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特征.危害及其演化机制

　　[摘要]以2005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影响力比较大的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为分析样本，基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事件影响力维度三个维度以及危机生命周期理论，探究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征、危害及其演化机制。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各种结构性、非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近些年来，全国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表现为几大特点：一是数量逐年上升，从1993年0.87万起、1994年的1万余起，上升到2003年的5.8万余起，增加4.8倍，年均递增16.9%； 2005年上升至8.7万起，而2006年已超过9万起。二是参与人数逐步增加，从1994年的73.2万人次，上升到2003年的307.3万人次，增加32倍，年递增12.3%。三是事件规模不断扩大，100人以上的事件从1994年的1388起，上升到2003年的6831起，增加3.9倍，年均递增14.6%（黄建宏、肖显富，2009）。[1]究其根源，既有由自然原因导致的自然灾害（例如地震、旱灾、水灾等）衍生而来的社会问题，又有由人类社会自身原因所导致的各种社会性危机（例如社会动乱、战争、恐怖袭击等）两大类。其中，由人类社会自身原因所导致的各种突发事件，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原因区分出一些主要类型，如由于技术原因所导致的，由于经济原因所导致的，由于政治原因所导致的，由于社会纠纷与冲突所导致的，由于文化价值差异所导致的，由于社会心态原因导致的突发事件等（洪大用，2008）。[2] 　　一、研究回顾 　　理论社会学家提出了诸多理论来解释集合行为的机制和过程。国外关于集群行为的机制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①暗示、模仿理论。认为在集群的情景下，由于社会促进而产生反应增强和动员集群成员行为，彼此间容易产生暗示和模仿，因而无论在成员的心理上还是在行为上均显示明显的同质性。②感染理论。认为在集群的情景下，就像受传染病传染那样，群体的情绪、观念及兴奋感迅速向周围人传播，人们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很快地受到感染。但是，集群成员被感染的程度，则取决于个人参加集群的态度和目的。③需要不满理论。认为在集群的情景下，个人很容易将自己难于消除的不满转化为集群的行为，用这种方式宣泄自己的不满。如在集群中，常能看到群体暴力性破坏行为和攻击行为。④群体标准理论。在一定的场所下，由于集聚大量的人，很快就形成了群体的判断、感情和需要的规定，这一群体的标准决定了每个人的行为及思想方式。⑤压力理论。在集群的情景下，大多数的人具有共同的动因而显示共同的反应，产生一定的压力，使个人感到要遵从群体行为，而且使个人相信群体的行为是正当的。近期对集群心理较有影响的研究者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K.兰和G.E.兰、R.H.特纳和L.M.基利安。K.兰和G.E.兰提出的理论试图解释一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步骤和机制才逐步形成列朋所描述的群众；特纳和基利安则提出了“紧急规范理论”，认为当一群人处于模棱两可的情景下，某个人的行为举止就可能成为所有人行为的规范，促使人群的情感、行为趋向一致。 　　突发事件理论研究在西方国家起步比较早，特别是在美国。以卡罗林纳大学的james l.morrison为代表的学派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突发事件理论的研究，如今，在美国、欧洲、俄罗斯以及亚洲的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突发事件管理理论已经达到量化的水平。中国突发事件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晚，主要是基于灾害预警系统方面的研究。[1] 　　近年来，基于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快速增长态势，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波研究热潮。梳理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可以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大致归纳研究进程与现状。 　　从研究视角看：社会学视角与非社会学视角并行。国内学者基于国外相关理论分析国内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基于博弈论（周定平，2008）[2]、集体行动理论（刘能，2008）[3]、政治参与理论（苗贵安、王云骏，2009）[4]、社会冲突理论（黄建宏、肖显富，2009）等视角。[5] 　　从研究方法看：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研究并重。就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研究，既有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微观层面上关注国家与公民互动过程，研究权力运行与权力结构在群体性突发事件形成与发展中的关系；又有小叙事、大视野的研究方法，从宏观层面关注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诱发原因、发展规律、对策设计等进行一般性解释与阐述。 　　从研究内容看：学理性探讨与对策性探究并举。目前学术界就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研究，其侧重点既有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概念、类型、特点、原因、后果的学理性探讨，也有如何预防和解决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对策性探究。 　　本文主要以2005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影响力比较大的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为分析样本，探究其特征、危害及其演化机制。 　　二、研究设计 　　1.样本分布特征分析 　　课题组跟踪研究了历年来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影响力比较大的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建立了比较详细的案例库。在案例库中，分别按照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事件影响力维度来抽样。从时间维度看，分别涵盖2005～2009年；从空间维度看，覆盖了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一般发达地区、较不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从事件影响力维度，主要抽取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其中：分别根据其影响力大小可以分为4个等级。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将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 　　关于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等级划分标准，本文参照我国现行的交通事故等级划分标准，设定如下：四级事件：是指一次造成轻伤1至2人，或者财产损失不足1000元的事件。三级事件：是指一次造成重伤1至2人，或者轻伤3人以上，或者财产损失不足3万元的事件。二级事件：是指一次造成死亡1至2人，或者重伤3人（含3人）以上10人（含10人）以下，或者财产损失3万元以上不足6万元的事件。一级事件：是指一次造成死亡3人以上，或者重伤11人以上，或者死亡1人，同时重伤8人以上，或者死亡2人，同时重伤5人以上，或者财产损失6万元以上的事故。 　　基于时间、空间、事件影响力三个维度的样本分布特征见表2-1： 　　表2-1 样本分布特征 　　2.样本基本类型特征 　　关于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类型特征，一般基于组织特征和利益诉求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前者是指该事件是否事先有组织有谋划，具体包括有组织、无组织两类；后者是指事件的行为主体是否有直接的利益诉求，具体也可分为有直接利益诉求、无直接利益诉求两类。基于上述二维分析，样本的类型分布特征见表2-2。表中统计结果显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的样本占30%；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样本占35%；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的样本占5%；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样本占30%。 　　表2-2 样本的类型分布特征 　　3.研究方法：HVC（Hazards，Valnerability， 　　Capacity）评估法 　　关于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损失评估重点，主要是对社会系统的脆弱性进行分析与事件风险度评估，目前常用的方法是HVC评估法。这种方法将可能导致突发事件的危险要素、社会的脆弱性和社会的承受能力综合起来加以考量，具体步骤是：首先，进行可能导致突发事件的风险要素评估，包括类型、征兆、频度（可能性）及持续时间等；其次，进行社会脆弱性评估，包括影响程度、地理位置、人的防范能力、发生的原因、公众意识等；再次，根据风险矩阵，得出风险总体水平；最后，评估社会承受能力，包括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可利用的资源、应急响应能力等，并将突发事件风险与社会应对能力进行投影分析。 　　三、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损失与风险评估 　　本文采用HVC评估法，对20个事件样本进行分析。统计分析及结果显示，20个样本中，风险等级为1级的占65%，2级占10%，3级占15%，4级占10%。 　　表3-1 20个事件样本的损失与风险评估 　　四、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风险源分析 　　洪大用认为，目前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并行，传统因素、现代因素与后现代因素并存，导致现阶段是社会不和谐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因而也是各种类型公共危机的易发期。在此多事之秋，气候变化、环境污染与衰退、技术风险、产业调整、失业下岗、生产事故、劳资纠纷、社会保障失灵、城市移民、社会分化、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公权腐败、干群矛盾、公众参与、群众维权、主文化疲软、思潮混乱、信仰失落、心态失衡、恐怖袭击、传染病、社会控制弱化、危机管理能力不足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等主客观因素的存在，都有可能诱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洪大用，2008）。[1] 　　本文将上述原因归结为经济源、社会源、政治源、自然源、技术源、混合源等。其中，经济源包括征地拆迁及补偿、产业调整、生产事故、劳资纠纷、资源权属纠纷、非法集资、国有及集体资产流失、经营承包权属问题等；社会源包括社会保障失灵、城市移民、社会分化、失业下岗、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等；政治源包括公权腐败、干群矛盾、公众参与、群众维权、基层选举违规操作等；文化源包括主文化疲软、思潮混乱、信仰失落、心态失衡等；自然源主要指自然灾害、生态退化等；技术源包括传染病、社会控制弱化、危机管理能力不足等；混合源包括多种要素如人为因素导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多因素引发的恐怖袭击等，均属于此类。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20个分析样本中，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风险源分布情况如表4-1所示。结果显示，20个样本事件的主要风险源的比重依次为：经济源居首，占35%；混合源次之，占30%；社会源为20%，政治源为10%，技术源为5%。 　　表4-1 20个样本事件的主要风险源分布 　　五、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化机制 　　关于突发事件演化阶段的划分，常见的是基于管理流程的“三阶段论”，即“事前、事中、事后”的划分，还有一种基于发生过程应急管理措施的“四阶段论”，即“预警期、应急期、缓解期和重建期”，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演化阶段划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期、成长期、爆发期、平息期、重建期”。 　　对于某个突发事件而言，就是从事件萌芽回到消失的全过程。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是一类非常规突发事件，也可以应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来分析。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评价，是一个评价与事件、影响或行动相关的社会负荷的客观过程，它通过识别事件性质及其类型，评价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及其危险度，并评估和确定实施应急管理的机会。该评价涉及突发事件的整个生命周期。 　　一般来说，突发事件有其自身的运动和演化规律。比较典型的是Fink（1986）所提出的“危机生命周期”的概念，他借用医学术语形象地对危机的生命周期进行了描述，把危机生命周期划分为危机征兆期（Prodromal）、危机发作期（Breakout）、危机延续期（Chronic）、危机痊愈期（Resolution）四个阶段。Fink模型不仅勾勒出危机的过程，并且侧重阐述危机每一个阶段的特点。这一框架为危机管理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1] 　　课题组基于Fink模型以及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演化特征，将突发事件的生命周期划分为五个阶段，包括萌芽期、成长期、爆发期、平息期、重建期，这个过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突发事件生命周期。 　　第一个阶段是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萌芽期。在这个阶段，由于影响社会安全的风险要素或危机隐患非常隐蔽，隐含的社会风险问题不易察觉，因此常常容易被管理主体忽视。 　　第二个阶段是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成长期。在这个阶段，警兆信息显示有潜在的风险乃至危机可能发生。在群体性事件突发之前，一般就有一些征兆显示公共危机有可能发生。如果对这些征兆和信息有足够的意识，就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前采取行动尽量减少风险和危机发生所造成的损失，也使得公众对即将发生的问题有足够的认识和准备。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爆发期。在这一个阶段，具有危害性的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发生并引发危机。这种阶段，事件对受害者的身心健康乃至生命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对社会和国家的物质的、非物质的影响深远和巨大的。 　　第四个阶段是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平息期，同时也是危机的延续期。在这个阶段，危机的影响持续，同时也是相关行为主体努力消除危机的过程，作为事件管理责任方，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实施应急管理，各方行为主体在事件平息期要形成合力化险为夷。 　　第五个阶段是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重建期。在这个阶段，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已经完全解决，所以又被称为危机痊愈期。实际上，仅仅停留于突发事件的解决还远远不够，还要消除该类事件对受害人群的身心影响，重建社会公众的信心，这才是最为关键的。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在20个分析样本中，不同类型的事件各演化阶段持续的时间和风险性是有差异的（假定持续时间长短分别用1、2、3、4、5对应于很长、较长、一般、较短、很短。风险性分别用1、2、3、4、5对应于很大、较大、一般、较小、很小），则得到下表5-1： 　　六、结论及讨论 　　本文主要以2005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影响力比较大的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为分析样本，探究其特征、危害及其演化机制。 　　首先，基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事件影响力维度三个维度对样本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其次，基于组织特征和利益诉求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结果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的样本占30%；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样本占35%；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的样本占5%；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的样本占30%。第三，采用HVC评估法，对20个事件样本进行分析。统计分析及结果显示：20个样本中，风险等级为1级的占65%，2级占10%，3级占15%，4级占10%。第四，对20个样本事件进行风险溯源，主要风险源的比重依次为：经济源居首，占35%；混合源次之，占30%；社会源为20%，政治源为10%，技术源为5%。第五，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演化阶段划分为萌芽期、成长期、爆发期、平息期、重建期五个阶段，不同类型的事件各演化阶段持续的时间和风险性是有差异的。