来了，开始是和平欢乐的人民的娱乐，———这里要用民间“狮子舞”的音乐，随后是狮子吼，祖国的人民奋起反抗侵略者了）。他也将从“狮子舞”、“划龙船”、“放风筝”这三种民族形式的民间娱乐，来描写祖国人民的生活、理想和要求。“你预备在旅居苏联的时候写你这作品么？”我这么问他。“不！”他回答，“我去苏联是学习，吸收他们的好东西。要写，还得回中国来。”

那天我们的长谈，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谁又料得到这就是最后一次啊！“要写，还得回中国来！”这句话，今天还在我耳边响，谁又料得到他不能回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写这小文的时候还觉得我是在做噩梦。

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我半晌说不出话。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死了！

昨晚我忽然这样想：当在国境被阻，而不得不步行万里，且经受了生活的极端的困厄，而回莫斯科去的时候，他大概还觉得这一段“傥来”的不平凡的生活经验又将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绮丽的色彩和声调；要是他不死，他一定津津乐道这一番的遭遇，觉得何幸而有此罢？ 现在我还是这样想：要是我再遇到他，一开头他就会讲述这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且要说，“我经过中亚细亚，步行过万里，我看见了不少不少，我得了许多题材，我作成了曲子了！”时间永远不能磨灭我们在西安的一席长谈给我的印象。

一个生龙活虎般的具有伟大气魄，抱有崇高理想的冼星海，永远坐在我对面，直到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只要我神智还没昏迷，他永远活着。

少年时期

冼星海

冼星海[1]

1905年6月13日，冼星海生于澳门一个贫苦的家庭。[2]

冼星海6岁时随母亲亲黄苏英去新加坡新加坡，进入了新加坡的养正学校。养正学校的区健夫老师，最先赏识冼星海的音乐秉赋，并选他进入学校军乐队，让他开始接触乐器和音乐训练。

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1918年，母亲想方设法来到广州，把13岁的冼星海送进了岭

南大学（现中山大学）学习小提琴，开始正规的音乐课程。

进入岭南大学后，为了贴补家用，冼星海依靠每天售卖两个钟头的书、纸、笔等物，和加入岭南银行乐队这两件工作，来维持学费和伙食费。他在乐队里担任演奏直箫，后来成了附中管弦乐队的指挥，因为他吹奏单簧管很有韵味，由此得到“南国箫手”的雅号，连培正中学也请他去做音乐教员和乐队指挥。

法国求学

冼星海

冼星海

1926年春，冼星海考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靠在学校图书馆任助理员维持生活，期间师从作曲家萧友梅和俄籍小提琴教授托诺夫。

1928年，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主修小提琴和钢琴，后因参加学潮被迫退学。

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冼星海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

1934年，冼星海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学习作曲兼学指挥。他是该班的第一个中国考生，由于衣着不够华丽，险些被法国门警所阻而不得入考场。考试后，主考老师保罗·杜卡斯代表全体评委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冼星海只说了“饭票”两个字，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2]

救亡创作

1935年，冼星海毕业回国，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并赴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

一次，冼星海参加了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对峙时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2]

延安生活

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于是，他高兴地对妻子钱韵玲说：“我们到延安去吧。”说走就走，这年11月，两人携手离汉去延安。他们在途中结成了伴侣。

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延安“女大”兼课。在鲁艺，他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在政治上，他追求进步，于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诗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经他谱曲，也成了旷世千古的绝响。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连声叫好。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党中央决定每月给冼星海15元津贴，而当时朱德总司令每月津贴只有5元。另外，鲁艺的助教有6元，教员有12元。冼星海每星期能吃两次肉，两次大米饭，每餐多加一个汤。这些都体现了党组织对特殊人才的尊重。[2]

病逝苏联

1940年5月，冼星海赴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临行前，毛泽东在家中请他吃饭并饯行。1941年6月22日随着苏德战争爆发，该片制作停顿。他想经新疆回延安，却因当地军阀盛世才反共、交通中断而未成，被迫羁留于哈萨克的阿拉木图。在供应十分困难的战时条件下，他相继完成了《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一交响乐”）、《神圣之战》（“第二交响乐”）、管弦乐组曲《满江红》、交响诗《阿曼该尔达》和以中国古诗为题材的独唱曲。因劳累和营养不良，他的肺病日益严重。1945年初，苏联有关方面将他送到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刚住进医院，冼星海便开始创作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但病魔无情，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克里姆林宫医院，年仅40岁。

差不多了，你再看看，加点图片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