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系"是一种历史现象

国家卫计委在5月4日要求各级卫生计生部门立即组织对辖区内医疗机构违规出租或变相出租科室、违规开展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情况开展全面清理。

事实上，多年来，政府对于“科室外包”一直明令禁止。

早在2000年，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中就明确指出，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不得投资与其他组织合资合作设立非独立法人资格的营利性的“科室”、“病区”、“项目”。此后的2004年、2009年、2015年，都曾一再发文禁止。

16年过去了，“科室外包”仍然未绝，医改进程也未如人意，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难以缓解，医患矛盾突出，魏则西死后不到一个月，又发生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退休主任陈仲伟被20多年前的患者杀死的恶性事件。

16年过去了，中国医改之路再走到十字路口。“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民营医疗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讨论声不绝于耳。

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民营医疗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随着社会对医疗服务的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仅有公立医院是无法满足的。并且，社会资本更多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后，政府可以腾出更多资源投入基本医疗服务，更好地保障社会公平。研究医疗体制改革多年的中欧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莆田系医疗的畸形发展是医疗市场化扭曲发展的结果或表现，正是因为市场化不充分才导致民营医院无法正常生长壮大，民营医院在正常的市场体制中应该占据医疗的主体地位，在许多发达国家，有70%的医疗服务是民营医院承担的。”

民营医院数量首次超过公立医院

民营医疗的存废，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是医疗市场化。这个医疗界和经济界争论多年的问题，至今莫衷一是。

在中国，医改的导向以政府主导为主体，并逐步引入了市场化因素，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卫生部提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被认为是中国医疗市场化的信号之一。“莆田系”办医也基本发端于这个时期，2000年，国家卫生主管部门颁布发布规定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同时禁止公立医院科室承包，“莆田系”医疗也在这时开始大规模发展并谋求转型。2009年“新医改”以来，国家再次提出鼓励与支持社会资本办医，以推动形成多元办医，为群众提供多层次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社会资本加快进入医疗领域，使得办医主体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9月，中国民营医院数量为1.36万家，首次超过公立医院数量1.33万家。值得注意的是，民营医院增加的同时，公立医院数量在逐渐减少。有数据显示，2015年5月，公立医院同比减少64个，民营医院同比增加1487个。蔡江南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在数量上几乎平分，但目前民营医院仍规模偏小，服务数量在整个医疗服务市场中的比重较低，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份额。”

无论是民营医院的畸形发展，还是公立医院的医患纠纷，都折射出医改的核心问题——看病贵看病难没有得到有效缓解。蔡江南认为，通过充分的市场化运作，民营医院成为市场医疗的主体，公立医院提供民营医院无法承担的、亏损的一些服务，费用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实现。只有在政府有效监管之下，多元办医才是可行之道。

“市场化不到位导致医患紧张”

时代周报：魏则西事件的持续发酵，令舆论质疑以莆田系为代表的民营医疗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让市场调节医疗资源是不是正确选择？

蔡江南：这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莆田医院、其他民营医院、公立医院都有出错的时候，不能因为个例而否定莆田系医院存在的必要。让市场调节医疗资源才是正确选择，在政府对社会资本办医卡的过严苛时，好的社会资本无法进入医疗领域，劣币驱逐良币，反而给不良医院开辟了天地。

时代周报：有学者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把患者和医生推向医疗市场化，会导致更加极端的情况。医疗市场化能否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

蔡江南：恰恰是市场化不到位才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以药养医、医生的职业价值得不到认可、医患沟通不充分，以及政府监管的不到位等，这些都是市场化不够充分的体现。

时代周报：医疗市场化在中国讨论多年，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9月，我国民营医院数量（13600家）首次超过公立医院数量（13304）。在正常的市场化机制下，民营医院在医疗大环境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和公立医院比肩，还是作为补充？

蔡江南：在正常的市场化机制下，民营医疗应是医疗市场的主体，70%的医疗行为由民营医院承担，公立医院提供民营医院无法承担的、亏损的一些服务，为社会弱势人群提供公益性服务，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由公立医院承担。不过，当前我们离这一理想模式还差得很远，虽然中国目前民营医院数量与公立医院数量差不多，但公立医院占据了医疗市场80%甚至90%的服务份额。

医生流动是医疗市场化的关键

时代周报：医疗市场化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本办医。2000年，卫计委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印发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提出“限制公立医院规模”，给社会办医留下一定的空间。民营医疗机构不同于非营利性质的公立医疗机构，在做好公共服务这方面，它跟公立医疗机构是不是应该有所区分？

蔡江南：公共服务的两大块，公共卫生服务和公益性医疗。公共卫生服务是由政府来买单，一般由公立医疗机构来提供，民营医疗机构也可以提供，国务院有文件指出建议把这些公共卫生服务交给民营机构服务。

公益医疗服务即低于市场价格的医疗服务，民营医院的性质决定了它是没有责任和义务进行公益医疗服务的，当然有这项服务更好。公益性医疗也需要政府进行资金补贴。

时代周报：当前社会资本很难进入公立医院，这种情况下，以莆田系为首的民营医院正在谋求转型，成功的例子比如和美妇儿在香港上市。民营资本办医的出路在哪里？是不是只能从妇幼保健、整容整形这种轻资产、不在医保之列的专科入手？

蔡江南：在当前公立医疗垄断了医疗资源的情况下，民营医疗在人才、卫生规划、市场准入、科研经费、医保定价上都没有和公立医疗在平等竞争的起跑线上，所以民营医院往往只能从技术门槛低或者没有医保覆盖的专科做起，例如妇产科、整形外科等领域。将来在一个合理的体制内，民营医疗是可以做综合性医院。

时代周报：在国外拥有高端科技手段的医院反而是民营医院，而我们的民营医院几乎是低端、欺骗的代名词，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

蔡江南：1949年之后，政府的理念是认为医疗应该是由政府来主导的，把医疗定义为公益性服务产品，当时的意识是不需要民营医疗的存在。改革开放之后，政府想用市场来调节来效调配医疗资源，但公立医院和行政体系又掣肘市场化，作为医疗资源的核心医生是体制内人，无法流动到民营医院，这种情况下，民营医院在医生资源上的劣势导致了它要四处挖人或者包装欺骗。

时代周报：国内民营医疗运作得好的有哪些样本？

蔡江南：北京三博脑科、和睦家、瑞尔齿科等都是好的民营医疗样本，不同于莆田系第一代游医低水平的医疗，完全追求盈利，这些样本共同的成功经验是都是由专业的医科人员组建起专业团队，这样的“基因”导向其不完全以营利为目的，还以追求高精尖的医疗水平为目的。这又能够吸收更多专业的人才。专业性再加上市场化的运作是成功的条件。

卫计委监管不到位

时代周报：借鉴发达国家的医疗体制来看，医疗走市场化的方向是必要的，但在缺乏监管之下，市场化很容易造成畸形，监管之责应该由政府部门承担。2000年国家卫计委就曾叫停公立医院科室外包，此次又强调一次。根据你的了解，这16年来国家卫计委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进展？

蔡江南：卫计委只对自己监管体系内的医院监管，卫计委不仅无权监管部队医院，甚至对国有大型企业的医院、民营医院都没有较好的监管，主要是落实对公立医院的监管。监管的方式前松后紧，对准入标准有严苛的监管，但准入之后的监管缺乏明细的条例没有有效监管。目前政府缺乏对整个卫生行业的全方位的监管体制，卫计委权限受限导致监管不到位是医疗体制当前一个很大的问题，

时代周报：而这16年间，中国医疗市场化的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其中莆田系的发展轨迹和变化又是怎样的？

蔡江南：莆田系的畸形发展是中国医疗市场化不顺利的一个结果或者说表现。1980年左右，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出现“雪崩”，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重新陷入自费医疗的境地；同时，城镇医疗开始市场化，医院开始试点“企业化管理，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对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1980年，政府补贴占医院收入的比重为30%，现在则不到10%。与此同时，第一批莆田人开始背着医药包，游走于中国的大街小巷。

上世纪90年代，一些不适应市场化改革的公立医院陷入财务危机，尤其以极度依赖国家输血的一二级医院及消防、武警医院为主。走街串巷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莆田系开始承包科室，用正规医院包装自己开始了第一次转型。2000年，卫生主管部门发布规定禁止非营利性医院中私人承包科室，部队医院成了莆田系最后的温床。

2000年卫生主管部门还发布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医疗行业，此后莆田系开始对全国大量医院并购，并借着这些医院的旗号和名声，完成了第二次转型，并开始朝着产业化道路发展。

时代周报：你如何评价莆田系在中国医疗市场化进程中的角色？

蔡江南：在世界各国，民营医院的发展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这是无法避免的，需要时间去完善。莆田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一方面冲击了公立医疗一统天下的局面，特别是在转型的一些莆田系在朝着正轨有序的方向发展。这是积极的一面，消极的影响则是给民营医疗的声誉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时代周报记者刘金环发自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